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思想的战略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意义论文,农村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读《邓小平文选》，我们深深地感到，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当代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中，始终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并对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符合中国实际，有着丰富的内容。深入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的深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推动我国农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总是首先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总是把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放在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首位。改革开放以来，他多次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①“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②“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③“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④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把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分析当前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抉择。
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马克思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⑤“农业劳动是一切其他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⑥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科学概念。他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它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⑦“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解决吃饭问题的具体方式和农业的实际作用也有所不同。有些国家人口少，出口商品多，可以通过进口农产品来满足需要，这实际上是以他国的农业为基础；有些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很高，粮食已经自给有余，对农业生产在保护的前提下给予一定限制，以防止农产品过剩。我国的情况则不同，基本的特点是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目前世界粮食总产18亿吨，国际贸易量只有2亿吨。如果我国粮食出了大问题，任何国家也救不了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放松农业生产，想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⑧不仅如此，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开拓工业品市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⑨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国家自立、民族自强的高度来认识农业问题；决定了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标志，而且是支撑现代化的基础。只有占人口80%的农村实现了现代化，全国的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
从历史经验来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这既是由农业的基础地位决定的，也是由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农村建立根本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成功。建国以后，我们以农村提供的积累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是以农村改革和发展为突破口，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鲜经验和物质基础。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我们的事业就向前发展；反之，就停滞甚至倒退。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几次大上大下，都是由农业的大起大落引起的。每一个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都以农业形势好为前提，每一次国民经济发生困难也都首先从农业开始，每一次经济调整也总是首先加强农业。邓小平同志说：“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⑩“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11)他的这些话，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反映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至理明言。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必然促使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从低效益的产业向高效益的产业流动。农业既受市场风险制约，又受自然风险制约，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产业，无论在商品市场的竞争中，还是在经济资源和要素市场的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近几年来，我国工业高速增长，农业明显滞后，工农业发展不协调的情况日益突出。工业高速增长不仅占用大量土地、农村资金等经济资源，而且拉动农用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业特别是粮棉生产比较效益下降，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受到影响。1994年以来，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就是这些问题的重要反映。这些问题解决得怎样，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因此，必须在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业发展自身活力的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给予农业特殊的保护和支持。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迫切要求，也是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认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始终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重要论述，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更加牢固地确立农业是基础的指导思想。”他明确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越是加快改革开放，越要重视农业、保护农业、加强农业。”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近几年来多次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农业和保护农业的措施，及时解决影响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建立粮食储备制度，调控粮食市场；提高粮棉收购价格，调动农民种粮种棉积极性；落实农产品收购资金，解决“打白条”问题；制止乱摊派乱集资，减轻农民负担；制止乱占耕地搞开发，保护基本农田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战略思想，真正地而不是表面地、实际地而不是口头地、全心全意地而不是半心半意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真正地重视农业、重视农村、重视农民，把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加强农业的各项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保证农业的持续增长、农村的繁荣兴旺、农民的安居乐业，才能顺利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二）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仅确立了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先导地位，而且通过对农村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阐述了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基本经验和深远意义等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的一系列精辟论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体现着战略家的伟大眼光。我们在学习中深深体会到，贯穿邓小平同志整个农村改革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村的实际结合起来，以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农村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愿望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根本依据。这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的论述，我们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12)“调动积极性，权利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3)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把家庭承包引入集体经济，在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使农民有了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劳动付出与经营成果直接挂钩，抛弃了吃大锅饭的办法，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并使改革因广大农民的踊跃参加而获得了根本推动力。按照这个出发点，我们党在领导农村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着眼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基本政策。比如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确保粮食增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逐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实行多渠道流通等等。这些基本政策，保证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因而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第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农村改革实质上是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使之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邓小平同志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的体制。在生产经营上，由过去集中劳动、集中分配，变为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适应了农业生产的特点和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一根本性体制变革，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革命家的勇气和胆略，是不可能的。这场改革，扫除了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在性质上具有革命的意义。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15)
第三，坚持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农村改革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包产到户”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受到过批判，几起几落，70年代末在一些地方再度出现时，不少同志持犹疑观望的态度。邓小平同志说：“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16)“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17)回顾十几年的农村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农村改革是在实践中，在农民群众的创造中不断推进，不断深化的。邓小平同志一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8)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的基本方法，揭示了农村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正是由于贯彻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正确的思想，农村改革的各项措施一出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极大地焕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整个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随着农村产品的增加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农村改革的成就，他高兴地说：“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19)
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对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对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全会明确指出：“农村改革，必须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切不可偏离这一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总方向；”“制定和执行农村政策，必须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切不可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指导农村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切不可违背群众意愿，不顾客观条件照搬照套，‘一刀切’。”全会还明确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邓小平同志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20)
随着整个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过渡，农村改革面临着新的任务。这就是，一是要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实现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要大力培育市场中介组织，采取多种形式把农户的生产经营与日益发育的市场有效地联结起来；三是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引导和支持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深化农村改革，必须以培育市场主体、健全市场体系、加强宏观指导和对农业的保护为主要内容，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在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农村第一步改革获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试，允许看，不争论，以实践来检验；着眼于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着眼于发展农村生产力，把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搞好农村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农村全面进步。
从各地实践看，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在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农业和农村经济必然走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和农村经营体制将进一步完善。首先，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将迅速发展，一部分从事养殖，经济作物种植、加工、运销的专业农户，将以有关企业为龙头，或以供销社和其他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或自己联合起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经营格局，把千家万户的专业生产与国内外市场有机地联结起来，实现规模经营；第二，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一部分农民从乡镇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有了放弃土地经营的愿望和条件，耕地将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以家庭农场、合作农场、集体农场和农业车间等多种形式，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第三，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专业化、产业化经营，必然要求日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在为农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这个过程，是在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邓小平同志通过对农村改革、发展历程的分析总结，早在1990年就明确指出了这个趋势，科学地指出了“两个飞跃”的战略构想。他精辟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1)在实现第二个飞跃这一个很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把着力点放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上，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广大农民的意愿，积极引导，稳步前进。
（三）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以“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把农业和农村发展放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的重要位置，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为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说：“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22)邓小平同志把农业现代化放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首位，充分表明了农业发展对于整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开放16年来，我国以现代化为目标，以改革为推动力，开始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温饱向小康的伟大历史性转变。农村迅速解决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不仅大大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为提前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不仅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且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末的重点任务。他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二○○○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23)他还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24)他认为乡镇企业是转移农业劳动力，繁荣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指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两大战略重点。这就是，第一，保证粮食稳定增长，从而保证有效供给；第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从而实现小康目标。党中央指出，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努力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农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为了实现我国农业的发展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措施，他早在1980年就明确指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25)我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基础薄弱。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走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生产经营集约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商品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26)“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27)他明确指出，“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28)邓小平同志关于依靠科技振兴和发展农业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联系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实现，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领会和贯彻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思想。
第一，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确立科技兴农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29)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他阐明了科学技术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农村改革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据世界粮农组织分析预测，未来20年为满足世界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新增部分的80%要依靠科技投入来实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增长中，科技的贡献率已由原来的20%提高到40%，充分显示了科技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今后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依靠科技振兴农业，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仍然应当成为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
第二，坚持用科学技术装备农业，武装农民，使我国农业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农业的科技装备程度和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装备落后，农民素质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直接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30]为此，应大力开发农业技术装备，应用新技术、新成果来武装农业，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生物工程化和农产品加工的现代化。以提高粮棉单产，增加总产，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促进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科教一体化，开发大规模的农业技术培训，使广大农民都能掌握一至两门先进适用的农业生产技术；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大力发展中等和初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大力扫除青壮年文盲，改变农村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总之，要用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和农民，努力改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民科技素质不适应农业发展要求的状况。
第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农业发展能否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关键在于能否充分调动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31)每一次农业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都会带来农业生产的一次革命，一次飞跃。以杂交育种为代表的种子革命和以地膜覆盖为代表的栽培技术革命，都曾带来了农业大幅度增产。今后中国农业要持续增产并有大的发展，也有赖于农业科研上新的突破。为此，调动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强农业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其它高新技术研究，应作为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长远战略措施。与此同时，还应抓好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之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据农业科研部门测算，现有农业科技成果只有30-40%在生产中推广，大量的农业科技成果还停留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当务之急是稳定推广队伍，巩固并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科技能手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曾高兴地说：“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32)只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业科研才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科技成果才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才能加速实现。
第四，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创造科技兴农的良好条件和环境。能否调动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很重要的是要为科技兴农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33)农科教的发展都要靠政策，靠投入。各级政府应增加科技投入，同时，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增加科技投入，支持农业科技机构走向实体化，进行自我积累，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投入体系。这是推动农业科技发展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总的应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有利于推动科研机构与生产单位相结合，有利于调动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科技能手的积极性；培养新的科技生长点，扶持农民科研所、科技服务中心等民办科技服务实体，扶持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等民间科技服务组织，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农村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必将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获得巨大的推动力量。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任务重大而艰巨。我们要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业再上一个新台阶，为保证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65页、第77～78页、第17页、第23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885页；第26卷(1)，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4月第1版，第360～361页。
⑧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06页、第29页。
⑩(11)(12)(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55页、第159页、第117页、第24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3页。
(15)(16)(17)(18)(19)(20)(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78页、第238页、第374页、第382页、第238～239页、第371页、第355页。
(22)(25)(3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85～86页、第362页、第40页。
(23)(24)(26)(27)(28)(29)(31)(32)(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2～23页、第238页、第17页、第313页、第275～276页、第275页、第23页、第107页、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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