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疑处存疑,于有疑处解疑论文_陆全荣

于无疑处存疑,于有疑处解疑论文_陆全荣

——以《故乡》为例谈谈学情视角下小说阅读教学中的知识盲点点拨

陆全荣

摘要:深入到学生的”经验“层面,触摸到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动态性经验,掌握真正的学情,从而组织起新的学习,是一个教师的教学职责。在本文中,笔者以《故乡》为例,在对学生的“学情”和“学力”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学生在学习《故乡》一文中知识盲点之处,将教学难点和重点定位在对小说语言的品味上,有选择地对文中一个“时间”节点的安排、两处“凄凉”表情的刻画、一个“银项圈”道具的设计和一个“英雄”形象的归宿等四处值得关注之处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教学点拨。文章结尾处重申教师要注重对小说语言的咀嚼,从而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关键词:学情;知识盲点;点拨

上海师范大学陈隆升博士在他的《语文课堂“学情视角”重构》一书中这样表述:“由于语文课程标准缺乏课程内容的规定性,语文教材又是以选文来编排的,这导致语文教师在课堂中提供的教学内容差异非常大,许多情况下,教师想教的与实际在教的不一致、教师实际在教的与学生实际在学的不一致。”“只有真正深入到学生的”经验“层面,触摸到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的动态性经验,才能算是知道了真正的学情。”“具有学情视角的教师注重研究学生的提问、回答、作业、谈话、评价中的新见和差错,并能根据以往学生的学习经验来组织新的学习。”

那么,什么是学情呢?学情,顾名思义就是指学习情况,是指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特点、方法、习惯、兴趣及成绩等情况。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对学生学情的分析,从而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笔者认为,学情分析不单指教师课前分析,还应指对学生课中和课后学习情况的综合分析。

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故乡》一文作为初中阶段极为重要的一篇小说,教师们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从事九年级语文教学多年,可以说对学生的“学情”和“学力”比较了解,曾通过对历届学生在提问、回答、作业、谈话、评价中的新见和差错的研究,发现学生由于对作者所处的时代及作者的为人处世态度缺乏必要的了解,解读文本时或多或少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读和错读,有些内容仅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就无法理解;而许多老师往往也只凭以往的经验,一成不变地将教学内容定位在小说“三要素”的解决、人物描写方法的分析和人物形象的概括上,忽略了对小说语言特别是鲁迅小说语言特色的品味。所以,本文在关注学生学情的基础上,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知识盲点,试就广大师生们在教学过程中被普遍忽视的几处语言描写精妙之处作一些善意的提醒。

一、一个“时间”节点的安排——合理

人教版九年级上册第54页,小说第一段“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文章开头非常简短,但内容却非常值得玩味:“我”谋食的异地离故乡并不算太远,为什么“我”二十余年不回家?难道鲁迅仅仅是为了刻意描写小说中的“我”离开故乡时间之久?那为什么不写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更久呢?对于文章这样的表述学生表现茫然,笔者却认为应另有深意。

小说《故乡》取材于鲁迅从北京回故乡绍兴搬家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品以沉郁的笔调抒写了“我”对萧条破败荒村的悲凉心情;但最震撼“我”心的,却是过着辛苦麻木生活的闰土和“我”之间的那种隔膜。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压下,“我”儿时记忆中的英雄闰土,已经变成了一个对“我”口称“老爷”的陌路人,变成了一个只是摇头、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的“木偶人”! 《故乡》中的“我”,无疑是鲁迅所有小说中最接近鲁迅本人的。作为一篇自传体小说,我想,我们完全可以从鲁迅自身经历上找出答案。

1.鲁迅家道中落之后,母亲便把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于是,一九○六年夏秋间,母亲不断来信催鲁迅回故乡结婚,甚至不惜以母病危重相诓骗。鲁迅明知是个局也甘心往里跳,因为他知道母亲是他现在唯一最亲的老人,他的一切正是母亲的一切。母亲的话,他是不能不听的。但是尽到了“义务”的鲁迅奉母命与朱安完婚后的第四天,就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了,而且一走就是三年。作为母亲送给他的礼物,鲁迅始终没有接受这个毫无感情基础、裹着小脚、对他唯命是从的发妻——朱安。一直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安随周氏家族迁入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夫妻俩也从未圆房,未有子嗣。鲁迅心中愧对发妻,愧对寡母,无颜回故乡。

2.1908年,鲁迅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而1912年初起,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他先后在南京、北京政府的教育部任职了。由于目睹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看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一系列历史丑剧的上演,他曾一度感到消极,沉默了将近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及整理古籍来排遣时日。“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经过长时期的思想和艺术准备以后,鲁迅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终于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地喷发了出来。他先后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小说。他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那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那些小人物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彼此之间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鲁迅通过小说彻底地揭露和控诉了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罪恶,体现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五四”文化革命精神。“五四”退潮后,鲁迅离开北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前往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这痛苦而漫长、激愤而热烈、辗转而辛劳的二十年,是鲁迅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战斗不息的二十年。作为新文化运动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为了民族的复兴,四处奔波,呕心沥血,难回故乡。

抓住了文章第一段“我”二十多年没回故乡原因的分析,实际上也抓住了作者鲁迅创作本文的感情基调:既有游子对故乡、对亲人那种残缺的爱,也有自己对故乡二十年来经济日渐萧条的困惑,还有即将远离故乡的那种莫名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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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处“凄凉”表情的刻画——精巧

第55页,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母亲为什么感到既高兴又凄凉?第62页,闰土和“我”二十年后再相见,“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闰土见了童年的玩伴,为什么脸上也会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这两处“凄凉”有相同之处吗?学生们阅读小说后可能仅会孤立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却对这两处描写的异同缺少必要的联想。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鲁迅本人身上触摸到一点事情的端倪。

1.在鲁迅和朱安婚姻问题的处理上,鲁迅的母亲后来是很后悔的,由于对长子盲目的爱,她曾托病骗儿子回国成亲,竟然造成了鲁迅婚姻的悲剧。(她的后悔主要体现在决定周作人和周建人的婚姻问题时,她不再进行干涉;对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她也不加反对。)现在母亲见到了自己久未谋面的儿子,母性特有的宽容使她忘却了儿子的不孝,她很高兴这个“逃”了二十年婚的儿子还能回到这个家。但是她也理智地知道,儿子这次回来的目的是举家搬到谋生的北京去,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到故乡?能否适应北方凛冽的寒风?是否还能活着回到绍兴?这一系列问题都压在了这位柔弱而坚强的母亲身上。要知道,我们中国向来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离开故乡客居异乡该是一件多么无奈而又悲哀的事啊!所以“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事实也证实了母亲的忧虑不无道理:鲁迅母亲六十岁时离开故乡,随子北上,此后一直没能再回家乡,直到1943年辞世。

2.“闰土”作为鲁迅儿时故乡伙伴的一个缩影,他与“我”关系非同一般。当年曾以兄弟相称,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现在二十多年未见,久别重逢,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但毕竟时过境迁:一个身份低贱,食不果腹,一个衣锦还乡,鸡犬升天,两人还能回到从前吗?短短二十年已经改变了很多事情!而且他也明白“迅哥儿”这次回乡是来搬家的,有生之年还有再见之日吗?想到童年伙伴的离别,心中的苦闷再无诉说的对象,闰土情之所至,脸上不禁显出“凄凉”的神情。

两人脸上露出的“凄凉”神色有其共同之处,但更多的是区别,因为亲情与友情毕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真情流露。

三、一个“银项圈”道具的设计——精妙

小说中关于“银项圈”的描述多达三处,鲁迅刻意安排这个道具究竟有何特殊用意呢?

鲁迅小说中人物描写非常注重白描手法的运用,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把人物最重要的特征给勾画出来。《故乡》中鲁迅描写少年闰土的外貌只抓住了三样东西:紫色的圆脸、小毡帽和银项圈。“紫色的圆脸”是表明闰土的健康、可爱,并隐含了他家住海边的地域特色;小毡帽同样点明了绍兴人所特有的穿戴习俗;而“银项圈”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小说中提到“银项圈”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课本第56页,当母亲提起闰土就要来了的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第二次是在第57页,“我”回忆少年时与闰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前两次的描写,“银项圈”都是作为闰土的奢侈品出现的,一方面是说明他家庭经济条件尚可,另一方面是因为闰土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夭折,所以用迷信的方法“锁“住他,祈求神佛护佑,不让小鬼抓走。而第三次则是出现在二十年后闰土的儿子水生的外貌描写上。文中这样写道:“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为什么水生的颈上没了“银项圈”?“银项圈”到底去了哪里?学生一般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样的细节上,而老师们往往也忽略了这个情节背后所隐藏的信息。笔者觉得这应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话题!“银项圈”没了,可能性应该有很多:可能戴在了其他孩子颈上,毕竟闰土的孩子有六个,他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可能当掉了或变卖了,因为“总是吃不够”,解决温饱问题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可能被偷了或被抢了,因为饥荒,兵、匪横行,世道混乱;可能藏起来了,因为兵荒马乱,作为闰土家唯一值钱的“传家宝”,害怕被偷或被抢了;也可能交了租税了,因为“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官、绅压榨,鱼肉百姓……每一种猜测都是有成立的可能的!但无论哪一种可能都说明了一点:中国农村经济破产了,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农民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反而是走上了一条下坡路,老百姓们挣扎在生死线上。

可见,“银项圈”的有无不仅是闰土一家二十年经济生活变化的反映,也是上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一衰再衰现状的真实反映。教师一提醒,学生们马上就能豁然开朗了。

四、一个“英雄”形象的归宿

小说结尾处“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与之相照应的课本第56页上有过类似的描写:“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这两处描写有什么不同之处?

答案很明显,结尾处少了我心中的少年英雄闰土!那么那个少年英雄究竟去了哪里呢?

回到故乡,“我”大失所望,因为“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直到母亲提起闰土,“我”对故乡的美好记忆才开始被激活,原文是这样表述的:“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故乡其实也并不美,只是因了闰土的美丽而美丽啊!所以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时,浮现在脑海里的除了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碧绿的西瓜外,还有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个活泼勇敢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美感。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这个美好的“刺猹”画面已被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然而,相见不如怀念,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多么富有朝气和生命力的闰土二十年后却变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老”人!是那个吃人的社会压抑了他的人性,压抑了他自然的生命!

“我”崇拜的偶像轰然倒塌了,记忆中的小英雄在“我”心中彻底死去了!“我”为小英雄的逝去而哀悼!因此,“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本来值得我留恋的只有英雄闰土,因为他的诚实、活泼和富有“战斗性”;现在英雄闰土“死”了,家乡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呢?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吗?让鲁迅感到安慰的是,中国至少还有宏儿、水生他们,他们这一代人应该过一种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他们应该走一条“我们”未经走过的希望之路!所以“我”理想中的画面——海边碧绿的沙地、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下需要有新的英雄来“填空”!鲁迅呼唤新的英雄!作者这样处理小说的结尾,既含蓄地寄予了自己强烈的政治理想,又恰到好处地留给我们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总之,鲁迅小说遣词造句精当贴切、含蓄深厚,既能准确、生动地表达描述对象的总体特征,又处处体现新意,收到词义明确以外的其他效果,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弦外有音,文字间蕴含更多深意。教师应在分析学生学情前提下,将鲁迅小说的语言作为教学的重点,通过咀嚼文本的语言,扫清阅读知识盲点,从而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我想这对于其它小说的阅读教学应该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嘉良,李标晶.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作者单位:浙江省海宁市斜桥中学

邮政编码:314406

论文作者:陆全荣

论文发表刊物:《中学课程辅导·教学研究》2014年第4期(上)供稿

论文发表时间:20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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