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权力与话语
--《民国化平县志》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樊 莹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本文通过对《民国化平县志》的历史人类学的话语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方志不仅是传统历史学的“文类”，更是一种权力生产的文本话语，这种话语是国家、地方与民间话语之三种权力层级的顺势合谋与应时利用，是大写的“王朝”或“国家”、“地方”与小写的“个体”之权力对话创作的文本。作为话语的文本表明历史的记录与写作不只是一种知识能力，更是一种知识的话语权力。历史的研究（包括方志学）若仅凭“史料”的引证而忽略“史料”背后的语境、国家或地方权力的层级与配置、话语者“身份”的解析，就可能会陷入权力的陷阱。那些超越特定历史语境的所谓的真实的、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或者说它作为“标准”的历史知识其客观性、真实性只存在于特定的权力语境中，不论是“正史”还是“方志”都是如此。
关键词： 民国化平县志；话语；权力；历史人类学
近年来，暧昧的历史人类学成为学科话语的“宠儿”，不论是传统历史学“走进历史的田野”，还是人类学“走进田野的历史”，在聚焦中国社会和历史研究方面二者不约而同地走在了一起，传统史学认识到无法仅凭前人的“文献”而在“历史的田野”语境之外认识历史的心性，而人类学也意识到理解复杂的中国社会无法在历史之外仅凭 “田野工作”的视野看透历史的本真，由此二者的视阈交汇点就落在了“文献”（主要是三种文类：正史、方志、家谱）上——它不只是“史料”，更是“文本”——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权力话语。本文研究的方志《民国化平县志》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它成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此地是19世纪70年代清朝设置“化平直隶厅”而安置受抚的陕甘回民的善后之地，虽为王朝官设之地，却始终无志，到民国时期此地更名为化平县，首部方志才应时而生。本文通过对此方志的话语分析——方志纂修的历史语境、“谁”来写、为“谁”而写、写了“什么”来揭示文本生产背后的权力话语。此地从清代“无志”的“化平直隶厅”之没有“历史”的人，到民国时期“有志”的“化平县”之有历史的人的“变身”，其历史语境正是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及其权力话语的转移而生产的文本，是国家、地方与民间精英之三种权力话语层级的顺势合谋与应时权变的产物。它作为历史的话语——“无志”与“有志”的话语背后不仅是一个地方族群社会历史变迁的反映，而且是其身份、地位与权力变化的表征。因此，作为文本的“方志”是权力的生产，文本又成为权力话语的表达。
一、“无志”的化平直隶厅：没有“历史”的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盖世儒赴化平县就任县长，其曰：“甲戌秋，余奉省府命来权化平。下车后，见城垣圮废，官署坍塌，兼之古物百无，文典缺如……乃遍觅邑志，询诸耆绅……向无县志。”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至县志既无，何能惩前毖后？何能鉴往知来？余目击斯县，地方破败，文化落后，儒士晨星，情况惄焉，忧之。 ”［1］追溯此地历史，清同治十年 （1871年）专设化平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化平县，至民国二十五年，已是65年之久，如此时长又何以无志？既然是王朝官设之直隶厅，又何以不修志而鉴古知今？是“文化落后，儒士晨星”之故？还是不值得被史志或有意的历史忘却？其实这背后隐含着此地不寻常的历史，正如此地之名“化平”所隐喻的匿名历史——在文本话语“缺失”的权力背后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人。
至少始于19世纪40年代，夕阳垂暮的清王朝在外部的“天崩地裂”与内部的“礼崩乐坏”中艰难地步入了改朝换代的历史惯性轨道，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北方的捻军起义和西部的回民起义成为王朝国家油尽灯枯的重要“星火”。晚清重臣左宗棠在相继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之后，于19世纪70年代最终平定了西北回民起义，化平直隶厅的设置就是王朝平叛善后的最后“制度”安排。善后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涣其群，孤其势”、“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2］，善后安置地的选择标准是“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3］。最后勘定此地［4］ ，于同治十年（1871 年），左宗棠上奏朝廷钦准设立化平直隶厅［5］，“添设化平通判、化平营都司各缺……为抚驭回众，绥靖地方起见……添设化平厅通判，以资镇抚。”［6］于是，迁走此地土著汉民，专置陕西回民，先后安置陕回陈霖、马振江、余彦禄、阎兴春等部男女共9400余名口，其中壮丁不过2000，其余皆老弱病残者。［7］对于王朝统治而言，既然是“逆回”之“余孽”，善后安置的严密监控就是制度的细则。一是查造户册，编审户口，置挂门牌，挑选户长，“十户一长，百户一百家长，令其钤束散户，而设官董之，凡一切户婚词讼均取决焉。乃可散回目之势，而以其权归之官，庶几政令行而统纪一”；二是按口计粮分地，“陕西就抚回众，……安插化平地方，散给赈粮地亩，分拨房屋籽种，督其开垦，并请设官董之”；三是“严申禁令回民无故不准来陕”，如贸易之事至陕，须“赴庆泾固化道及各地官门请领护票”；四是不准自由远行，若有要事离开本地，要报请官府发给“路票”，否则“以私逃论”；五是不得私养骟马，私藏军械。“如有隐藏马匹、枪械、军火者，有一经查访得实，或被告发，除将马匹、枪炮入官外，仍行照律治罪”；六是不准阿訇管理回民事务,“以散回目之势，而以其权归之官”；七是“严禁传习新教”①，“以弭衅端，而祟圣化事”；八是修建清真寺高不得过二丈四尺，宽不得逾十丈……墙厚不得过二尺五寸等。［8］平定之后的善后安置只是第一步，教化才是最重要的手段，因此设义学和归儒书院而强行教化。亦如左宗棠手书归儒书院碑曰：“天方之徒，容貌知识非与中国异也，又杂处乎中国，卒其所以异者，拘于彼教而未能出也。然而叛父母，贼兄弟，彼教之恶也，则所性之善也。若以儒者之说进之，因其性而达其情，又推其情致之君臣、夫妇、朋友之间，固天方之徒性所有也，庶几循途而返，适其所而休焉，伦谊明而习俗化矣。”［9］其言之昭昭，这才是王朝国家之所以再次以“化平”之名命之此地的权力用意，“武力平定，文治教化”才是“化平”隐含的历史话语要义。
再环视“化平”直隶厅的外围，“添设都司一缺，并饬千总牟春阳带土勇二百四十名，分扎关山、三才镇各口。调记名总兵喻胜荣带所部平江营扼扎化平镇，以司稽查。兵部查安插就抚回众，既据该督奏称，添设化平营都司，自系因时制宜起见应如所请，准其添设化平营都司，以资镇抚。”［10］显而易见，整个“化平”直隶厅辖区就是一个全视性“圆形监狱”——那个十八世纪本瑟姆笔下的全景式监视的“哥伦布之蛋”，就是福柯话语下的“监禁与惩罚”的可视性的极权技术——“凝视”（gazing）即权力的眼睛。［11］正恰如《民国化平县志》的作者在“序”中所言的“权舆”：“化平一邑，系前清同治十年，左文襄公招集陕甘就抚回众，奏划固原、平凉、华亭、隆德四州县辖境以为安插之所。拓地殖民，设官分职，化平直隶厅此其权舆焉”［12］。 因此，“权舆”②才是清王朝时期此地“无志”的历史实质。这些被善后安置的人已被王朝话语所“定性”，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颁行的《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已“钦定”他们是“回匪”、“回贼”或“逆回”，显而易见，在王朝“权舆”的话语下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是必须“重新做人”或是皇恩浩荡之下“悔过自新”的人。质言之，“权舆”即“新生”之人自然就没有历史了。因此，在他们被 “污名化”的历史背后是一种权力的褫夺——“无志”既是对他们卑微历史地位的蔑视，又是历史话语权的剥夺和族群记忆的消除。因此，对于没有话语权的他们而言，王朝国家的“无志”是对他们有意的历史忘却，“无志”的凝视（gazing）背后本身是一种“规训”和“惩戒”。然而，王朝国家毕竟不是绝对的“权力集装器”，被善后安置的回民被剥夺文本历史话语的同时，他们却用另一种方式书写了自己的“心灵史”——持守乡音（陕西话）和用故乡的地名全部重新命名受抚的异乡之地，这份“心灵史”话语作为独特的族群历史记忆就成为地方精英后来书写《民国化平县志》的历史“底本”。
经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思维。“经”是恒常不变的原则与规律，如果固守于经，便会走向极端与僵化；“权”是达经的方法与手段，如若执意行权而无视经，则会使思想行为失去理论指导。经与权都是人们在面对具体事物和情境时，做出具体的实践活动，理解、分析、权衡、判断都是具体体现。《孟子·离娄上》对“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悖论境地的处置，就是权变的最好诠释。
二、“有志”的化平县：
历史语境变迁与权力的话语表达
从清代的化平直隶厅到民国的化平县的“易名更置”是折射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面 “历史凸镜”，新的民族国家必须要在地方社会表达其权力的话语，同时需要地方社会的话语资证其历史合法性，因此，方志作为上承国家“正史”与下达民间“家乘”的历史“中介”文本就成为权力话语的首选——化平县“修志”正是国家赋权的话语表达，也是地方社会自我正名的话语言说。
其二，张逢泰不仅是化平县的知名士绅，又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被善后安置于此的陕甘回民起义者的第二代人。2013年6月，笔者来到他的故乡——泾源县黄花乡上胭村，他的后人仍然生活在这里，提及张逢泰，他的家人和村民依然记忆犹新，尽管他的墓地早已淹没在故乡的荒草里，但在人们自豪的话语里他俨然是活着的绅士，这可能是历史对一个人的最好纪念。因为在村民的历史记忆里，他写了公道的历史——“他替我们说了公道话”，村民们如是说。身份既是权力的载体又是话语的权柄，张逢泰的族属身份又必然决定了他写作历史的话语范式即看待历史的立场和视角。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被平定后，劫后余生的陕甘回族被“别有用心”的安置在以“化平厅”命名的贫瘠之地，他们的身份也以“回匪”、“回贼”等“污名化”的形象记录在正史以及汉族文人的小说笔记中。譬如与《民国化平县志》同期问世的《民国平凉县志》，由地方汉族士绅郑濬主持编纂，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付印。通过两者比照可以看出，因主纂者族属身份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历史话语也截然相反。例如，在记述金积堡起义期间，穆生花率众围困平凉城的历史事件中，《民国平凉县志》依然沿用“回贼”、“回逆”等称呼。因此，历史的写作是一种话语权，对相同“史料”的不同剪裁实际上所反映出的是作者的“历史图像”。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中写作，“谁”来写，“为谁”而写，这些话语行为的背后所呈现的是一种“权力”的较量。在王朝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历史记忆的架构下回族话语权的缺失，导致历史的多元面相被遮蔽，而回族的自我表述也在时代的局限中集体“失语”。
（一）国家话语的赋权与认同表达：修志的历史语境
清民鼎革的历史嬗变——从清王朝到中华民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宰殖的“世界体系”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两难的境遇中传统王朝中国走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正是伴随这个急遽的历史转型，化平直隶厅也迅速“变身”——于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化平县，由此在政制的层面打破了化平直隶厅这座历史的“圆形监狱”。而此时的化平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是 “今非昔比”，最初被善后于此地的回民约9400余人，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全县人口已发展到了25045人，其中回民占全县总人口的99%，［13］他们已成为这个县的社会主体。同时，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民权、民生”话语之赋权也提供了他们自我表述的历史语境和话语根据。更重要的是，这个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在建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需要地方社会的支持和认同以证明自身历史的合法性和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因此，适逢其时，《民国化平县志》的纂修就水到渠成。
首先，民国建立以后，国内仍长期处于各种政治军事集团分庭抗礼的分裂局面，国民政府为了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确立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大一统”的话语权威，陆续出台了各种措施以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一是在政制层面，国民政府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命名。1913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和《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此后全国普遍废府州，实行省、道、县三级制。［14］化平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厅改县，被重新命名。二是在文化层面，国民政府向全国各地下达编纂志乘的明令，以建构地方对国民政府的政治文化认同和传导民族国家新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个“自清同治设厅后，迄今六十余年，惜无县志”［15］的化平县拥有了书写自己的“国家任务”。据统计，民国时期（1912-1949年）新编修的志书约1200种，15000多卷，年均修志的数量都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16］就《民国化平县志》而言，它的付梓更是来自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支持，先后有5任县长支持修志。查阅该志书，共有6篇“志序”，除了作者本人的之外，其他5篇均由该县的4位县长和一位科长撰写，这些“志序”不仅是权力的表达，而且是该志合法性的资证。因此，《民国化平县志》是这个现代民族国家所生产的地方社会知识的宏大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
其二，接续近代以降的王朝中国的中华民国同样被裹挟在西方强势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双刃剑之下，作为继承清王朝衣钵的国民政府而言，历史上多族群的中国社会本身面临西方民族主义的严重挑战，一方面不得不借用西方民族主义的话语来维护多族群的中华民国的大一统。正是如此，民国肇始，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以及民族平等的建国理念，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以统摄多族群的中国社会；另一方面需要防止西方民族主义对中国的肢解，尤其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危势，国民政府支持的“边政学”兴起和发展便是对此危机的直接反应和应对之一。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一批爱国学者如顾颉刚、吴文藻、方国瑜、江应樑、杨成志、林耀华、费孝通等人奔赴边疆，开展研究、济世安邦。而时任化平县县长张建勋（民国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任职）本人就是这场“边政学”学术运动的成员之一。正如他在为《民国化平县志》撰写的序言中讲的：“‘九·一八’以后，国人多关注边疆问题。斯时余供职于中央，应乎时代潮流，亦成为研究边疆问题之一员。适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成立，余被中央选拔入所，受训两年竣学，于去年春奉命来甘服务，曾到甘、凉、肃、安、敦、玉及新、甘、蒙边一带实施视察。”［17］他出任化平县长之后曾遍寻化平地方文献，却“苦无所得”，由此他积极支持当地士绅张逢泰编修《民国化平县志》并及时付梓。化平县虽非边疆，但也是沟通中原与多族群边疆的重要边地，正是如此，张建勋称《民国化平县志》为“化邑之宝鉴”。因此，该县志的编修与刊行也是直接得益于这场“边政学”的国家话语的支持，更是地方社会对国家认同的表达。
鱼粉质量评价也是饲料企业关注的重点课题。鱼粉作为重要的饲料原料，其质量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等是质量控制的关键点。质量控制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有效的技术方法和评价指标反映出鱼粉真实的质量水平和质量状态，这是原料采购及在配合饲料产品中使用的基础。
（二）国家话语中的地方社会：《民国化平县志》的文本范式
在《宗教志》中，他借助民族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赋权，对伊斯兰教宗教信仰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并将其纳入传统儒教话语体系中进行了跨文化的对比与诠释，其文字如下：
文献[5]对GPS L2C信号的捕获进行了分析，对比了本地码采用归零码和非归零码的捕获性能，并用码相位比较法进行捕获判决。针对BOC调制信号，ASPeCT[6-8]法能够有效的抑制BOC信号自相关的边峰，但是只适用于 BOC（n，n）信号的捕获[9-10]。边带捕获算法[11-12]可以消除自相关多峰性，在BOC的另一个边带受到污损时，仍可以使用另一个边带，而且仅使用一个边带可以使得采样率降低。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修志的标准话语版本 《修志事例概要》，其中规定“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如土地、户口、物产、实业、地质、气候、交通、赋税、教育、卫生，以及人民生活、社会经济各种状况，均应分年精确调查，制成统计表编入”；“各省志书，除建置沿革，另列入沿革志外，并须特列大事记一门”；“天时、人事，发现异状，确有事实可征者，应调查明确，据实编入，以供科学之研究，但不得稍涉迷信”。 ［22］《概要》的颁布意味着，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以“西学”作为参照性知识背景的地方志文本叙事结构的调整，被以国家话语的形式确立下来。纵观民国时期的县志文本，在此话语的支配下具有以下五个共同特点：一是贯穿进化论的理性-科学主义思想，传统志书的 “封建迷信”记录被剔除；二是以民为本，重点记录百姓生活；同时注重经济，关注民生；三是引入新的“民族”分类，大多数县志列“民族”部分；四是普遍采用章节体，语言以白话文为主；五是普遍使用数据统计表和采用新法绘制地图。［23］以《民国化平县志》为例来看，采用传统体例，主要以白话文叙事，分为四卷：卷一包括“舆地志”、“建置志”；卷二包括“经政志”、“职官志”、“选举志”和“教育志”；卷三包括“武备志”、“古迹志”、“人物志”和“灾异志”；卷四是艺文志（主要是文献附录），其中卷二、卷三是核心部分，如卷二的“经政志”部分包括蠲恤、田赋、杂项、税课、经费支出考、化平县地方收入调查报告表、民族、户口、仓储、恤政、驿传、邮政、生业、卫生、文化、宗教等等。显然该志既承袭了传统地方志旧有的体例，在具体内容中又进行了现代的裁剪和补充。书中以现代地图绘制技术绘制的 《化平县舆地总图》及《化平县山脉水道图》，不仅代表了传统舆地学的现代发展，同时又是以“西学”来阐释地方性知识的一次尝试。而《舆地志》一卷中，不仅有运用西方自然科学测量方法而获得的《气候》《化平县太阳高度表》《化平县经纬度分表》等内容，同时在《地质》《水利》等内容中还有根据田野调查和经验，而提出的改良农业的若干措施，超越了传统地方志的人文地理的学科领域，蕴藏着知识转型的现代信息。而凡属神怪异闻之事，作者也一概删除。书中另载有《经费支出考》《田赋、税课统计》《新学校统计》《化平县地方收入调查报告表》《甘肃化平县煤矿分析表》《甘肃化平县褐铁矿分析表》等内容，以及详细介绍当地风俗、方言、物产的报告和采访名单，这种通过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已带有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显而易见，“西学”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话语已渗透到地方志的内容和结构之中。
尽管《民国化平县志》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民国时期的方志学术变革之中，从结构来看与传统地方志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从内容和体例来看，它在从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过渡中，在地方知识的表述方面依然完成了承上启下的传衍作用。比如《教育志》的叙事范围，民国以后现代教育的普及已蔚然成风，但《教育志》中依然清晰记录了化平旧式教育的源远流长。因此《民国化平县志》既论及旧式教育及科举及第者，同时又兼顾新式教育及毕业生名册，接续了历史叙事话语的完整性。在《人物志》中，占据最大篇幅的就是乡贤、忠烈、孝义、烈女等等，这种维护和宣扬儒家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的意图不言而喻。同样，国民政府对文化上“新”、“旧”之争的态度也并非是伐毛换髓，《概要》中还曾提及“旧志艺文书目，仅列书名、卷数及作者姓名，颇嫌简略，本届志书，应仿《四库全书提要》例，编列提要，以资参考”［24］，要求新志书承袭传统史学体例，体现了传统学术文化连续性发展的一面。因此，置身国家—社会转型十字路口的《民国化平县志》，其中“旧的学术规范或学术经验，与新的学术规范或学术经验，相互之间已在方志固有的综合性叙事框架中获得了融合”［25］。而地方性知识正是通过新的叙事框架，在《民国化平县志》的文本世界里获得了新的阐释和重组，折射出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的多元面相，也是“西学”与“国故”话语之对话交融的文本。
（三）国家话语中的自我表述：纂修者的双重身份与立场
地方志不仅是一个地区的“百科全书”，同时又是“多声部”的权力话语博弈的历史叙事文本，在方志里往往是国家和地方、官员和士绅等多种权力声音的交织，尤其纂修者的身份与立场直接决定着文本话语的权力指向，作为《民国化平县志》的纂修者——张逢泰的双重身份就决定了该志的话语表述。
其三，《民国化平县志》的创作恰逢抗日战争之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也捏造了一个在地理上自中原到西北的所谓的“回回国”，企图进一步分裂中国，由此引起了回族群众的极大愤慨，激发了回族群众的抗日热情。如1938年创刊的《回教大众》上发表《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一文强烈呼吁：“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员，所以一方面发扬宗教的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因为本身和中华民族有了密切的联系，那么民族的生存,就是本身的生存，民族的灭亡，就是本身的灭亡，所以要团结精诚，坚定意志，去求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务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地在世界上繁荣滋长。”［18］化平县作为回族的典型聚居区虽深在西北也同样受到这种全民抗日高潮的精神鼓舞，正如该县志所言：“我国自‘七七’事变，烽燧遍南北，即深知民族之存亡，已至最后关头，非惟全国上下集中意志，团结力量共同抗日，期挽回陧杌之危机。即西北回胞亦均同仇敌忾，请缨杀敌，贡献一切。于政府其所以然者，无非欲求得我中华民族永久之生存也。 ”［19］因此，《民国化平县志》的刊行也是化平回民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国家认同的积极表达和实践。
“同治初载，陕民肇衅，殃及陇中。人离乡井，财产抛散，前有团勇，后有官车，追奔逐北。……直至道阻途穷，屯聚金积堡，据守弹丸以拒官车，如以卵当石，以螳当车，不待智者而知其必败。……幸统帅有好生之德量，予投诚，天日再见，涸辙之鱼，得以复生；死灭之灰，得以复燃。然十存一二瘢夷剩体，锋镝余生，苦难言状。仰蒙恪靖侯左公，收抚招安，始于化平立厅设官为之董治，发给口粮、农器、牛、驴、籽种、划拨田亩，俾资耕作。……不知几费胼胝，几经劳瘁，始能开垦，就熟渐至，年谷顺成也。”
1) 点对点的通讯方式：每个进程以节点(Node)的形式存在，并且节点可运行分布在网络各端口的多台计算机上。节点管理器负责存储所有节点的主题和服务信息[2]，并在两个节点间建立连接查询表。点对点的通讯方式可以提高移动机器人导航过程数据传输的效率。
建立健全的能源管理制度也是关键一环。医院陆续编制出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节能降耗考核制度等，从管理文件、技术文件、记录文件、节能制度、岗位职责等多个维度建立全面的制度体系。
进入民国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建国理念为陕甘回民大起义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框架，作为回民起义军后裔，张逢泰利用纂修地方志的机遇，借助国家政治话语的赋权，用自己的话语对历史进行了选择性的改造和重塑。比如，有关回民起义的历史记载，淡化了参与者民族身份的族属，只在“公民”的话语下进行了地域的区分，用“陕民”、“甘民”等概念完全替代了清朝钦定“正史”中的“回匪”、“回逆”等命名。如《艺文志》“杂文”中载：
“乾隆四十六年，有甘民苏四十三等，猝起谋乱，侵犯化平”，以及“同治初年，陕民肇衅蔓延陇中，饥馑荐臻，祸乱大起。有陕民数万，蹂躏治境。”［27］
按照城市主体功能区与自然环境区分化的思路，大都市区进行了两个同级别不同层面的划分，即都市化地区和生态特色发展区。规划通过形成主、次级区域，实行差异化发展引导。其中，都市化地区主要以南昌、紧邻城市与县镇为重点形成的大都市核心区，生态特色发展区则主要包括九岭山生态人文特色发展区等三大发展区，处于次级区域。奉新县地处九岭山生态发展区，未来将有环城旅游带环绕，同时大都市区在整体上选择了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共进的模式，在奉新县所属区域重点建设九岭山公园，发展定位为国家级养生度假胜地。
知识的话语范式不只是一种话语结构的叙事风格，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世界观。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政制层面的传统王朝的解体而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而且是传统知识之世界观在“西学东渐”中的坍塌而转向“新学”的知识世界观。正如学者指出的：“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着天崩地裂式的大巨变，在这种巨变的时代，进入新语境的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不得不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20］此种“新学”的知识世界观最核心的是基于进化论的理性-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因此，作为民族国家主导性的话语范式变了，也必然以此为标准话语重构已有的知识体系。民国时期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志正是以此范式对地方社会知识系统的重组。如世人所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国体改矣，修志宗旨与往日微有不同。往日修志，于民事殊略；今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民国修志，固应力矫其弊，宗旨与往日不同者以此。”［21］《民国化平县志》就是这一话语范式生产的文本。
第三，地方政府官员应当言行一致。部分官员喜欢说大话、空话、套话，思想上是巨人，行动上是侏儒。作为地方的管理者，应当尽力完成对百姓的许诺，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即使是网民在微博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地方政府官员也要尽量满足，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县城东关清真寺一座，四乡清真寺大小十余座，有规模宏大者，有形同民房者，皆回民礼拜之所也。”［29］
此外，传统地方志在《建置志》“庙寺”一节中仅列举官方认可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内容的儒释道三教寺庙，而《民国化平县志》中将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也列举在内，记载如下：
“中国五大民族，各守宗教之道德。汉人尊孔子教，蒙藏宗喇嘛教，回族宗穆罕默德教……回教之穆圣，犹儒教孔子。穆教以念、礼、斋、课、朝为五功，虔行罔懈如孔子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不容紊乱……”［28］
在《人物志》中，也记载了在当地颇负盛名的几位阿訇，如下：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始于2009年。自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教育部正式牵头负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3年多来，教育部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干，使得校园足球工作成绩斐然，也为学校体育工作指出了新方向、开辟了新思路、创建了新模式。
“杨清化，陕西阿訇，安插治境……掌教本城清真寺，生徒甚众，讲经不倦……临终遗言：‘戒种罂粟，绝嗜好，将来必严禁’……”；“赫明德，阿訇，治境龙江峡人……性聪颖，寡言笑，习五功诚笃……”；“马怀喜，化临里乌家嘴人。年八十四岁，历充各礼拜寺教长。”
地方志既可以说是国家宏大叙事的地方版本［30］，又可能是地方士绅创作的文本。在“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国家政治语境下，张逢泰正是利用和改造国家话语，通过认同主流的学术和政治文化，用儒学来阐释地方和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并将象征族群传统文化实质的宗教纳入到官方承认和敕封的神学体系中，一方面旨在建构地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为地方文化重新定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少数族群学者对自我边缘性身份的焦虑，和渴望进入中心叙事的心理。造成这种焦虑心理的根源，正是在王朝正史中，关于陕甘回民大起义的历史过程的记录和定性被不断地复制和转载，致使回族长期在“民”与“贼”以及“华夷之别”的边界上摆荡。正如王明珂所说，“正史（典范历史）只是被社会中部分的人或人群所选择、强化、传布的社会记忆。以此对外划定族群边界排除外人，对内合理化该人群的优越地位……他们所界定的‘文化’，决定了该族群的边界与本质，另一些人被迫失忆与接收优势者的记忆，同时接收较低劣的社会地位。不愿接收这种记忆的人，便努力争夺对‘过去’的选择与诠释权”［31］。在新的国家政治语境下，国家和地方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地方精英也在这次政治力量的重组中控制了地方政治文化资源。在近代国族主义 “被创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风潮的影响下，作为少数族群知识精英的张逢泰，也利用掌握的地方文化资源和历史的解释权，在重新诠释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进行了“去污净化”和“单向还原”的处理，将地方志转化成重塑族群历史记忆的工具。他在《艺文志》“励俗俚言”一文中写道：
首先，张逢泰是典型的士绅阶层③，他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优生，民国十年当选为国会第三届众议院议员初选者，先后任县劝学所所长及教育局局长、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暨甘肃省政府咨议。其兄张元泰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岁贡，曾任华亭县教谕，民国十一年任第一区第一国民学校正教员。其父张万福也名列《民国化平县志·人物志》的“孝义”一节，在当地颇负名望。作为一名本土学者，张逢泰不仅接受过传统科举制度的浸润，同时又是推动地方现代教育改革的主导力量，因此，在《民国化平县志》中无论是对故乡历史、地理、文化、物产、名胜的描述，还是在《化平县劝学所学事年报》中对教育现状的堪忧，都体现出真切的地方认同和浓浓的乡土情结。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文志·歌词》一节中，张逢泰收集了众多以“劝孝顺”、“劝悔改”、“劝饮酒”、“戒鸦片”、“戒缠足”、“用国货”、“记国耻”等为主题的歌词，并附叙言“欲救国家，在正人心；欲正人心，在明教育”［26］，与社会中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抗战相呼应，用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来编排地方志素材的选取，体现了一名知识精英期盼国富民强的爱国热情和救亡图存的民族责任感，而地方意识和国家意识也在一部地方志中形成了“合奏”。
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从发生到收抚的过程，笔者与清代“正史”的记录做了比较，历史“事实”的过程基本雷同，但完全是不一样的话语。作为文本的作者，张逢泰并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但他是历史记忆的承载者，他正是借助民族国家修志话语的赋权从自己的话语立场对历史进行了重构和创作——即自我的文化表述，通过《民国化平县志》之合法化文本将自身的话语纳入民族国家的宏观话语体系之中，将他们变成了没有“污名”的有历史的人。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于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向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要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向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32］作为一名幸存的陕甘回民后裔，张逢泰对回民起义历史的“涤污”的自我表述，其背后所隐含的正是在族群认同和历史心性的支配下对文化资源和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族群的历史记忆如何通过新文本的书写与再诠释而得以“自证清白”与重构历史叙事。同样，这一颠覆清王朝“正史”话语的历史叙事也正暗合了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轨迹。
三、方志文本：作为权力话语的历史
《民国化平县志》作为国民政府“标准”的方志文本无疑呈现了地方社会精英的“客观历史”，然而历史人类学的文本诠释正是透过这一 “客观历史”的表象在宏观历史语境中看到了操纵历史叙事背后的“无形之手”即权力的话语。正如福柯所言的，话语本身是特定权力结构中的 “定位权力”（formative power），权力生产话语，话语实现权力的运作，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言说。因此，《民国化平县志》作为权力的文本话语无疑给我们提供一个“凝视”（gazing）历史的最佳视角。
首先，语境决定文本，权力决定话语。作为文本话语的《民国化平县志》正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权力话语的表达，其话语范式不仅反映了从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型，而且借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华民族危机之际表述了一种协奏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认同是一种力量，文本是认同的表达。因此，它又是国家赋权与认同力量所生产的历史文本。
寡头厂商利润的增长除了来自于市场份额的扩大，还应当来自于成本的降低或者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通过串谋提价能够轻易扩大利润，就会减缓行业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对行业发展是不利的。
其二，该文本呈现了化平县地方社会的历史图像——从王朝国家没有“历史”的人到现代民族国家有“历史”的人之转换折射出历史表象背后的本相即权力话语的历史。国家作为“作者”之一，通过赋权地方社会“有志”的话语而否定传统王朝，以确立其在地方社会的合法性；地方作为“作者”之一，通过国家话语之修志，而将自我纳入国家建置的合法性序列之中；地方族群精英作为“作者”之一，通过借用国家、地方的赋权话语而“涤污”自我的历史，以表达他们在地方社会的主体性。因此，方志的历史书写都是“人”——大写的“王朝”或“国家”、“地方”与小写的“个体”三种权力话语的“合唱”文本。因此，历史的记录与写作不只是一种知识能力，更是一种知识的话语权力。那些超越特定历史语境的所谓的真实的、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或者说它作为“标准”的历史知识其客观性、真实性只存在于特定的权力语境中，不论是“正史”还是“方志”都是如此。
其三，《民国化平县志》同样让笔者看到具体的文本写作——“史料”的取舍、用语的褒贬、记录什么或不记录什么都是“作者”个人身份认同与现实语境“对话”的产物，它所表述的只是“作者”在特定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历史的真实”，作者为何叙述、建构、接受、修饰或否定“历史”，其背后都隐藏着特定时代语境中的作者的情感、认同和意图，即作为民族国家地方历史话语的叙事同样会打上个人权力话语的烙印。因此，历史的研究（包括方志学）若仅凭“史料”的引证而忽略“史料”背后的语境、国家或地方权力的层级与配置、话语者“身份”的解析，历史的写作或诠释可能就会陷入权力的陷阱。
其四，这一文本的历史人类学诠释同样启示笔者：历史的写作与研究是今人对历史的“遥远观看”——那个“历史的田野”总是处在“作者”与其所置身其中的时代所形成的权力视野的夹角之中，不论是“今人”还是“故人”，都无法超越特定的历史时代之主导思想与价值体系所构筑的“凝视”历史“田野”的地平线。《民国化平县志》的作者亦如此，其作为方志之“文类”的叙事风格不仅具有社会转型过渡时代的鲜明特点，而且作为文本的方志更反映了民国之“五族共和”的国家主导性话语，作者正是借助国家话语而表达了自己所代表的地方声音。因此，任何历史文本的作者都不是绝缘于历史之外的漂白的人——他们“凝视”的双眼都带着时代的“有色镜”——其处境、立场与身份同样构成了理解历史的另一种基线。
注释：
①此处新教指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
②“权舆”本意是“起始”、“新生”之意。
③士绅既包括在任官、请假官、致仕官、进士等在职官系统的人，也包括举人、贡生、监生、附生等有功名身份而未出仕的人。
参考文献：
[1][4][6][9][10][12][13][15][17][19][26][27][28][29]张 逢 泰.民 国化平县志 [Z].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1.146.145～146.158.145～146.8.66.4.3.103.174～193.162.71.40.
[2][3]左宗棠.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A]//左宗棠全集·奏稿(第五册)[C].长沙：岳麓书社，2009：259～262.259～262.
[5][7][8]左宗棠.安插就抚回众请增设平凉通判都司折（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A]//左宗棠全集·奏稿(第五册)[C].长沙：岳麓书社，2009：15～16.15～16.15～16
[11]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51.
[14]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略（1912-1949）[J].湖北大学学报,2000,(2).
[16]葛向勇.试论民国时期的地方志[J].中国地方志,1994,(4).
[18]李伟,雍际春,王三义.抗日战争中的回族[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366.
[20]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610.
[21] 甘云鹏.方志商[M].长沙：岳麓书社，1983：159.
[22][24]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361～362.361～362.
[23]韩章训.论民国修志的创新成就和主要弊端[J].新疆地方志,2017,(1).
[25]张新民.民国贵州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探析[J].中国地方志,2009,(2).
[30]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M].上海：三联书店，2010：2.
[3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7.222.
[3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1～91.
Text,Power and Discourse--Analysis of“Chorography of Huaping Coun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from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FAN Ying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case study of“chorography of Huaping coun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n order to reveal that local chorography is a kind of textual discourse produced by power,which is a product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y,local society and individual.The analysis of textual discourse explains that writing history is not only an ability,and also a discourse power.Study of history(including chorography)should consider that text is not only the reflection of national or local power,but also the practice strategy from what the writer tried to express local consciousness、ethnic identity and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memories.Accordingly,the absolutely objective history does not exist.The objectivity and authenticity of standard historical knowledge only exist in the context of specific power.
Keywords: “Chorography of Huaping Coun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Discourse；Power；Historical Anthropology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3-0109-0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5AMZ001）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3-17
作者简介： 樊 莹（1986-），女，江苏连云港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徐长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