“红绿联盟”生态社会主义的最新进展——施罗德领导社民党同绿党联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绿党论文,罗德论文,红绿论文,最新进展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9月27 日,由社会民主党和联盟90/绿党共同组成的“红绿联盟”在德国第十四届联邦议院选举中以47.5%的得票率赢得胜利。10月20日,“红绿联盟”签署组成新一届德国政府的协议。“红绿联盟”的胜利意味着生态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执政地位,成为内阁执政党。这标志着已有近30年发展历史的生态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获得重大推进。
“红”“绿”联盟的历史发展过程
历史地看,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运动中出现的“绿色社会主义”,从起源上就天然地具有“红”(社会主义)“绿”(生态运动)结合的性质,是一种内在的“红”“绿”联盟。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社会主义在30年间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可以视为“红”“绿”联盟的三种历史实现形式:
70年代,“红”“绿”联盟的形式体现为“从红到绿”。“从红到绿”原是德国生态社会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鲁道夫·巴罗在80年代初撰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它准确地概括了70年代欧洲一部分左翼人士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生态社会主义思潮首先出现于绿色运动的大本营德国,它谋求“绿色”(生态运动)和“红色”(共产主义运动)两种政治力量的汇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群众联盟。“从红到绿”的第一代生态社会主义者主要是欧洲各国共产党内持不同政见人士,如绿党主要理论家、被誉为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的代言人”的巴罗曾是原东德统一社会党的重要理论家、早期介入罗马俱乐部的亚当·沙夫则是前波兰统一工人党意识形态负责人。
80年代,这一联盟的特点表现为“红绿交融”。随着80年代绿色生态运动的蔓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在整个西欧迅速崛起,呈现出“红”、“绿”交融的景观。除了绿党中出现激进的社会主义左派以外,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已不局限于个别红色阵营人士的“绿化”,从最初对绿党的拒斥转向谋求与绿党结盟。社会主义左派与绿色生态运动的结合,使80年代世界范围的反战、反核、和平、裁军、环境保护等运动显现出空前的规模。“红”“绿”政治力量在现实运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德国绿党公开打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澳大利亚共产党首先提出了“红绿联盟”的纲领。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时不满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试图寻求一条能够吸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参与的生态激进主义的革命道路。
进入90年代以后,“红”“绿”联盟的特点具体体现为“绿色红化”,即绿色运动的社会主义化、共产主义化,标志是理论上“红色绿党”(Red Greens)概念的成熟。由于冷战的结束为绿色生态运动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形成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苏东剧变后重新探讨社会主义命运的西方社会主义左派纷纷把目光投向绿色生态运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的结合,并形成了绿色政治中的“红色绿党”一翼。“红色绿党”主要包括生态运动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两大派别。“红色绿党”明确地将自己与绿党主流相区别,反对一般的生态中心主义及其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思想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代生态社会主义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生态运动,解救全球生态危机。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在总体上体现了使绿色运动“红化”的倾向。
红绿联盟是红绿双方的双赢
“红”“绿”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说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绿色运动具备与红色社会主义运动联姻的客观基础;二是西方传统的红色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联合绿色运动的客观需要。在80年代以前,“红”“绿”双方都没有确认以上事实,它们在思想上相互抵牾,在组织上彼此排斥,不以对方为联合对象和合作伙伴。绿党认为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曾与工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联系,因此它们要走非“黑”(基民党)非“红”(共产党、社民党)的绿色道路。与此同时,从欧洲到全球的红色左翼均不重视新生的绿色政治,拒绝把绿色运动所代表的新社会运动看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大左翼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德国社民党对绿色政治持批评态度,认为新运动是一个饱和社会中的典型现象,虽然有根本上反制度的成分,但是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范畴,是“向后看”的运动。基于“红”、“绿”双方彼此缺乏认同,80年代中期以前客观上不存在“红绿联盟”的可能性。由于战后,尤其80年代以后西方的显著变化,“红”“绿”两大政治力量在西方反战、反核的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实践中产生了一定共识,形成了事实上的大左翼统一战线。西欧社会民主党顺应历史潮流,抛弃了以往对绿色运动的排斥态度,开始谋求与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结盟。本届德国大选“红绿联盟”联手取胜,终于使历史上生态社会主义自身发展过程中内在的“红”“绿”联盟外化为现实政治中的“红绿联盟”,即生态社会主义(“红色绿党”)与生态主义(“绿色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国家层面上的结盟。“红绿联盟”是“红”“绿”双方的双赢:它既是绿色生态运动一个历史的选择,也是欧洲社会主义左翼主流——社会民主党长期战略的胜利。
从绿色政治的角度,绿党需要红色政党的支持。绿色运动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但由于其社会基础的分散、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和个人主义价值取向,自身缺乏强大的组织力量,也提不出具体的、有力的社会政策,因此在实践中显得政治上脆弱,组织上涣散,社会目标耽于空想。绿色运动对资本主义现行体制进行的文化抗议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基础而力度不够。因此,绿党在世界上出现20年来,作为时尚,它普及了一种绿色意识形态,以至于当今各派政党无不争贴绿色标签;作为政党,各国绿党始终难有重大作为,即使是在80年代的鼎盛期也没有争取到超过百分之十几的支持率。在本次德国大选中,联盟90/绿党仅获6.5%的选票,排在自由民主党之后列第四位; 而老牌的社会民主党却赢得了41%的大比分胜利,得票率稳居第一。不借重红色政党在与资本主义斗争中的长期经验和组织能力,不仰仗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优势,绿色运动和绿党无力单兵作战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只有依靠“红绿联盟”,绿党才取得了享有执政地位这一历史突破。
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社会主义政党需要从以绿色生态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中汲取新的动力。80年代以后,随着工会的衰落、传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淡出,欧洲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面临重大挑战;冷战的结束、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更迫使社会民主党面向动员面非常广泛的绿色运动和其他新社会运动,寻求解脱危机的新出路。著名的左翼理论家安德列·高兹和亚当·沙夫从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社会主义前途和新左派历史使命的战略高度,提出了“红绿联盟”的必要性。他们指出:(1)传统的社会主义陷入危机。 当代科技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是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劳动的消亡和无产阶级的消亡。在这场改造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为社会所必须和认可的就业文明的复杂转变过程面前,传统的社会主义左派的主流由于回避结构性失业问题及其原因即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而陷入深刻的危机。(2)社会主义没有过时。 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不能说就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是互相矛盾的。为了解决二者的冲突,必须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它限制利润和市场的逻辑,凸现了社会主义事业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的清晰意义。(3)社会主义必须与新社会运动结盟。 如果社会主义要生存下去,它必须回到一百年前社会主义的起源,组成反叛资本主义的联盟,进行激进的社会批判。社会主义左派要在组织上把宽容态度贯彻到底,坚持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建立一种新左派,即30年代反法西斯人民阵线那样的联盟,共同反对晚期资本主义,为解决当代全球问题指明行动方向。
红绿联盟执政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在冷战后90年代的实践中,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最新的党纲中把“绿色”条款置于中心地位,“绿化”红色政党的经济纲领,并要求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红绿联盟”。从80年代澳大利亚共产党率先提出“红绿联盟”的设想,到1998年德国“红绿联盟”的胜利,左翼的“红绿联盟”战略经历漫长的努力进程终于结出了丰花硕果。“红”“绿”双方在反资本主义体制这一基点上找到了批判的共同方向和政策的基本点,从而成为文化批判的同盟军和政治联盟中的伙伴。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红绿联盟”对欧洲的中左政府有示范作用,为克服冷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塑造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形象走出了一条新路。
德国“红绿联盟”的建立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它揭开了生态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昭示着这个新兴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前景。生态社会主义在本世纪末的这一进展,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新样式,同时也提出了新问题,例如:近30年来西方社会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构成“红绿联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绿色生态运动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什么关系?思考这些新问题不仅有助于认识生态社会主义的地位和前景,而且有助于反省20世纪社会主义战略的成败,推进21世纪社会主义战略的选择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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