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扮演工程师角色的经济学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主论文,经济学家论文,角色论文,工程师论文,诺贝尔经济学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伊德·夏普利(Lloyd Shapley，又译沙普利)和埃尔文·罗斯(Alvin E.Roth)是谁？这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后很多人的疑惑。的确，对国内经济学爱好者及学生来说,这两人有些冷门，不是大众所追逐的学术明星。
相较而言，夏普利还算有名，因为“夏普利值”(the Shapley value)是众多博弈论爱好者和研究者耳熟能详的词汇。夏普利作为博弈论(尤其是合作博弈)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出现在博弈论教材中。但就罗斯而言，除了少数实验经济学爱好者，国内很少有人知晓。人们更多地看重观点(即思想)，而忽略了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一看到数学符号,立马就跳过去，更别说那些严谨的证明和设计了。从而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同观点的辩论，而不是证据和逻辑的交锋。这看似刺激，但实则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罗斯的研究表明,经济学家要试图为人民服务，不能仅仅在意念上帮助社会，在媒体上耍嘴皮子,更重要的是设计出能够改进人们福利的机制。
罗斯和夏普利：博弈论的缘分
夏普利获奖，一点也不意外。早在纳什获奖之前，呼声更高的就是夏普利。在纳什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同时,夏普利于1953年发表了著名论文《n人博弈的值》，奠定了合作博弈的基石。他解决了合作博弈的一个关键难题，即“夏普利值”。有了这个解，合作博弈得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建模。然而,合作博弈的确存在一个弱点，就是必须得有个保证协议落实的超然机构。
与夏普利相比，罗斯的学术生涯比较普通，而且罗斯也没有像夏普利那样有很高的获奖呼声。但罗斯完成了一个经济学家帮助社会改进自身不足的任务。这种参与是直接介入机制设计之中，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运行系统。
夏普利的思想被罗斯所挖掘，罗斯看重其在研究分配方面的巨大潜力。合作博弈中，之所以协议难以达成和实施，皆因利益分配之困难。利益分配不均，大概是所有合作无法成立的关键。要解决合作的稳定性问题，利益分配必须公正。“夏普利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核心点在于，事后的利益分配并不完全取决于事前的禀赋，还要看事中的贡献，即每个人所得，取决于各自对联盟的边际贡献。但夏普利只是给出证明，没有具体的应用案例。20世纪70年代，罗斯发表了两篇论文，开始探索“夏普利值”的应用，比如在公共工程建设中，如何让各利益方分摊成本。正是这种对“夏普利值”的大胆应用，使合作博弈得以焕发生机。
罗斯为了让夏普利的思想更生动地展示出来，开始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设计符合谈判博弈要求的程序，并邀请志愿者参与游戏。罗斯设计出一个双彩票的博弈游戏。这个游戏中两类彩票分别代表大奖和小奖，游戏参与人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获得大奖，也可能获得小奖。结果显示,协议均值落在等概率协议点(各50%)和等期望价值协议点(75%和25%)中间，即参与人期望货币收益相等。这就意味着公平成了博弈的一个聚点。这个公平分配的聚点如何形成？罗斯发现其中涉及几个主要因素：信息是否成为共同知识、参与人的风险偏好分布、预期和声誉、时间因素等。
这种研究有意义吗？假如三个人分一个蛋糕，无论按照纳什的理论预测，还是按照夏普利的理论预测，其结果都可能是趋近公平的分配。而问题在于，按照纳什的思路，这个公平分配来自每个人的策略，即每个人虽心怀鬼胎，却最终达成了一个公平分配方案。这有点类似于“看不见的手”的含义。按照夏普利的思路，三个人之间可能会出现两两结盟，甚至三人合作达成公平分配协议，从而实现一个公平分配结果。其中，纳什和夏普利都忽略的关键问题是，公平分配结果很可能来自某种社会规范的影响。罗斯称之为信息的共同知识，即参与人相互都知道自己和彼此的行为规范，从而可能达成某种合作协议。这意味着合作博弈也是可能的。这一点后来为费尔(Fehr)等人进一步发挥，指出参与人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有限理性的人，这种参与人理智和情感并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偏好。这才是社会中不同个体以及群体之间能够形成合作的关键。当然，这是行为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之一。
市场设计：社会工程师的意义
罗斯和夏普利的缘分，在另一个舞台上缔结得更深，那就是市场设计。在1962年，夏普利和戴维·盖尔在《美国数学月报》上发表《高校招生和婚姻的稳定性》一文。他们观察到,美国学校招生过程中，存在一些资源浪费现象。假如有两个大学，甲和乙；有两个申请的学生张三和李四。张三喜欢甲，李四喜欢乙。有效的资源配置是张三读甲大学，李四读乙大学。问题是大学录取采取优先接受程序，张三觉得自己有优势，同时申请了甲和乙，在收到申请材料后，甲和乙都给张三发了录取通知；李四申请了乙，同时申请了一个其他国家的丙大学保底，乙给李四发了等待通知，但丙给李四发了录取通知。那么李四是等待还是去读丙大学？显然，如果张三一直拖着不决定,李四就不得不选择丙大学，最后乙大学无法录取李四。从大学和申请人的角度看，都没有得到最好的结果。夏普利和盖尔发明了一种递延接受程序(the deferred acceptance procedure)，这种程序要求张三和李四都填报甲和乙，但必须给自己的偏好排序，这样张三申请时就表明了甲、乙顺序，李四表明了乙、甲顺序。甲按照这种程序，只考虑最偏好自己的，仅录取张三，乙则录取李四。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的配置。
罗斯决定运用递延接受程序，重新设计美国医师劳动市场。1999年，他和皮拉森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美国医师匹配市场的重新设计》一文。这一成果改变了美国医师的就业状况，大大提高了这类劳动市场的配置效率。
美国各医院为了争夺优秀学生，经常采取不正当竞争，导致劳动市场混乱。后来建立了美国国家住院医师选拔计划(National Resident Match Program，NRMP)，该计划每年公布全美各医疗机构的医师需求数量和岗位，学生向该计划提出申请，并完成与医院岗位的匹配。但这个计划有两个弱点，一是与高校录取的资源浪费类似，采取优先验收程序，同样会导致这类问题；二是无法解决学生夫妻的申请难题。对此，罗斯等人基于递延接受程序，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资源浪费问题，而且还可以有效解决学生夫妻的难题。该计划依赖一个集中的登记结算中心(清算屋)，学生向该中心提出申请，但必须标明偏好序,中心把偏好序信息传入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按照最偏好原则选实习医师；如果没有选满，那么就依次选第二偏好的学生，如此类推，直到供求至匹配位置。罗斯这个新计划的推行，大大改变了美国住院医师的就业状况。
罗斯和凯格尔合作，专门比较分析了递延接受市场机制和优先匹配机制的有效性，发现前者明显稳定。他们还找到了相关的证据，比如在英国，爱丁堡和卡迪夫采用了前者,伯明翰、纽卡斯尔和谢菲尔德采用后者，但前者取得了成功,后者则没有。
罗斯把这种市场设计思路运用到很多其他领域，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以肾脏捐赠为例。假如有甲、乙、丙三个家庭，各自亲人愿意为家里的患者捐赠肾脏，但都存在排异性，无法实现捐赠,怎么办？罗斯发明了一个基于递延接受程序的机制,称作“首位交易循环链”(Top Trading Cycles and Chains，TTCC)机制，可以让三个家庭各自进行交换，这样就实现了匹配。这个匹配同样通过一个登记结算中心来实现，大大提高了肾脏移植的效率。具体来说，就是结算中心按照等级将患者和捐赠者排序，患者按紧急程度排，捐赠者按匹配程度排，最急需的患者寻找最匹配的捐赠者，一旦配对成功，就剔除，然后依次继续，最后所有患者都与各自的捐赠者配对成功。显然,这种市场机制比家庭和医院各自单独搜寻的效果要好很多。
经济学家能否成为工程师
2002年，罗斯写了一篇论文《经济学家作为工程师：博弈论、实验和计算机作为设计经济学的工具》,发表在《计量经济学》第70卷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总结了迄今经济学家参与市场设计的几个重要案例，并阐述了这一设计的基本思想和原理。这篇文章可能使一些人不禁又回到早年攻击贝克尔的老问题上：经济学又帝国主义了吗？其实不然。
罗斯既不是兰格的计算机乌托邦的追随者，也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拥趸。罗斯所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都基于市场非有效这一前提。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任凭“看不见的手”兴风作浪，很可能无法实现应有的效率。基于此，经济学家有责任介入市场之中，真正认识市场的不足，然后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试图改进市场的运行机制，从而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
罗斯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脚踏实地，做一些对市场有帮助的事情，而不是纸上谈兵。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人们伸出援助之手，这只手可以是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某种组织；社会也不是完全能够设计的，因为我们的理性都有限，所以只能在参与社会生活的活动中，尽一点绵薄之力。这大概就是罗斯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