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本论文,古音论文,二十八论文,声十九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6604（2002）01－0091－05
古本声和古本韵是黄侃古音学的起点。《音略》是“黄侃音韵学说的一种纲领式的著作”。［1 ］《音略》在陈澧《切韵考》的基础上区分明母和微母而得四十一声类［2］（P.64－66 ）进而由四十一声类区分“本声”和“变声”而定古本声十九纽。［2］（P.69－77）《音略》引钱夏（玄同）参照江永、陈澧之说，［2］（P.77）对206韵再分类而得二十三摄，［2］（P.78－87 ）由二十三摄开合口代表性韵目而定古本韵。《声韵通例》补充讲了由古本纽定古本韵之法：206 韵中凡有古本纽的定为古本韵，凡杂有“今变声”的，“为变声所挟而变”，则定为今变韵。［2］（P.141）但没有作具体说明。《声韵通例》还讲了古韵二十八部和语转问题。［2］（P.142－143）问题是， 求古本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古本韵？古本纽是否真是求古本韵的依据？经我们研究，在实际推求时，古本纽和古本韵根本就没有成为互求的依据，说不上有什么循环论证在内。
一、从顾、段求古本韵到黄侃求古本韵和古本声
古韵分部，顾炎武重《诗经》韵字的归纳，段玉裁重《说文》谐声偏旁字的归纳，从《广韵》入手作古韵分部，历史地落在黄侃的身上，古声类研究，钱大昕言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戴震《转语二十章序》分古声纽二十纽，但不甚了了。问古本声究竟，似乎也要从黄侃开始。本音、古本音这个概念，顾炎武已提得很明确，顾著《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实际上是“易本音”，更著《唐韵正》，以《诗经》押韵为参照，对《广韵》206韵的韵字该分的分，该合的合， 一一明其上古所属的韵部，例十八尤，顾说：“此韵当分为二。”举出的96个韵字中，对其中14个字：尤訧肬邮牛丘紑龟不裘仇俅罘谋，一一明其中古读音和上古读音（即古音），例“尤”字，中古羽求切，上古羽其切。并举《诗·载驰》、《易·贲象传》等26例证明古本音“羽其切”不误。顾炎武求古本音，实际上是求古本韵的方法和条例可归结“《唐韵》正”三字。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一》就已提出“古十七部本音说”：“凡一字而古今异部，以古音为本音，以今音为音转。”《诗经韵分十七部表》对《诗经》有关韵脚字逐一分辨其是否本音。例如：段氏第一部为平声之咍、上声止海、去声志代、入声职德组成，共收《诗经》810个韵脚字。另列64字（已包含在810字之中）是段氏第一部中的“杂牌军”，例尤韵7字：訧尤邮谋丘裘牛。而尤韵在段氏第三部。脂韵6字：龟秠龟駓伾秠。而脂韵在段氏第十五部。这64字上古本来也是段氏第一部的音。到中古才变成十八尤、六脂，故名之曰古本音。至于段氏第一部中的平声之咍（赅上去）职德韵的字，当然也是古本音。“古本音”一语，既指“上古某韵部，中古同名韵部”的“正规军”，也指“上古某韵部，中古异名韵部”的“杂牌军”。后面这种情形试记作“上古韵某半”，倒过来说也对。这其实就是段玉裁求古本韵的条例和方法，其实质仍然是顾炎武“《唐韵正》”之法“该分的分，该合的合”。从道理上说，经分和合才能得到“某半”的内容。
清儒由于研究上古声类的成绩较差，顾、段古本音主要指古本韵。黄侃说：“古本音即在《广韵》二百六部中。《广韵》所收，乃包举周、汉至陈、隋之音，非别有所谓古本音也。”［2］（P.149）这里的“古本音”为古本韵。但黄侃又说：“番禺陈君著《切韵考》，据切语上字以定声类……信乎今音之管钥，古音之津梁也。其分声为四十一，兼备古今，不可增减。”［2］（P.149）这里的“古音”，当然包括古本声。无论是求古本韵还是求古本声，都不能离开《广韵》。黄侃批评清儒说：“顾、江、段、王虽能由《诗》《骚》《说文》以考古音，然舍《广韵》，亦无以为浣准”［2］（P.149）（按：浣准，即管准，古瞄准取平工具），和顾用《诗》韵字“正《广韵》”、段“古本韵某半”的做法相比，黄侃的体式是“从《广韵》206韵中觅古本韵（28韵），从《广韵》41声类中觅古本声（19纽）”。（注：有关《广韵》的声系，可参见闵家骥《怎样学习〈广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8页。）一刻也不脱离《广韵》，这是黄侃最显著的特点。
二、黄侃求古本纽的逻辑方法
黄侃如何由《广韵》41声类求出古本声19纽？基本做法是举代表字，继而推证之。例如《广韵》喉音共5类：影、喻、为、晓、匣，终取3类为古本纽。黄由5取3的证明过程就是举代表字以证之。例：求证中古影类上古为古本纽。证明法：举代表字——
（本韵字）阿：乌何切。乌，影类字，古同；此在本韵，故古音与今全同。这就是说：由切上字“乌”中古影纽而知代表字“阿”中古影纽，而“乌”上古亦影纽（待求证，可由方言读法证之），从而可推证代表字“阿”上古影纽。影纽为古本纽。又“阿”为本韵（中古歌韵，由反切知。上古亦歌韵，由造字时代之谐声偏旁知）代表字。“阿”字古音、今音全同。整个逻辑式（含语义成分）是：
已知：∑中古＝A∧ab∈Aa
设：∑上古＝A∧a’b’∈Ax
推证：因a’＝a（切上字中古、上古“乌”为影纽），故Ax＝Aa……（1）式。
又：由A∧ab（b歌韵）知A为中古歌韵，记作Ab，由A字（阿）偏旁从“可”而知A字造字时代（上古）歌韵，记作Ab’，故Ab’＝Ab……（2）式。
结论：由（1）式知：A中古影纽∈上古影纽……（3）式。
A中古歌韵∈上古歌韵……（4）式，A为本韵代表字， 由代表字而知上古音（纽、韵）与今音全同。由以上逻辑式，按照代表字更能包含和代表语音系统发展的规律性、系统性、严整性的道理，［3］（P.104）（1）式成立。（2）式中的Ab’完全由上古造字之偏旁而知，（2）式成立。推证（1）式时未以（2）式为依据，最多只能说（2）式是（1）式得以成立的代表字的择取条件之一。（1）式得以成立的直接依据是代表字，择取代表字的条件是切上字古今同纽，切下字古今同韵。（2）式（说明古今同韵，古本韵）不过是（1）式的逻辑参照（logical reference），而非逻辑依据（nonlogical basis）。
（变韵字）猗：於离切。於，影类字，古同；此属变韵，故古声与今同，而韵不同。
如将变韵字“猗”与本韵字“阿”作比较，可知同（1）式。 又：由A∧ab（b支韵），知A为中古支韵记作Ab
由A（猗）字偏旁（从“奇”，特别是从“可”）知A字造字时代（上古）歌韵，记作Ac
故Ab≠Ac A为变韵代表字。……（5）式。
结论：由例同（1）可知：中古影纽∈上古影纽……（6）式。
由（5）式可知：A中古支韵∈上古歌韵……（7）式。
A为变韵代表字，上古声类与今同，上古韵与今韵不同。
以上我们看到，推证（1）式（6）式未以（5）式（7）式为依据。同前述之理，（5）式（7）式是选代表字“猗”字的依据，不是推证（1）式的依据，最多只是推证（1）式的逻辑参照。由代表字“阿”“猗”可知，黄侃求古本声的依据是代表字切上字的中、上古纽是否相同。同则古本纽。本韵如此，变韵亦如此，这本身就可以从逻辑上说明求古本纽与本韵、变韵无关，与古韵在逻辑上无关。
依以上体例求变声代表字的逻辑式：
（变韵字）移：弋支切。弋，喻类字，古音当改影类。属变韵，故此字古与今声韵并不同。
已知：∑中古＝A∧ab∈Aa
设：∑上古≠A∧a’b’∈Aa’
∑上古＝A∧cd∈Ad
推证：c≠a（切上字“弋”中古喻类即以纽，喻四，上古按黄侃为非喻类，为影纽字。按王力为餘、余纽，《同源字典》作喻纽，曾运乾作定纽）。按黄侃代表字切上字今、古纽异同标准，可知：
Ax≠Aa’ Ax≠AaAx＝Ac……以上三式同为（8）式。
以上可知：（8）式意即按黄侃求古本纽逻辑，代表字切上字中古、上古声纽相异时，上古声纽当为与中古声纽不同的别一声纽。也可知，王力正是按（1）式将喻纽看作本声字。曾运乾的逻辑式同黄侃（8）式。“移”作为变韵字，依例同（7）式，同理（8）式的推证与（7 ）式无关。
黄侃求古本纽，代表字共分本声本韵、本声变韵、变声变韵三类。以上逻辑式均包含无遗。从逻辑上看，“从代表字切上字中、上古声纽异同确定古声纽”之标准和方法，过简而近于同语反复，但有音系系统内音位结构可能作成块转移的原理在内，同样又为语言研究自身的简单性逻辑所决定，黄侃求古本纽的反切上字标准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十分清楚，切上字标准没有涉及古韵部问题，只是代表字的选择和分类才与韵部有关。
还应说及的是，作为求古本纽的代表字切上字的上古声纽读法，可从方言和某些声韵学原理求得，例：乌何切、於离切、弋支切。“乌、於”上古零声母，“弋”上古对喻四有说。另，考见《黄侃论学杂著》中的《切语上字总目》、《四十一声类读法》、《切语上字读法》无不经审读后一一载明，如说逻辑（1 ）式所表明的由代表字切上字求古本纽过分简单，也可以说黄侃古本纽经音系系统内部审音而得。（注：有关切语上字的上古读法，见《黄侃声韵学未刊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象形指事会意字声表》亦有详载，也可看作经审音而得的有关切上字上古读法。）这更能表明黄侃求古本纽时未涉及古韵部问题。
三、黄侃求古本韵的音系紬绎方法
黄侃古本韵是怎样找出来的？是否从古本纽推出古本韵？否！黄侃是从今韵206韵及其韵摄，用等韵分析法，紬绎出古本韵的。 黄侃自述其“穷居海上，日取江（永）、陈（澧）之说紬绎之，因得明今韵之分类”。［2］（P.77 ）江陈之说分别指江永《四声切韵表》和陈澧《切韵考》关于206韵及其再合并、再分类之说。结果，“今韵之分类”，完全按钱夏（玄同）今韵206韵可分二十三摄之说，［2］（P.78－86）由今音音系二十三摄推求出上古音系之古本韵。最重要的结论是：大凡开口一等，合口一等的代表韵为古本韵。也就是说，求古本韵与古本纽无关，求古本韵是用等韵分析法（显然也是一种音系分析方法），对古今音系的韵部系统一一对比，并由今音音系的韵部推求而得。试按《钱夏韵摄表》，但转换成经审音而得的通行表述的呼、等说之。例：
阴声韵阿摄：开口：歌开一│何类、可类、箇类、歌哿箇／麻开二│加类、下类、驾类，麻马祃。黄侃以歌开一为古本韵，未以麻开二为古本韵。∥齐齿：戈开三│伽类、00、00，戈00／麻开三│遮类、者类、夜类，麻马祃。黄侃以戈开三为古本韵，未以麻开三为古本韵。∥合口：戈合一│禾类、果类、卧类，戈果过／麻合二│瓜类、瓦类、化类，麻马祃。黄侃以戈合一为古本韵，未以麻合二为古本韵。∥撮口：戈合三│鞾类、00、00、戈00／钱表列撮口“马”韵四等，误。黄侃以戈合三为古本韵。∥严格讲，黄侃仅仅以歌开一、戈合一为古本韵，戈开三、戈合三是随“戈合一为古本韵”的结果。
笔者按以上体式对钱表二十三摄加以改写，或者说对钱表下了一点现代审音的对应功夫，结果很清楚地看出：黄侃正是在钱表的基础上找出古本韵，其标准是，开口呼须开口一等韵，钱表列明清齐齿呼须是对应后的开口四等韵，合口呼须合口一等韵，钱表列明清撮口呼须是对应后的合口四等韵为古本韵。简言之，开合口均须一等韵或四等韵方可为古本韵。用这一标准对作出对应说明后的二十三摄逐一加以概括，又可以有以下体式的说明。仅举三例：
1.阴声韵七摄。总第一号“蔼”摄。开口：泰开一（应作古本韵，黄侃未作古本韵看，侃误）、夬开二（应非古本韵，黄侃未作古本韵，侃不误，正）。齐齿：废开三（非本，正）、祭开三（非本，正）。合口：泰合一（应本，误）、夬合二（非本，正）。撮口：废合三（非本，正）、祭合三（非本，正）。合计：共8韵，侃正6例，侃误2例。“应作古本韵”2例，侃误2例。
2.阳声韵八摄。总第八号“安”摄。开口：寒开一（应本，正）、删开二（非本，正）、山开二（非本，正）。齐齿：先开四（应本，正）、元开三（非本，正）、仙开三（非本，正）。合口：桓合一（应本，正）、删合二（非本，正）、山合二（非本，正）。撮口：先合四（应本，正）、元合三（非本，正）、仙合三（非本，正）。合计：共12韵，侃正12例。“应作古本韵”4例，侃正4例。
3.入声韵八摄。总第十六号“遏”摄。开口：曷开一（应本，正）、黠开二（非本，正）、鎋开二（非本，正）。齐齿：屑开四（应本，正）、月开二（非本，正）、薛开三（非本，正）。合口：末合一（应本，正）、黠合二（非本，正）、鎋合二（非本，正）。撮口：屑合四（应本，正）、月合三（非本，正）、薛合二（非本，正）。合计：共12韵，侃正12例。“应作古本韵”4例，侃正4例。
钱表二十三摄共收140韵（阴声韵41、阳声韵49、入声韵50）。 黄侃按“开口一等、齐齿为开口四等、合口一等、撮口为合口四等”为标准定下的古本韵共136（阴声韵39、阳声韵48、入声韵49），占97.1％，不按此标准致误的仅4例，不足3％，特别是按此标准“应作古本韵”45例（阴声韵12、阳声韵17、入声16），黄侃列为古本韵41例（阴声韵10、阳声韵16、入声韵15），未列为古本韵而致误的4例（阴声韵2例，指泰韵、夬韵。阳声韵1例，指谈韵。入声韵1例，指盍韵），按前述标准“应作古本韵”而被正确地列为古本韵的已占91.1％。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黄侃确立古本韵时未及古本纽问题。应该说，以一等韵和四等韵为古本韵是合乎现代音系学中的优化原理和对立（contrast，opposition）原理的，“音系理论着重音位的对立关系”。［4］（P.19）这等于说，上古时代的人，无论是开口还是合口， 要么发一等音，要么发四等音。如此严重的对立，有利于增大清晰度。上古一、四等的对立是“音位的对立关系”在上古语音系统中得到的体现，也是符合音系学中音节分类与音段搭配规则的。［5］（P.6）至于参酌清儒，形成二十八古本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古韵二十八部，其显示的优点，［6］（P.10）以及照三归端，照二归精， 阴阳对转等公认的重要发现，更可证明二十八个古本韵确立的合理性，所包含的客观真理性。作为古声十九纽和二十八个古本韵之对象本体研究，回答其由来，知其产生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从其产生的由来看，无论是古本纽，还是古本韵，都与循环论证无关。
此外，十分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把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中的《韵母表》各摄列出纯一等，纯四等韵作为古本韵。所谓“纯”，是指不跨等，结果得到高本汉《韵母表》古本韵，它们是：歌、戈、咍、灰、齐、覃、谈、添、寒、桓、先、痕、魂、登、青、唐、豪、萧、侯、模、东、冬、合、盍、帖、曷、末、屑、没、德、锡、铎、屋、沃。共34韵，除了谈和盍以外，还有32韵，合并歌戈、寒桓、曷末、痕魂，得28部，与黄侃全同。高本汉《韵母表》发表于1915年，黄侃1914年寻找古本韵或稍后继续订定时还不可能直接受到高本汉对中古韵审析的影响。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高氏1919年发表《古代韵母的拟测》部分后，钱玄同即采用为北京大学讲义。［7］（P.22）其时黄侃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注：据王庆元《黄季刚先生年表》，黄侃从1914年秋至1919年7月在北大，为门弟子讲授音韵、文字、训诂之学。）钱玄同1934年著《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更是直接引用高本汉。［8］（P.110）
但是，《黄侃论学杂著》一书中的明古声19纽和古韵28部的《音略》未标作于何时，钱夏的《韵摄表》亦未标著于何时。黄侃1924年至1926年秋受聘于武昌师大，兼教中华大学，所撰《说文略说》、《声韵略说》、《尔雅略说》皆师范大学讲章，音略》大体也是1924、1925年或稍后著作。如此看来，黄侃正式发表论古音二十八部的文章《音略》时，引用钱玄同《韵摄表》，钱无疑早已受到高本汉的影响，黄侃已经过钱玄同间接受到高的影响，否则很难想象黄侃与高本汉的惊人一致之处。这一点，也为黄侃未用循环论证提供了他证或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