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归来”诗歌的创作母题与抒情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抒情论文,人格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新时期“归来”诗歌中，有两大母题：“我不怨恨”与“我不忘记”，分别以梁南、邵燕祥和流沙河、公刘为代表，其间不仅能反映出他们诗歌鲜明的个性与艺术特色，而且集中体现了“归来”诗人不同的人格和思想风貌。但对祖国、人民、生活和时代的酷爱，却是他们心中共同的并且至为强烈突出的精神意向，同时，由中也透露和揭示出他们的歌唱之所以成为新时期诗坛最强音的根本秘密。本文通过比较，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事实，在对其各自作品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也指出：由于它们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风度的区别，这些作品也非常显明地展示出诗人自己抒情人格的差异，而这，对于同样优秀的诗歌创作所获成就的影响，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在新时期诗坛上，“归来”诗群是一道最璀灿的星河。它形成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当中的新旧交替时代，但却把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了以前数十年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当中。唯其如此，在这些才情横溢的“归来”诗人当中，其作品内质的刚劲厚实，在整个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里，“七月派”的顽强的生命呼叫，“九叶派”的坚韧的人生理想，都以自己独特的音调，构成“归来”诗歌艺术交响诗中的庄严美丽的声部。但是，真正最能给人们留下极深刻印象的旋律，却是发自这二者之外的另一群诗人的歌喉。这里，艾青是领唱，而公刘、邵燕祥、流沙河、梁南以及与他们同辈的另一些中年诗人，则是这个大合唱队伍中有自己特定音质的骨干。不了解这一部分诗人生命音符中的秘密，对于辨析“归来”诗歌之所以尤为嘹亮、豪迈的原因，是难于奏效的。为了简捷起见，本文谨从其创作母题与抒情人格的角度，扼要地谈几点看法，以期引起人们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这一诗群崛起与兴盛缘由的兴趣。
“我不怨恨”
也许当新时期文学翻开它惊天动地的第一页，而众多从地层深处重新破土而出站立到自由广袤地平线上的诗人，以其比从前更为优美的歌喉，以诗的形式唱出他们激动人心的新生命的序曲的时候，梁南不是那些放声歌唱的喉管中音调最响亮的歌者。但无疑，作为“归来”诗人，他最新的抒情歌谣，是相当独特的。在《我不怨恨》中，他是这样奏起自己那尤显缠绵悱恻的小夜曲的：
诱惑人的黎明，／以玫瑰色的手／向草地赶来膘悍的马群。／草叶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亲昵地仍伸向马的嘴唇。
马群踏倒鲜花，／鲜花，／仍旧抱住马蹄狂吻；／就象我被抛弃，／始终爱着抛弃我的人。
他自比为草叶和鲜花，当马群到来的时候，他明明看到了自己的死亡，并瞬即被踏倒，却仍旧亲昵地迎上前去，并抱住马蹄狂吻；这就是他对自己既往命运与一贯心境的剖白。这里，“仍旧”二字，可说是淋漓尽致地概括了自己——诗人赤子的纯洁和磊落的心旌。这心旌是如此地动人，但他犹嫌不够，他还要进一步表白：
呵，爱情太纯洁时产生了坚贞。／谁不知道：一片坚贞里，／还有奴隶的虔诚和天真；／我死死追着我爱的人，／哪管脊背上鲜血滴出响声……
希望，总控制着我的眼睛，／我在风雨泥泞之途没有跌倒，／我在捶楚笞辱之中没有呻吟，／我在沉痛无边的暗夜，心里／总竖着十字架式的北斗星……
这是心的敞露与倾诉，也是爱情与忠诚的宣言：抱着甘愿牺牲的痴情与信念，以奴隶的虔诚和天真，书写自己无怨无悔的坚贞。唯其如此，他又说：“当我忽然被人解开反扣的绳索，／我才回头一看：呵！我的……人民！／两颗眼泪落下来，谢了声声，声声。”在这里，梁南以自己最柔婉、最炽热，最真诚的语言，把整整几代人，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所有当代中国人心底里的“爱情”与“坚贞”，表达得入木三分。我们从其他那些“归来”诗人复出后欢快敞亮的歌唱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可以发现这样坦白的心音。
但在这种“奴隶的虔诚的天真”的背后，梁南并不是精神上的麻木愚钝者。在该诗的后注中，他写道：“我说过‘痛苦是爱的补充，爱是痛苦永恒的期待’的话。怨恨虽未必不是爱的一种形式，但人们对终其一生爱之的神像，往往宁愿以痛苦加诸已身而放弃对它的怨艾”。可见，他是懂得爱与痛苦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以往所身受的捶楚、笞辱等等并不怨恨。而且他还说，当他在展露自己心中那“深透我灵魂的情思”时，虽未必无意去“划勒这个划时代大悲剧的轮廓”，但在“改正”之后他第一个最强烈最急迫的愿望，却是“想通过我的遭遇，刻画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对人民坚贞不二的高尚品格”。这一点，在另外的“归来”诗人，比如说以“怨恨”作为“爱的另一种形式”的流沙河那里，也同样是如此：他的长诗《一个知识分子赞美你》，甚至比梁南有着更多的“奴隶的虔诚和天真”！
但为了表示自己的赤忱，梁南始终并没有用自己手中的笔，去“划勒这个划时代大悲剧的轮廓”。相反，在“我不怨恨”的母题下面，他的新时期诗歌贯穿始终的子题，最突出的却是如下的两个内容。即：（一）抒写对生活的毫无保留的酷爱；（二）赞美在任何环境下都能顽强滋长的生命的强力。
在《合欢花开了》中，他写道：“你是大得足以舀几碗阳光／给我止渴给我痛饮的／青春的梧桐叶，遮在我头项／／你是香得沾满了珍珠的晨光／为我最早牵引来黎明的／灼红的合欢花，明洁在眼底／／……即使你给我的奶汁淡薄／即使你给我的摇篮是一篷荆棘／即使你一贫如洗，无力给我衣履／／即使我眼看你一再跌倒，颠沛流离／我也要，跟到天涯／牵着你飘花的衣裙”；在《午夜漫步》中，他写道：“马樱花的芬芳，象梅雨一样，／散落在呼吸上，心上，记忆上，／过滤了一双目光中淡淡的忧伤。／我仿佛看见，从无数刀状碧叶里，／它射出灼灼火花般的幽香。／／浸染马樱的奶白灯光一如水流新泻，／沾着光明之流闪过无数青春的脸庞；／北京的眼睛似乎永远醒着，／半含着胜过马樱花的袭人香——／她脚步匆匆，总是穿行在你身旁！”如火如蜜，如痴如醉，这就是梁南对今天生活的感受与态度。于是，“合欢花”、“马樱花”这样的意象，入他眼底时是自然物，在他笔下流出时，却一无例外地变成了他的社会感情的寄托，和他所钟情的对象的象征。当他把阳光、珍珠、青春和黎明等等，都看做是“母亲祖国，祖国母亲”对自己的慷慨赐予和特殊恩惠时，纵使身处荆棘之中，面对刀状碧叶，他也会让自己心中淡淡的忧伤，在光明之流和袭人香中全部过滤掉。于是，这样的梁南，当然会自豪而骄傲地宣称《在哪里我都开花》：“象蒲公英的伞，安恬地落到了边境，／我定居在芳草间，捧起雪花洗脸。／我不会死亡。无论多么贫瘠的地带，／都不会拒绝忠实的种子带去热恋”，“我不是苍白的种子，我在哪里都能开花，／……哪怕做卑微的蒲公英，我锯齿的叶／也定将锯断冻层，开出如花的黄金一盘。”无论是这种爱的执着，信念的坚定，还是其直面生活的勇气，战胜逆境的毅力和韧性，都标示着一种生命的品格和人格的质地。这当然也是几乎所有的“归来”诗人及其复出后的歌唱，之所以在历经令人难以想象的坎坷际遇之后，仍然显得形象那样挺拔，声音那样高亢的最根本的原因。
曾经在新时期到来之后，立即欣喜若狂地欢呼《中国又有了诗歌》的邵燕祥，同样对不堪回眸的过去，抱着坦荡无私的“我不怨恨”的态度。在《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中，他反复宣告：我要“迎着朝阳出发，／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愉快地回头一挥手”，尽管深知前路“依然是一条风雨的长途，”但我“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并且“仍旧要一齐举杯，／不管是甜酒还是苦酒”，同时“还要唱那永远唱不完的歌，／在喉管被割断的时候。／该欢呼的欢呼，该诅咒的诅咒”，甚至他比过去更加坚定地相信：“阳光下毕竟是白昼”，哪怕生命已被耗去甚多，青春已悄然分手，但心却告诉自己，“明天比昨天更长久！”这种生命的品格与人格的质地，比起梁南，似乎更坚定，更刚劲，更积极，更昂扬。因为它对昨天的荆棘，甚至连一丝一毫淡淡的忧伤也没有，并且面对那贫瘠的地带，也不仅仅只是锯断冻层而已：在投以热恋，开出自己如花的黄金一盘的同时，他所瞩目的，自豪的，骄傲的，也绝不只是满足于“我不会死亡”这种个体的自我完成：他有更高洁、更远大、更伟岸的目标。他不是仅仅以“奴隶的虔诚与天真”，去对生活“逆来顺受”，并借此表现自己那种单纯的、无怨无悔的“爱情”的知足常乐和安贫乐道者。作为祖国的纯洁而坚贞的赤子，他从来就不以“心中／总竖着十字架式的北斗星”为满足，尤其在今天，他无法“安恬”，他要以自己特殊而且更加高尚的方式，去向人民表达他那几十年来从未熄灭过、黯淡过的如火的爱情。
这里最好的证明，是他断五十年代所写的《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之后，在新时期以更加崭新的思想品格，所写下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在这首充满了他对生活，对祖国，对人民最真诚、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情的诗篇中，他写道：“不要牧歌，／不要讲古，／要的是速度！速度！速度！”他说：“高速度！／高速度！／这就是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他宣告：“太阳有自己的轨道，／行星也有自己的轨道，／不许流星挡路，／在宇宙间运转自如。”他情不自禁地感叹：“啊，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我的寸金的时间，／我的寸金的热土！”深沉的爱情，使他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的陶醉当中，虽然对已然过去的一切不再怨恨，但渴望改变落后现实的愿望，却比五十年代中的那种激情更加急切。他呐喊：
空话不能启动汽车，／豪言壮语也不能铺路。／但我们难道还不能铺一条／高速公路——／有这么多的痛苦，／有这么多的愤怒，／甚至有这么多的血肉，／化为我们特有的混凝土！
很明显，同样是赤子之心，爱国之情，同样是爱、忠诚与牺牲，在“我不怨恨”的母题下，邵燕祥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情绪，跟梁南相比，应当说都更有深度，广度，硬度和力度。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之高尚品质的绝好体现，邵燕祥新时期诗歌中所唱出来的这种高亢激越豪迈奔放的主旋律，跟梁南式的独唱独吟的抒情小夜曲相比，是明显有更加崇高的思想和美学品格的。并且，它也的确以“时代的最强音”的方式，反映了“归来”诗人中最为普遍和典型的思想情绪，或者说，向世界袒露了他们心胸中诸多精神意向中最为崇高的内容。唯其如此，在新旧交替的大变动的时代，他，以及更多的像他一样的“归来”诗人，总是怀揣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灵，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使命感，和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关注着、期待着、呼唤着、催促着伟大祖国的每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在他们的诗中，“我不怨恨”的心音，已经化为一种非常积极健康的主体精神，而沸腾的热血、敏感的神经、锐利的思考和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渲泄与抒情风貌，则早就共同构成了他们作品的思想的骨架与艺术的血肉。无疑，这是一种只有在大时代的抒情歌唱中才会拔地而起并震撼天宇的诗格，同时，它当然也是一代诗人最具有英勇进取精神的现代人格的绝好标志。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不怨恨”的创作母题之下，由于诗人自身主体精神建构的不同，他们在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爱情的时候，同样炽热的诗语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抒情人格。
“我不忘记”
跟“我不怨恨”的心语相映成趣的是，在另一些“归来”诗人的作品中，却始终流贯着“我不忘记”的声部。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流沙河、公刘。
流沙河在五十年代以《草木篇》羁难，其后度过了对他来说堪称漫长的苦难岁月。虽然他并未比其他的“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们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煎熬；甚至，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他始终有一个愿与他同艰苦、共患难的温柔贤淑的妻子与他相伴，他的底层生涯，在那些非常的日子里，毋宁说比起其他大多数的落难者，应当说还要更好过一些。但他在诗歌作品中所流露的情绪，却反而有着比几乎所有的“归来”诗人多倍的怨艾。
从这一点而言，应当说这至少也反映出他个人性格乃至文化人格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最典型的如《壁钉自叹》。他说：“我是墙壁上的一枚钉子，／一经钉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拔去。／我的伙伴冬天是凉鞋，／夏天是毡帽。／我的邻居是蜘蛛。／我的过客是螳螂。／偶然飞来一只蚊子，／用尖嘴戳戳我，／又失望地飞走，／哼着‘误会，误会’。”他说他在那样的境地里，“没有嘴，／只好沉默不语，”只好深深地悲叹自己“身陷木内／看不见阳光，／看不见霜雪，／年复一年地锈蚀”，并且禁不住要绝望地长呼：“难道要我永远等待着，／直到墙壁坍塌，／葬我入土中，化为泥！”这种为自己远离生活，远离集体，得不到温暖，也看不到自己生的价值，并且欲说无声，欲哭无泪的处境而痛苦，而悲伤，而忿懑，而感喟的情绪，在其他一些“归来”诗人的作品中，也并非完全没有。但是，以这样灰暗的色调，消沉的语调，颓唐的格调，黯淡的情调，把自己心中极度的委屈，拆说得如此凄厉的，却只有一个流沙河。跟梁南那热到极致的“我不怨恨”一样，他的几乎冷到绝顶的“我不忘记”，可说正好都以其“独立”的姿态，站到了“归来”诗人中某种现实生活的两极，跟绝大多数“归来”诗人们真诚地热爱生活但又勇敢地拥抱生活的“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精神，都是大异其趣的。
要命的是，在流沙河重见天日之后的诗歌结集中，这种愁肠百结，感伤万端的失却精神家园的灵的困厄和心的哀诉，是比比皆是的。
但即便如此，我们却不可以轻率断言，以这样敏感、脆弱甚至“卑微”、“委琐”的抒情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的诗人流沙河，就是无可救药的。
首先，在这种灰暗、消沉、颓唐、黯淡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甚至触摸到，他的对光明生活的向往之心，对美丽人生的渴盼之情。他之所以愁肠百结，感伤万端，其终极原因，乃在于面对无希望的环境和黑暗、罪恶的“文革”时代，不但自己的忠诚与才华被践踏，尊严与价值遭蹂躏，而且以一己之力，欲使青春重返、人生有价、生命腾飞、人格生辉而不可得，唯其如此，即便在他自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甚至喊天不应、呼地不灵的情况下，他在灵魂困厄、心哀无极、不断叹息、不断怨艾的同时，也总不忘记表白：“在那些寂寞的岁月里，／无书可读，心慌意乱”（《一张糊墙的报纸》），“只要你肯给我一条路，／不管多窄，我都去”（《自行车独白》）。他说，只要有书可读，我就有精神寄托；只要有路可走，我仍将努力前行。
其次，他仍以坦白的口吻，对自己这种生活和精神状态，时时于独语和自剖的同时，进行着直截的、辛辣的、毫不容情的、无所保留的自我嘲讽。在《归来》中，他说：“岁月，岁月，你到哪里去了？／我象蠢笨的哑巴被扒了巨款，／痴呆呆，／无一言，／泪盈天，／望青天”，直述自己并批判自己“不愿惊醒屋里的假我，／甘心接受幻觉的欺骗，／就当那二十年竟是一场梦，／梦中间不存在真实的忧患”；在《哭》中，他说：“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因而“今夜晚读报纸失声痛哭／愧对着女英烈一张遗像／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这一回干脆把眼泪流光。”在新时期到来后全民族反思的热潮中，能够从过去的消沉和颓唐中振奋起来，用如此真诚的态度，大胆地、尖锐地揭露并鞭挞自己作为一个处在生活重压之下，患有软骨病的知识分子的怯懦与脆弱的精神劣根性，这说明，流沙河的人格构成中，仍有其闪光的一面；唯其如此，他的精神生命，才可能在伟大的时代中，获得耀眼的升华。而这些，在他的《孤立颂》、《维纳斯女神》、《秋风破屋歌》以及长诗《太阳》、《老人与海》等作品中，更有集中、突出的表现。
再次，流沙河在上述两类作品，以及他的《妻颂》类作品之外，还在另外一些堪称出色的描写“文革”时代家庭及日常生活作品中，表现出冷峻感。如《故园九咏·芳邻》：“邻居脸上多春色，／夜夜邀我作客。／一肚皮的牢骚，／满嘴巴的酒气，／待我极亲热。／／最近造反当了官，／脸上忽来秋色。／猛揭我的‘放毒’，／狠批我的‘复辟’，／交情竟断绝。／／他家小狗太糊涂，／依旧对我摇尾与舔舌。／我说不要这样做了，／它却听不懂，／语言有隔阂”，又如《哄小儿》：“爸爸变了棚中牛，／今日又变家中马！／笑跪床上四蹄爬，／乖乖儿，快来骑马马！／／爸爸驮你打游击，／你说好耍不好耍？／小小屋中有自由，／门一关，就是家天下。／／莫要跑到门外去，／去到门外有人骂。／只怪爸爸连累你，／乖乖儿，快用鞭子打！”二者均在简炼含蓄的幽默笔调中，不但使非常生活中的人情世态，甜酸苦辣，尽含其中，而且通过皮里阳秋式的揶揄或调侃口吻，对罪恶、荒诞的特定社会现实，施以犀利沉重的批判。足见其脆弱感伤的情怀中，仍有它耿介正直的一面，而他的诗歌的柔婉悱恻的格调，与创作主体精神品质的坚硬倔强和内在人格的刚烈高洁，也是互为表里、高度统一的。他的“我不忘记”的心曲，与其说是“怨恨”倒不如说是愤懑，在愤懑中体现并完成诗人对极左路线横行时代的深刻沉痛的历史反思。而其长诗《太阳》和《老人与海》中，被诗人自己“一反常态”地用泼墨式的浓笔重彩所塑造出来的具有现代人思想风范的哲人式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则以其崇高的精神文化品格，强烈而鲜明地体现和反映了这种为整个“归来”诗群中人所共同拥有的内在人格的健康和健全及其熠熠的时代光辉。
但是，论及冷峻感，在新时期“归来”诗歌中，当以公刘的作品为最。跟流沙河一样，他的歌调中，也同样贯穿着“我不忘记”的母题；然而显见与之有着截然不同的音质。在《伤口》中，公刘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是中国的伤口，／我认得那把匕道；／舔着伤口的是人，／制造伤口的是兽！／／我还没有愈合呢，／碰一碰就鲜血直流；／这是中国的血啊，／不是你们的酒！”一眼便知，同样是对过去的生活耿耿于怀，流沙河是从个人的生活际遇和生存状况入手，表现的是对自己青春、才华、价值、尊严被掳夺的锥心的痛楚，而公刘却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悲剧命运着眼，将个人的境况与民族的现实联系起来，反映出一种坚决铭记历史教训的亢奋的情怀。尽管流沙河的作品，通过感伤、怨艾的方式，不但写出了自己乃至某一种精神心理类型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至情至性，同时从表现日常生活以及“私”生活感受的角度入手，最终也延伸到对于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时代生活面貌的写真，内中自然也透露出一种对于健康、健全、坚强、崇高人格的真挚的渴求；但是，他的这种“我不忘记”的心曲中所业已包含着的思想、感情、情绪内容，仍与公刘这种高视点、大境界、强硬度、浓色彩，在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社会与时代前途的关注中，凸现出自己以及具有最优秀素质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尤其是其身上的是非分明、爱憎强烈、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精神人格的作品，无法同日而语。也许正是在这种依然可称鲜明的两相对照之中，我们确可以概略地说，流沙河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是一个典型的“小我”，而公刘却通过自己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作品，立即凸现出一个正气长存、大义凛然、顶天立地、威武伟岸的“大我”的撩人风采，其社会品格卓著、战斗精神高扬、思想立场坚定、政治态度鲜明的抒情品格，不但显得果断干脆，沉雄悲壮，而且无疑也更有思想，更有风骨，更有深度，更有力量。
公刘的新时期诗歌，正因为有这种高强刚硬的主体人格作基础，才真正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自觉的、锲而不舍的，同时也是宏观的、全方位的、意向明确、目标坚定的向生活推进的姿态。他一方面执着于对历史的追溯与探询，像《车过山海关》、《关于摩西十诫》、《寄冥》、《乾陵秋风歌》等作，往往驰骋想象，心骛八极，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哲学理性，叩问历史的秘密；一方面热忱地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像《沉思》、《星》、《关于真理》、《寄语政治》、《上访者及其家属》等作，无不思虑深沉，情怀激越，以极大的政治激情和高扬的战斗姿态，宣传思想的解放。不仅如此，在《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为灵魂辩护》、《回答》、《从前我们是诚实的》、《但愿我不会那么愚蠢》、《自沉》、《假如……》等作品中，他把自己如火的爱，献给人民、光明、正义，似沥血的杜鹃；而在《雪花》、《冻雨》、《冰山》、《雪景》、《残雪》、《绳子》、《骨灰盒上的阴风》等作品中，他又把自己如剑的憎；投向鬼魅、黑暗、邪恶，似凶猛的鹰隼。他豪迈地宣布：“我绝非该下地狱的幽灵，／我是有血有肉的人”；关于“我不忘记”，他说：“我决不喝忘川水，哪怕是冰凉的一滴，／正相反，我要用热血灌溉活的记忆”；他的信念是：“背叛！罪行！决堤的涛声／甚至能惊醒列宁，教他再一次感到心疼”；因此他毫不犹疑地说：“记忆！多么执着又多么怨毒！／它发誓活下去，为了可爱的国土”（《面对忘川》）。
这就是公刘——高喊着“我不忘记”的公刘。这样的公刘，是同样表示“我不忘记”，但却时时回味自己心灵中的隐痛，只是蜷伏在个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中喃喃低诉的流沙河，所不能比拟的。他的诗歌中的抒情人格，几乎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政治人格；而他的政治感情的强烈的抒发，既是彻底地来自他自己对生活的观察、感受、体验与思考，又确实跟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共鸣共振。作为五十年代前期卓有才华的生活抒情诗人，他之所以在新时期从一朵“奇异的云”变成一团“灼热的火”，并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最出色的政治抒情诗人之一，当然是时代催迫的结果；但同时，也与他总是以昂扬的心态，面对生活，追随时代，关注社会，投身现实，以最大的热忱系念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期待着时代与社会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总是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所分不开的。应当说，这是一位当代中国诗人最为可贵的高尚品格。他的诗歌中，总是蕴蓄着火山一般的内在的感情热力，闪现出辩证地认识生活、洞察人生的眼光，包含了以真知灼见为基础的深刻的思想力量和独立的人格价值，如《哎，大森林》、《竹问》等。所以，他就能够像艾青那样以响亮的嗓音向世界宣告：“让我们飞向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