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谶纬名义研究之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谶纬论文,维度论文,述评论文,缺失论文,名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究竟什么是谶纬？谶纬是一是二？概括唐代以来学者的意见，大抵可分为“谶纬有别”和“谶纬无别”两种（以下简称“有别”、“无别”）。① 两种观点都各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有唐以来“有别”的观点，历史悠久，可谓切理厌情。从概念和词义而言，谶和纬毕竟不是一种东西。至于后人混淆谶纬（或以“纬”称“谶”），则需要仔细考察其演变之具体情状。但是主张此一观点的论者，未能对谶、纬之演变纠结以及互辞之状况作出翔实的历史描述。而清代兴起的“无别”的观点（与“有别”说并行于世），提出汉代以来谶、纬互称以及存世谶纬佚文中谶、纬纠结无明显区别这两类证据，的确击中了“有别”论者的软肋。② 但是他们这两类证据，看上去言之凿凿，其实均可怀疑：（一）东汉后期以后确实存在谶、纬互称的现象。但是第一，谶、纬互辞现象是与“谶纬”思潮之兴起共生的呢，还是它经过了一个时段的发展之后才出现的？③ 第二，也许是因为思辨尚不够严谨规范，汉代人常常会混同使用一些内涵相关的概念。谶、纬以外，比如辞、赋，在汉人那里也有混称的现象④，而在今天看来，很难说楚辞体和汉赋体是同一种文体。那么，谶、纬互称是否也类似辞、赋互称呢？或是汉人缘于某种目的有意混淆呢？若缺乏历史实感地泛泛地以谶、纬互辞现象来证明谶、纬本无分别，就不能令人信服。（二）是谶纬文献问题。今天所依据的谶纬文献，是唐宋类书以及有关的经、史、子、集中引录的片段文字，以及明代以后的辑佚著作，其中实有很多疑问。如：不少谶纬佚文原始（或早期）出处的冠名并不一致，这些佚文当如何具体安置？许多佚文在原始出处只称“纬（谶）书曰”或“某经纬（谶）曰”，当具体辑入哪一篇？同样一段佚文，不同的早期出处甚至有隶属于不同经之纬（谶）的情况，该怎样处理？实际上，不少谶纬佚文的安置，是出自辑佚者的主观判断。更有甚者，有的辑佚著作（比如最早辑佚谶纬的《古微书》）还有把非谶纬文字当作谶纬佚文辑录的情形⑤。根据这样不一定完全可靠的谶纬佚文，来证实谶、纬原本无别，总会令人起疑。
总之，“有别”说者的观点切理厌情，但他们未能对谶纬之源起、演变作出详细考察；“无别”说者提出了不少史料证据，但他们对相关文献的认识和使用都存在较大问题，也同样没有翔实的历史梳理。两种观点，都缺乏历史维度的考量。
二
近现代以来，一些学者强力反拨“有别”之说，以广征博引的史料，充分暴露了“有别”说证据的薄弱。“有别”说论证不足，已无需再述。“无别”说其实也同样存在致命缺陷，因其对现当代学界影响更大，须认真辨正。下面即以“无别”论者中成就最大、论证最专博的陈槃为例，略作申说。
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是在其四年前论文《谶纬释名》基础上充实而成，专述“无别”之义。因其史料征引详博，似乎已将“谶纬是一非二”之结论做成了定论。但是，此文的论证，实有两点严重问题：
（一）史料使用不当
有两种表现：一是把互不相干的几条材料撮录在一起比附说事，而不顾每一条材料本身究竟是何含义。今完整照录陈文的一组材料于下：
《东观汉记·郊祀志》：“谨按《河》《洛》谶书。”
《杨震碑》：“明《尚书》欧阳，《河》《洛》图纬。”
《后汉书·儒林景鸾传》：“兼受《河》《洛》图纬。”
王蕃《浑天说》：“末世之儒，增减《河》《洛》，窃作谶纬。”（《晋书·天文志》引）
《东观汉记·郊祀志》一条，是群臣劝刘秀封禅：“三十二年（即中元元年，56），群臣奏言：‘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谨按《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上东巡狩至泰山。有司复奏：‘《河》《洛》图记，表章赤汉九世。尤著明者，前后凡三十六事。………’”司马彪《祭祀志》记载更明确：“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⑥。感此文，乃诏松（梁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这两条史料所称谓的“《河》《洛》谶书”、“《河》《洛》图记”、“《河》《洛》谶文”其含义十分清楚，就是指《河》《洛》谶。
《杨震碑》一条，本作“明《尚书》欧阳，《河》《洛》纬度”⑦，而陈文将后句误引作“《河》《洛》图纬”“纬度”是与天象相关的词语，这个“纬”乃是指“星纬”，一般指五行星。因此，碑文所谓“《河》《洛》绢度”，是《河》、《洛》和星纬之义，不仅指《河》《洛》谶⑧。
《景鸾传》一条，《后汉书》原作：“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馀万言。”可知景鸾所习，《诗》、《易》、《礼》而外，尚有《河》《洛》、风角杂书、月令，则此所谓“《河》《洛》图纬”，是指《河》《洛》及其他谶纬书。
王蕃《浑天说》一条，陈文原注“《晋书·天文志》引”是错误的，《晋志》并无此语。此语乃出自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一，原文作：“末世之儒，多妄穿凿。补增《河》《洛》，窃作谶纬。其言浮虚，难悉据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陈氏将两两对句节引作三个单句，并将“补增”误引作“增减”，于是造成所谓“增减《河》《洛》而窃作谶纬，是谓谶纬有由《河》《洛》出者”（《河》《洛》本即谶，如此表述殊为不辞）之义，以便与河洛出谶之说牵合，以证谶、纬无别。实际上，王蕃之原文，“补增《河》《洛》，窃作谶纬”本是对句，分述两事，并没有“改造《河》《洛》以成谶纬”之义。
可见，陈文罗列的一组四条史料中，所云“《河》《洛》谶书”、“《河》《洛》纬度”、“《河》《洛》图纬”、“补增《河》《洛》，窃作谶纬”，均各有其具体含义。其中只有《东观汉记》“《河》《洛》谶书”是指《河》《洛》谶，其他三条均指《河》《洛》和其他谶纬书。这恰好说明：《河图》、《洛书》是谶类而非纬类（与今人的一般看法一致）。陈氏因为四者共同的“《河》《洛》＋谶书（或纬度、图纬、谶纬）”的语辞方式（甚至有妄改原文之处），便得出《河图》《洛书》既可称谶亦可称纬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陈文史料使用不当的第二个表现是，把一段很长的材料剪裁节引，以造成前后连接互释的可能。如其引《后汉书·曹褒传》，引文原样如下（引文中的省略号为笔者所加，以见其删节之状）：
（明）帝问：“制礼乐云何？”（褒父）充对曰：“《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章帝）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璇玑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讬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每见图书，中心恧焉。”……（章帝）章和元年……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以为百五十篇。
陈氏如此剪接原文之后，得出结论：“按诏书前引《尚书璇玑钤》及《帝命验》说，下云‘《五经》谶记之文’，是以《尚书纬》之《璇玑钤》及《帝命验》为《五经》谶记之类也。”但是，详案上段引文之全文，实包含明帝与曹充、章帝与曹褒两段不相干的故事。陈氏引文“帝善之”以前部分，讲的是明帝接受曹充建议，将太乐改为“太予乐”；而“（章帝）元和二年”之后部分，讲的是章帝敕命曹褒重新全面制订汉礼。即使要考证“《五经》谶记之文”与上述帝臣引述谶纬书之关系，也还涉及不到明帝和曹充。陈氏所以还是把明帝、曹充一段引出来，目的就是要加强其结论的可信度。此其一。其二，在章帝和曹褒的部分，在“中心恧焉”和“（章帝）章和元年”之间，陈氏省略了大段原文。这段省略掉的文字，记述章帝两下诏书倡导改定礼制；曹褒体会圣意，两次上疏，建议重定汉礼；还有章帝召问班固“改定礼制之宜”的记载。之后才是章帝“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令曹褒重定汉礼。完整阅读原文便可知道，章帝前引《河图》、《尚书璇玑钤》、《帝命验》之语，其目的（意义）仅在于为重定汉礼之行为寻找理论或思想的根据，而与重定汉礼之内容没有必然联系。不过，经过陈氏的省略剪接，就会造成《璇玑钤》等就是后文的“《五经》谶记”之错判。其三，章帝正式敕令曹褒重定汉礼的诏令，全文为：“此制（按指叔孙通《汉仪》）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陈氏省略了“此制散略，多不合经”八个关键字；又，“撰次……以为百五十篇”句，全文为：“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陈氏省略了中间说明新定汉礼之内容的文字。这两处有意的省略，都不过是要隐去“经”而突显“《五经》谶记”，以便更顺畅地把“《五经》谶记”与遥远前文的《璇玑钤》、《帝命验》牵合起来而已。
（二）陈文的结论缺乏历史维度的考量，以偏概全
汉代确有谶、纬互辞之现象，但是基本出现在东汉中期以后。这是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又经历了一段时期之后的事。也就是说，因于其时政治文化环境，经与谶、与纬不断融通，从前的明晰界限已经渐趋模糊了。东汉中期以后出现谶、纬互辞现象。并不意味着谶、纬从来都是可以互辞的⑨。陈文之例证，基本都是东汉后期至三国乃至更后时期的史料。其中属于两汉之际和东汉初年的，只关乎苏竟、薛汉、张纯三人；而这三条史料的解读，实可斟酌。先照录陈氏引文于下：
《后汉书·苏竟传》曰：善图纬。……与（刘）龚书，晓之曰：……图谶之占，众变之验。
《儒林薛汉传》曰：尤善说灾异谶纬，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
《张纯传》曰：乃案七经谶。
《后汉书·苏竟传》一条，所谓“图纬”、“图谶”究为何义？范史的叙述并不明确。考《苏竟传》，于开头简要记述苏竞“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之后，其后的主要内容就是载录苏竞《与刘龚书》全文。这封书信的核心内容，是具细分析各种星象之表征，说明其“大运荡除之祥，圣帝应符之兆”的谶验意义，以此劝说刘龚不当拥兵抵抗刘秀。而所谓“图谶之占，众变之验，皆君所明。善恶之分，去就之决，不可不察”云云，就是紧接在星象论析之后的话。依此推测，则此所谓“图谶之占”，最可能是指“星占”。由此回推范史之所谓“善图纬”，极可能是说苏竟擅长“星占”之学。⑩ 也就是说，《苏竟传》中所谓“图纬”、“图谶”，大抵都是指“星纬”、“星占”。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证成陈文谶等于纬的结论。因为，“纬”本有指称星辰（主要指五行星）之义，此处的“纬”并非指纬书，而是“星纬”；而星相术本来即是图谶的一个组成部分。
《儒林薛汉传》一条，“善说灾异谶纬”是指薛汉的才学，“受诏校定图谶”是说薛汉的工作，本为二事，由此并不能必然得出“纬”等同于“谶”的结论。
《张纯传》一条，所谓“七经谶”之称，根据陋见，典籍中仅此一见(11)，绝无仅有，殊可奇怪。并且，“七经谶”究竟指什么，了无旁证，尚待考查。
三
以上大略揭示了迄今谶纬名义之研究的缺欠。基于此，本文认为，今天研究谶纬名义、判断谶纬同异之问题，应当充分考量以下三点：
（一）谶、纬本义为何？词义又是怎样演变的？汉代人在语言实践中如何使用它们？
这是因为，汉代人最初为文本命名（或谶或纬），一定是依照字之本义而称谓的（后来称谓混乱，是另一回事，其演变过程也很复杂，俟另文详考）。汉代人在习惯上一般如何使用这两个字，才是判断谶、纬异同的最根本而有效的依据；而不是像陈槃那样，主要依靠罗列一些经过择选和解释之后可以“互辞”的材料来做判断。
先把存世的唐前字书中有谶、纬二字之释义的材料集中于下：
《说文解字》：“经，织从丝也”；“纬，织衡丝也。…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
《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纬，围也，反覆围绕以成经也。……谶，纤也，其义纤微而有效验也。”
《仓颉篇》：“谶书，《河》、《洛》书也。”(12)“谶，验也。”(13)
《三苍》：“谶，秘密书也，出河、洛。”(14)
《广雅·释诂》：“谶，证验也”；又其《释言》：“纬，横也。”
《玉篇·言部》：“谶，言也，验也”；又其《糸部》：“纬，横织丝。经，常也。经、纬以成缯帛也。”
“谶”、“纬”二字不见于《尔雅》。由《说文》、《释名》以下之释义，可以清楚地看到：“谶”的基本内涵是“验”（证验），而“纬”的含义从来都是与“经”相配的。即使从二者都可指谓书籍这一点来看，也是各有所指——“谶”特指“证验之书”，具体说就是“河、洛所出书”，其内容特点是“证验”、“纤微”、“秘密”，原本与经无关。“纬”则指与“经”直接相关、阐释“经”的书（所谓“反覆围绕以成经”）。至于后汉有以谶附经、以谶证经之事(15)，那是当时学人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有意而为（《白虎通》即是代表），在时间上也是比较靠后的事，因而它并不能成为谶、纬本无分别的有效证据。
再看“谶”、“纬”二字在西汉（含）以前实际的使用情况。
根据陋见，“谶”字似不见于今存之先秦典籍(16)，较早出处盖为汉初贾谊《鵩鸟赋》：“异物来崪，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这个“谶”字之义，明显是谶书、谶语；其内容也很清楚，就是征验（根据某种征象而预言未来）之类。此外，西汉时期其他典籍中有“谶”字的材料，仅见于史部数条：
（秦缪公卧病）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史记·赵世家》）
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高祖感赤龙而生，自谓赤帝之精。良等因是作此谶文。”）（《汉书·哀帝纪》）
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阴精女主圣明之祥，配元生成，以兴我天下之符，遂获西王母之应，神灵之征……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五德嘉符，相因而备。《河图》《洛书》远自昆仑，出于重壄。古谶著言，肆今享实。（《汉书·翟方进传》）
（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汉书·王莽传上》）
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汉书·王莽传下》）
这些“谶”字之含义鲜明而一致，就是征兆预言之类。与贾谊所谓“谶”，内涵完全相同。
以下是西汉（含）以前典籍中使用“纬”字的情况：
《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郑玄注：“国中，城内也。经纬，谓涂也。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嫠不恤其纬。”（杜预注：“嫠，寡妇也。织者常苦纬少，寡妇所宜忧。”）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
《诗·大雅·皇矣》“比于文王”《毛传》：“经纬天地曰文。”（以上经部）
《国语·周语下》：“天六地五（韦昭注：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
《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之罘刻石》：“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
《史记·礼书》：“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
《史记·天官书》：“紫宫、房心、权衡、成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张守节《正义》：“五星行，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也。”）
《汉书·律历志上》：“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又：“中央者，阴阳之内，四方之中，经纬通达，乃能端直，于时为四季。”又：“三辰之合于三统……五星之合于五行……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
《汉书·律历志下》：“土、木相乘而合经纬为三十，是为镇星小周。”
《汉书·礼乐志》载《安世房中歌》第二章：“清思呦呦，经纬冥冥。”（颜师古注：“经纬，谓经纬天地。”）
《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惟泰元》：“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
《汉书·五行志上》：“《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引京房《易传》：“赋敛不理兹谓祸，厥风绝经纬。”（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有所破坏，绝匹帛之属也。”又引晋灼曰：“南北为经，东西为纬，丝因风暴乱不端理也。”）
《汉书·李寻传》：“五经六纬（按均指星宿，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尊术显士。”
《汉书·扬雄传》载《法言》序目：“神心曶怳，经纬万方，事系诸道德、仁谊、礼。譔《问神》第五。”
《汉书·王莽传》载元始五年诏策：“钦承神祗，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会，大众方辑。”（以上史部）
《管子·五行》：“故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曰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
《庄子·寓言》：“（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成玄英《疏》：“上下为经，傍通曰纬。”）
《荀子·劝学》：“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
《荀子·解蔽》：“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
《淮南子·地形训》：“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
《淮南子·要略》：“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
《说苑，正谏》：“合菽粟之微以满仓廪，合疏缕之纬以成帷幕。”
《太玄·玄测序》：“经则有南有北，纬则有西有东。”
《太玄·应》：“一从一横，经纬陈也。”
《太玄·玄莹》：“东西为纬，南北为经。经纬交错，邪正以分。”又：“立天之经曰阴与阳，形地之纬曰从与横。……阴阳曰合其判，从横曰纬其经。……阳不阴无与合其施，经不纬无以成其谊。”（以上子部）
《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王逸注：“纬繣，乖戾也。”《玉篇·糸部》：“繣，乖戾也。”宋·钱杲之《离骚集传》：“纬，织丝也。繣，结碍也。”王夫之《楚辞通释》：“纬繣，如纬丝之繣结，乖戾不就绪也。”）（以上集部）
从以上粗略检索的史料看，西汉以前的“纬”字使用，其含义有：“织物的横线”——这是本义；“组织（治理）”、“伦理”、“星宿”、“地理方向上的东西向”——这是衍生义。明显可见，在西汉（含）以前的语言应用中，“谶”和“纬”之义涵不同，界域分明。一直到汉末曹魏时期，“纬”字的常见含义仍大抵如此：
《周礼·春官·龟人》郑玄注：“东龟、南龟长前后，在阳，象经也；西龟、北龟长左右，在阴，象纬也。”
《礼记·间传》郑玄注：“黑经白纬曰纤。”
《周礼·春官·大宗伯》郑玄注：“星谓五纬，辰谓日月。”
荀悦《申鉴·政体》：“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
孔融《喻邴原书》：“国之将陨，嫠不恤纬；家之将亡，缇萦跋涉。”
曹植《文帝诔》：“呜呼哀哉！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阳精薄景，五纬错行。百姓吁嗟，万国悲伤。”
徐幹《中论·务本》：“择善而从曰比，经纬天地曰文。”
嵇康《声无哀乐论》：“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
与此同时，东汉后期，“纬”字的含义也明显有了新的拓展。如：
蔡邕《玄文先生李子材铭》：“少以好学，游心典谟。既综七经，又精群纬。钩深极奥，穷览妙旨。居则玩其辞，动则察其变。云物不显，必考其占。故能独见前识，以先神意。”
荀悦《申鉴·俗嫌》：“世称纬书仲尼之作也。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盖发其伪也。有起于中兴之前，终、张之徒之作乎？”
郑玄《起废疾》：“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
《郑志》卷中：“张逸问：《礼注》曰‘书说’，书说，何书也？答曰：《尚书纬》也。当为注时，时在文网中，嫌引秘书，故诸所牵图谶皆谓之‘说’。”
《李子材铭》在“游心典谟”之下以“七经”与“群纬”对称，则“纬”当指书籍；续以“察其变”、“考其占”、“见前识以先神意”云云，则“纬”之所指当是谶验一类书籍。《申鉴·俗嫌》径称“纬书”，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纬书”称谓。郑玄答张逸问，直呼“尚书纬”，且郑注《三礼》多引“《孝经说》”、“《易说》”等等，依此答问，则都是“图谶”之书；其《起废疾》更说纬书乃孔子所作，以高尚其价值。凡此种种，都可证东汉后期用“纬”称呼谶书，已经比较流行了。
（二）从历史维度考量经、谶、纬三者的演变纠结关系，是理解谶、纬名义的枢纽
根据上文对西汉以前“谶”、“纬”之字源、字用的粗略考察，谶、纬之内涵及其与经的原本关系，已经略显端倪：谶自谶，纬自纬；纬以解经，谶与经本无关联。谶、纬与经三者开始纠结混淆，乃是东汉（尤其是东汉中期）以后的事。
而无论是“有别”论者，还是“无别”论者，都缺乏历时的翔实具体的考察。即使那些持论比较平实客观的学者，也莫不表现出历史思维的缺失。如周予同《纬书与经今古文学》：
纬含广狭二义。纬书之广义的解释，是泛指当时所产生的一切讲术数占验的书而言，所以每每将“谶”、“图”、“候”等字与“纬”字配合而成为“谶纬”、“图纬”、“纬候”等名词。纬书之狭义的解释，则专指“七纬”而言。……谶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谶”是和广义的“纬”一样地泛指当时一切讲术数占验的文字。但非文字的口说，如《史记·秦本纪》所载的“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也可以称为谶。……至于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当时所谓“河图”、“洛书”而言。（《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此说较之各执一词的“有别”、“无别”论者，显得比较平妥。但仍是以论代史，说法并不清晰准确。更为谨慎稳妥的结论，是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解说·关于〈河图〉、〈洛书〉》之说：
从总体上看纬书，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谶类和纬类二类。所谓谶类，即预言未来书的一类，在纬书中大半指天文占之类，同时也包括例如古帝王传说之类的史事谶。纬类则与此不同，它是解释经文的一类，《七经》纬即属此类。但是依据这种分类，两类条数就依各纬的不同而相异，不仅《河图》、《洛书》中有相当于纬类者，同时《七经》纬中也有许多天文占之类。从纬书整体看，可以说两类的条数大略各占一半。由于纬书本来具有预言书的性质，因此谶类占的分量可能稍微多一点。……这样形成的谶类和纬类，很难说从开始就被冠之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纬书名，而且它作为纬书被冠以纬书名，又作为纬书被整理，都可能是西汉末以后的事情。……纬书得到某种程度的整理，并具备了纬书的形式，大概是在东汉的郗萌时。《隋书·经籍志》在纬书的后序中记：“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17)，谓之《春秋灾异》。”被称为《春秋灾异》的纬，仍有一些疑点，但至少说明在整理纬书的当时，是将谶类包括在内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安居、中村将所有谶纬遗文区分为“谶类”、“纬类”而不论其篇名为何，并且怀疑今存的篇名乃是后人整理谶纬时所加，可能更为客观而接近于实际。但他们同样是只做静态的理性分析，而不论谶、纬之历史演变，还是未能彻察真相。
有鉴于此，今天探讨谶、纬名义及其性质之问题，尤应突出历史维度，弄清楚谶、纬之本然状态及其发展演变情状，才可能接近实情。
（三）以存世谶纬佚文为依据来讨论谶、纬名义，不一定能够获得准确结论
上文已经谈及，存世谶纬佚文零散错乱而游移不定，难以呈现汉代谶、纬文献的原貌。如果完全根据谶纬佚文来研判汉代谶纬的名义、性质和状态，可能不会得到准确的认识。
比较而言，更值得信任的是《隋书·经籍志》和《后汉书·樊英传》李贤注所记录的谶纬书目。尽管陈槃对这两份书目有所怀疑(18)，但是作为今天可见最早的明确的谶纬书目，还是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陈氏所以不相信初唐史臣的书目，乃由于他主张谶纬无别，这两份书目不能支持他的观点。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直接而可靠有效的证据说明这两份书目有问题，仅凭推论来做出判断，还是不足以否定其可靠性。初唐史臣辑录书目，必有根据，定非妄为。后人如果根据需要（而不是有效可靠的证据）而随意怀疑古代典籍（尤其是史志这样的典籍）的可靠性，那就不是严谨科学的态度，今天的研究也便无法开展。
《隋志》和李贤的两份书目，虽然其范围大小、书目多寡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所谓“七纬”，均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这七种经典之纬。第二，谶、纬本来有别。而这两个基点，是今天研究谶纬所应坚持的。
本文认为，谶、纬“有别”还是“无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过程的。泛泛谈论有别、无别，企图以一种观点概括谶、纬之名义，是永远都会缠夹不清的。谶、纬本来的状貌，就是“谶自谶，纬自纬”。谶起源甚早，根据它“神秘应验”的非理性的基本特性看，即使像刘师培《谶纬论》所说“起源太古”也并不为过（只是刘氏并未区分谶与纬）；而纬则必然产生在经之后，无论其内容在今天看来多么不合科学不合逻辑，它在最初都是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对经的理性阐释和发挥。所以，徐养原《纬候不起于哀平辨》的看法，可能最接近实际：
盖纬之名所以配经，故自《六经》、《论语》、《孝经》而外，无复别出。……若谶之依附《六经》者，惟《论语》有谶八卷，馀皆别自为书，与纬体制迥别。……窃意纬书当起于西京之季，而图谶则自古有之。……要之，图谶乃术士之言，与经义初不相涉。至后人造作纬书，则因图谶而牵合于经义。（《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二，中国台湾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印行《丛书集成新编》第59册）
经、谶、纬三者原本各具义域，至于后来走向混融纠结，乃是多种机缘凑合的结果，择其要者概说如下：
第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文化传统，是谶、纬与经学交融的思想基础。学人往往会把阴阳五行思想归结到战国末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实际上，此种思想的起源和基本成型要远早于此。仅从儒家经典而言，《周易》古经的核心理念便是阴阳，《尚书·洪范》是五行思想的最早最系统阐释，《左传》、《国语》中记录比较系统的阴阳五行思想之实例非止一端。阴阳五行实际是我国文化传统中最古老的“原型”思想之一。阴阳五行思想本质上就是一种天人之学，带有神秘和预示的性质。正是由于神秘和预言特性，它便成为不同人群因于各种利益需要而经常使用的思想，因此也具有了极强的实用价值，历代久盛不衰。汉代兴盛的儒学，本来与阴阳五行思想就具有水乳关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评述儒家，即有“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之语。学人研究儒家，往往更多关注其“明教化”一面，而忽视其“顺阴阳”一面，是偏颇的。谶纬之学，与阴阳五行、与儒学交融，有着深刻的学理上的渊源。
第二，汉武帝之后，儒学取得了独尊的话语权，先秦以来的图谶之学若想生存并获得一定地位，就必须与儒学牵合，并为政治所用，此乃必然之趋势。不言而喻，此种思想的转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春秋时期即有作为预言的谶语流行。这类预言谶语，本甚粗陋而神秘。其后经过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融合，拥有了比较明确的学理内涵，成为“符命”一类谶语，为当权者所重视。汉代以后，更受到今文经学的强力制约，逐步与经学融合，谶与经、纬便纠结在一起了。
第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新儒学思想的极大成功，加速了谶、纬与经学的交融。四库馆臣说“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经部·易类六》附录《易纬》案语），以今天残存的《春秋繁露》核之，此说其实不无道理。卢文弨曾云：“此书（指《春秋繁露》）之大旨在乎仁义，仁义本乎阴阳。”（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附录《春秋繁露考证》之《四库馆（奏进书后）》卢氏案语）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乃是董仲舒的思想基础和核心，也是现当代学人的共识。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例言》指出“西汉书有两体”，一为“注经体”，一为“说经体”。《春秋繁露》属于后者，是“依经以旉义”的著作。因此，无论其思想之因缘，还是其著述之方式，都与谶纬书有思理相通之处。只不过，后世谶、纬纠结，又零散无统，后世学者已经很难把《春秋繁露》和征验预言为主要特征的谶纬书联系起来了。而从历史思想演变的角度看，宣扬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董子思想的集大成功，无疑会加速谶、纬、经的融合进程。
第四，谶语预言在两汉之际的政权更替中，发挥了实际而有效的重要作用，显示了它巨大的现实力量。正缘乎此，王莽才于始建国元年（9）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汉书·王莽传中》），刘秀也于建武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刘秀对图谶的态度。作为开创刘汉王朝中兴局面的帝王，他使图谶之学按照自己的意志定型，并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化。在此种情势下，谶、纬与经融合，实为必然之趋势。
注释：
① 历代学者论谶纬名义之史料甚夥，可于下列三书了解其梗概：（一）姜忠奎：《纬史论微》卷第一，黄曙辉、印晓峰据1935年石印本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二）陈槃：《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中国台湾编译馆，1991年；（三）钟肇鹏：《谶纬论略·谶纬的起源和形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② “谶、纬无别”之观点，可以陈槃两篇论文《谶纬释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1944年）、《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同上第二十一本第一分，1948年）为代表。
③ 顾颉刚说：“（谶和纬）这两种在名称上好像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汉代学术史略·谶纬的造作》，东方出版社，1996年）陈槃也以为“谶纬之类，先有《河图》《洛书》，然后有由此而出之谶，然后始有纬。”这样叙述恐怕导致谶、纬相分别，故紧接着又说：“但名义虽有先后之不同，而实质则一而已矣。”（《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谶纬先后说》）既已先后别之，复以异名冠之，何以“没有分别”、“实质则一”？因为缺乏历史考察，终不能令人释疑。
④ 参见拙著《西汉文学思想史》第二章第二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 参见拙文《谶纬文献及其辑佚问题例说》，文载《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
⑥ 《太平御览》卷五三六引录司马彪《续汉书》：“《河图会昌符》云：‘汉大兴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功。’”
⑦ 见［宋］洪适《隶释》卷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明］梅鼎祚《东汉文纪》卷三二《汉故太尉杨公神道碑铭》、［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四三《石刻文字十九·太尉杨震碑》（以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同。
⑧ 按：说杨震“明《河》《洛》纬度”，仅见于《杨震碑》。其他史籍如《后汉书》、《后汉纪》、《东观汉记》、《资治通鉴》等，均只载其家传、师传《欧阳尚书》，不曾说他还擅长“《河》《洛》纬度”。并且，《后汉书》等史籍传杨震，都说他“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当世儒者称为“关西孔子”；淡泊名利，数十年不应征辟，五十岁之后才入仕；在朝期间，虽遍任三公，但廉洁不谋私利，多次上疏批评外戚内宠，引据《书》、《诗》、《春秋》、《易》、《论语》这样纯正的经典，而完全不见他引用谶纬书。凡此种种，均可表明：杨震乃是一个醇儒。《杨震碑》“明《河》《洛》纬度”之说，甚可奇怪。
⑨ 关于汉代谶、纬之分合纠结状况，作者另撰《汉代谶、纬分合演变考》一文专论。
⑩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编次订正”条：“苏竞、杨厚、郎顗、襄楷同卷，以其皆明于天文，能以之规切时政也。”可为旁证。
(11) 其后《通志》卷一○八，《玉海》卷六三、卷九五、卷一一一，《册府元龟》卷五六三，《渊鉴类函》卷一六○均有“七经谶”之称，但都是引述《后汉书·张纯传》。
(12) 《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引。
(13) ［清］顾震福辑：《小学钩沈续编》，《续修四库全书》第201册。
(14) ［清］任大椿辑、［清］王念孙校正：《小学钩沈》，《续修四库全书》第201册。
(15) 参见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论谶亦附经》所举出的材料。
(16) 明人陈第《毛诗古音考》卷二、冯惟讷《古诗纪》卷四、梅鼎祚《古乐苑》卷三○均引录传为帝舜所作之《南风操》，中有句“有黄龙兮自出于河，负书图兮委蛇罗沙，案图观谶兮闵天嗟嗟，击石拊韶兮沦幽洞微”云云（三书文字略异）。此作乃后人伪造，不足为据。
(17) 郗萌，《后汉书》无传。据《晋书·天文志上》“《宣夜之书》云：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及《隋书·经籍志·子部》“梁有《秦灾异》一卷，后汉中郎郗萌撰”，可知郗萌当是东汉的星象灾异学者。然其具体的生活年代不明，《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依此，则郗萌当活动于东汉前期；而此处所引《隋志》则云“汉末”。或以为班固所说，当为另一郗萌。
(18) 陈槃《谶纬命名及其相关之诸问题·谶纬互辞考》：“以三十六篇为纬，《隋志》以前，未有闻焉。三十六纬之篇目，李贤以前，亦未有闻焉。……《隋志》以下，以三十六篇为七纬非谶之说，实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