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术与现代戏曲学的创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杂剧走向辉煌之后不久，我国就有了以杂剧和散曲为研究对象的曲学。元代有燕南芝庵 《唱论》、周德清《中原音韵》、夏庭芝《青楼集》、钟嗣成《录鬼簿》等曲学论著问世。 这些论著关涉北曲作家、作品、宫调、曲牌、音韵、演员、演唱等诸多层面。明初，朱权编 撰了我国第一部北曲曲谱《太和正音谱》，除了为三百多支曲牌选定例曲，分别正、衬，标 明四声之外，他还就北曲体制、流派、类别、制曲方法、角色行当等展开研究，阐发了相关 理论，辑录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明代中后期戏曲批评空前活跃，南曲——特别是传奇的音 律问题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徐谓《南词叙录》、王骥德《曲律》、吕天成《曲品》、祁彪佳 《远山堂曲品》、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等一大批曲学论著，侧重就南戏和传奇展开 研究，部分论著的理论色彩较鲜明，沈璟与汤显祖的不同见解引起曲家的广泛关注，对传 奇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清初，制作曲谱仍为曲家所重，皇家也主持修撰曲谱，有多部重要 的曲谱面世。李渔的《闲情偶寄》（主要是其中的“词曲部”）、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 ，注意从“戏”这一方位切入，颇多创获，理论色彩进一步增强。晚明清初的戏曲文献整理 也取得很大成绩。但从总体上看，一直到20世纪以前，戏曲学的学科体系仍未构建起来，而 且戏曲学实际上还没有从诗学中完全独立出来。大多数曲学家并没有明晰的戏曲概念，他们 往往把戏曲和散曲等同，视为诗之一体，侧重从语言、音律方位对其进行观照。曲学的概念 、范畴也大多援于诗学。总之，20世纪以前的曲学并不是纯粹的戏曲学。
近代意义上的戏曲学是20世纪初创立的，其标志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的诞生。在着 手研究戏曲之前，王国维不仅一度沉迷于叔本华、尼采和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而且还接触 到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西洋剧作家的剧作。这对其戏曲研究发生了深刻影响。王国维一 进入戏曲研究，首先注意确定特定的研究对象，他提出了“真戏曲”的概念，认为“以歌舞 演故事”、“代言体”是戏曲的重要特征。这就把叙事写人的戏曲与单纯抒情言志的“诗” ——散曲明确地区分开了，同时，也把叙述体的说唱（如诸宫调）和化身表演的戏曲明确地区 分开了，廓清了迷雾，厘定了戏曲学的对象和范围，使戏曲学得以从诗学中独立出来。王国 维还用悲剧、喜剧范畴对戏曲的审美形态进行研究。很显然，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有得于西 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王国华《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其《宋元戏曲史》“取外来之观念 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明显受到“西学”的影响。可以 说，从选题的确定、思维方式的运用到研究方法的选择都可以看出“外来之观念”对现代戏 曲学创立的巨大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的论断来概括现代戏曲学的创 立 固然不错，但并不很全面。现代戏曲学的观念和方法并非全都是“外来”的，本土学术的作 用也决不止是在于提供“固有之材料”。事实上，现代戏曲学的创立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 学术也有着密切而深刻的关联。
所谓“传统学术”指的是华夏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国学”。近代以来，一些学者为区 别从国外输入的“新学”，曾一度称之为“旧学”。传统学术既包括显性的大量学术成果， 也包括隐性的学风、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学术精神等等。传统学术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 ，有悠久的历史，与时变化，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巨大的存在。单是儒学就几经蜕变，几乎 每一历史阶段都有歧见纷呈的不同派别存在。现代戏曲学创立于民国初年，对其影响最深切 的 传统学术首推清代学术。“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 ，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版，第11页）。清代“考证学”又称“考据学”，有人着眼于其学术师承、宗尚，称 之为“汉学”，又有人着眼于其朴实无华的学风，称之为“朴学”。考据学“厌倦主观的冥 想 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梁启超语，同上书）的学术旨趣对清代学人影响至巨，因追随者众， 这一 学术精神以至成为清代的“学术主潮”。代表这一“学术主潮”的是乾嘉诸老。乾嘉学派堪 称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在辑佚、辨伪、训诂、校勘、目录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晚清之世 ，这一盛极一时的学派实际上已经衰落，但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对当时的学术建设仍有相当大 的影响力，即使是崇尚“新学”的学者，也无法抗拒其影响。王国维之所以能担当开创现代 戏曲学的历史重任，固然与其沐浴“欧风美雨”，得时代风气之先有关，同时，也得力于“ 旧学”——特别是清代考据学的哺育。
王国维的家乡浙江在清代依然是“人文渊薮”，学者辈出，学术传统深厚。王国维出身于 书香门第，父祖多饱学之士。王国维治曲的过程、方法及成果也昭示了传统学术——特别是 清代考据学对戏曲学之创立的深刻影响。
1907年，刚逾“而立”之年的王国维经罗振玉推荐，到清廷学部供职。此时王国维的兴趣 已由“酷嗜”西洋哲学而移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词的创作与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他萌发了“有志于戏曲”的“奢愿”。据王国维自己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中说，这 是因为：一，“填词之成功”（王国维对其《人间词》自视甚高，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 》中说：“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二，有 感于“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也就是说，他的“奢愿”是：欲以自己的戏曲文 本创作来改变戏曲的“不振”面貌。然而，1912年岁末，亡命日本的王国维仅用三个月时间 就写成了《宋元戏曲史》。一度想当戏曲作家的王国维未能创作戏曲剧本，却成了为现代戏 曲学奠基的戏曲学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考据学的修养既 限制了他在文艺创作方面的发展，也成就了他在戏曲史学领域的辉煌。如前所言，考据学“ 厌倦主观的冥想”、重视客观的考察，这一早期打下的基础使“欲为诗人”的王国维常常“ 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换言之，正是早年的考据学修养制 约着王国维的发展方向，使他易于在正本清源、梳理群籍的考据上取得成功，难以在“神与 物游”的文艺创作中创造奇迹。这也是他的《人间词话》精妙绝伦，而他自视甚高的《人间 词》却不为人所重的主要原因。
早年长期专力于考据之学的学术积累对王国维治曲的学术向度、方法和途径也有一种规定 性的影响。光绪年间是京剧的极盛时代，北京、上海两地京剧演出活动相当频繁，这一惹人 眼目的戏曲现象吸引了不少学人的目光。王国维在上海和北京都曾居住过，而且时间并不太 短，但他始终未对戏曲现状置一辞。当他决定从事戏曲研究之时，一开始就把目光锁定在古 代戏曲史上，而且重在“探源”，表现出乾隆学派所推崇的返古求真的价值取向。《宋元戏 曲史》原称《宋元戏曲考》，大部分篇幅在于考证宋元杂剧之源，书中凡立一义，必详举文 献资料以为佐证，材料之选择以古为尚，相当集中地体现了乾嘉学派“溯之古而得其原”的 学术向度和“无徵不信”的价值尺度。王国维治曲以戏曲文学为主要对象，不论表演。这与 他几乎不看戏有关，也与其在词学领域获得成功之后再着手治曲的学术准备有关。王国维的 戏曲研究始于1908年，终于1915年。1915年他写了《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之后就再也没有 涉足戏曲研究了。1916年从日本回国之后，他又一次毅然尽弃前学，师法乾嘉学派，以“两 重证据法”专治经史之学。王国维治曲这一段时间正是华夏的“多事之秋”，时局动荡。因 与清廷有关系，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心境颇不宁静，仓皇亡命日本。其生活一向清苦，从 事戏曲研究期间，更是十分艰难。然而，淡薄名利，勤勉不怠的王国维却在“天崩地裂”之 时、穷愁困顿之中完成了为现代戏曲学奠基的历史重任，这种朴实勤勉，困厄不辍的治学态 度与乾嘉考据学的治学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