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以云南省为例论文

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
——以云南省为例

董培海1,李 伟2

(1.云南师范大学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大学 国际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结合当前国内边境旅游发展实践的变化,文章提出边境旅游可以从狭义(边境口岸旅游)和广义(边境地区的旅游)两个层面来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云南8个州市10年(2008~2017年)边境口岸入境一日游和国内外旅游流统计数据的搜集,结合地理集中指数和旅游重心分析方法,尝试将基于两个不同口径的边境旅游“集聚指数”进行比较,以描述云南边境口岸旅游与区域旅游之间的作用关系,并结合边境旅游重心的变化,探讨不同州市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态势。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深入描述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过程,以期能为本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同时对国内边境地区旅游空间结构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有所借鉴。

关键词: 云南;边境旅游;空间结构;演变

旅游空间结构是旅游地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定区域内社会经济客体的空间活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会形成一种空间态势,而空间结构则是人类经济活动作用于一定地域范围所形成的组织形式,反映了区域经济系统中各个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空间组织关系,包括诸要素在空间中的相互位置、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聚集程度和聚集规模以及地区间的相对平衡关系等。[1]旅游空间结构表现为旅游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及集聚状态,体现了旅游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是旅游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2]旅游空间结构的研究能够为区域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开发、旅游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旅游竞争力的提升、旅游要素的布局与优化等诸多旅游实践问题提供现实指导,因此,其一直备受旅游地理学研究者们的青睐。在国外,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研究者们已关注到了旅游空间结构的问题。[3][4][5][6]Lundgren(1982)、Britton(1980)和Weaver(1998)等较早地将区位论和核心—边缘理论运用于旅游空间结构的实证量化研究。[7][8][9]国内旅游空间结构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90年代对旅游区划问题的关注为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11][12]进入21世纪后,国内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的成果积累呈“井喷式”增长态势,相关研究分别涉及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13][14]旅游流(市场)空间结构、[15][16]旅游资源(吸引物)空间结构、[17][18][19]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等不同方面。[20][21][22][23]研究的范围也分别涉及国家、省域、县区、城市乃至特定景区(景点)的不同空间尺度。边境旅游是国内旅游的一种延伸和出境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24]目前,国内边境旅游研究已分别涉及边境旅游基础理论、边境旅游需求、边境旅游供给、边境旅游综合效应、边境旅游管理与调控等不同方面,[25][26]但专门针对边境地区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研究,直到最近几年才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积累并不多,可以讨论的空间还很大。[27][28][29][30][31]

2) 故障停车功能。主机运行过程中,当安保控制模块检测到故障停车故障时,即刻输出声光报警,同时通过CAN网络将故障停车信号发送至电控系统LCU、DCU和遥控控制模块;遥控控制模块执行停车逻辑,由DCU向各缸CCU发送指令,控制主机停机。与传统柴油机的安保系统不同,该安保系统需实时监测电控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现电控系统有严重故障时需立即执行故障停车功能。故障停车信号包括推力块温度高、主轴承滑油进口低压、曲柄油雾高浓度、增压器轴承滑油进口低压、气缸冷却水进口低压、辅助风机压力低、紧急停车-机旁、紧急停车-集控和电控系统严重故障。

“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的发展大致遵循港澳游、边境游和出国游的发展历程,边境旅游是公民出境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我国出境旅游发展特定时期的一种阶段性现象。”[32]按照1997年中国国家旅游局颁布的《边境旅游暂行管理办法》中的界定,边境旅游仅指“经批准和指定的旅游部门组织和接待我国及毗邻国家的公民,集体从指定的边境口岸出入境,在双方政府商定的区域和期限内进行旅游活动”。近年来,伴随着国内大众旅游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许多边境省份和县域均将边境旅游作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边境旅游发展的实践已超脱于早期边境地区公民跨口岸旅游的范畴,对于国内旅游者而言,边境观光、体验也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类型。边境旅游概念的外延开始扩展,其同时包含了“一种跨境旅游形式”和“一种旅游产品类型”的双重意义。[注] 如韦国兆提出“边境旅游包含边境地区游和边境跨国旅游两方面”。祝招玲和谢维光认为:“边境旅游应包括本国旅游者经过边境口岸的出境游和邻国旅游者经过边境口岸的入境游等跨境旅游活动。”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孙杨、李庆雷等。具体可参见:韦国兆:《广西崇左市边境旅游开发对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2008年,第34页;祝招玲,谢维光:《佳木斯边境旅游发展模式研究》,载《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54~155页;孙杨:《基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两国边境地区旅游发展研究——以黑龙江边境旅游为例》,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4年,第22页;李庆雷,杨培韬,娄阳:《边境旅游资源的概念、界定与分类框架研究》,载《大理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19~24页。 在当下的旅游产业实践中,边境旅游可以从狭义(边境口岸旅游)和广义(边境地区的旅游)两个层面来理解。云南省是我国发展边境旅游较早的区域,同时也是国内边境旅游发展的典型区域。本研究结合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与现状,对边境8个州市10年(2008~2017年)边境口岸入境一日游和国内外旅游流的统计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结合地理集中指数和旅游重心分析方法,尝试将基于两个不同口径的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进行比较,以描述云南边境口岸旅游与区域旅游之间的耦合关系,并结合边境旅游重心的变化,判别不同州市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及其变化态势,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深入描述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过程,以期能为本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同时对国内边境地区旅游空间结构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有所借鉴。

一、云南省边境旅游发展概况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睡,毗邻老挝、缅甸和越南3个国家,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重要陆路通道,沿边州市占全省面积的 51.4%,拥有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肩挑“两洋”(太平洋、印度洋)的独特区位优势。在边境地区有8个州市、25个县区与老挝、缅甸和越南三国接壤,国界线全长 4060 千米,其中,中缅边界线长 1997 千米,中越边界线长 1353 千米,中老边界线 710 千米。沿国界线分布有16个国家一类口岸,8个二类口岸,近200个边民互市通道和边贸互市点,泛亚铁路、昆曼国际大通道及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从中穿过,使云南边境地区成为国际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交通区位优势显著。与此同时,云南漫长的边境线与立体的气候特征共同造就了本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由于地域跨度大,在大江大川的切割作用下,形成了雄奇险秀的自然旅游资源,既有山势陡峭险要、立体气候明显、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的西南部高山风光,又有南部热带雨林景观。边境地区16个民族跨境而居,这些民族与邻国文化同源、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往来频繁,关系密切,通婚、互市、共耕,交往历史悠久,民俗文化、抗战文化、丝路文化、历史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多元共生融合,形成了丰富而品位极高的旅游资源特色。按照GB/T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根据云南省边(跨)境旅游专项规划课题组最新对云南25个边境县域旅游资源节点的系统普查和分析,云南边境沿线一带共拥有旅游资源 8个主类、31个亚类和 125个基本类型,其中,主类拥有率达 100%;亚类占总类型的 100%;基本类型占总类型的 80%。[注] 具体可参见:《云南省边(跨)境旅游专项规划(2018—2030 年)》说明书,第16~31页。 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综合条件可汇总、比较如表1所示。

表 1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综合条件比较 [注] 说明:表中统计数据来源为《云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指标为 2017年度情况。

得益于区位、资源、交通环境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在边境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从20世纪80年代云南边境地区就已经开始边境旅游活动,成为国内较早发展边境旅游的区域之一。1991 年12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中缅边境地区的瑞丽和畹町开始组织出境一日游,正式拉开了云南边境旅游的序幕。据海关部门统计,云南边境旅游起步的1992 年,通过瑞丽、畹町有组织的出境旅游者就已达到25万人次。[33]2005 年,为严厉打击出境赌博行为,公安部发出“关于进一步严格措施坚决遏制我国公民出境参赌活动”的通知,要求对境外有赌场的边境地区坚决停止边境游异地办证,云南省停止了红河、文山、保山、德宏和西双版纳5个州(市)边境旅游的异地办证工作。这一举措使云南边境旅游的发展受到极大冲击,直到2013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批准、恢复红河、文山、西双版纳、保山和德宏的边境旅游异地办证政策,云南边境旅游再次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经过多年积累,云南边境旅游发展已初具规模。目前,云南边境地区已形成20余条较为成熟的边境旅游线路。[注] 具体为:中缅边境(9条):1993年5月开通的红河州河口县—越南广宁省8日游,德宏州畹町(瑞丽)市—缅甸腊戍和德宏州瑞丽市—缅甸八莫3日游,德宏州瑞丽市—缅甸曼德勒6日游。2006年4月开通的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缅甸小勐拉、景栋2日游,2008年11月开通的保山市腾冲县—缅甸密支那3日游,2014年7月开通的临沧市清水河—缅甸清水河—果敢—滚弄—腊戍3日游,2016年6月开通的临沧市清水河—缅甸清水河—果敢—滚弄和临沧市南伞—缅甸果敢1日游。中越(3条):2006年4月开通的红河州河口县—越南沙巴2日游,红河州河口县—广宁省8日游,文山州麻栗坡县—越南河江2日游。中老边境(10条):2007年4月开通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老挝琅勃拉邦5日游,2011年12月开通的西双版纳磨憨口岸(陆路)—老挝琅勃拉邦—西双版纳机场(航空)4日游,西双版纳机场(航空)—老挝琅勃拉邦—磨憨口岸(陆路)4日游,西双版纳景洪港(水路)—老挝琅勃拉邦—磨憨口岸(陆路)4日游,西双版纳景洪港(水路)—老挝琅勃拉邦—西双版纳机场(航空)4日游,以及2016年12月开通的普洱市江城县勐康口岸—老挝乌德县一日游,普洱市江城县勐康口岸—老挝丰沙里省3日游,普洱市江城县勐康口岸—老挝乌多姆赛省、琅勃拉邦省6日游,普洱市江城县勐康口岸—老挝丰沙里省、乌多姆赛省6日游,普洱市江城县勐康口岸—老挝丰沙里省、乌多姆赛省、琅勃拉邦省8日游。 2017年云南省8个边境州市接待口岸入境一日游游客696.98万人次,口岸入境一日游外汇收入5.22 亿美元,接待国内外旅游者1.99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410亿元。[注] 数据来源为2017年云南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边境旅游已占据云南旅游经济的一定份额,且增势迅猛,正在成为拉动云南旅游消费的重要驱动力。

二、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

我国对广告用语进行系统规范的语言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标志着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本文主要针对这两大时期分析广告语用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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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i 的值越大,说明该旅游区的吸引和集聚效应越明显,作为旅游地的级别就越高。边境口岸是边境旅游的重要节点通道,结合《云南省统计年鉴》2008~2017年8个边境州市口岸入境一日游的统计数据,可分析得到云南省各边境州市边境口岸旅游流的空间集聚指数。(如表2、表3所示)

为了描述云南省边境旅游的空间分布形态,本研究引入“空间集聚指数”[注] 该研究方法还可具体参见:李振亭,马耀峰:《基于空间集聚和中转指数的我国入境旅游省际功能研究》,载《软科学》2008年第9期,第13~17页。 进行定量分析。作为旅游的目的地,云南省各边境州市旅游区主要发挥的是吸引和集聚效应。因此,各旅游区吸引的口岸入境旅游流流量大小成为衡量目的地级别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指标。为此,可建立空间集聚指数模型来测量其作为目的地的吸引和集聚效应。空间集聚指数是指特定旅游区吸引的客流量占当年入境客流总量的比例。令为第i个旅游区第t年的入境游客人数,αi为空间集聚指数。则:

表 2云南省 8个边境州市 2008~ 2017年边境口岸一日游空间集聚指数

假设通过口岸进入云南的边境旅游流在8个边境州市间完全均衡流动,则平均每个旅游区的空间集聚指数大小约等于12.5%,根据云南省各边境州市旅游流的空间集聚指数的实际情况,本文设定αi≥12.5%时为一级目的地旅游区;5.0%≤αi﹤12.5%为二级旅游目的地;αi﹤5.0%时为三级旅游目的地。基于此,云南省8个边境州市中,边境旅游流集聚的一级旅游目的地主要有:红河、西双版纳和德宏3个州市,其常年占据了云南边境口岸一日游市场总量的70%以上;二级旅游目的地涉及临沧市和文山,其口岸一日游市场总量常年在5%~10%之间波动,文山市近年来增长迅猛,2017年已跃居云南边境旅游的一级旅游目的地;三级旅游目的地有:普洱、保山和怒江,3个州市的口岸一日游市场总量不到全省的10% 。

表 3云南省 8个边境州市 2008~ 2017年边境口岸一日游目的地级别排序

旅游空间集聚指数是反映旅游者在特定区域范围内集中和分散状态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口岸入境旅游流是边境旅游发展最直观的表达,结合各年度边境口岸入境旅游者在不同“节点”区域的历时性变化,大致可以了解云南边境口岸旅游市场的时空演变,其变化趋势见图9。

第二种是国内外旅游流空间集聚指数与口岸入境一日游空间集聚指数基本耦合的情况,以西双版纳、临沧、文山和怒江4个州市为代表,这类区域边境旅游与地方旅游经济协同发展,边境旅游发展成熟度相对较高。值得强调的是怒江州是特殊个案,无论从口岸一日游还是国内外旅游流的统计来看,其均处于云南边境区域旅游发展最为薄弱的状态,基数较小,且近年来呈现出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趋势。(如图3~6所示)

表 4云南省 8个边境州市国内外旅游流空间集聚指数

由于边境口岸入境一日游主要反映边境口岸节点对境外旅游者的吸引能力,其与口岸的通达性、国家间政治和贸易关系等有着诸多联系,基于边境州市的国内外旅游统计则体现了不同州市旅游吸引和发展的整体水平与能力,边境口岸作为特殊“节点”依托于边境州市的区域旅游发展背景。而空间集聚指数反映的是特定区域吸引的客流量占整个区域入境客流总量的比例。因此,为刻画边境口岸旅游与州市(区域)旅游之间的作用关系,以描述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状态,将基于两个不同口径的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进行比较,可深入描述边境口岸旅游与边境区域旅游之间的耦合关系。通过比较,可以将云南8个州市边境地区旅游发展的空间态势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

创业大学生在选取项目的时候,不能对项目进行很好的需求分析,导致所开发的产品、选择的项目跟市场有些脱节。大学生双创所涉及的领域过于狭小。他们大多选择与餐饮、服务类相关的领域,比如跑腿、奶茶,餐厅等。虽然这些行业存在着风险低、容易开业等优势,但是与大学生自身所学专业偏离较大,不容易产生质变。还有的同学选择了“互联网+”概念相关的领域,比如智能机器人、智慧环境、智慧社区,智慧医疗等,这些项目虽然和大学生的所学专业相关。但他们的需求分析不够,产品功能较弱,没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1.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作了如下划分: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对人的依赖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未来社会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3]10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的“人对物的依赖性”,极大地超越了人对人的依赖性的人类历史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对人类解放、人的独立性的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中国人民深切地理解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统治地位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依赖于物”的“人的独立性”必然造成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三是选择好播区。今年,飞播造林选择了几种类型的造林地块,即完成整地的未造林地、整地造林的未成林地、播前使用镐头搂沟的宜林地、灌木林地、高山远山宜林地。通过苗情调查,我们认为,飞播造林地块应尽可能进行播前整地或搂沟,为种子出苗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同时可以有效避免水冲使种子集中到低洼处。几种形式的地块出苗率较好的是完成整地的未造林地和整地造林的未成林地,其余依次为播前使用镐头搂沟的宜林地、灌木林地、高山远山宜林地。

第一种是国内外旅游流空间集聚指数明显高于口岸入境一日游空间集聚指数的情况,以保山市和普洱市为代表,这一类型的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整体较好,但口岸跨境旅游发展程度不高,与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整体不匹配,从长远来看,其边境旅游的发展具有优越的背景条件,今后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进一步打造边境旅游产品、简化通关手续以及加强双边旅游合作以实现口岸旅游与区域旅游的协同发展。(如图1~2所示)

图1 保山市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比较

图2 普洱市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比较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国内大众旅游市场规模的不断壮大,边境旅游发展的实践发生变化,对于国内旅游者而言,边境旅游也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类型。[注] 当前,云南省绝大部分旅游发达的边境州市和县区均将边境旅游作为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旅游产品以吸引国内外游客,如德宏州在对外旅游宣传营销中就明确提出主打“边情绿宝”四大旅游产品,即边(边境)、情(民族风情)、绿(绿色生态)、宝(珠宝玉石红木。 从广义上讲,边境旅游涉及整个边境地区的旅游。为进一步刻画云南边境旅游的空间结构,可通过空间抽象的方式,把云南省边境视为一个区域,将其下辖的8个州市抽象为“节点”,通过描述进入云南边境的旅游流在不同“节点”间的分布状态大致可以描述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的空间结构。以2008~2017年云南边境8个州市接待的国内外旅游者人次统计为基础,采用“空间集聚指数”的方法,可测算云南边境各个州市的旅游空间聚集指数(具体如表4所示)。

图3 西双版纳州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比较

图4 怒江州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比较

图5 临沧市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比较

图6 文山市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比较

从2008~2017年云南边境口岸入境一日游市场的变化趋势来看,德宏州和红河州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2013年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政策后,云南边境旅游市场结构发生较大波动。整体趋势上,除红河州外7个边境州市的旅游市场均迎来了不同尺度的增长,与此同时,德宏州边境旅游市场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增强,而红河州在云南边境旅游市场中的地位却开始弱化,逐渐被西双版纳州和文山市所取代。临沧、普洱和怒江是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温冷区域,不同之处在于临沧和普洱一直保持小幅的增长,而怒江州则不断被边缘化。

图7 红河州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比较

图8 德宏州边境旅游空间集聚指数比较

三、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空间结构的演变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云南边境口岸入境一日旅游流整体结构稳定,但在个别州市波动较大,且在三个级别的旅游目的地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德宏和红河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普洱、保山和怒江的边境口岸旅游发展始终较为温冷,西双版纳和临沧有所波动,文山近年来增长迅速,发展颇具前景。

图9 2008~2017年云南边境口岸入境一日游市场变化

第三种是口岸入境一日游空间集聚指数高于国内外旅游流空间集聚指数的情况,以德宏州和红河州为代表,其中,红河州2014年以来口岸入境一日游与国内外旅游流增长已日趋平衡。这类区域的边境口岸旅游通达性极佳,口岸旅游发展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为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产品支撑。今后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充分发挥边境旅游产品的吸引优势,深入挖掘特色,进一步丰富区域旅游产品类型、加大旅游基础性建设以引爆区域旅游经济。(如图7~8所示)

由于区域内不同旅游地间市场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区域旅游业发展要素的重新分配与组合,这间接作用于旅游流的时空演变。因此,为深入描述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可进一步引入“旅游重心”的分析方法。通过旅游重心分析以追踪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时空变化过程。“旅游重心是指区域空间的某一节点,在该点各个方向上旅游实力(旅游客流)能够保持均衡。在旅游经济研究中,对于一个拥有若干个次级区域的区域来说,计算某种属性的‘重心’通常是借助各次级区域的某种属性和地理坐标来表示。”[34]决定重心的因素只有两个方面:各地的地理位置和属性的变化。[35]假设一个区域由n个次级区域(或节点)构成;第i个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地理坐标为(Xi,Yi), Mi为i个次级区域(节点)的某种属性的量值。求其重心,设重心在0处,则该区域的某种属性重心0的地理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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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 Mi选取云南边境8个州市接待旅游总人数,Xi为第i个区域的中心城市纬度值,Yi为第i个区域的中心城市经度值。旅游流的分布与发展在各区域(节点)的速度与水平不一,且年际间存在差异,任何一个区域(节点)旅游流的变化都会影响旅游客流重心的变化。因此,云南边境旅游客流重心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由于各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不发生变化,那么重心的变化就代表属性的变化。研究中,为便于精确计算和比较,8个州市中心城市经度值以市(州)政府所在地为中心,通过 “百度地图”的“坐标提取”功能,可分别得到它们的地理坐标位置(如表5所示)。

表 5云南边境州市“数理位置”

根据2008~2017年云南边境旅游客流的统计数据(如表3~4所示),可以计算出各年份的旅游客流重心位置,从而描绘出云南边境旅游重心的变化轨迹(如表6所示)。

表 6 2008~ 2017年云南边境“旅游重心”变化

可以发现,从2008~2013年云南边境旅游发展的重心呈“向西偏南”的运动趋势,即由文山市、红河州向临沧市和保山市一侧倾斜,2013后云南边境旅游重心发生重大变化,呈“偏北向东”的回归,这反映了2013年恢复边境旅游异地办证以后,边境旅游流向临沧和西双版纳旅游热点城市集聚的变化趋势,这一过程基本与8个边境州市口岸入境一日游和国内外旅游集中指数的变化趋势一致。

治疗后24小时动态心电图观察组ST段压低持续时间、ST段压低、室早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边境旅游”有“borderland tourism”“border tourism”“cross border tourism”和“frontier tourism”等多种表述方式。对于何谓“边境旅游”,Ioannides用tourism in borderlands(边境地区的旅游)来予以概括。[37]然而,即便是对于“边境”空间范围本身的认识,目前也还存在诸多的模糊性。[注] 对于边境线两侧多少公里范围内的旅游算作是边境旅游,国际和国内均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以云南省为例,从小尺度的研究范围来看,云南有25个边境县,那么在25 个县的行政范围内进行的旅游活动是边境旅游;从中尺度的范围来看,云南有8个边境州(市),那么在8 个州(市)范围内进行的旅游活动也属于边境旅游;从大尺度范围来看,云南是一个边疆省份,那么在云南省内进行的旅游活动也能算作边境旅游。 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文章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分析的方法,分别对云南省边境8个州市10年间口岸入境一日游和国内外旅游流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并通过对整个云南边境片区旅游重心的变化来深入描述云南边境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兼顾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案,同时将“狭义”和“广义”的边境旅游纳入讨论的范畴,作为一种尝试无疑是符合当前国内边境旅游发展产业实践的,研究不仅对云南边境旅游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边境旅游及旅游空间结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诠释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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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Frontier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Yunnan Provinc

DONG Pei-hai1,LEI Wei2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2. International College,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current changes in domestic frontier tourism,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border tourism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wo aspects: the narrow sense (border port tourism) and the broad sense (border area tourism). Then, through collecting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one-day inbound tourism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tourism flows at eight border ports of Yunnan frontier cities in the past 10 years (2008-2017), and by applying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the analysis method of tourism center of gravity, it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agglomeration index” of frontier tourism based on two different calibers,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regional tourism at Yunnan frontier ports. Besides, combining with the change of frontier tourism focus,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changing trend of frontie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municipalities. Finally, by comparing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haracteristics,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Yunnan border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described in depth. It is hoped that the study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is region, as well as for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of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in domestic border areas.

Key words :Yunnan; border tourism;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XJY027);云南省教学改革质量工程项目(2015BZGB12);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0440061202002)

作者简介: 董培海(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保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基础理论、旅游文化研究;李 伟(1964—),男,河北石家庄人,云南大学国际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经济、旅游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F590.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5-0087-09

〔责任编辑:黎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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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旅游发展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以云南省为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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