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研究的状况和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构架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3—0086—08
文化与人类共生。对于文化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吸引了各个学科的众多学者，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文化研究能否构建一门“文化学”？笔者在众多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国内外有关文化的研究状况做一梳理，探讨从更为宏阔的视野把各学科整合起来，以便确立“文化学”的研究框架和学科体系。这是一个具有良好生长前景的研究领域，也具有广阔的教学空间，值得大力开掘和发展。
一、“文化”词义演变与研究的拓展
“文化”概念经历了演变和发展，对文化的研究逐步拓展。
西方学者的视野
英语中的Culture原意包含：耕种、居住、练习、注意、敬神。到古希腊、罗马时代，这个词的含义转变为改造、完善人的内在世界、使人具有理想公民素质的过程，也被理解为培养公民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中世纪，文化开始有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但是被神学所遮蔽。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逐渐指道德完美和心智或艺术成就。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把文化同人类理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以此区别于原始民族的“不开化”和“野蛮”。
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首次提出“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即文化是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及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提出，文化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统一。康德认为，文化是“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文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转变，一种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主要从精神文化方面去认识，偏重于把文化看成是人类精神现象——宗教、信仰、思维、心理、语言、艺术等的反映。
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文化的研究发生了两个历史性转折：一是由注重传统的乡土社会和未来开化社会转向注重现代都市社会，二是由传统农业文化转向现代工业文化。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A.克拉伯和克拉克洪对众多关于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比较，总结为六大类型：（1）列举和描述性的，如博厄斯（F.Boas）认为：文化包括一个社区中所有社会习惯、个人对其生活之社会习惯之反应及由此决定的人类活动；（2）历史性的，强调文化的社会遗留性及其传统性，认为文化即社会的遗传；（3）规范性的，强调文化是一种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或是具有动力的规范观念及其影响；（4）心理性的，认为文化是满足欲求、解决问题和调适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的制度；（5）结构性的，以每一文化系统的性质及可隔离的文化现象之间所具有的组织之相互关系为中心，如克拉克洪和凯利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包括显型或隐型式样），它为此一群体之全部成员或某部分之成员所共有；（6）遗传性的，主要关心文化的来源、存在及其继续生存的原因等，如卡尔（L.J.Carl）认为，文化的本质是通过“团体中过去行为而累积与传授的”。A.克拉伯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一个成套的系统，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系统既是限制人类活动方式的原因，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成果。
关于文化，流行的说法还有：（1）人类实践和信仰的积累；（2）一种信仰的模式，铸就了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人格；（3）一种思想和实践的系统；（4）一种无意识的结构，它产生人类的思想和行为；（5）一种在社会交往中起作用的共同的信号；（6）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体系；（7）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8）展示人之本质的符号系统。
《牛津辞典》对“文化”的解释是：人类能力的高度发展，借训练与经验而促成的身心的发展、锻炼、修养；或人类社会智力发展的证据、文明，如艺术、科学等。
汉语中的“文化”及学者的阐释
在我国，“文化”一词出现很早。《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有：“文，错画也，修饰也；化，教行也，变也。”汉代刘向的《说苑》第一次把“文化”连用：“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代束皙《补亡》一诗中写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都指的是“文治和教化”。
日本选择汉字“文化”一词对译各类西文中Culture的同义语，指不用权力或刑罚，而依靠文德进行教化。
1920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乃“人类生活的样法”。② 蔡元培在湖南的一次演讲《何谓文化？》中提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列举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等方面。③ 1922年，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言“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④ 他在《中国文化史目录》中列出：朝代、种族、政治、法律、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农事等，说明他心目中的文化是一个包罗极广的概念。钱穆说：“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生。”⑤
现代汉语的“文化”主要有三个义项：（1）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2）考古学用语，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如文化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掀起了“文化热”，许多学者进行了多种阐释。这里试举数例：
陈炎指出，如果说文明是指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那么，文化则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群体关系、调节自身情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⑥
司马云杰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⑦
韩民青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组成部分。⑧
郭湛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特征和实质，文化最为突出的特征或最具有根本性的内容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意识方式，概括说来就是人的活动方式，而在这种活动之中内含着人的价值追求。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文化是一种人为的程序，文化程序由取向引导，文化取向是为人的，文化以人为中心。⑨
罗长海认为，文化是人对环境挑战所作的应战，包括应战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在应战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在应战结果中充分显示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⑩
一般地说，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长期的、人为的结果，文化就是人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和显现，是人性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二、文化研究：跨学科、交叉性、总体性
许多学科都涉及文化研究，突出的有文化人类学、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等等。文化研究成了探讨普遍社会问题的一种富有实践意义的交叉性、跨学科、总体性的研究方式。
这里，选取部分学科的研究状况进行简要梳理。
国际上文化研究的突出态势
1901年，美国学者霍尔姆斯（W.H.Holmes）首次提出“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概念，与从生物特性角度研究人的体质人类学相区别。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与人”，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兴起，标志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
1908年，英国学者J.弗雷泽提出“社会人类学”的名称。近几十年欧美一些国家则用“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社会文化人类学）。实际上，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1607年出现的“民族学”（Eyhnology）指的是同一门学科。但文化人类学有逐步取代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
关于文化的研究有多种流派，突出的有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历史特殊论学派、法国社会学学派、功能主义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结构主义学派、象征人类学和解释人类学等流派。还可以分为文化传播学派、历史传播学派、文化心理学派、社会生物学派、文化符号学派以及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新人文主义，等等。
文化研究在国际上突出地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它有两个明显的指向：第一，针对英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即源于阿诺德、利维斯的那种将文学视为高雅趣味和价值表征的观念。威廉斯提出了“文化乃日常的”命题，霍加特和汤普森则强调对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文化的研究。第二，与当时欧洲北美兴起的政治文化运动相呼应，作为对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和学科化的一种反动。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带有某种反叛性和政治倾向性。
以威廉斯、霍尔、霍加特等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模式。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精神分析文化、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等纷纷登场。
法兰克福学派坚持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二分标准，他们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认为大众文化不同于“真正艺术”的理想模式，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必然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后果，把批判、颠覆和解放的特征仅归属于高雅文化的“特权”。
英国文化研究摒弃了这种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通过关注媒介文化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某些局限，设想出了主动的具有创造意义的文化的大众参与者。瓦尔特·本雅明虽然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但没有成为该学派的核心，他从媒介文化的研究入手，看到其解放的潜力，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
在英美，文化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英国新左派的创始成员之一霍尔，既是《新左派评论》最早的编辑，也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1988年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法国、德国及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具有丰富的传统，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在欧美，文化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代：第一代的文化研究者大多是文学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第二代的文化研究者多集中于传媒研究，第三代的文化研究者更多的是社会学家。伯明翰大学的第二代的文化研究者将目标集中于文化传播研究，第三代的文化研究者将重心放到社会学。
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约翰生说，文化研究有三个前提：“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和种族的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龄压迫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的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从阶级、种族、性别，到权力和社会斗争，这些清楚地表明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意味和指向。这也许是文化研究应运而生的根据。
保罗·史密斯在《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通过对欧洲和美国的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总结和反思，认为必须复活马克思主义以重新激活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从来没有固定化。英国的文化研究就发生了不同的变异，尽管都已进入学科建制。事实上，文化研究一直处在不断变动、发展之中。
文学界的研究
文化研究的发端，较多的与文学结缘。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创始人及其后继者努力扩展文学研究的边界，同时也坚信文学研究对文化研究大有裨益。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后，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拓展，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
许多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如利维斯、弗莱、阿尔都塞、威廉姆斯、霍尔、霍加特、汤林森等）影响了文化研究。其后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者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东方主义或后东方主义研究者赛义德等原本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
当今社会的审美活动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网络游戏，乃至环境设计、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不限于所谓的高雅艺术场馆，而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街心花园等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当代文艺研究逐渐转向文化领域，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
在中国，对文化的研究也突出体现在文艺理论界，如王晓明、王宁、金元浦、陶东风等对西方文化研究的述介及相关研究。
传播媒介的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对于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及批判性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就形成了文化与传播研究中一种批判的、跨学科的方法，它把对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分析、大众文化与传播的意识形态效果研究结合起来。他们创造了“文化工业”这个词来说明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化过程以及推动其过程的商业律令。法兰克福学派阐述了媒介文化的社会角色，并提供了对于高度商业化、技术高度发达的文化的研究模式。
视觉文化是文化研究特别关注的中心之一。米歇尔说，当下社会科学以及公共文化领域正在发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而在当代哲学家的论述中，这种转向也是明白无误的。他把这一变化称为“图像转向”。它从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由传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而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综合体来加以研究。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都与图像相关，人们的日常生活、信息来源越来越多地依靠图像。必须正视这种现象并逐步建立一套新的视觉文化批评的话语。
文化产业的研究，实质上多半与传播媒介相关。
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
本·卡林顿（Ben carrington）《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一文中强调了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内在关联，提出应该消解两者之间已经并正在强化的紧张。他说：“文化研究并不打算否定社会学的观点的重要意义，而试图通过将社会学的观点融入新的理论框架，即在那些关于统治、文化管理和权力话语制度的话题中——来扩展它们的意义。”(11)
司马云杰把文化社会学界定为“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特殊规律与社会作用的一门学科”。可以说，真正为大多数文化研究提供主要的“元概念”构架的，除了文化人类学，就是社会学了。
在社会学视野中，尤有现实意义的是着眼于社会系统来考察其中一个子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的所有方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形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所占有的资源不一样，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社会的宏观结构。就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说，文化是最深层、影响最为深远、经久不衰的因素。政治、经济的发展最后都要通过文化为载体，政治的纷争、经济的竞争，最后无不表现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可以说，政治、经济现象都是当下性的、暂时性的，只有文化现象能够永远流传下去。保留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包含了政治、经济的内容，但其最终表现形式还是文化。
在社会系统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作用，不可偏废。经济的作用是动力性的，文化的作用是方向性的。必须把发展文化放到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认识。
哲学界的研究
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通过对价值和文化的研究实现了自觉的文化哲学转向。20世纪唯意志论、现象学、哲学人类学、存在主义等这些流派，特别关注西方理性文化的普遍危机，进行了文化批判。
在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显现。
对文化哲学，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文化哲学看作是哲学的一种形态或流派，认定哲学是一种文化论的认识论，哲学的使命是对文化的探讨；另一种是把文化哲学看作是文化学的一种形式或一个分支，一种元理论。李鹏程认为，文化哲学是“对文化研究作超越于文化学系统本身的概念、范畴、体系的更高一层的理论解释。或者说，对文化学的基本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挑战式的研究。……可以把文化哲学与文化学的关系看作正如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社会哲学与社会学、法哲学与法学等等的关系一样。”(12)
司马云杰将以上两种理解结合在一起，认为文化哲学“实质上是以人类全部文化（包括知识）为基础的新的认识论，或者说是对人与文化的存在做认识论上的研究”。
朱希祥认为文化哲学实际是文化的哲学阐释，即以哲学的视野、方法和理论对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阐释，使文化研究进入一个宏观概括的、全新的局面与体系，回应当代文化理论与实践中遇到的各种丰富而繁杂的问题。(13)
衣俊卿认为，文化哲学是关于各种文化现象内在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反思，是内在于哲学研究各个领域之中的一种哲学理解范式，并作为一种历史解释模式。它不同于文化学、人类学等关于具体文化现象的一般描述和研究，也不同于科技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部门哲学，而是哲学研究各个领域均可以选择的理论范式。(14)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是先有某种学科，然后才有关于这门学科的哲学，而关于文化的研究则不然，“文化学”还没有建立起来或得到认可，而“文化哲学”已渐成规模。
张立文的《和合学概论》副题是“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15)。“和合学”是具有中国民族精蕴的哲学体系，总结了五大文化原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为各国文化间的平等交流以及共同发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文化资源。
多学科视野的大文化研究
文化的存在和流传有着自己的规律和特征。对于文化的研究，必须具备多学科视野。
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召开了以大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大会聚集了世界各地数百名各种不同专业哲学、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学者，包括德里达等当代学界巨子。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文化研究》（1992），收入了40多篇论文，引起学界轰动。论文集编者认为，文化研究的特点就是逃避与拒绝学科规范，在文化研究中没有任何方法论可以被赋予特权，也没有哪种方法论可以被排除在外。文化研究虽然是反学科化的，也不先验地界定自己的对象与方法，但也不能说什么东西都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特点体现为它始终坚持从现实需要出发，灵活地选择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16)
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大陆相继兴起文化研究热潮，形成与国际潮流相呼应的全球化形势下的文化研究。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这已经在各个方面变得非常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学者、政治家、经济发展官员、士兵和战略家们都转向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因素。”他对文化的界定是：“第一，文化可以指一个社会的产物，即人们所说的社会的高雅文化、艺术、文学、音乐和大众文化或者叫民间文化。第二，人类学者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整个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人们所赋予它们的意义。第三，其他学者，尤其是政治学家，把文化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态度、取向、假定、哲学，即一个特定群体的世界观。”(17)
文化研究如詹姆逊所言是一种“后学科”，是一种开放的、适应当代多元范式的时代要求并与之匹配的超学科、超学术、超理论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这种新的文化研究是以当代全球化变革的当下现实为依据的。文化研究的历史表明，大多数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那些研究，恰恰在于抓住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发现新的理论，或拓展、修正原有的理论。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的边缘，而应该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体系，不同的文本如何成为生产类别或类型体系的部分，如何具有文本间的结构——如何表达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话语。
有学者认为，由于文化研究在理论和物质文化（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其文化使用）之间架起了桥梁，因此对当代学人富有吸引力。文化研究总是针对特殊社会、历史和物质条件来进行理论运作，它的理论总是努力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和日常生活。
文化研究的兴盛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打破传统学科界限，重新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
文化作为各相关学科共同面对的对象，自身也是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文化是多样统一的。它不是为学科研究而剖分、区划或存在的，而是自在的、浑然一体的、不断变化发展的。为了把握它和研究它，人们设定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学科的划分起因于人认识把握对象的需要，是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进行的，而现实的文化却是多样性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研究的学科指向概括为“总体性”追求。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的努力。(18)
三、文化学的理论框架与实践
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文化学应列为“一级学科”，可分设如下二级学科：文化学原理、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地理学、文化产业学、组织文化学、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比较文化学，等等。
作为一门与政治学、经济学并列的基础性学科，文化学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对有关文化现象及其本质进行研究，抽象出一般规律，引导各个分支文化学科的研究。
文化学概念的历史考察
1871年英国的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可看作文化学的创始之作。1909年德国科学家奥斯瓦尔德在《文化学之能学基础》中正式提出文化的科学——文化学的概念：“把人类种系与全部其他动物物种区别开来的这些独特的人种特性，都被包括在文化一词之中。因此，对这门关于人类特殊活动的科学可能最适于称作文化学。”(19)
194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一书中，主张将文化学从一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划分出来。他说：“随着科学领域的拓展，从心理现象与社会现象中划分出另一类现象，它被那些发现和分离出它的人们命名为‘文化’。对于事件的这个独特类别的分析与说明，被称为文化的科学。……文化的科学若不是文化学，又能是什么呢？”
发展到今天，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人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各种文化现象。把政治活动、经济活动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是当代文化学新发展的一个标志。文化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形成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对文化又有了新的认识，理应从最一般意义上总结和提升文化学理论。
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者就提出了建立文化学的主张，如黄文山、阎焕文、朱谦之等发表了《文化学建设论》、《文化学方法论》等文章和著作。1932年，孙本文的著作《社会的文化基础》出版。1940年，费孝通翻译了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1947年，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观》出版，主张消融物质与精神于文化之中。(20) 1968年，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掀起了“文化热”。最初是译介国外文化学者的一些著作，随后也出现了关于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的论著，但较缺少对文化理论体系的总括性、系统性阐释的著作。90年代以来，着重对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进行研究和总结，也有人重译国外文化研究经典著作，而缺少把文化学放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中进行研究和分析。面对丰富的文化实践，也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提炼，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体系。
文化的多重结构和不同划分
文化是一个多重复合系统，具有复杂的结构。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但主要有“二分法”和“三分法”。
“二分法”是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实体文化与观念文化、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外显文化与内隐文化、意识上的文化与意识下的文化。还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理性文化与情感文化之分。司马云杰把文化分为两大类四个亚类：第一类文化，即“人类在认识、改造、适应和控制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区分为智能文化（科学、技术、知识等）和物质文化（房屋、器皿、机械等）两个亚类；第二类文化，即“认识、改造、适应和控制社会环境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区分为规范文化（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和法律形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语言、教育等）和精神文化（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两个亚类。
“三分法”是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或物质文化、政治文化、观念文化。怀特把文化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和意识形态的系统。有人从文化要素的不同把文化分为三大类：意识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有人用三个层面来划分：文化的物质层、理论制度层、心理层。也有人称之为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
从文化主体划分，有个体文化、家族文化、群体文化、人类文化等；从类别划分，有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从历史角度看，有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从形态看，有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从来源看，有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从地理角度看，有海洋文化、流域文化、山地文化；从城乡差别看，有城市文化、农村文化；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有农耕文化、工业文化、生态文化、信息文化等。从国家和民族文化范围划分，则可以更细化。
还可以分为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行政文化、组织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产业文化、行业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媒介文化、广告文化、出版文化；地域文化、节日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等等。
当然，上述概念有很多是交叉的。各个具体学科与文化的结合，有可能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如科学技术文化学、文化产业经济学、历史人文地理学、国际文化传播学，等等。
文化学研究框架
文化学研究是关于文化的“元研究”，必须界定文化概念、文化现象、文化形态，探索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阐述文化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分析文化的生产、传播、冲突、变迁和控制，解释文化的应用、渗透、浸染，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文化。
文化研究打破了学科界限。文化研究兴起之后，职业化的文学研究者和社会学家都指责它不符合学科规范，其实这个所谓“规范”不过是对于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占支配地位的规定。现实本身是跨学科的，任何学科的边界都是相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重大突破和重大成果都是在多学科交叉处取得的。
格雷姆·特纳在1996年就指出，文化研究已经对建立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内的学科正统提出了根本挑战，能够对文化在社会中的功能作出更充分、更丰富和更复杂的理解。
文化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它批判、解构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重新审视文化转型期大众弱势群体在不平等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变迁及其文化取向。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的研究机制。文化研究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谓永恒、中立的形而上价值关怀，更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现实语境。(21)
文化研究本质上的多样性，呼唤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治理”，这就需要大尺度的“文化学”，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多元话语方式，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学研究方法。每一种文化研究的方式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巨大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语境、某一特定历时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从而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并具有相应的真理性。各种不同话语——人类学的、文艺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美学的、哲学的研究成果的融会与集合，它们之间由部分而整体、整体而部分的循环，把我们引向当代文化的本真形态。
大体可以把文化学理论体系分为文化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实践应用研究。
借鉴西方的文化理论和方法，现象学、人类学、历史学构成了对文化本体和存在研究的三维结构。
关于文化的认识论研究，主要由文化哲学来承担。
关于文化的价值体系，包括三层：（1）经济价值，突出功利，体现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上；（2）科学、道德、艺术的价值，即真、善、美；（3）宗教的价值，追求圣洁、理想。这几个层面也可归结为真、善、美、圣。
对于文化的研究，可以运用多学科方法，而文化本身又可以作为方法或方式。文化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可以运用文化方法，研究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
从文化实践层面来看，以文化产业为代表，而文化与各种行业或各门学科结合，则有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企业文化、农村文化、体育文化、行政文化、伦理文化、管理文化，等等。面对丰富的文化现象，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理论。
文化研究领域很广，其中要重点研究：文化多样性与个案研究；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新；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等等。文化学研究大有可为，也应当有大作为。
应把文化学列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体系中，一方面要在丰富的文化实践基础上梳理和总结文化理论，另一方面要把文化学理论应用到各种具体的文化门类实践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文化。
注释：
① 泰勒：《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53页。
③ 蔡元培：《何谓文化》，《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113页。
④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学灯，1922—12—09。
⑤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页。
⑥ 参见陈炎：《“文明”与“文化”》，《学术月刊》，2002年，第2页。
⑦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⑧ 韩民青：《当代哲学人类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⑨ 参见郭湛：《文化：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页。
⑩ 参见罗长海：《创新文化与企业创新价值观的塑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页。
(11) 本·卡林顿：《解构中心：英国文化研究及其遗产》，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13) 参见朱希祥：《当代文化的哲学阐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14) 参见衣俊卿：《论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求是学刊》，2006年，第4页。
(15) 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6) 参见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Routledge,1992。
(17) 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页。
(18) 参见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19) 转引自吴克礼主编：《文化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20)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8页。
(21) 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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