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的理论批评形式——“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理论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并主办的“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于2004年6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参加协办本次研讨会的单位有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美国芝加哥大学《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以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出席研讨会的60多位正式代表分别来自欧洲、北美、南美、澳洲的十个国家以及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会议期间，一大批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希利斯·米勒、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主任林赛·沃特斯，以及多家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主编（包括《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国际英语文学评论》ARIEL，《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南大西洋季刊》SAQ，《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易卜生研究》Ibsen Studies等）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对话。会议讨论了下述几个议题：(1)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2)建构一种阐释理论：东方与西方；(3)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研究；(4)从中国的视角阐释西方文学；(5)从西方的视角阐释中国文学；(6)文化翻译和理论批评阐释；(7)文学文本的语象阐释；(8)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重新阐释；(9)后殖民及流散文学的重新阐释；(10)面对文化研究冲击下的文学理论之未来前景。会议由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主持。以下是会议代表发言的要点综述。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与文学：西方与中国
在开幕式后的首场大会发言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王宁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在会议之前刚刚被聘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的詹姆逊（杜克大学）在发言中旁征博引，讨论了全球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赛伯精神”(cyberpunk)，或直译为“赛伯朋克”。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乌托邦的想象和意识形态建构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詹姆逊认为，赛博朋克作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崭新的形式特征，于1984年突然成熟地、全副武装地出现在一个毫无戒备的世界上，这就是威廉·吉卜森的小说《新传奇作家》(Neuromancer)。现在，我们在此需要面对的第一点就是赛博朋克这个表达方式，它显然是在《新传奇作家》发表的前一年左右生造出来的，几乎即刻就被用来指称所有科幻小说作家，其中最著名者只有吉卜森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Sterling)。这个日期说明了它与电脑的广泛应用的联系，实际上，个人电脑的时兴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朋克”一词的生造显然是想把这场新的文学运动与朋克音乐表面上的社会边缘性联系起来，与其他以年轻人为主的时髦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们拒绝传统行为、服装和礼仪的等级划分，而热衷于花样繁多的牛仔服以及与滚石乐和毒品有关的文化习惯和装束。朋克既是风格又是内容，而在造就一种朋克生活方式的同时，这种造就本身也成了一种朋克形式，它或许比以前的任何东西都新奇而不同。詹姆逊认为，赛博朋克的确标志着科幻小说的一个新时刻，一个新时期的端倪。它至少是新的电脑时代的基本的文化和艺术表达之一。但是，当我们回想起电脑对全球化和世界规模的网络的新经济学所起到的重要的转化作用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赛博朋克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因此倾向于以任何方式把这场新的艺术运动与所谓的后现代性等同起来，与各种各样的艺术现代主义等同起来，与现已成为传统的一套现代价值等同起来，与现代的各种传统等同起来。詹姆逊的发言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和广泛讨论。
作为首场大会发言的中国学者，王宁在发言中则从文学修正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在西方文化翻译和文学理论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他首先指出，现代性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而且又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那么它又是如何十分有效地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根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呢？这大概和一些鼓吹现代性的中国文化和文学革命先行者的介绍与实践密切相关，而他们的介绍与实践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的中介来完成的，当然这种翻译并非只是语言层面上的意义转述，而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翻译和阐释。因此从翻译文学的视角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的形成和历史演进无疑是切实可行的。在这方面，鲁迅、胡适、梁实秋、康有为和林纾等新文化和文学先行者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传统。它绝不是中国文化“殖民化”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着“混杂性”特征的产物。虽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所探讨的大都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件和问题，但它所用的文学叙述话语却是“混杂的”和“不中不西”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文学。翻译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正统性，使之“欧化”进而“现代化”。可以说，通过文学翻译，我们实际上在进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同样，通过这种超越字面意义而具有广义的文化特征的文学翻译，我们也可以加速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这正是全球化进程应当取得的积极成果。它的产生对在全球语境下重新书写世界文学史无疑是一种促进。与会的西方学者对王宁的发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都期待着能早日读到这篇即将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英文论文。
鲁晓鹏（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也结合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对全球化本身的状况作了描述，他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当代不可避免的一种环境。但全球化不仅是货物、商品、工业、计算机软件以及资本的跨国界流传，它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也包含着情感的结构和身体与心理的政治，因此他在发言中所分析的是一种“全球政治生物学”。对于全球化的这一维度的分析至少在中文语境下尚属首次，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强烈兴趣和反响。希利斯·米勒（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则通过对康拉德写于一百年前的小说《诺斯周莫》的细读得出结论，除了其他方面的成就外，《诺斯周莫》还是对第一世界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世界上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施行的军事和经济帝国主义之邪恶行径所作的雄辩而有说服力的控诉。理解我们全球化时代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去阅读这部恰好在一百年之前所写的这部旧小说。米勒的论断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的关注。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和谢少波（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发言则分别从政治话语和城市空间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带来的后果。陆洁（美国太平洋大学）的发言探讨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影响。徐钢（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则讨论了全球化所产生的一种跨国－族主义以及对“中国性”的某种焦虑。于海青（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则从传媒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在新的千禧年庆典中所表现出的对现代性的某种选择。
全球化语境下理论的功能
对于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理论是否已经过时，国际学术界有着激烈的争论。英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观点最为激进，同时也最有代表性。
他在最近出版的专著《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中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在列举了一系列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做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显然，由这位当年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终结”自然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少人也因此就顺势鼓吹“文学理论的终结”。本次会议之所以以“理论的终结？”作为副标题，实际上就是对伊格尔顿等人的断言的某种回应。
长期从事理论教学和著述编辑的米切尔（芝加哥大学）在发言中论证道，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并没有终结。虽然文学受到媒体的冲击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弗莱、米勒、詹姆逊等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已成为不可多得的遗产，它们已经从文学机构撤播到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和日常经验中。同时，文学理论本身也向各个方面播撒开来。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身为一家主要的文学理论杂志的主编，他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在他看来，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文学理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话语。他提出要比照这样两个术语：理论的媒介(medium of theory)和媒介理论(media theory)。后者是关于所有媒体的理论，毋庸多说。而理论的媒介则指的是理论表达的方式：理论本身总是要通过某种媒介表达出来，如演讲、写作、批评话语等。今天理论不一定以文字为话语载体，也可以由电影、电视等图像媒介形式来表现。如今我们的文学理论可以研究许多问题，如文学理论的现状——哪些理论已经过时，哪些新的理论已经出现。当然也可以研究比较普通的话题，如人文主义的状态。以哈拉维(Donald Haraway)等为代表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是美国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计算机时代出现的新生命体(organism)以及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可能出现的新模式，重新讨论关于现代主义的问题。
顾明栋（美国罗兹学院）指出，在新世纪之始，“世纪末”很容易使人想起理论的终结。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伟大的理论时代已经过时，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以往的理论已经失去了荣耀和诱惑力，而新的理论则有待于浮出地表。更多的与会者从某个角度来论述理论的多元走向之格局，例如申丹（北京大学）就指出了叙事学近年来在西方理论界的演变，它已经从单纯注重文本的结构主义分析演变成了一种同时关注文本、读者甚至语境的新的叙事学，应当在全球化时代的理论论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郭军（华中师范大学）则从本雅明的挽救传统式的现代性批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进行了反思和重新解释。也有的学者自觉地运用某一种批评理论来阐释文学和文化现象，例如生安锋（清华大学）、路易斯·斯沃尔兹（美国卡茨顿大学）、何东辉（美国田纳西大学）等人的发言就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他们一方面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东方的流散写作实践，另一方面则通过这种“挪用”和“阐释”，又反过来用东方的写作实践重构了来自西方的后殖民流散理论。还有的学者则试图用理论对历史上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做出新的阐释，例如黄桂友（美国卡茨顿大学）的发言用郎吉努斯的崇高理论分析了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诗歌话语；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追溯了原型批评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并且揭示了其可用以阐释中国文学文本的可能性；孙萌（北京师范大学）、陈蕾蕾（暨南大学）等人则在发言中分别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具体的文学文本和人物形象。克努特·布莱思希尔兹沃（挪威奥斯陆大学）从语象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易卜生后期剧作中的生死关系。聂晶（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性别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冯小刚的《手机》中的性别身份，这都令听众耳目一新。这些理论的阐释本身也说明，传统的文学理论并没有消亡，而是滋生出了多种不同的形式，适应于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和文化实践的复杂多变的特征。而一味固守传统、不求进取显然会导致理论的“过时”和“失效”。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进程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近十多年来在欧美文论界崛起的生态批评就是对其的反拨。本次会议上专门有一组发言就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还有一组专题发言则围绕翻译的文化转向进行，旨在把传统的翻译研究提升为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翻译。这些发言均试图说明，在当今这个新的语境中，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理论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功效，但并非意味着它已消亡，恰恰相反，理论以新的形式和面目出现更加激发了新的活力：它不仅要解释表现在书本里的文学现象，更要解释可能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
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学术期刊质量的提升
与此前在中国举行的历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同的一个重要标志还体现在，本次会议期间，组织者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举行了“提高人文学术期刊质量”的专题研讨会，出席这场专题研讨会的有《批评探索》主编人员W.J.T.米切尔、伊丽莎白·赫尔辛格、理查德·尼尔以及詹姆斯·威廉斯；《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中文版主编王宁；《视角：翻译学研究》副主编罗选民；《国际英语文学评论》主编人员帕米拉·麦卡伦和谢少波；《比较文学研究》主编托马斯·比比；《易卜生研究》主编克努特·布莱思希尔兹沃；《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创刊主编米兰·迪米奇；《文艺研究》执行编辑陈剑澜；《淡江评论》执行主编蔡振兴；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编辑部主编林赛·沃特斯；《文学理论前沿》副主编陈永国；《文化研究》主编陶东风；《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郭军等。
在谈到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保持人文学术期刊的质量问题时，米切尔首先介绍了《批评探索》创刊三十年来的成功经验。该刊创刊于1974年，当时的想法只是想反映一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文学批评芝加哥学派的特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批评风尚的嬗变，尤其是自从他本人担任主编以来，《批评探索》迅速地发展为一家有着勃勃雄心的综合性文学艺术理论和批评期刊，并且广泛涉及政治、文化、科学、历史和各门类的艺术。最近该刊被《纽约时报》誉为“最具有学术声誉的期刊”。该刊不仅发表了当今几乎所有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界泰斗的论文，而且还发现并推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米切尔自豪地指出，《批评探索》早在赛义德出版《东方主义》一书之前就发表了他的论文，甚至在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获得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之前就请他客座编辑了《种族、写作和差异》(Race,Writing and Difference)专辑。该刊多年来一直坚持质量第一，在学术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这些措施具体体现在：(1)独立判断；(2)通过对话甚至辩论最后决定是否刊用一篇文章；(3)批评论文必须充满激情；(4)对专辑采取严格控制；(5)有一批尽心投入的编辑人员；(6)对未来开放的胸怀。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无疑对中国学术期刊的质量提升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比比认为，随着各种学术期刊的增多，既懂专业知识同时又严肃认真的评阅者反而越来越难找到了，对此《比较文学研究》的编辑人员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自己审读稿件。迪米奇认为，虽然《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是加拿大比较文学学会的刊物，但为了保持其质量和国际性影响，它发表的论文大部分出自非加拿大学者之手笔，其中不少是中国学者撰写的。他指出，一个刊物要保持其理论的前沿性和国际性，必须把目光放在当前最有影响力的新理论思潮以及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上。麦卡伦在介绍了《国际英语文学评论》的编辑宗旨和用稿范围后指出，该刊仍坚持对所有拟考虑录用的稿件实行匿名审稿，虽然这要拖延很长时间，但确实能确保稿件的质量和取舍的公正性。但是作为一种变通的灵活策略，该刊经常邀请一些在某一领域确有学术造诣和新思想的著名学者编辑主题性专辑，以弥补编辑人员不足的缺陷。毫无疑问，这些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国的人文学术期刊走向世界进而产生世界性影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据悉，此次国际研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举行的类似研讨会中规格、质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外语系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该系目前还承担了国际权威文学研究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国际中文版的编译工作，并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合办国际翻译研究的权威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挣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在美国学界久负盛名，曾经是文学批评“芝加哥学派”的发源地。而作为当今欧美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刊物的《批评探索》与《新文学史》几乎主导了近三十年欧美文学理论思潮的嬗变。近年来，上述两家刊物都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陆续发表了中国学者用英文撰写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合作下，上述两家刊物都陆续有了中文精选版，分别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清华和芝加哥两所名校的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一定能对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走向世界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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