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运动与平民政权的实现——中共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对政权问题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权论文,中对论文,平民论文,民众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2)02-0069-13
发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国民会议运动，是国共两党联合开展的国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民党和中共在国民革命途径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态度、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国民会议运动事实上的主导者，中共将国民会议运动视为党的全部工作，倾尽全力推动运动的发展，希冀经由召开国民会议达成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实行“真正平民政治”的革命目标。以往对于国民会议运动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于运动在宣传和动员民众方面的作用与影响，而对中共所赋予运动的国民革命“新手段”的意义，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在国民会议运动的各个阶段，中共针对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一再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运动策略和运动目标不断做出调整。这些政治主张的提出，从多个侧面反映出中共对国民革命如何取得政权以及新政权的国体政体、政权性质和职能等问题的见解。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曾经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顿形消解，经由国民会议推出“真正平民政权”的设想自然无从实现。国民会议运动的失败，证明中共所主张的“新手段”绝不是中国革命的惟一手段，甚至称不上主要手段。然而，中共在国民会议运动过程中对政权和国家体制问题的探索，并非毫无价值，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内战中的苏维埃运动所吸纳。
依其进程，以孙中山决定北上和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为两个分界点，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区分为3个阶段。本文拟对国民会议运动各个阶段中共政治主张的内容和特点作些梳理和分析，并着重考察国民会议运动中中共政权思想变化的历史轨迹。
第一阶段(1923年2月～1924年10月)：中共主张用民众运动的新方法开展国民革命，吸收孙中山三民主义国家设计中关于国民会议的部分，提出废除已成为军阀统治工具的国会制度，迅速召集由各职业团体选举的国民会议，以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基础。
联合一切民主革命势力实行国民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同的目标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对此都是赞同和接受的。但是，两党对于国民革命应当采取的途径和方法看法并不相同，因而进行革命的着力点也各有侧重。孙中山从个人经验出发，向来偏重使用军事手段或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达到目的，中共则更为看重民众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这种差异在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和成立初期便已经反映出来。中共曾严词批评孙中山轻视民众的作用，指出国民革命“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方针”，“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1]267中共主张的新手段和新力量是什么？就是使各阶级各党派争自由争民权的势力，在统一的政治目标下结合起来，开展统一的国民运动。中共认为，在国民革命中，“目前的中国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都只是国民运动，”[2]200国民运动就是党的全部工作。“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3]148可见，从国民革命一开始，中共就更加倾向于通过民众革命的方式达成国民革命的目标。问题是，要把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等一切受压迫的民众斗争整合到一起，把他们从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中来，成为目标一致的国民革命力量，就必须有一种反映最大多数民众共同意愿的政治诉求，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民众参与国民革命的积极性。中共关于迅速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提出来的。
国民会议并不是中共的发明。早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就把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保障平民参政权作为平民革命的目的[4]82-83，而召集国民会议则是建立民权国家的一个主要环节。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独立省份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南北和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方案，终因袁世凯的阻挠搁置不行[5]。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决心“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6]601，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总体设想，其中就包含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内容。军政、训政时期主要是为选举国民会议代表，为召开国民会议作准备。待全国有半数之省达到宪政开始时期时，则召开全国的国民大会，决定和颁布宪法。宪法颁布后，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和复决权。全国国民依宪法进行大选，国民政府将权力移交给民选之政府，建国大业告成。在孙中山设计的国家权力架构中，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是为政权，即国民的权利；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是为治权，即政府的权利。国民会议是国民“政权”即人民主权的象征和体现，位于国家政治结构的顶端，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直接行使者。由于当时国民党所能控制的不过广东的部分地区，按照《建国大纲》的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条件远未具备，故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政纲并没把召开国民大会列入近期日程。
还在国共两党就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开始接触时，共产党人率先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1923年2月陈独秀撰文指出，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缺乏阶级基础。他说：“惟有用革命的手段废去现行各级议会的组织法与选举法，改由现存各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代替现在职业议员的国会及地方议会，”方能“收监督政府之实效”[7]19。不久他又提出，为推动国民革命的进行，必须开展统一的国民运动，而“统一的国民运动之具体方法，最好是各省各团体集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心地方，开一国民大会，以议定解决政治之统一的战略”[8]29。瞿秋白对陈独秀的见解深表赞同，在《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一文中对旧国会的弊端与根源作了深刻剖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丧失经济独立，没有实行代议制国会的基础。旧国会不过是寄生于军阀和官僚资本制度下的一个怪胎，“因其经济基础的畸形，自成其为一种畸形的制度。”[9]48他把议员与军阀的关系比作猎狗与猎人的关系，“某猎狗为某猎人所用，当然必受此猎人之豢养。”故“不论国会省会的议员，无不是大军阀小军阀的机械”[9]46、48。他强调，中国的资本主义要求得自身的发展，非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不可，然欲去其二者，必须借重中国的劳动平民及世界的无产阶级。现在的国会制对资产阶级来说还可以将就，而劳动平民则绝对不能相容。因此，“中国国会制正当力求其进于真确到底的代议制，代表真正大多数劳动平民的制度，”进而创造出“真正民主政治”[9]58、60。其方法就是用革命手段废除现行各级议会，由政党召集各职业团体开国民会议。
曹锟贿选成为共产党人正式提出国民会议主张的直接动因。1923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逼迫总统黎元洪下台，在北京甘石桥成立议员俱乐部为贿选总统作准备。10月，曹锟用1300多万元买通国会议员当上大总统。贿选丑剧让旧国会信誉扫地，国会议员们被讥为“猪仔”“娼妓”，遭世人唾弃。曹锟贿选迹象初显之时，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团体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曾于6月14日发表了一个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10]。中共三大新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注意到这个宣言，决定由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5位中共中央委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信中指出：“议会在全国人民眼中一文不值。北庭议会是曹吴豢养的。”他们建议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建立一支国民革命的军队，强调“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1]267、2688月初，中共公开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只有全国革命分子结成联合战线，继续进行民主的革命战争，以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军阀，才是中国民族解放的惟一道路。正式提出由国民党出面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在适当地点召开国民会议。“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当然，“由此国民会议所产生之新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个各派军阀合作受列强势力所卵翼的政府。”[11]171-198可见，在中共最初有关国民会议的阐述中，国民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选举产生全国统一的民主政府，并担负监督政府的职责。1924年9月，中共又发表了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强调只有人民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外反抗列强内解除军阀的政权及武装，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重申了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对内对外政治问题的主张[12]288。
然而，中共方面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提议并未得到孙中山的积极回应。孙中山向陈独秀当面表示：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从中帮助，党不能介入。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不可能是一场严肃的运动[13]286。于是，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针对国民党等政治团体提出的“拥护黎元洪”、“国会南迁及制宪”、“团结西南联省自治”等主张，共产党人接连发表文章，警示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不要再对军阀和旧国会抱有丝毫幻想。李大钊为《北京周报》撰文，指斥国会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无非竭尽全力愚弄国民，耍尽花招营私舞弊。”黎元洪被逐后，“不论是跑到天津、上海的还是留在北京的议员，无一不是被收买了的，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民意的。”因此，国会“不论在什么地方开会，也都不可能算是国民的代表机关”。要挽救目前的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办法，即“着手组织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尽管这样做困难重重，但别无他路可走。“人民必将在这场运动中把一直欺骗人民、代表军阀、政客私利的政治权力夺回到人民自己的手中。”[14]235-241瞿秋白则从建设民主国家的角度阐述了迅速召集国民会议的必要性。“这种国会，这班议员，已经绝不能代表丝毫民意，已经绝无最高立法机关的资格。”军阀们高喊的“宪法”、“统一”，也统统不可信。“民主国家的根本在于社会里平民革命力的威权之表显，革命彻底成功方有彻底的民主的宪法。”“中国平民，若不自己奋起结合做真正的政治运动，一直行向革命，绝不与旧势力妥协，努力扫除歼灭一切军阀，则统一决不可能。”为此，中国各界平民应当联合和组织起来，“立刻继以革命的行动召集全国平民立国大会，制定宪法。”“如此，方能奠定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基础，统一中国。”[15]140-142陈独秀也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国会本是统治阶级之附属品。”军阀控制下的北京国会，各派议员冒充人民代表，实际上“一向只仰军阀鼻息，与人民丝毫无交涉”。“这班议员将来不是回京为曹锟维持旧台，便是在南方为段祺瑞搭新台，或者为陈、唐帮帮场面，始终和人民无交涉。”[16]127他尖锐批评孙中山所倡导的所谓“西南团结”，是“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粘附在利用南北军阀冲突的机会上面”，“顶争气也不过与北方军阀争夺地盘，和力量建立在人民团结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17]367-368
国民革命大幕初启之时，中共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并非对孙中山建国大纲相关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注入了中共自己对未来民主国家构想的内涵。可以把中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与南北议和的国民会议和建国大纲的国民会议作个比较。前者与后者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国民会议代表的产生方式上。无论是南北议和抑或建国大纲中的国民会议，其代表均是以固定的省、县行政区域为单位产生的，能够当选的必定是地方上非贵即富的权势人物，而中共主张的国民会议，代表是由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等各职业团体选举产生的。这些职业团体被中共视为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它们推选的代表才能真正反映大多数的民意。再者，在召开国民会议的时机上，建国大纲提出召开时机是在全国半数之省进入宪政后，而中共则主张尽快召集国民会议。在这些表面差异的背后，反映出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的道路选择上各有其思路。照孙中山的设计，国民会议的召开是国民革命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国民革命接近成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国民会议一召开，宪法一颁布，大选一结束，国民革命就完成了。而中共则是期望通过尽快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把民主革命力量动员起来，由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统一战略，造成民主政治制度，进而打倒列强和军阀，完成国家统一。也就是说，中共把国民会议运动看成国民革命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
在这个阶段，中共工作的重点是宣传召集国民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发起国民会议运动进行舆论准备。但是，中共把召集国民会议的历史责任归之于国民党，自己则甘于处在从属和配合的地位，这反映了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才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共只做在野党的消极想法。国民会议运动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精密设计和完整方案，在中共的文件和领导人著述中，对于召集国民会议的步骤、程序以及会议内容等具体问题较少涉及，说明此时中共尚未就如何推进国民会议运动形成清晰思路。另外，从形式上看，还主要是中共单方面的宣传鼓动，国民党方面和社会各界并未作出积极的回应①。
第二阶段(1924年11月～1926年6月)：在用国民会议口号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同时，中共进一步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政纲和要求，并且为平民革命政权设计了“议政合一”的政权模式，即在正式政府成立之前，由国民会议或者国民会议预备会行使临时政府的权力。
国民会议运动的转机出现于孙中山决定北上之时。1924年10月下旬，受国民革命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由曹锟、吴佩孚控制的中央政权，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孙中山感到和平统一“最难得的机会”已经到来，为扩大国民革命声势、谋求国家统一决意北上。他接受鲍罗廷和加拉罕的提议[18]566-567，在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公开表明接受中共迅速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称：“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191]954他赞同国民会议的代表由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各政党等社会团体直接选举，并且提出，召开国民会议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可以先行召集由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此时的孙中山对民众力量对国民革命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北上途中，他在上海、长崎、神户、天津等地发表讲话，斥责旧国会“没有用处”，议员“只顾私利”，“只要有钱，便去卖身，造成曹锟的贿选。”“要解决国是，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20]958-959而办法就是召开国民会议。“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20]964
中共方面对孙中山北上抱有极大期望。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撰文指出，孙中山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深远，“他要唤起全国民众打破一切垄断包揽的局面，促使各种团体派出代表列席会议，以破坏向来为武人把持的政局；继由各团体直接选举，使人民更能直接参与政治。”[21]599同时吁请他“拿出自己救国救民的真正主张"[22]679。中共判断，由于孙中山对国民会议态度转趋积极，发动全国性的国民会议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孙中山动身北上后，中共当即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避免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和解决当前中国政局的办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11]305中共赞同孙中山首先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的提议，希望国民党尽快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议，并且代表被压迫的农民、工人、士兵、小商人和知识阶级，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税及陋规”，“八小时工作制”共13项内容[11]306-308。为配合孙中山的北上，扩大国民会议运动的声势，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国民会议及预备会如果实现时，此促成会即须负支配选举及监督会议的责任。”并且“设法在当地报纸上宣传，在街市上，在乡村中向民众游行演讲，促成大的示威运动。”[23]301-302
为何中共会对国民会议运动倾注如此大的热情？这与其对国民革命的基本认识是密切相关的。中共一向坚持，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各被压迫阶级的平民革命，离开民众的觉悟和斗争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必须把最大多数的民众动员组织到国民革命中来。首先，国民会议运动将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中坚作用得以发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强调：劳动阶级应主张国民会议，这是目前最革命的要求。工人阶级须在国民会议中提出自己的特别要求，如此工人阶级才能影响国民运动，才是国民运动的推动者[24]184。维经斯基也提出，中共应当围绕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推进国家民主化等口号，“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同时努力从组织上促成民族高涨形势，渗透到工人群众中去。”[25]556再者，国民会议运动使更广泛地动员全社会的民主力量参与国民革命成为可能。国民会议运动不同于一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它突破了行业界限的制约，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基础。“国民会议之本身仍然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实际的政治状况中，同时又是一种公开的合法的民众政治运动，其目的在号召社会各阶层群众之广大的觉响；而口号的本身民众化之结果，成为民众自己的呼声，民众自己的政治势力。”[26]192为此，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于12月下旬发出联合通告，明确指出：“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的基础之一大时机。”[24]309要求各地党团员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积极做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宣传等工作。
中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的初衷，是由人民团体选出的代表组成国民会议，代替军阀控制的国会实行对政府的监督。随着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中共对国民会议职权的定位有了新的思考。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已不再把国民会议或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视为单纯的民意机关，或者是单纯的立法机关，而是力主它直接行使政府的职能。中共提出，“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备国民会议，”“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11]305这个依靠民众力量成立的临时国民政府，应当采取国民党政纲以取得农、工、兵等民众的支持，同时不妥协地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势力。中共表示，尽管这个临时政府极有可能不是国民革命左派的政府，甚至不是中派的政府，但只要它确能防止帝国主义分裂或共管中国的阴谋，确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只要它不妨碍一切平民参与政治的机会，中共就准备支持它。陈独秀对这一重要变化解释说，国民会议的召集，首先要由各人民团体推出自己的代表，牵涉的方面较广，需要较长时间的筹备，决非三数月甚至半年可以正式开会。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加于中国的损害将难以遏制。因此，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议“单是议政机关还不够，应该同时是执政机关，主张即以此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政府之职权”，“国民会议由他召集，他的主席团就是此临时政府处理各部行政的首长。”[28]395-396也就是说，在国民会议召开并成立正式政府之前的过渡期内，将由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议取代段祺瑞的执政府，行使临时中央政府的职能。这种过渡性的政权模式体现出“议、政合一”的特点。陈独秀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家政权由军阀操控的摄政内阁奉还于人民，这是挽救当下内外危机的唯一途径。后来，陈独秀进一步提出：“国民会议应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问题，他的权限，应该比国会更要扩大。”[29]431
经国共两党的组织动员，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1924年11月以后，各地群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城市陆续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的宣言指出，中国政局的发展有两个可能的倾向：“一是由人民团结努力取得政权，实现民主政治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一是继曹吴而起的军阀集中其势力，复行武力专政。前者成功，方有保障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之希望；后者成功，必继续卖国乱政引起战祸的局面。此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及其是否人民团体代表的会议，乃为两方——民主政治或武力专政，分别胜负之第一步。所以我们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努力创造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并应立即努力要求一个真正人民代表的预备会议。”[30]陈独秀立即表示“他们这种见解是很对的”，号召全国要求国民会议与民主政治的民众迅速集中力量，“决死反抗第二个倾向，为第一个倾向奋斗！”[31]399此时，已经出任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提出召开由军阀、官僚、买办、政客、遗老等组成的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筹备召集国民代表会议。此举遭到国共两党的反对。作为对善后会议的反制，中共主张迅速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国会议。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的包括工人、农民、教职员、学生、记者、律师、实业家等各界代表200余人。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赵世炎、恽代英、向警予、邓颖超、王尽美等出席会议，李大钊自始至终对会议给予指导。大会表明，国民会议运动的任务是，“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解除终身所束缚的锁链之目的”；“继续打倒直系军阀，进而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它的方法是不妥协的，群众运动。”[32]281会议号召全国民众继续努力推动国民会议运动，以求得真正的国民会议之产生。“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了的切实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规定，并且是将来中国平民共和国的新建设——国民会议制度之第一次确定的关键。”[33]420孙中山于会议期间病逝，临终前他仍叮嘱：“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34]994可以说，正是基于孙中山在全国民众的巨大号召力，国民会议运动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的声势。这位伟人的离世给国民会议运动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虽说国民党也表示将秉承孙中山遗愿，继续推进国民会议运动，但积极性已大不如前。
五卅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反帝浪潮的高涨，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的无能愈发暴露无遗，中共再次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之国民会议”的要求[35]。陈独秀指出，这次斗争若想依靠现政府交涉解决是错误的，他提议立即在上海召开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若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即发起国内战争，建立一个国民革命政府[36]485-486。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向北京政府施压的手段的话，8月下旬，陈独秀在《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平民的革命政权”的口号，强调必须把反帝斗争与争取民权的斗争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新阶段，即不但对外争斗，而且对内争斗；不但和帝国主义争斗，而且和反动军阀争斗；不但为民族争斗，而且为民权争斗。“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不能和力争民权自由的争斗分开；民族的建立正在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中；而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工人阶级应联合一般平民和同情民族运动的军人，与用武力破坏民族运动的奉系军阀斗争，“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37]500瞿秋白也指出，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迟迟没有得到胜利，其原因在于：一、资产阶级等只顾私利而破坏联合战线，二、没有统一的人民政府，三、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为此，“必须先使各界一致努力于全国联合大会的运动；这全国人民的大会要以实力促成全国的统一，实现平民的政权，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等，武装平民，成立全国统一国民革命军。那时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能得最大限度的集中和统一，向帝国主义者作战。”[38]311“平民的革命政权”口号的提出，反映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未来国家政权有了更为清晰的定性，但对“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或“全国联合大会”与国民会议的关系，却未作进一步的说明。
随后的反奉战争动摇了段祺瑞政府的统治根基，也使中共领导人以为实现“革命的平民政权”的可能性大增。按照中共的判断，反奉战争表面上看来是“军阀间的循环报复战争”，“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39]518-519甚至“实际上是人民与军阀的战争，国民会议与军阀统治的战争”[40]555。期望“变军阀间的战争为人民对军阀的战争”[33]436。甚至有人以为，只要打倒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敌人奉系军阀，就可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如维经斯基就说，“可以认为，反对奉天人并战胜他们，确实会引发全民族的高涨形势，直接导致国家统一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建立。”[41]654-655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把建立革命民众政权作为近期的斗争目标。会议决议指出：“最近的革命运动，当然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是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不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起着先锋队和主力军的作用，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也都组织起来参加斗争，这使革命民众政权有了雄厚的社会基础。“革命民众政权之建立和中国之统一，是全国各阶级共同的口号，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口号。”[42]463-464中共继续号召人民利用反奉战争，推倒军阀统治，为实现“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而斗争。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才有了11月28日中共北京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的“首都革命”，推倒段祺瑞执政府，从军阀手中夺取政权的尝试。这一策略的最大问题是对从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军队实力派人物寄予过高的期望，就像瞿秋白后来所指出的，把力争革命民众政权实现的任务，“和冯玉祥等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互接联起来，以战胜奉系军阀为前提，以军阀战争为先决问题。”[43]194
果然，1925年底国内局势再次发生重大转折。倒戈反奉的原奉军将领郭松龄兵败被杀，在日本、英国支持下，直系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联手“讨赤”，中国出现“反动势力结合反攻进步的局面”[44]39，通过反奉运动直接建立平民政权的愿望再度落空。面对这种“更加危险”的局面，中共重新回到通过国民会议产生国家政权的道路上来。1926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接连发布两个通告，主张由广州国民政府与国民军、人民团体代表及一切反奉势力，组织委员制的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立刻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45]2。同时提出恢复或重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扩大其范围，加强与各种社会阶层的派别合作[46]6。2月20日，中共广东区委也发表文告，指出目前政局已经“形成民众与帝国主义及其军阀争夺政权之形势，就是说形成中国民众要夺取政权，而帝国主义及军阀则想维持其政权之形势。中国已到了实行革命的时期了。”[47]瞿秋白连续发表文章，总结前一时期国民会议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下一步的运动目标。他指出，广大工人、市民、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英勇斗争，使民众得到了训练和切身的经验，民众团体的组织和团结大为加强，“到如今，各地民众团体的实力，已经确乎有实行‘国民会议革命’的可能。”[48]450国民会议运动已经从一种政治理想和宣传口号变成实际的政治行动的方针。“民众的政治主张，在五卅经验之后，自然一致倾向于以国民会议重建民国的要求。”[33]439他甚至断言，“建立中国全国的国民政府，在现今这种局势之下，不但是必要，而且是极端可能的了。”[48]449如何继续推动国民会议运动向前发展？瞿秋白主张应从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各地民众团体工会、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以及所有赞同国民会议的政治势力，和国民政府、国民军的代表，共同组织真正有民众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仍由军阀统治的地方，国民会议促成会应与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斗争，取得当地的实际政权，暂行管理地方的政务，着手组织民众的武装势力，鼓动受军阀压迫的士兵群众，共同实行推翻军阀统治的革命。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势力所及的地方，国民会议促成会应当督促或辅助他们的作战。同时，各地促成会应把各种职业的平民组织起来，以为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的单位和基础。另一方面，广州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应当以自己的武力拥护民众的利益，立刻派出代表和全国各界人民代表开联席会议，即时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组织临时革命政府。凡是站在革命民众方面的武力都应当集中于临时国民政府之下，肃清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统一中国。如此，“真正的国民会议可以召集成功，真正的共和国可以建设。”[33]440瞿秋白的上述方案缺乏现实的政治基础，存在着严重的程序混乱，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很大程度上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这一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国民会议进行了重新定位。可以看出，共产党人所设想的国民会议不单纯地是民主政治中的体现民意的议事机构，而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一种政权的组织形式，通过国民会议产生的政府是一个由工农商学各阶层共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人民直接选举代表，是国民会议的一大特色；它的性质是实行人民革命，建立民众政权；它的内容是由代表绝大多数民众团体，选出代表参加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产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以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这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国体形式探索上是难能可贵的。瞿秋白当时就曾这样评价国民会议运动的政治意义：“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觉悟到国会制度、法统问题、护法口号的不足引导世人向革命的道路上去走。国民会议的运动从此开始。中国民众见着自己的力量——历年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罢工运动，到此仿佛万流汇集而形成彻底改革政治制度的总要求。”[33]417
第三阶段(1926年7月～1927年7月)：为防止可能出现的军事独裁，中共力促北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提出分步实现国民会议的方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中共进行了创建平民革命政权的初步实践，但因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而失败。
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之后，为挫败北洋军阀对南北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企图，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广州国民政府决定于1926年7月进行北伐。出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已经通过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掌控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国民会议的问题，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的文件虽间或提到过，但事实上早已烟消云散了。蒋氏的个人中心主义，不用说，是更不愿有甚么国民会议的。”[49]163而在北伐战争期间，中共仍然坚持了召集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定支持北伐。会议认为，国民政府只有扩大革命运动，才能使自己免于孤立，而北方应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支持冯玉祥国民军抵御奉直军阀的联合进攻，才能维持民众运动比较自由的基础，并接应国民政府的北伐。5月底，中共中央在《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的文告中，号召各阶级的革命民众恢复和扩大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以打倒直奉军阀，实现国民会议。“只有实现真正代表民众的国民会议，接收政权，才能够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50]138-139
7月12日，中共发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重申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正确道路。“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无论在全国或在一地方，都是民众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在理在势，今后都必须以人民团体亲自直接选派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军阀官僚包办选举的国会制度。”[11]153在这个公开声明中，中共系统地反驳了对于国民会议的各种怀疑，提出实行国民会议制度的完整方案。其一，针对以为各地方、各职业的人民团体尚未普遍建立，不具备召开国民会议的条件的观点，中共指出，国民会议及国民会议的运动，并不似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和速成。国民会议运动就是“国民的联合战线”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应当努力扩大国民会议运动。在空间上，要由通都大市扩大到穷乡僻壤，由商人、工人、学生努力扩大到农民、士兵、机关职员等一切民众；在时间上，要准备做长期的斗争，把由地方人民团体联合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推进到全国性的能够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而推进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这样才算实现了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在目前阶段，不但国民会议运动可以促进各地人民团体的组织，即已有的团体已经可以召集发表政纲的第一次国民会议。其二，针对认为各人民团体选派代表仍与国会选举一样，免不了军阀和政党的支配的观点，中共指出，由人民团体直接选派代表到国民会议，选举者和被选举者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不像国会议员的选举那样，由官绅包造选民册，包办初选和复选，选举者和被选举者始终没有关系。这样至少可以使大部分国民会议代表不受军阀的支配。现在国会议员选举的大病，正因为没有有力的民众政党支配，才受军阀支配。如果国民会议代表能够受政党的支配，那便更好。其三，针对以为国民会议的决议无力令军阀政府执行的观点，中共指出，依照国民会议的进展步骤，由人民团体自己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或者还可以在军阀政权时代实现，待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成立时，军阀政权已经不存在了，故不存在要军阀政权执行国民会议决议的问题。
从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到能够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再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这是北伐开始时中共提出的国民会议路线图。中共认为，目前应该进行的是第二步，即积极促成能够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为此，中共在声明中提出了“最低限度”的23条政纲[11]155-157。这些政纲既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地、收回海关、废除领事裁判权、各国撤出驻华军队、解除直奉军阀武装等反帝反军阀的内容，也有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一般民主权利的内容，还有保护工人、农民、店员、妇女等阶级和阶层的内容，体现了国民革命的主要目标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各阶级的政治诉求。
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通告，进一步明确党在北伐战争中总的政治口号，那就是要求“国民会议”，要求民众管理政权。通告指出，军事行动是推翻军阀的重要方法，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方法，不应把北伐看作革命的唯一出路。人民不能将自身解放和国民会议成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北伐上，要引导民众做推倒军阀政治由民众管理政权的运动。党在北伐期间的任务是努力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一般群众的政治行动。各阶级民众必须首先在各地方扩大组织，联合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在奋斗中努力造成各阶级联合的组织(如乡民会议、县民会议、国民会议等)，力争民权自由，直到推翻当地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才能影响北伐，使其更具有革命的意义。各地方的各阶级民众联合组织，或用工农商学联合代表大会的形式，或用各团体联合代表大会的形式，为共同行动的机关，有共同行动的政纲。它应当成为市民会议、县民会议的过渡机关，即对于地方政府成为当地人民的代议机关。通告还提出，如果武汉为北伐军占领后，可以先由各地人民团体自己召集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工作目前应立即开始进行。在广东根据地，在北伐军已经占领的湖南，在北伐军正在进行作战的湖北、江西，在直系军阀的统治地区，应当依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分别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51]265-273。可见，即便已经表态支持北伐，中共也只是从军事的角度看北伐的意义，并不甚看好北伐的前景[51]271，不指望北伐解决国民革命的全部问题，而是突出强调民众在北伐中的作用，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的结合上。
上述观点反映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北伐的看法[52]141，与陈独秀对于国民革命道路或模式的认识也是一致的[53]371-372。在集中阐述上述观点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里，陈独秀还表示了对可能军事投机和军事独裁的担忧。“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直是革命势力的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54]105不能不说陈独秀有先见之明。从北伐本身看，离开了民众运动，北伐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也就没有北伐的胜利。另一方面，中共“确是想利用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49]164。就连积极主张支持北伐的瞿秋白，也注意到对于革命的平民——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和对于资产阶级，北伐的目的和意义是不同的。对前者而言，是“利用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内部之自相冲突崩溃，而要推翻买办阶级的独裁制，并以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而从事于广义的革命战争”；而于后者，则是“想以北伐的大帽子，抵制平民政治势力之开展，同时却抱着发展自己的军力，以取得将来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协之资格为目的，而从事于狭义的革命战争，妄想由此建立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他同样主张，革命的平民以实现国民会议为旗帜而战，不但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也反对资产阶级的新式军事专政。革命战争的胜利，应当建立各地人民团体的委员会(地方的临时革命政权)，以建立平民革命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55]378-379。
9月中下旬，北伐军即将占领武汉、南昌。从抑制军事独裁的考虑出发，中共把努力实现召集国民会议作为自己的责任，并且萌生了在汉口召开国民会议的想法，认为“姑无论这个国民会议不能就接受政权，然而在宣传上在训练革命群众取得政权上，是有极大的作用。在已归国民政府统辖之各省，亦可由人民团体发表人民的总要求，召集省民会议，以减轻军事独裁倾向。”[56]378在12月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强调要开展民主政治的宣传，向群众指出实现国民会议、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城乡政权归人民，才是民主主义政治的具体表现[57]566-567。为此，中共向国民党左派提出，应当坚决实行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在北伐军占领的地方，应当允许由人民团体组织的市民会议、省民会议参加政治[58]312。中共中央还要求地方党组织，在全力帮助北伐军夺取胜利的同时，还要“发展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民主政治运动：实现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提出工农商等被压迫民众的总要求，要求民选省政府，县政府，乡自治机关”[59]322。占领武汉后，中共方面再次向国民党建议：“国民政府应开始实际进行国民会议的工作，即在全国未统一之前，国民会议仍然可以召集的，自然进行国民会议的工作，须民众特别努力，才有召集之可能，但是国民政府应督促此种工作的进行，绝不能谓须待北伐军打到北京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召集国民会议。”[60]在中共的努力下，10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通过《国民会议召集问题决议案》，表示继续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并以此号召全国[61]279。关于国民会议召集的预备方法，决议提出，应先由国民党地方党部发起成立人民团体之联合会，联合会包含农、工、商、教职员、学生、自由职业者、军队及妇女团体之代表。各县、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将来即为召集国民会议选举之基础，应立即预备将来选举代表至国民会议。会议还规定，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皆为咨询机关，用职业选举法选举代表[61]279-281。1926年底，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通过鲍罗廷提出的方案，决定1927年1月在湖北召集省民会议，尔后在湖南、江西、福建次第召集[62]168;159-165。从稍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湖南省民会议大纲》中可以看出，省民会议还是拥有较大的权限的，它有权议决一省制度法律及施政方针，有权选举和弹劾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厅长[61]337-339。鲍罗廷亦曾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讲，反复强调迅速召集省民会议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召集省民会议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不可缺少的环节。省民会议不但能够团结革命民众，帮助民众解除痛苦，解除政府财政困难，还能使贪官污吏见而知惧。省民会议即为将来国民会议之雏形，为立法机关，有一切决定权。每省都成立省民会议，一省一省地推广，就可以开国民大会，成立人民的政府。由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国共关系的日趋紧张，各派势力为“迁都”问题进行角力，这样看上去很好的制度设计却难以真正实施，最终还是难免流于“放大炮说空言”[63]146。
只是在1926年底到1927年春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期间，中共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才有了初步实践的机会，直接进行了推翻军阀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尝试。作为起义的组织者，中共上海区委认为，现在全国总的政治运动，仍然是一个国民会议的运动。“在这国民会议长期争斗的过程中，我们应乘国民革命军势力所及之地及军阀势力崩坏之地先把一省一市的民众的政治势力树立起来，在当地建立相当的民治基础。”[64]30筹备第一次起义时，中共上海区委提出了“上海市政由人民管理”的口号，第二次起义时，又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会议”、“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的口号。“第二次暴动之后，党感觉到政权的问题。”[65]476于是，在准备第三次起义期间，陈独秀提出要抢在北伐军进入上海之前，造成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下到上的各级民主政权，迫使北伐军接受既成事实的思路。他在起义领导机构特别委员会2月26日的会议上说，在北伐军将到上海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会议，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市民代表会议，要在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为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66]191-192会上作出决议：总同盟罢工以后，工人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同时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为建立市政权作准备。在28日的会议上陈独秀又强调说：“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要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深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66]227他还提出，市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人数至少要一千人，工人代表要占一半。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
上海国民党方面企图阻止中共方案的实施，先是说市民代表大会不合法，后又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市民代表大会。如果坚持要选举，职业团体与地方团体同样有选举资格。陈独秀指示上海党组织要同国民党“争持三点”：一、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一；二、得经过群众选举；三、选举人与被选举人要发生联系。不能接受地方团体有选举资格，“即照中山国民会议的办法，也只限于职业团体。”如果对方以训政为借口，我们应指出“中山以训政为手段，民权为目的”[66]302、304。他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中之悲愤》一文中直接反驳了国民党方面的诘难：“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同国民会议是一件事，现在居然有人以为鼓吹国民会议并主张根据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组织法成立省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是共产党造反，是侵犯了省党部县党部的职权，是违背了中山先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的方略。他们忘记了国民会议的组织法是中山先生的主张；他们又忘记了中山先生并未曾以为国民会议侵犯中央党部的职权；他们更忘记了中山先生军政、训政的主张是方法不是目的。若拘执方法为目的，则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作何解释？”[67]248-249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对陈独秀提出的三条原则作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他指出，市民代表大会就是民众的直接政权，它“应该有几个特点：一、应以职业为单位直接选举代表，不劳动的无职业的流氓，不能当选为代表。这一点与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冲突，他们因为看了工人人数之众多将来必难制胜，所以主张以区域为单位，以便无业流氓、土豪劣绅都可以参加政治。二、代表与民众应有直接关系，不象从前议会选举，与民众不发生什么关系。三、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此三点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完全相反，我们必须做到，不能让步与妥协”[68]327。
起义期间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法及其职任拟案》和《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组织条例草案》，就是依照上述精神制定的。前者规定，市民代表会议分两级进行，一是各区代表会议，二是全市代表会议。市民代表之产生，须由各工厂、手工业工会、店员工会、农会、商会、兵营、学校、自由职业团体的全体群众，开会直接选出区代表和市代表。市代表之人数，由各职业机关或团体，按人数比例，每1000人选出1名代表；区代表之人数，每500人选出1名代表。代表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代表渎职，可由原选机关或团体召集大会撤回，另选他人为代表[69]290-293。后者规定，市民会议代表选出执行委员50人，组织市执行委员会，此执行委员会即市政府委员会。由市政府委员会选出常务委员13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总揽全市政务。市民代表会议下设司法、外交、财政、军事、劳动、公安、教育、建设等局的局长均由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任之[69]430-436。3月12日，以上海市民公会名义召开的临时市民代表会议，选举31人为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其中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15人。3月21日第三次起义胜利后，又召开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上海市民政府，19名政府委员中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占10人。市民代表会议即“事实上之临时革命政府”[70]561。
以职业团体为单位选举代表和实行直接选举，是中共在提出国民会议主张时就坚持并且为孙中山所接受的。由代表会议行使政府职能，最早见诸1924年11月中共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当时提议由国民会议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成立之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这种“议政合一”的政权模式体现了苏维埃国家体制的特点，共产党人当时即将市民代表会议称为“国民革命的苏维埃”[70]560，“真正革命民众的民主独裁制。”[71]196从阶级构成上看，工人阶级在这个政权中占有半数，明显高于其他阶级和阶层。这些都是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显著区别。可见，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国民会议制政权的性质。可以推想，如果中共的国民会议主张能够实现，所建立的国家政权体制，应该同上海市市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差不多。
然而，把北伐胜利的前途与国民会议联系在一起，只是中共单方面的想法，在国民党那里则不然。国民党中的不同政治势力对国民会议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别，如果说国民党左派对国民会议还有诚意，则右派和新右派早已对工农运动的发展感到惊恐不安，认为民众都掌握在中共手里，对由民众运动产生的国民会议自然也抱有敌视的心理。此时，国民党的权力重心向军权转移，蒋介石手握重兵。他虽未公开表示反对国民会议，但实际上却在暗中设置障碍。尽管武汉国民党中央24日电告上海市党部，承认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为市民代表机关，承认由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市政府委员会，可蒋介石一到上海，即要求上海市民政府“暂缓办公”，另外指派了由其亲信组成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十余日后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上海市民政府这个由中共主导建立的平民革命政权也被扼杀在襁褓中。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因蒋介石、汪精卫的先后背叛而归于失败，国民会议运动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国民会议运动前后历时3年，可以说与国民革命相伴始终。是否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中共当时就知道国民会议是不会成功的，不过借此鼓动组织群众[72]64-65？显然不是这样，不应该把国民会议运动看作一场单纯意义的宣传运动。中共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把国民会议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当然有宣传、动员群众参加国民革命的意图，客观上也的确收到了明显的宣传效果。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从中共文献和领导人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更为关切和着重考虑的，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国家政权由军阀政权向民众政权的更替。按照中共关于民主革命的总体思路，国民革命胜利后将建立起一个多阶级构成的平民政权，而召集国民会议是建立平民政权的现实途径，也就是要用国民会议取代军阀把持下的旧国会，由国民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全国统一的平民政权。在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中，甚至主张国民会议可以作为特殊时期的平民政权，直接行使国家政权的行政职能。在中共的国家政权构想中，国民会议作为一种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性质不同于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中的议会。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由人民直接选举代表，是国民会议的一大特色。国民会议选举产生的政府，是一个由工农商学各阶级各阶层代表组成的联合政权，国民会议运动就是要为这个联合政权打下社会政治基础。因此，国民会议运动成为中共从事国民革命的主要着力点，不遗余力地争取国民会议的成功，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都未曾放弃努力。中共致力于国民会议运动，遵循的是俄国革命“宣传—组织—暴动”的公式，亦即中共所擅长的群众斗争方式，期望通过广泛深入的民众动员，用民众革命的手段，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革命的平民政权的目标。此即中共所主张的新手段和新方法。这个方法的最大缺陷是片面强调民众运动和合法斗争，忽视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低估了新旧军阀的反动性，结果是“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73]544。新方法的试验以失败而告终，但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国民会议运动得到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中国革命必须走另外一条道路——武装夺取政权。陈独秀曾说：“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28]395这两个目的倒是都达到了，不过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注释：
①192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局的一个报告中说：中共三大“会后即发生北京政变，中局随即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只香港各英文报纸发生反感[应]，在国内舆论上无什么影响。同时并孙中山赴沪召集国民会议，亦无结果。”见《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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