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剧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历史到历史剧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史籍浩瀚，保存完好。为历史剧的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和题材。把历史改编为历史剧，早在元杂剧就已开始了。但直到今天，这个任务完成的情况，比起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来，只是凤毛麟角而已。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只有深刻的认识了中国的过去，才能更深刻的认识现在，只有深刻的认识了过去和现在，才能更深刻的预见未来。因此，把历史改编为历史剧，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系统整理和总结过去历史剧创作的经验，作为今天从事历史剧创作的借鉴，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要写好历史剧，首先要作好写历史剧的准备工作。要熟悉所写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第一要大量占有历史资料。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历史事件本身的、历史背景，以及前人的评说和研究成果，都要竭尽可能搜罗完备，梳成辫子。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第二要研究这些资料。遨游于这些资料之中，钻进去，走出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既不附和封建史学家们的陈说，也不可主观武断，穿凿附会。研究清楚这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内在联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找出其中内在的规律来，为历史剧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历史剧有其历史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决不可不顾历史，胡编乱造。
然而历史剧决不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简单重复和再现，它必须选择那些不但有历史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的题材，而且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统一，有戏剧性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才能成为历史剧的重要题材。历史本身就像一幅百丈长的大布，剧作家就如高等裁缝，要把它剪裁得合体，又要把它缝合起来，就见出剧作家的伎艺。但剧作家不仅要有裁缝那样的本领，还必须有想象和创造的工夫。历史剧写的不仅是已经发生的事，也写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就如散金碎玉，剧作家必须找到一根线把这些散金碎玉穿起来。有些历史剧，它的男女主人公就可以作为贯穿全剧的中心人物，如《长生殿》里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有些历史剧则没有这样的条件，那就得另想办法，调动各种艺术手段，造成一种贯穿线。例如《桃花扇》中的侯朝宗和李香君，借这一生一旦的悲欢离合，反映出南明王朝的兴亡史，就是别开生面的贯穿线了。
历史剧不能完全照搬历史事实，还必须进行加工、改造和创造。除了象《赵氏孤儿》、《汉宫秋》那样大刀阔斧的改造外（请参看笔者所写《论〈赵氏孤儿〉的悲剧艺术》和《论〈汉宫秋〉的悲剧特色》二文），其基本手法大致有四：
（一）类型归纳法。墨子曾提出：要颂扬一个好人，“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要批判一个坏人，则“聚敛天下之丑名而加之焉”，以创造出善与丑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如诸葛亮是忠贞和智慧的代表，“草船借箭”、“借东风”等情节就集中到诸葛亮的身上，其实历史上是孙权草船借箭。又如《赵氏孤儿》里的屠岸贾集中了统治阶级残暴的本性，他不仅屠杀了赵氏家族三百余口，就连刚出生的一个婴儿也不放过，并企图残杀晋国一月之上半岁之下的所有婴儿，成为恶的代表。
（二）移花接木法。如元杂剧《赚蒯通》，韩信被斩，刘邦因蒯通曾劝韩信反，命隋何捕拿蒯通问罪，欲投入油鼎烹之。而蒯通毫无惧色，却假意要跳进油鼎。萧何把他止住。他能言善辩，获得赦免。蒯通说韩信有十大罪、三大愚，实际是十大功三大忠。历史上蒯通只为自己辩护，并没有为韩信辩护。作者把薄太后为周勃辩诬、李斯为自己辩护的重要手法嫁接在蒯通为韩信辩护上，有根据，有章法，雄辩有力，使对手陷入自己设计的陷井之中，出其不意的战胜对手，一个舌辩之士的形象就立起来了。这样的移花接木法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三）合理的想象。如赤壁之战火攻曹营基本是史实，可见《资治通鉴》记载。它发生于208年11月，已是隆冬季节，天气盛寒。 这时一般只有西北风而无东南风。曹军在北岸，周瑜军队在南岸，用火攻反烧自己，如何能火烧敌船，把曹军赶走呢？火烧曹营，关键在风向。只有改变风向，不刮西北风，而刮东南风，才能烧着曹军。这时何以能出现东南风呢？史载不详，留下了大段空白，这就给剧作家留下了合理想象的余地。元代杂剧作家王仲文从《三国志平话》里诸葛亮借风受启发，以合理的想象，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作出了《七星坛诸葛祭风》，一名《破阿瞒诸葛祭风》。诸葛亮在七星坛作法，借来东南大风，助周瑜完成了火烧曹营打败曹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赤壁鏖兵》也是沿着这个戏路发展的。以后发展为“群英会”、“借东风”、“火烧战船”、“华容道”。全本“三国戏”，都是沿着这个路子发展起来的。
（四）大胆的虚构。历史剧在特定历史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是允许虚构的。例如曹禺的《王昭君》，写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定情之物合欢被，就具有神话的特点。后来昭君把合欢被送给了受灾老头。老头儿化为金色的大雁，合欢被变成仙被，一起飞走了。这段奇想，显然是从白居易《新制布裘》演化而来。白诗去：“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这里化为合欢仙被，覆盖四面八方，愿天下的人不再受寒。这是多么美妙的幻想和理想呵。
二、历史剧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将历史改编为历史剧，剧作家们并不是要存史，而是在写意，总是有其对当今可作为历史借鉴的触发点，借历史上的一些史实作为根据，申发开去，有的历史剧其用意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斗争服务。如《浣纱记》通过吴越兴亡的历史故事，总结吴越成败的历史教训：吴国君臣在取得胜利后，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由强盛而走向败亡；越国君臣在战争失败后，忍辱负重，同心协力，发愤图强，终于由弱变强，反败为胜，灭掉了吴国。借以警告明王朝的统治者，不要搞享乐腐化，应以前车为鉴。《长生殿》通过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总结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教训，写出由于这一对帝王后妃不理朝政，将朝政委之奸相杨国忠，自己则寄情声色，浑浑噩噩，昏聩胡涂，导致安史之乱，促成了李杨爱情的悲剧，表达了作者“乐极哀来，垂戒来世”的意图。《桃花扇》则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马致远的《汉宫秋》与陈与郊的《昭君出塞》，都是写王昭君的悲剧故事的，抒发出昭君离别汉宫的痛苦和愤懑：“宫人，那里是哭虞姬别了楚霸王。端的是送娇娃替了山西将。保视的像李左车，送女的一似萧丞相。止不过汉戟凛胡霜。则待红儿出，扰白狼。压翻他杀气三千丈，那里管啼痕一万行”。愤激地抒发了作者的爱国感情，同时也谴责了封建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徐渭的《狂鼓史渔阳王弄》，是借弥衡骂曹，痛骂当朝权臣严嵩的，正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嘻笑怒骂，痛快淋漓，体现了当时反严嵩权奸的斗争精神。《赵氏孤儿》写屠岸贾杀戮功臣后代，连仅剩下的一个孤儿也不放过，暴露出他的残暴狠毒，然而他失道寡助，最后归于失败，孤儿终于报仇雪恨，反映了作者反暴政和复仇精神。《将相和》从“完璧归赵”、“渑池会”到“廉颇负荆”，歌颂廉蔺内部能从大局出发，团结御侮的斗争精神，都是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
三、对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化
历史剧对历史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住的，其认识往往也有一个由现象到本质逐步发展的过程。
以《浣纱记》为例。吴越战争是春秋后期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从事件发生时起，到战国末期，前后两百多年中，一直是诸子百家谈论的重要问题。吴越战争的史迹，既提供了正面的经验，也提供了反面的教训：弱小、被战败的越国，何以反弱为强，而强大的吴国何以反强为弱最后走向灭亡，它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浣纱记》取材于这一历史事件，把吴越兴亡的本质因素，如勾践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自立更生，为人民谋福利摆在不受注意的地位，而却突出强调了施展阴谋诡计，如买通伯嚭，进献西施，离间吴国君臣上下，这就把非本质的因素提到了主要的、显著的地位，而忽视了本质规律，从而大大削弱了剧本的思想教育意义。
曹禺执笔的《胆剑篇》，运用历史唯物史观，打破了“春秋无义战”的传统说法，揭示了越王勾践复仇战争的正义性。吴王夫差以占领者的身份，在越国驻军，对越国发号施令，抢耕牛，抢战船，拆城门，以强凌弱，多行不义，欺压和奴役越国人民，引起越国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会稽之战大败后，越王勾践在吴国养马三年，回国后自强不息，十年生聚教训，卧薪尝胆，不忘国耻，最后战胜吴国。表现出越国人民的不畏强暴、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作家塑造出勾践战败而不屈、被俘而不折、强忍屈辱、坚韧不拔的性格。揭示出夫差“喜功贪杀，骄傲自是，自以为有富国强兵的本领，立下独霸中原的大志。狡而贪，愚而不仁。自认为有权术有机谋，而且容不得比他高明的臣下，听不进逆耳的忠言”，构成了他的性格悲剧。在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中，使“一时强弱在于勇，千古胜负在于理”的主题得到了深化。这比起《浣纱记》来，认识深化了，思想意义艺术价值都大大提高了。
对历史题材认识的深化和意蕴的开掘，是提高历史剧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的重要方面。同样的题材，发掘出不同的意义，显示出其艺术水平的不同，这里确实存在着思想水平艺术水平的高低之分、粗细之别。例如，《梧桐雨》写唐明皇将失机当斩的罪犯安禄山轻易赦免，并赐给杨贵妃作“义子”，留在身边，杨贵妃还为安禄山做“洗儿会”，把这样重要的事情当成儿戏。禄山可出入宫庭，与杨贵妃私情勾搭，被杨国忠看破，唐明皇只得调安禄山为渔阳节度使，送上边庭。杨贵妃对安禄山离去后，整日“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安禄山起兵反唐，既夺唐朝天下，也抢夺杨贵妃。将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归于奸相弄权和贵妃这个“尤物”。这对表现李杨爱情显然是矛盾的不统一的。《长生殿》为表现李杨爱，在认识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梧桐雨》写杨贵妃与安禄山私节的这些情节全部删去，使表现李杨爱情的情节不再产生枝节和矛盾，使爱情题材本身统一起来。这是认识深化的第一步。在《梧桐雨》中，李隆基轻易赦免罪犯安禄山。《长生殿》则提出：“论失律丧师关巨典”，李隆基亲手制定了“失律丧师”当斩的严格军律，自己却又轻易赦免安禄山死罪，这就揭示了李隆基晚年昏聩胡涂。后来，当安禄山叛迹暴露，有人向李隆基密报，李派人调查，却被安禄山的假象所蒙骗，李隆基于是对安禄山更加放心和信任，将密报人送交安禄山处置。安立即将密报人处死。作者让老农郭从谨在献饭时批评李隆基：“那禄山呵，包藏祸心日久，四海都知逆状。去年有人上书，告禄山逆迹，陛下反赐诛戮。谁肯再甘心铁钺，来奏君王”。这就把李隆基昏昏噩噩造成重大政治失误，导致安史之乱的原因，揭示得深刻有力了。这就由现象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认识上深化了，艺术价值提高了。
四、对历史题材的改造和发展
昭君出塞是历代作家喜爱的创作题材。由于时代不同，作家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据《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王昭君是汉元帝时的一个宫女，有才貌。匈奴单于呼韩邪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入朝，请求和亲安边，汉元帝将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年，遭受冷遇，于是向掖庭令请行。在临行前，汉元帝召见她们，才发现“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元帝这时想留也留不得了。呼韩邪见昭君貌美，封为宁胡閼氏。到了晋代，葛洪撰《西京杂记》，新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这就是画工毛延寿画像索贿，王昭君不肯贿赂，毛延寿将她画像点破，不得见汉元帝。匈奴单于入朝，求美人为阏氏，昭君成行。事情暴露，画工毛延寿等皆弃市。使这个故事内容更充实更丰富了。到了元代，马致远写《汉宫秋》，情节作了更大改动：〈1 〉将宫女王昭君改为汉元帝宠幸的妃子，“自从西宫阁下，得见王昭君，使朕如痴如醉，久不临朝”。〈2〉事情败露后，毛延寿携画像畏罪潜逃匈奴， 挑拨匈奴单于派使臣入汉，按图强索昭君。毛延寿是一个卖主求荣的民族败类。〈3〉番强汉弱，番以出兵南侵相威胁。汉元帝求文武百官御敌，保护昭君不出塞和亲，文臣武将皆贪生怕死，不敢迎战。汉元帝不送昭君和番，又怕江山有失，最后只得忍痛送昭君出塞，自己亲到灞桥送行。这样就鞭挞了贪生怕死的满朝官吏，歌颂了昭君的爱国行动，同样保留汉元帝的悲剧遭遇。这就反映出元代改造这个故事的时代特点。此后，薛旦作《昭君梦》、陈玉阳作《昭君出塞》、尤西堂作《吊琵琶》，均无大的发展和新意。惟曹禺的《王昭君》，另辟新路，有了重大突破性进展。曹禺的《王昭君》通过王昭君远嫁匈奴，强调民族团结，汉匈友好，着力鞭挞了制造民族分裂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为了表达这一新的主题，曹禺在《王昭君》里，完全舍去了毛延寿的戏，写王昭君对汉宫冷遇的不满，向掖庭令自愿请行，是果断大胆的举动。昭君敢作敢为，她的和亲行动，对汉匈友好、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汉匈民族团结友好的象征，对当今民族团结有重大政治意义。这样的新编历史剧就写出了时代的新意来了。
又如《长生殿》对杨国忠这个人物的处理有很大的艺术创造。按照史实，杨国忠的发迹和拜相，是在安禄山封王以后的事。接受安禄山贿赂的是权相李林甫。这时杨玉环尚未入选后宫，杨国忠也未在朝廷做官。《长生殿》把受贿事移植到杨国忠身上，经过这一改造，就使剧情更集中、杨国忠更典型了，使杨国忠成为全剧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矛盾冲突的焦点，表现了外戚挟势弄权和唐明皇昏聩误国，外戚与藩镇勾心斗角，争夺权势，互相排挤，终酿成安史之乱。这样改写，既没有违背杨国忠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真实，因杨国忠确实是唐朝的一个权奸，又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更好地结合起来了，使杨国忠这个奸相更典型更有代表性了。
关汉卿的《单刀赴会》是对历史题材的根本改造，鲁肃单刀赴会，变成了关羽单刀赴会，鲁肃和关羽恰好调换了位置。本来刘备借荆州，久借不还，曲在刘备。而关剧《单刀赴会》把翻案文章做好了，做出时代精神来了。鲁肃索取荆州，关羽反问鲁肃：“这荆州是谁的？”鲁肃云：“这荆州是俺的”。关羽说：“你不知，听我说：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王允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承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请你个不克己先生自说！”汉家的天下，汉家的土地，理应由皇叔刘备来继承，不存在借不借的问题。关剧着力歌颂关羽以智勇和胆识战胜了鲁肃的阴谋陷害，胜利归来。嘲笑鲁肃：“百忙里称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篇翻案文章翻出了时代的新意。这在元代这个历史背景下，为汉民族长了志气，灭了敌人威风，具有相当高的时代精神。
五、必须坚持历史的本质真实
将历史改编为历史剧，在史实的基础上，可以允许做一些想象和虚构，但不允许违背历史的本质真实，就是说历史上曾推动历史前进，作出过杰出贡献，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不允许历史剧颠倒是非，加以丑化和否定；历史上曾阻碍历史前进，应当否定的人物，不允许历史剧加以歌颂和肯定。古人因没有唯物史观，常常出现一些历史上应当肯定的人物，历史剧却加鞭抠和丑化，如写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的历史剧《哭长城》、《荆轲刺秦》、《博浪锥》、《捉放曹》、《火烧濮阳》、《战宛城》、《击鼓骂曹》、《降龙诛忠》、《端午门》等，就属这种情况。今人不能沿袭古人的老路走下去，不允许是非混淆，黑白颠倒。郭沫若的《蔡文姬》在处理曹操的形象上就有新意，有新的时代特点。蔡文姬是大汉学家蔡邕的女儿，由于战乱，颠沛流离，流落在匈奴，成为左贤王妃，生了两个儿女。曹操当权后，为继承蔡邕续汉书遗志，曹操派董祀去赎文姬归汉。文姬提出许多怀疑，董祀解释说：“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轻易用兵的。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从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从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现在匈奴和汉朝已经和好，朝庭正在广罗人才，力修文治。…你也尽可以继承伯喈先生的遗业，参预《续汉书》的撰述。曹丞相是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他是看中了你的文才，才来接你回去的。”董祀这些话，是以大量史实作根据的，是可信的，并非虚美曹操。通过文姬归汉这一情节，反映了曹操作丞相后的文治武功。过去戏曲舞台上的曹操，都是大白脸，阴险狡诈，是个奸雄。《蔡文姬》中的曹操，一反过去反面形象的曹操，而以历史上的真曹操政绩卓著、重视人才、艰苦创业的英雄人物出现在舞台上。用新的历史观去观察历史人物，这样就写出人物的新意来了。
旧戏写武则天谗害王皇后，淫荡，着力鞭挞她，把一个很有作为的女皇加以丑化。郭沫若的《武则天》，为武则天翻案，重新塑造一个符合历史本质真实的武则天。全剧以平定徐敬业的叛乱作为中心，来组织选择事件和人物。剧作以正面形象武则天为中心，始终坚持与豪门贵族作斗争，以骆宾王和裴尖为主要的反面人物，徐敬业在扬州发动叛乱，其性质在夺取政权，反对武后比较开明的政治措施，没有人民支持他们，因而失败了。原来受了上官仪的影响、反对武后的上官婉儿，武后把她留在身边，让她看个明白，后来上官婉儿为武后的精神和事绩所感动，也站到武后一边，支持平叛，显得很有说服力。郭沫若的《武则天》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得集中、精炼、有说服力，是一个好的历史剧。这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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