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作用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跨国公司是一个充满争论的题材，如果说凡是政治问题都是有争论性的，那么对跨国公司所以有许多不同看法，恐怕免不了因为涉及政治层面。这在70年代初期对跨国公司定义及概念的争执中，便流露出来。那时许多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认为跨国公司是坏蛋，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掠夺的工具，因此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跨国公司；甚至将跨国公司戴上垄断的帽子，并且限于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家伙。这个观点在联合国展开辩论时当然引起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实质性的议程因而窒碍不前。幸经秘书处建议对定义问题暂时搁置。且提出各项类似跨国公司分类的办法，如按跨国性程度，规模的大小等，对上项的衡量并可以在国外的销售、利润、资产、员工、分支机构等份额显示之。且所谓跨国公司不一定是严格的由许多国家所组成的“多国公司”，但后者也是调研的对象，同时也可包括不是以严格的公司方式组织的企业。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虽然不限于直接投资，但任何企业在国外有直接投资，便可视为跨国公司。因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公司在当地的直接投资规模多大，在其他国家的活动有多少并不一定是关键问题。
至于跨国公司是否同时也是垄断性的，不宜以定义来解答，而是要看实际情形。因为跨国与垄断的概念是有区分的，换言之，符合跨国公司资格者不一定符合垄断的资格。好像人的定义和坏人的定义有区分，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坏人。如果说是的话，那不是定义，而是理论。
以上广义的跨国公司概念也为本文所采用。但是这并不排除在具体调研或措施中采取独特的跨国公司定义，例如，在优惠政策中可能限于某种跨国公司。
到了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一般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否定转向肯定。这不独在论述中可见时尚，在政策上也一反旧调，旗帜鲜明，原来是千方百计要杜绝跨国公司掠夺，摇身一变，竟万般诱引，唯恐它们的不顾，例如，从1991到1994年，各国采取鼓励外资的设施达300余项，而加以限制的则寥寥无几。 （注：参阅：“World InvestmentReport1995: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Vol.4,No.3(Dec.,1995),pp.106.）这不是偶然的。
本文的第一节简介跨国公司对经济发展正面作用的理论依据。但是尽管时代的浪潮没有重返已往对跨国公司百般指责的迹象，若干问题仍值得正视。第二节阐明东道国对主权问题的顾虑。第三节评述跨国公司对竞争的作用。第四节说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的分利问题。最后一节提出若干结论，特别是关于政策性方面的。
一、跨国公司与发展经济
要衡量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从理论的角度也即是要把跨国公司和发展经济两门学科融会贯通起来。无疑这是难度非常大的。首先跨国公司本身虽然历史尚浅，但是涉及的面很广，既是微观，也摆脱不了中观和宏观的层次，并且和许多学科切切相关。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广义的当可上溯所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狭义的、系统的、独树一帜的理论也是发祥于二战以后。但是到了七十年代这门学科似有盛极而衰的迹象。其主因也是涉及面太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历史背景每每迥异，很难提炼出万灵金丹，一服见效，化贫困为富裕，转落后成发展。如果发展经济学真能解决许多实际问题，那么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发展中国家仍是那么落后呢？（注：发展中国家是近代国际间常用的名称。一般是指比较贫穷的，包括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其最明显的指标是低人均国民收入。所应指出的是，除了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如污染是否算是负生产）、国与国之间的可比性（如以市场汇率或购买力换算各国币值）等问题外，该项指标不一定和社会福利指标（如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等）符合。同时从动态的角度，所谓发展中，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正向发展的方向迈进中，有些国家或许在停滞中，甚至在倒退。因此有人仍然认为以前常用的“落后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等词较为适当。本文采用近代常用词，一方面尊重当时被指为“落后”或“不发达”国家认为有损尊严的意见，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在这用词上有翻案的必要，主要是把内涵澄清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尽管如此，跨国公司对发展经济的基本架构是有深厚影响的。首先是开放型和封闭型的内涵。在跨国公司尚不存在或并不重要的架构下，重点是在商品贸易的开放与否，一旦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重点便扩大到所有生产要素，包括资金以及无形的要素，如技术、决窍、管理与组织能力，市场网络等的转移。因此，古典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例如英国在纺织品的制造有相对优势，而葡国则对酿酒有相对优势，如果开放两国贸易，互通有无，对双方都有好处，包括对贸易商品，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是划时代的发现。但是该项理论没有考虑到英国的纺织企业除了可以向葡国出口产品外，是否也可到葡国去投资，转让技术，以及进行战略联盟等合作。并且从动态的观点看似乎初级产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一辈子没有工业化的希望。当然这并不是说比较优势理论应被否定了，而是指出在跨国公司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不再受自然资源的禀赋以及技术的造诣所注定。因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贫乏，除了国际间的支援或高利率的诱引外，跨国公司是另一来源。其他生产要素也然。众所周知，外资的来源，双边援助近年来的趋势在持续衰退中。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自身的财政在紧缩声中，外援是削减的对象，即使有例外，大都限于少数有特殊关系或短期大灾害的人道考虑。且受援国能否因外援而得到预期的效应也多因杯水车薪、中饱私囊、官僚作风等遭到责难。即使是从受援国的观点也往往对外来的政治条件以及国策上的配合而感到忧虑。国际机构的多边援助较少上述毛病，唯最终的资金来源仍然受制于各国政府的政策。金融市场的短期资金因活动性很大，除了利率因素外，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里更重要的是汇率的风险，因此难以作为长期发展之用。长期金融市场的资金因依赖债信，仅极少数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吸取。
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供给资金，特别是直接投资，当然不是基于政府那样的政治或人道考虑，也不仅仅是为了套取利率的差额，而是凭全球战略的动机。其实全球战略无非是全国战略的引伸。例如，英国纺织企业进行选址时，全国各地理应都是对象，并且不一定单纯的舍此取彼，可在不同地点有若干设备或活动，同时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许多地点会榜上无名。在交通讯息非常困难、加上人为的种种排外措施盛行的时代，一般企业，除了商品贸易以外，很少考虑到国外经营，这在国内也会发生类似情形，例如，在诸侯经济架构下，地区间的障碍，其严重性有时不下于国际间。当地球日益缩小，国际间通讯与运输比往日国内更方便，许多人为障碍也在国际化的浪潮中大幅度铲除，企业到国外活动的成本急剧降低，跨国公司于是扮演了在国际经济中日益重要的角色。
直接投资和融资的主要不同点是前者没有还本付息的硬性规定；如果失败，投资者要自身承担，而融资则是债务者的责任。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自己经验不足，没有成功的把握，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往往要比自己引进融资自己投资较少风险，当然直接投资者不是无偿服务而是要分享一部分成果的。
能从跨国公司获取的生产要素除资金以外，还有技术。技术可分为孕育在机器或设备中的和并不孕育在其中的。高新技术的机器虽然有别于陈旧的，可是同样的机器和设备，如果生产的程序和管理恰当可以增加生产。若干外商参观了中国的工厂，说如果由他们来经营，不增一部机器，一项设备，一笔投资，便可增产。这个例子同时说明技术也可分具体的发明，如新产品、新方法和无形的诀窍。例如许多技术在专利权中，学术著作中，或成品中多半能按图索骥，但是如果没有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往往无法炮制。因为不能掌握似乎不很重要的诀窍而功亏一篑。
如上所述，技术的层面也可分硬技术和软技术。后者可包括管理。许多大企业当竞争力衰退，每况愈下的时候，董事会会整顿管理体制，撤换领导班子。当知名的新领导被聘，消息一出，市场上便会预期管理的改善，业绩的转机，导致股值的暴涨。引进技术与管理，当然不一定全赖跨国公司的运作，可以自行个别承购。但是这也要懂行，不然不独不知如何选择，抑且无从评价，不相配合。
缘此，广义的技术，特别是诀窍和管理是孕育在人才身上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既可从跨国公司汲取补救，人才不足也可或多或少地向跨国公司招兵。诚然，国际间劳务流动仍多窒碍，但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是不辞艰辛，无远弗届的。于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问题也不是无法弥补的。
无论是技术或人才的引进都在跨国公司运作的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那里扩散。技术的转让不限于向当地技术人员传授，或局限于跨国公司就地的分支机构，而是透过上游下游的网络，泽及许多关系户。例如，一家复印机公司在华设厂后，多方设计物色本地零配件的供应商，但是无论大小，如果不合标准，势必影响全局。因此规格非常严密。且为长期计必须保证源源供应无瑕制品的能力，为此，对供应商的资格审查不限于样品的合格，且涉及整个管理层面，包括财务的稳定。显然，当供应商因周转不灵而倒闭，哪里能继续供应呢？下游方面也然，例如当销售者服务不良必将损及制造者的声誉。
另一扩散渠道是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人员转业或创业时会将在外资企业所学到的本领充分应用。这也是跨国公司觉得头痛的事情，花了许多心血好不容易训练当地员工成才后，却被挖墙角或自行跳槽。因此每每对人员培训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可是有些跨国公司却以培训为饵，笼络人心，且种类繁多，因人而施，有每月或每年的短期在职培训，有在企业内部或委托其他机构的，有在当地或派至公司其他分支机构或总部的，少数杰出人员甚至可获取留职免费在国内外攻读学位。这种措施也是人事管理的一项技术。
更较间接的技术扩散渠道是示范效应。例如跨国公司的饮料与速食，很难说是高新技术的结晶。可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很受欢迎。除了好奇因素外，诸如质量之保证，包装之诱人，卫生之水平，服务之周到，口味之新颖，均富有魅力。于是当地传统的竞争者，争相观摩，以求上进，大大提高了整个产业的能力。
跨国公司的活动既是全球性的，在世界各地都有网络，即使在没有分支机构的地方往往也有代表处或关系户，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对国际了解不多，经验浅薄的时期可以借重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网络。例如，中国涉外企业的出口，到九十年代中期已占中国出口总额之半，其中大部分是涉外企业的加工品。
发展中国家利用跨国公司的各项生产要素，多姿多采，方式繁复，既可分别引进，如技术的许可证，管理合同，也可一揽子的，如跨国公司独资或合资，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网络等一系列的要素。更重要的一揽子的涵盖范围既可无所不包，也可有选择性地取其所需或透过协商，以适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例如，跨国汽车公司在中国设厂生产，既要投资，又要引进技术、管理、市场网络等。但是经营旅馆的跨国公司，一般自己无需投资，即使协助筹措资金也不过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其主要目的是赚取管理费，并且不涉及技术许可证。另一例子是跨国公司的名牌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代为炮制，既可包括投资也可全部委托，除了商标以外，所有产品设计全由跨国公司所提供，但是原料与零配件哪种就地取材，哪种由跨国公司供应，可按照具体情况而异，当地管理的方式，如果交货毫无问题，跨国公司也无需多方问津。成品的销售则由跨国公司全部包办。凡此种种，其方式之多可以类推。且随着时间的迁异，客观环境的变化，一揽子中的具体内容也可调整。例如，需要大规模扩充时，跨国公司可以增资。当地技术力量提升后，一部分调研工作可本地化或进行合作，当地市场扩大后原来全部外销的可拨一部分为内销等。
二、主权问题
如上所述，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既然历历可数，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它们被不少发展中国家视若豺狼，要屏诸门外，即使不完全排除，也战战兢兢，唯恐逾越？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顾虑国家主权的丧失。最为显著的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治体制以及领导班子的干预。它们像帝国主义政府那样，一意孤行，凭藉其庞大势力，妄图将自己认为最佳的政治体制，输入发展中国家。苟当地领导人不合己意，则处心积虑，进行颠覆，不独恶意攻击，甚至密谋暗杀。同时对迎合己见的反对帮派，包括无耻的投机分子，悉心扶植，相互勾结。这种作为自然会引起公愤，煽动国家主义的火焰，激起排外的怒涛。
事实上明目张胆的政治颠覆活动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并不是跨国公司的正常活动。因为这对跨国公司自身的利益损多益少。尽管跨国公司对政治体制有所偏好，但是在东道国，只要业务能够进行，管不了那么多的事情。至于对个别帮派人事的排挤或支持，在政局动荡、前景不明的情势下，孤注一掷，并非良策。即在许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母国里，跨国公司的政治活动，即使是有明确的偏好大都也是低姿态的，甚至向执政党与反对党同时献金，以防万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既有或大或小的活动，政治层面自也在所难免，只要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里，应当不是原则性问题。
可是有关主权方面的争论涵义颇广。在经济层面，对跨国公司的依赖，也是议题。跨国公司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路线或明或暗地不断左右。例如，跨国公司要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要求如果在当地设厂，首先要抵制竞争者产品的进口，所幸这种政策会遭其他跨国公司为了自身利益而反对。但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则跨国公司的所见略同，因此不独要对东道国的各项有关法令，如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提出意见，甚至不时透过母国政府施加压力，对该类法令的执行情形也屡屡声色俱厉。的确，发展中国家的主持人对此每有怨言，但是总的来讲，发展中国家曾经倡导的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应当无偿转让的说法，忽略了知识既有属于全人类的，可从书本上几乎无偿汲取的，也有跨国公司有意识的、花了大量财力人力产生的。例如，美国的药厂要发展新药，从实验室到临床试验，一项新产品往往所费上亿美元。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障哪里有积极性去不断探索？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想全部自力更生、屏弃别人业已发明的成果，便免不了要尊重知识产权。这种措施不独是和跨国公司打交道的基本条件，也是鼓励国内企业创新的手段。
跨国公司即使并不对东道国的政策直接干预，其实际运作有时会和东道国的宗旨或利益相左，或对政策加以腐蚀。例如，跨国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原油基地可供开发，当在某地发现了新的油矿，从全球战略的角度，不一定要急于开发，甚至可将新发现对当地政府保密，但是储藏原油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希望及早开发，处理这种目的相悖的方法是未雨绸缪，与跨国公司订约时便有讯息通报以及开发步骤的规定，这是和已往成片承包制度所不同的。当然如果条件非常苛刻，对跨国公司活动多所掣肘，那么也要严重影响它们的积极性的。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活动也每有和发展中国家相左之处。例如，跨国石油公司的兴趣限于开采原油，不考虑炼油，其他矿产品、农产品也然，这对东道国的工业化没有帮助而且可能有阻。但是根本问题是当地是否有加工的条件，如果有足够条件，跨国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趋之若鹜的。但是从短期考虑，跨国公司因为在发达国家已有加工设备，可能有惰性，不考虑迁址。从长期考虑，虽然目前发展中国家条件不成熟，经过一段学习曲线的过程，便当刮目相看。实则惰性现象限于大型设备，建造需时的加工业，且不适用于成长快速，需要大量增加设备，以及技术改造快速的。利用学习曲线的说法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加工业予以保护或津贴的理由，问题是原来是短暂性的措施，而一旦蒙受优惠则不易去除。
和学习曲线切切相关的考虑是若干经济活动非常单纯，即使长期从事于此也不过重演老套，毫无进展。例如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年复一年采棉或采可可，没有什么新花样，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但是如果是棉花或可可加工则较能精益求精，鼓励学习，提高素质。这种思路也可引伸到加工层次和方式。发展中国家经常抱怨跨国公司所引进的产业大都是非常单纯的，例如制棉业不过纺纱、织布，连印染也要运到国外；玩具业不过装配跨国公司所设计的、事先准备好的零配件，甚至包装也要到国外去。 按照厂商规定的代工（ OEM, 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ing）也然。 实际上这种没有长进的情形在现阶段已不普遍，因为科技的进步也可以应用到初级产业。例如采棉可用采棉机，棉花的种类也可大大改进。更重要的是学习的进程不必限于非常狭隘的层次里，可以逐渐晋级。例如学会了纺纱，便可向织布迈进，学会了织布可向制衣着眼，由此类推，步步晋级。因此原来不参加任何意见，完全按照跨国公司的规定和指示的代工，一旦熟练，便可接受比较复杂的代工，甚至自创名牌。这是学习曲线的推广。反之，当比较单纯的加工尚少经验，尚无把握，一味好高鹜远则等于未能步行先要跑步，有欲速不达之虞。当然，即在虚心学习的初期，应当有长期拼搏和更上一层楼的大志。
以上所述同时适用于跨国公司未能将高新技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引进的问题，除了后者是否具备条件外，要记得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而是要合乎跨国公司的战略的。许多高科技公司事实上在很多国家有生产设备或战略联盟，显示该项公司也不能闭关自守，但是合作对象的选择，在竞争的世界里是非常严密的。总之要量力而行。
三、竞争问题
从竞争的角度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内企业是否有能力和跨国公司竞争；二是跨国公司是否会运用垄断性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和国内企业竞争。
第一方面是竞争能力的问题。例如如果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活动全面开放，许多民族工业可能无力与之拼搏，为其打倒或合并收购。因此许多东道国，包括发达国家，对若干敏感产业，如国防、通讯等，对外商涉足有所限制。中国在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及世贸组织的各段时期，对若干产业的开放强调必须假以时日以免过分冲击国内企业。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即使屡屡亏损，影响宏观调控能力，但是对跨国公司收购，也应非常谨慎从事，避免大权旁落。
但是，这种立场同时也需考虑如下因素。首先开放的程度如果太低，步子太慢，会不合现行国际惯例，如世贸组织的规定，妨碍成为国际经济主要成员国。所应特别提出的是当今的时代和已往大不相同，即使近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所享受的种种例外，常常能被一般所接受。但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业已大大提高，若干产业甚至已压倒一切，因此例外的幅度在不断收缩中。
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能力所以能够逐步上升与其积极利用跨国公司有密切关系。上面已经提及发展中国家和跨国公司进行多方合作之后出口能力急剧提高，显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弱。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独资企业而是和国内企业进行合资、技术转让、管理合同、装配战略联盟等合作，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工业便很难和所谓民族工业等同起来。如果硬加分野，如以外资成分或与跨国公司合作方式为准，不但没有理论依据，抑且导致自行缩小利用跨国公司的机会。因此如果对企业加以保护也必严格限于极少数的例外。
当然国内的压力是来自多方的。如果，事事俱优柔寡断，畏首畏尾，则国内企业势必互相效尤，希图杜绝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与之竞争，导致封闭型经济之形成。但是，封闭型的致命伤是仅仅可不与跨国公司在国内竞争，却完全没有力量在国际市场上避免和跨国公司较量。这样在温室中娇养的产业便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致使外汇枯竭，举债度日，甚至丧失经济的自主权。
更进一层，从个别企业的立场看竞争的对象，不独限于跨国公司也可来自国内企业。欲图杜绝后者的介入，势必扶植独占的民族工业，甚或地方工业，后者将保护主义从国家延伸到地区，到省市城镇，势必使全国经济支离破碎，全盘瓦解。
可是，竞争的挑战是企业壮大不可或少的动力。特别在市场情形瞬息万变，技术更新节奏加速的情势下，即使民族工业保护住了，但是很快便变成古董，毫无出路。
利用跨国公司不独可透过竞争激动国内企业，同时也可汲取其长，补己之短。并且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例如，跨国公司的副食品占领了很大一片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为什么民族工业不能洞悉它们成功的因素，从和它们合作开始到自辟炉灶、自创品牌、自树一帜？
另一对跨国公司的忧虑是垄断和不公平或不正当竞争。这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代，确是常见的。首先，东道国往往给予指定公司在当地或势力范围内的特许权以便管制及分赃。它们可利用政治压力、治外法权来排除竞争者。也可用种种经济手段打击当地的竞争者。例如，当民族工业开始萌芽时可不惜成本，大大削价，使新兴工业严重亏损；可利诱威胁上游下游客户对其拒售拒购拒运等手段，层层封锁，使其陷于独立。在现阶段殖民主义业已荡然无存、钦使特权也已成陈迹，但是跨国公司挟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资源，仍不免有垄断行为之嫌。当然它们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是法律上允许并且受到保护的独占权力。所幸全世界不是只有一个跨国公司，研究开发也不是只此一家。因此最好的防止跨国公司垄断行为是以跨国公司制跨国公司。换言之即健全竞争机制。若干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外资，授予个别跨国公司种种特权，不独对民族工业意味着歧视抑且鼓励跨国公司的垄断与不正当竞争。
这种特权当然也和现在国际间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相悖。当然该项原则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里实施时，也较复杂。至于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国内企业也同样存在。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公平竞争的立法视为要务。
四、分利问题
上述的垄断或不公平竞争是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分配问题的源泉之一。诚然，如果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从事掠夺，那么大部分的利益将被跨国公司攫取去了，导致东道国一无所获，或蒙受损失。
中国的对外政策一贯坚持平等互利。无论是国与国或企业间的交往全皆适用。在任何处境中，不亢不卑，维护传统温厚文明的风度。在自己是强势时，力避盛气凌人，当处于弱势时，则不屈不挠。但是所谓平等并不意味着双方是势均力敌的，互利虽然凸显国家或企业之间的关系，尽管有竞争有磨擦，可以达到双赢或总和是加（positive sum game），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利益双方是平均分配的。
利益分配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发展中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其中复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影响，如不论对母国或第三国的。二是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跨国公司打交道时往往感到相形见绌。如在讯息方面一般认为跨国公司不独掌握全球网络，即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关企业以及其供销情况，竞争者实力，也每不惜工本，彻底调查，了如指掌，占尽优势。从跨国公司的立场则时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内容不像跨国公司那样明朗化。它们的账目既言之不详又没有严格的准则。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又不健全，有时东道国企业同时和多家跨国公司谈判，互相比攀，以占上风。
实则企业之间的谈判能力很难一刀切地断定谁占上风。虽然大型企业有其优势，但在东道国也有地主优势。双方均可谋求知己知彼以提高自己的谈判能力。在自己没有能力判断的问题上，可以借重第三者即专家们进行评估，如资产估价及可行性研究等。
比较难以预防的是跨国公司处心积虑，利用巧妙的手段，获取暗中的利益。例如，跨国公司对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ing）可上下其手，无形中将合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到跨国公司手中。有时跨国公司原来仅为少数持股者，可藉口合资企业亏损，需要增股，当地企业无力出资时实行片面增股，获得控制权。
转移价格既是跨国公司内部帐目因此不易处理，跨国公司总部的帐目在东道国无法核对。唯该项价格可与类似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相比，对若干零配件不在市场流通者，可在契约内规定定价原则，如成本加成等。
转移价格是漏税手段之一，其他弄虚作假手段在发展中国家税制不健全、执行人员素质不高的情势下，走漏应纳税或冒领退税金额屡见不鲜。但是这不是跨国公司的特征，而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税务问题。
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盘考虑，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扩散效应或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y）也应计算在内。反之，也有负面的。若干跨国公司对劳工的管理过分苛刻，不独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失事率频繁，并且严重违背人道。但是某些发达国家主张抵制劳工福利欠佳国家的出口品，甚或主张国际劳工要有共同标准，前者甚至包括所有低工资国家，这样所有低收入国家的输出都要遭排斥了。至于国际标准之厘定，无论在任何领域应透过国际协商取得共识。
跨国公司对环保的设施，诸如污水的处理、毒品的防治、生态的保护等，对发展中国家也有示范作用。对社会福利的贡献，虽然不一定计算在经济指标里，也有正面的。相反的，若干跨国公司也可利用发展中国家对环保意识的薄弱，对其输出污染。
有些发展中国家将跨国公司物质方面的影响联想到精神污染以及文化侵略的到来。跨国公司则抱怨发展中国家的官员贪污成风，以权谋私。实行行贿受贿是双方的共同行为。在若干跨国公司的母国，如美国，对在境外行贿有明文规定，东道国中如新加坡对廉政从上至下认真执行，较少漏网者。
另一忧患是透过通讯网、媒界传播对发展中国家所不接受的价值观。在这方面防止的办法不易奏效。首先，尽管若干传播节目，如电影、杂志可以删禁，但是渠道太多，特别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苟管制太严，有因咽废食之虞，因为信息是现代化的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再者，商品较易杜绝，思维和偏好很难以外力操纵。因此非潜移默化鲜能攻心。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一如在全球的战略，必然是有选择性的。以资源为导向（resource oriented ）的显然聚集在天赋丰厚的地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矿产开发每局限于少数地区。
即使是市场导向（market oriented ）或效益导向（ efficiencyoriented）的活动往往也是集中在局部地区的。在中国，南方胜于北方，东方多于西方，沿海城市超过内陆乡镇。
跨国公司活动的不平均分布引起地区分利问题以及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传统的不畏贫而畏不均的思想与近代的平均主义推波助澜，不均的忧虑是不容忽视的。
从经济角度看来跨国公司的引进如果是对发展有正面作用的话，问题是有没有条件使它们进来，至于在哪个地区则是次要。因此政策的焦点往往是致力于条件较好的地区，如基础设施、人力、配套工业等较为完备的，且不屑提出各项优惠条件以提高相对的吸引力。其结果是跨国公司活动的集中度远高于原来经济环境的驱使。
这种倾斜政策在短时期内对名不见经传的发展中国家有一鸣惊人的宣示效应（announcement effect），易引起跨国公司的注意， 但是长期施行有两大缺陷。一是不独歧视较不发达的地区，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抑且歧视民族工业。二是当其他发展中国家争相效尤时，相对优势互相冲销，只有将利益转移到跨国公司，肥水外流。所幸如果国民待遇的原则普遍推行，各种优惠措施也当逐渐淘汰。
即使没有倾斜政策，无论来自国内的或国际的发展动力也是不可能平均分布的。特别是创新，既不是人人所能胜任的，也不是立即能扩散到全方位的，而是属于极少数的。尽管成功以后，可能群起效尤，但是每每要经过一段时间，并且不免有东施效颦之讥，其结果是失去了捷足先登的优势，所得到的利益远远不如始创者。对落后者及被淘汰者则每况愈下，蒙受损失。这种此涨彼消的程序势必形成贫富差距。当然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会带动上游下游，水涨船高，即使是有先富后富之别以及一蹶不振的。因此，财富尽管趋向集中，同时也在扩散。
为贫富过于悬殊，造成社会不安，许多发展中国家多次申言均富政策。实际上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鲜有实效措施。若干强硬措施不独寡效，抑且有害。例如极端的平均政策导致干不干一个样，严重阻碍积极性。充公式的累进所得税打击敢冒风险的，并且鼓励各种漏税逃税方法。因此分配政策的重点，除了创造公平竞争，脱贫致富、充分就业政策以外，应对无力自拔者提供社会安全保障，不是扼杀内部或外来发展的动力。
五、结论
近年来虽然有关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盛极一时、应接不暇，对跨国公司的评价也时有新论，但是同时出现了两个弱点。第一，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的本身涵盖面非常广、内涵极其复杂，因此一般性的理论不一定切近实际。第二，正因如此，研究的对象渐趋狭窄。问题是片面的经验是否有普遍性。且专攻跨国公司的鲜有余力同时钻研发展经济学。这样，尽管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是热门课题、众说纷纭，但是尚少定论。
本文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可归纳如下：
第一，跨国公司确实拥有发展中国家经济摆脱贫困落后的要素。如能善为利用是有正面作用的，特别对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
第二，跨国公司有全球性的战略，其主要目的是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成长，不是施援，对个别发展中国家更不情有独钟；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意吸引跨国公司，必须创造条件。但是如果急功近利，往往得不偿失，且将发生后遗症。
第三，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既因跨国公司本身的性能、战略、作风而异，也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体制、政策、环境切切相关、互相交织，因此功过不是完全属于一方的。至于政策的制定不宜全部着重引进，同时也需杜绝或减少负面作用，既未雨绸缪，复多方补救。
第四，在开放政策的大前提下，最基本的跨国公司政策是公平竞争，也即完善市场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必要插手了，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与培育市场并非全是看不见的手所能愉快胜任的。在过渡期间，若干临时措施，如优惠政策、保护民族工业政策，可以为权宜之计。但是绝大多数必须逐步淘汰，以配合基本方针。
第五，尽管当代的发展节奏可快于已往的，但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因此不宜好高鹜远，欲速则不达。因此如果部分地区或产业尚无条件吸引跨国公司，不妨放远眼光循序渐进，步步升级，有志竟成。
第六，在当代经济逐步向全球化迈进中，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路线势必随之适应国际惯例，不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像中国这样庞大而欣欣向荣的发展中国家，即使要独行其道，恐怕国际的压力也不会放松。因此需采取主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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