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竞技体育全球化与中国竞技体育现代化的关系——综述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技论文,体育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09)11-0001-05
1 全球化及体育全球化的一般性描述
1.1 关于全球化
在《韦氏字典》中，“全球化”被定义为一个在全球空间与实践领域中促进各种活动、孕育各种动机的演绎过程。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全球化意味着重新连接人类社会”。
据现有资料，“全球化”这个词于1962年第一次出现。但史学界认为，在全球化这个词的词根“球”(globe)出现的几千年以前，人类祖先们的迁徙和繁衍过程可以被看作早期的全球化。大约五万年前，人类的原始祖先首先出现在了非洲东部，他们慢慢扩散到包括南美和北美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经历了1492年的“哥伦布交换”这样一个全球化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即1492年哥伦布意外地登陆加勒比海岛，使原本分裂的美洲大陆与欧亚大陆在人文地理上被重新连接起，除使隔离了一万多年的人们得以重新团聚以外[1]，还为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方面的可能。
在现代，全球化从其起始意义上讲，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相互交流、沟通，通过找寻各国间差异之所在，求同存异，以便更好地加强国际交往与合作，互利互惠，实现国际间一体化、统一化。因而出现了“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词汇。
1.2 关于体育的全球化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且和政治、经济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体育，不可避免地也逐渐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
对体育全球化，我国学者已广有议论。例如，有文认为体育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各有其特征：起始阶段(文艺复兴运动-1893年)：这一阶段以体育的物质文化(体育项目)的传播为主要特征。快速发展阶段(1894-1988年)：建立国际体育组织，统一国际竞赛规则和场地器材的标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主要以体育制度文化传播为主。全面深化阶段(1989年-至今)：这一时期主要以体育观念文化传播为主。国际奥委会正竭力使奥林匹克运动适应国际社会的变化，使奥林匹克运动最终变成由全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伟大事业。[2]另有学者认为体育全球化应当成为描绘当今世界体育发展图景的概念，并据此认为体育全球化具有以下“四性”：过程性。即体育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层次性。即方法、手段的统一性、组织管理的一体化、价值观念的认同；互动性。即奥林匹克运动为体育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提供了包括体育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交流，也是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开展后才会有机会融入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而这一融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的互动过程。多样性。即由于环境和条件不同，以及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民族体育在各自的发展轨迹中由于文化基础——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都有要求保持自己的特点和独立性以及与别的文化平等的权利。[3]有学者认为，现代体育的全球化可分为现代竞技体育的全球化，大众体育的全球化，体育产业的全球化。现代竞技体育的全球化即奥林匹克运动是体育全球化的产物，又是推动体育进一步全球化的动力。奥林匹克逐步扩展到全世界的过程，就是体育运动全球化的最好的例证；大众体育的全球化意指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在促进竞技运动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促进了大众体育的发展。在顾拜旦的思想中，竞技运动与大众体育是统一的。二战以后，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分野越来越明显。国际奥委会逐渐感到需要用特别的努力来推动大众体育的发展。1964年，国际运动与体育理事会发表《体育运动宣言》，提出“每个人都有从事体育运动的权利”。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1978年通过并宣布《体育运动国际宪章》，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大众体育”。国际奥委会1985年成立“大众体育委员会”，并从1986年开始举行两年一届的世界群众体育大会。第五届世界群众体育大会的主题是“群众体育与健康”。第六届大会主题是“奥林匹克运动全球化”，提出奥林匹克运动在空间的普遍性、时间的持久性的全球化战略。经过以上努力，根据世界上10个不同类型国家的抽样调查，一般群众对五环标志的辨认率甚至超过了红十字标志。至于体育产业的全球化，则是指随着20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和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体系一部分的体育产业的全球化趋势也在加快。体育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率逐年上升，随着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商业化和职业化，以及亚洲、东欧和非洲地区的体育产业市场的兴起，体育产业全球化趋势正加速发展。而这种全球化趋势说明，体育运动已影响到社会生活各层次的方方面面。[4]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既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密不可分，又最易为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所接受。
第二，鉴于上述原因，体育的全球化趋势来得是如此之迅猛，以致使“奥林匹克现象”与“联合国现象”、“跨国财团现象”并称为世界“三大现象”，即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
2 中国竞技体育融入体育全球化的特点
在对此问题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就我国参与体育全球化进程的研究作一简要介绍。有研究首先将分为被动参与阶段(1860-1910)、起步与主动参与阶段(1911-1948)、全面开创与发展阶段(1949至今)。最后一个阶段又分为四个时期，即初步发展与全面参与时期(1949-1965)、“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时期(1966-1976)、调整与发展时期(1977-1990)、全面开创和深化时期(1991至今)。随后论述了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进程的总体特征，包括：参与体育全球化进程在加快；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形成两个高潮(1911-1934、1949-2008)；以吸收和接受西方体育文化为主；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吸收和理性思考的过程；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整体水平显著提高；以资源“流入”开始到逐步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使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效结合。[5]
我们认为，中国竞技体育融入体育全球化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以参与国际赛事为载体；中国竞技体育的现代化与融入体育全球化双向互动；从主要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到回归促进人类和平和谐发展的本质规定。
2.1 以参与国际赛事为载体
中国竞技体育以运动竞赛为载体融入体育全球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首次参加远东运动会是1913年，共参加了10届。19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了远东体育协会。从这时起，我国与国际奥委会便发生了联系。1922年国际奥委会又选举了远东体协的发起者和赞助者之一的我国王正廷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从此，我国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上，中国首次派短跑选手刘长春参加比赛。中国参与奥运会事务，尤其是能派运动员参加世界性运动会，从而使中国参与体育全球化更具实质性。中国由远东运动会的追随者到发起者，由追随到积极参与，为中国体育的全球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5]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都是以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奥运会为契机的：第一次是1952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冲破重重难关，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使新中国的竞技体育开始走向世界；第二次是我国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并夺得第一枚奥运金牌；第三次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使中国竞技体育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2.2 中国竞技体育的现代化与融入体育全球化双向互动
纵观历史，可以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只有融入体育全球化，才能实行自身的现代化；同时，如果离开了中国，体育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正如一些西方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缺少了中国，世界将是不完整的。
作为时代旗帜的“四个现代化”口号的提出，为中国竞技体育的现代化提供了空前良好的发展契机。随着国家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国竞技体育融入体育全球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如何与“国际接轨”是中国竞技体育界重点思考的问题。这一时期，中国竞技体育在如饥似渴似地接受国外先进理念、体制、科技手段等的过程中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并以自身现代化产生的效应影响着体育全球化向更加良好的方向发展。此时，中国已经开始突破观念被人引导、前途被人控制、市场被人占有、资源被人利用、规则制定权被人掌控的被动局面。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提出“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的理念，针砭了奥林匹克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过度商业化、滥用兴奋剂、某些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腐败、球场暴力等等时弊。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口号的提出，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和普遍价值观——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表达了全世界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感召下，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展现了当代中国人开放的胸怀和追求和谐发展的理想，表达了13亿中国人民为建立和平美好的世界而贡献力量的心声。一定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援外教练员和中国运动员也在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文化及价值观。[6]
2.3 从主要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到回归促进人类和平与和谐发展的本质规定
鉴于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在一段时期主要是服从国家政治的需要。从1952年派团参加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到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莫不如此。
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制度和政治的需要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能够改善和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提高国家地位和威望，显示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振奋民族精神，有利于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显示出为政治服务的客观属性。
应该看到，政治与竞技体育尽管联系十分紧密，但不能把竞技体育仅仅视为政治的附庸。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这种现象并非与人类社会共始终，政治对竞技体育的影响并非贯穿于整个竞技史中。正如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一样，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对于竞技体育的整个漫长的发展进程而言，它参与政治活动、为政治服务的现象，并不是永恒的。[6]运动竞赛所担负的和平使命从联合国有关决议就可窥见一斑。“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神圣休战的做法设计的一项和平运动。1993年，国际奥委会整合184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以非洲统一组织(非盟前身)名义向第48届联大提交决议草案，呼吁联合国各成员国在每届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前后各一周以及奥运会期间，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的协定。这个决议草案获得121个成员国联署，顺利通过，“奥林匹克休战”从此进入联合国程序。其后，历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所在的国家包括北京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审议并通过了《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综合国力的增强，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国民心态都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大国心态”正逐渐形成。竞技体育的发展也注定被纳入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念及其实践过程中。
例如，《中国体育报》2009年4月25日刊发了记者葛会忠所撰题为“包揽金牌并非最高境界——世乒赛应承担多元化责任”的文章，文中援引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乒协主席蔡振华的讲话：“原来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如何取得好成绩，如何通过好成绩为国家争光。目前新一届中国乒乓球协会的一个工作方针就是与国际乒联全面合作，其中就包括要求运动员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不仅要展现我们的精神面貌和乒乓球的技战术，更多的是要以多元化的方式来参加世乒赛。比如说在弘扬乒乓球和推动乒乓球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让全世界通过乒乓球来了解中国。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作为一个乒乓球大国要负起相应的责任，促进乒乓球的宣传和推广。从小的方面，则涉及到选手在赛前、赛中、赛后如何与媒体和热爱他们的观众进行互动。这样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要求就更广泛了，他们肩上的担子也就更重了”。《新京报》2008年8月23日刊发了题为“国人的体育观在开放中走向成熟”的述评，其中不乏激情地言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郎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符号。透过这个符号，我们看到了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自信的中国，一个在公平竞技中不断融合的新世界。人们不会忘记，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忘记不了由郎平领军的中国女排。24年后的今天，昔日的‘铁榔头’威风不减，却以另样的胜利续写自己生命中的传奇——8月21日中午，美国女排同样有惊人表现，以3比0轻松击败古巴女排，昂首晋级决赛。这也是美国队时隔24年后再次杀入决赛，郎平带领美国队完成了又一次突破。为此，美国媒体毫不吝惜地将更多称赞献给了郎平。熟悉女排的行家也认为，美国女排给人留下了比中国女排更像老女排的印象，这是郎平烙在美国女排身上的‘中国印’。此前，一些国人可能由此希望把郎平召回以执教中国女排，‘效力’中国，也有极端者会心里‘不好受’，甚至给郎平扣上‘卖国’的帽子。然而绝对多数人还是冷静了下来，更多人还是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理解——对郎平不但未有苛责，反而是多了些宽容与尊敬。正因为此，场内场外，‘郎平郎平我爱你’的呼声不绝于耳。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或她)是一个敬业者，坚持自己的理想，体现在她身上的体育精神，亦不愧是所有中国人的光荣；毕竟，奖牌的归属有国界，但体育精神无国界。而从创造的效率来说，一个人无论生长在哪个国家，无论在本土效力抑或远走他乡，他(她)首先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与抉择。唯其如此，他(她)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其创造力，为自己的理想尽心，为人类的梦想尽责。相信奥运会已经让中国观众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体育。中国青年报的一项民调，昨日评出了最受敬佩的非冠军运动员，埃蒙斯、丘索维金娜等得票最高。丘索维金娜完美诠释了爱的无限潜力。她的银牌更是一枚母爱的金牌。埃蒙斯对待失败的态度让中国观众折服。他们在中国人的眼中，不是冠军，却可以说更胜冠军。而从对郎平的热烈支持，也可以看出国人的体育观正逐渐走向成熟。这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尽管途中不乏艰险挫折，但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不遗余力融合并拥抱一个开放世界的脉络却清晰可循。而郎平去美国执教及在中国受到的礼遇所见证的恰恰是这种成长……赞美本届奥运会上的郎平，就是赞美并拥抱一个开放的世界”。
及此，我们更加体会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前对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要求“争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正确性。我们也不由地又想起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的名言：口号是时代的旗帜。从20世纪70年代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80年代的“为国争光”，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段表达了国家的政治诉求或国民的心声，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而“争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则是兼顾了体育自身和产生的社会效应两大方面：“争取优异运动成绩”是竞技体育内在的规定性与追求，不顾此不能谓之竞技体育；然“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并不是竞技体育唯一的目标，竞技体育还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促进人类和平与和谐发展。我们以为，这才是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目的论与价值论和“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完美统一。
3 中国竞技体育融入体育全球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西方运动训练理念既保持相对独立，又在加速融合，人员的交流面日趋扩大，与国际赛制的逐步接轨，科研成果的多渠道共享，等。对此，本文作者已另辟专文论述。[7]具体途径融入全球化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以下问题：
3.1 警惕体育全球化带来的负效应
历史地与辩证地看，同任何事物一样，体育全球化给某个国家带去不仅是体育运动良好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有破坏其发展的负面效应。正如邓小平同志精辟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把窗子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飞进来了。在某些领域，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危机(如2008年起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有时甚至是灾难，如2009年初起始的甲型H1N1病毒的爆发。这些，都应使我们在讨论中国竞技体育融入全球化时代来保持足够的警醒。
从目前的情况看，滥用兴奋剂、球场暴力、赌球、地区利益至上等负面效应直接导致了竞技体育直接参与者的道德失范并进而破坏了竞技体育向良性方向发展。
3.2 处理好体育全球化与竞技文化多样化的关系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似乎从一开始就纠缠不清。各种议论纷纷纭纭。竞技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存在体育全球化与竞技文化多样化的关系问题。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竞技体育的全球化决不能等同于竞技体育的西方化。
2004年6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首席专家、奥林匹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任海在“创造的多样性：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文化——北京2008奥运国际论坛2004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全球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多元化》的演讲，演讲极为精彩，现摘录如下：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奥林匹克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全球性现象。但是全球化也带来许多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文化的单一化，威胁到非主流文化的存在。
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单一化似乎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各民族传统体育要获得现代性就必须抛弃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改用西方体育的形式。如果这样下去，奥林匹克运动越普及，对非西方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威胁就越大，文化的多元性，这一奥林匹克思想体系的核心要素受到的压力也越大。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强调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多元性是十分必要的。
为什么要强调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多元性？有人说由于多样化的文化形态会增加奥运会的观赏价值和吸引力，这并不错。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关系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基本原则，关系到奥运生存的根本……因此，保持一个多元而平衡的文化生态对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是必需的。
概括起来，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性只有通过文化的多样性才能达到。全球化与多元化以一种对立统一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化的多元化意味着将不同的体育文化形态纳入奥林匹克运动以制约全球化带来的不良影响。
3.3 在国际性体育组织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为防止竞技体育西方化的情况加剧，发展中国家需要做很多工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除要争取更优异的竞技体育成绩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国际性体育组织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国际性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和我国目前的竞技体育水平还很不相称，“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人还不多。中国竞技体育界应更加努力，“让世界倾听更多来自中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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