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现代职业分类（论文文献综述）
徐国庆[1]（2021）在《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完善国家基本制度》文中研究指明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职业教育实现这一目标,目前最缺的是什么?下一阶段的发展重心是什么?应该如何发展?对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告诉我们,当前阻碍职业教育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不健全,因此下一阶段职业教育的发展重心应从院校建设转向国家基本制度形成。职业教育发展对国家制度的需求包括六个层面,即协调层、结构层、需求层、内容层、实施层和评价层。协调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协调相关部门职业教育管理职能;结构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联结职业教育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体系;需求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需求信息;内容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为职业教育课程建设提供标准依据;实施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保障职业教育运行所需条件的稳定供给;评价层国家制度的功能是对技能水平做出具有社会公信力的评价并保障其劳动就业价值。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难度大、周期长,需要科学设计和长远规划。
肖渝琪[2]（2020）在《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需要,其中课程衔接是实现两个职业教育层次有效衔接的核心。现代学徒制是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最新形态,也是中高职教育衔接的新模式,具有跨界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和促进校企深度合作的功能,对深化中高职教育课程内涵衔接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以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为研究对象,从现状探析、国际探寻、比较探究、对策探讨四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阐述了现代学徒制对中高职课程衔接的积极意义,现代学徒制能促进中高职课程在知识、技能、素质三个要素层面的衔接,能保障中高职课程衔接的质量。通过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对我国现代学徒制试点概况和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现状进行研究,归纳出课程开发综合联动、课程设置模块递进、课程内容学训合一、课程实施工学交替、课程评价双向多维的课程衔接现状特点,总结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及问题原因,主要包括课程衔接范围不广、课程衔接管理不畅、课程衔接内容不适。运用文献分析法对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以现代学徒制为基础的中高职课程衔接在课程开发、课程设置、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等方面的相关经验进行梳理,为我国提供参考价值。运用比较研究法,对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现代学徒制课程衔接进行比较探究,从课程衔接的依据、结构和质量保障三个角度,比较分析了在国家职业标准、专业设置与培养目标、课程内容、衔接手段以及企业参与度、课程评估方面的各自经验。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我国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路径的对策与建议,以规范职业资格体系、完善专业目录设置、统一国家课程标准来夯实课程衔接基础;以确定能力培养目标、开发工作导向内容及推行弹性衔接手段来完善课程衔接结构;以组织多元主体参与和开展多样质量评估从而保障课程衔接质量。
傅晓林[3]（2020）在《上海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实践与优化建议》文中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还未全面建成,尤其体现在内部衔接层面本科层次以上职业教育的发展。2014年以来,我国明确提出发展应用型高校,培养本科层次职业人才,并在2015年迈出坚实的一步,一大批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上海则以专业层面为切入点进行试点建设,为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本研究试图探究上海探索应用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背景,上海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试点目标、内容以及方式,上海相关试点专业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现状、成效与困境,为上海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优化建议。本研究共分为七大部分,主要结构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说明研究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且界定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最后提出本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方法以及技术路线。第二章:上海市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背景分析。通过对上海教育外部的产业发展以及教育内部变革两个方面的分析,明确上海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背景。第三章:上海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目标、内容及方式。结合上海推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政策文本以及相关推动措施,概括分析上海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目标、内容以及方式。第四章:上海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现状。在分析试点目标、内容以及方式的基础上,结合上海部分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实践,实践调查与文本分析相结合,从微观上深入分析上海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现状。第五章:上海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成效与困境。总结当前上海试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效,并且深入剖析上海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困境。第六章:上海市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建议。针对上海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试点实践中的困境与问题,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建议。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反思。概括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得出相关结论,并针对研究中的不足提出研究展望。
邓文勇[4]（2020）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举措。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关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发展的核心主体,提升其素质,使其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融入发展,是促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作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素质与能力提升的两种重要教育类型,在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化发展中协同共力,不仅迎合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诉求,也为职成教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本研究立足新型城镇化核心主体“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化发展这一目标与要求,主要从协同的视角,对关涉这一目标任务建设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为何要进行协同、协同实践中面临什么问题、如何推进协同并实现协同发展等进行探索与研究。研究遵循“问题提出——文献述评——理论解析——现实审视——策略建构——总结展望”的基本逻辑与程序,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研究法,在对前置（基础）性理论问题、主体理论问题进行充分分析基础上,深入探究并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障碍,进而探建职成教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措施。研究内容共分为“三大模块,六个章节”。第一大模块为前置性理论问题的扫描与审析,即第一章的“绪论”。通过廓清研究背景、核心概念、理论基础等一些前置性理论问题,明确本研究的价值与重点所在。第二大模块为主体理论问题的厘定与澄明,包含第二章“协同发展的基础:职成教逻辑分殊与耦连”、第三章“新型城镇化:职成教共同聚焦的作用目标”等内容。通过分析职成教的本质内涵及逻辑分殊与耦连,识别可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协同能力及协同发展关系;同时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目标任务与发展现状及与职成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职成教协同辨明方向。第三大模块为“问题、对策及总结与展望”部分,分为第四章“问题”的考察与分析、第五章“对策”的建构和第六章的“总结与展望”。以文献分析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支撑,依据协同共生理论的三维分析框架,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问题进行探析:在“实然”推进职成教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协同单元异化、协同关系失范、协同环境困扰等生态之殇。因此,培育合格协同单元、建构适切协同关系、创建良好协同环境,是职成教在协同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实现互利共赢并走向深层次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与措施。
冯嘉慧[5]（2019）在《美国生涯指导理论范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构建生涯教育课程体系、提升广大中小学生涯指导水平,这是当前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稳步推进“新高考”任务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强学校与社会联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美国作为较早开展生涯指导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国家,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当前国内外关于美国生涯指导研究多属于个别人物、流派的碎片化研究,缺乏基于范式的系统梳理和通观把握。批判吸收美国生涯指导理论研究相关成果,对学界把握生涯指导学术脉络、构建适切本土的生涯指导框架有借鉴意义。贯穿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效率”与“民主”、“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话语竞斗中,美国学界分化出哪些有影响的理论范式?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进一步追问:哪些关键因素影响了这些理论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这些理论范式之间有哪些不同的学术主张?这些理论范式的背后渗透怎样的价值取向?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是如何根植在话语权力结构当中的?对我国生涯指导理论与实践研究有哪些重要的启示?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内在逻辑线索。论文首先讨论了社会转型与美国生涯指导的发展,分别从美国早期工业社会、晚期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涯指导理论的发展形态。研究发现,杜威从生涯指导理论酝酿时期开始就以倡导“普职融合”、“通过职业的教育”的方式进入这个领域并成为这领域的重要人物。最初杜威推崇的生涯教育理想并不被重视,但在20世纪晚期兴起的生涯教育运动中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在“返回杜威”的口号中,杜威再次成为美国生涯指导研究领域的关键人物。论文接着聚焦美国生涯指导发展历程中的不同理论范式内部的共同纲领以及它们之间的话语冲突,尤其重视不同话语之间的价值取向与话语权力之争。具体而言,即三个理论范式之争:一是以霍兰德模式为代表的职业选择理论范式;二是以舒伯模式为代表的生涯发展理论范式;三是以生涯教育运动为代表的生涯教育理论范式。三者之间,前两者可统称为生涯咨询范式。通过分析三种范式内在及之间的争斗历程,发掘潜藏在生涯指导理论背后的发展逻辑,进而为批判吸收美国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本土实际构建适切本土的生涯指导框架提供参照。本研究发现,不同的生涯指导理论隐含了研究者不同的价值取向,主要显示为效率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及其衍生出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争。价值取向的差异导致了研究者对人与职业关系的不同理解,效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人职关系问题上往往关注以职业为中心的人职匹配。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在人职关系问题上往往重视“当事人中心”的人职互动。本研究以此为分析框架,论述了三个主导理论范式的理论基础、代表理论、共同主张及其问题与反思。美国生涯指导理论与实践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五条重要经验可为我国生涯指导理论与实践提供重要启示:一是社会转型与生涯指导理论研究的契合。二是保持生涯咨询与生涯教育模式的整合。三是重视职业分类与生涯量表的本土化探索。四是将成年阶段的职业选择扩展为终身的生涯发展。五是重视普职融合的生涯教育,强化生涯教育的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美国生涯指导实践的兴起视被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最根本的教育革命的开端”。它带来的不只是生涯咨询上的方法与策略,而是彻底改变学校课程,使传统的普通教育转向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使传统的普通课程转向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从生涯咨询转向生涯教育的发展方向是美国生涯指导研究领域的基本趋势,也是我国生涯教育研究领域可以借鉴的重要思路。生涯指导不仅需要为高中和高校学生提供有关高考科目选择、高考志愿填报的职业咨询并为他们提供相关的生涯量表的测试,更重要的是需要将生涯指导贯穿于整个人生,尤其需要关注儿童早期生涯教育及其家庭教育。而且,一旦采用类似普职融合的思路,我国生涯指导研究领域不仅会引发生涯指导理论本身的重大转型,而且将给整个中小学课程改革带来重大的变化。
于晨[6]（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刘刚[7]（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安培[8]（2019）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九大报告均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提升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的能力和水平。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也即治理工具。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基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的治理主体合作实践活动。职业教育治理的基础是治理主体关系调节,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形式是治理主体合作,职业教育治理的目标是形成治理主体的合作秩序,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难题是治理主体“合作难”的问题。治理工具是解决治理难题,实现治理目标的手段,职业教育治理工具要解决治理主体“合作难”这一关键难题。因此,本研究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基本问题界定为“基于治理工具的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何以可能以及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的问题。为此,本研究从系统科学、社会网络科学、复杂科学的方法论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案例法,依据马克思的生产工具理论、治理理论、关系理论、“合作何以可能”、“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的相关理论,建构“工具—关系—合作—合作秩序”的分析框架,建构起“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理论”。本研究依据“功能——属性”的分类标准,从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绩效特征、功能互补性出发,将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分为行政性治理工具、市场性治理工具、社会性治理工具、信息化治理工具四种类型。行政性治理工具包括政策工具、标准工具、组织工具。行政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权威规制性,绩效特征是权威、强制、规制、命令,具有强制功能、规制功能。政策工具综合统筹协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行政关系、经济关系、教育关系,以行政权力强制规定并保障治理主体合作;标准工具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建立提供标准,为治理主体合作提供标准;组织工具包括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等,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提供组织协调保障、专业指导保障。政策工具、标准工具、组织工具综合、协调、统一应用,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法治秩序。市场性治理工具也称基于市场的手段,是具有市场特征的各类手段的总和,包括产权工具、金融工具、合同工具。市场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市场激励性,其绩效特征是市场激励、经济诱因,具有市场激励功能。产权工具具有排他性、明晰性,能减少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建立的不确定性;金融工具是激励工具,能激励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丰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形式;合同工具规范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的程序,保障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履行。产权工具、金融工具、合同工具综合运用,优化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市场环境,提供主体合作的市场规则,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市场秩序建立。社会性治理工具包括文化工具、符号工具、信用工具。社会性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文化信号性,其绩效特征是文化象征意义的再生产,具有文化引导功能与信号功能。文化工具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能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关系建立;符号工具、信用工具都是信号工具,能优化合作对象筛选,优化治理主体合作关系筛选,保障治理主体合作质量。文化工具、符号工具、信用工具综合运用,优化职业教育治理文化环境,夯实治理主体合作的信任基础,促进职业教育治理的信用秩序形成。信息化治理工具也称信息手段,包括公共信息平台、商业信息平台、组织信息平台。信息化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是信息性,其绩效特征是信息流转共享,具有信息保障功能。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树立“信息人”身份,明确主体信息生产职责,充分供给主体合作需要的信息,调节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供求关系,减少主体合作信息摩擦,优化职业教育治理信息环境,形成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信息生态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面临“开发不全面,应用不充分”的问题。针对对治理工具重视不足的问题,建议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树立“工具意识”,以充分释放治理工具的功能;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工具供需非均衡,供给不充分,质量不高的问题,提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箱的建议。建议增加政策工具的有效供给、融合开发金融工具、创新开发社会性治理工具、综合开发信息化治理工具;针对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应用不广泛的问题,提出综合、协调、统一应用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建议。
贾双跃[9]（2019）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所谓社会分化,就是社会结构不断分解重组的过程,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类日益凸显,社会差别逐渐增多的现象。从蒙昧、野蛮时代迄今的人类历史表明,社会结构分化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相伴始终,特别是当人类文明开启现代历程之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变量”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尤为剧烈和突出。自19世纪中页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始终面临如何看待和治理社会分化现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放任社会分化的,其结果导致社会失控,国家一盘散沙;鉴于上述教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抑制社会分化,进而建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低分化社会,该社会极大促进了社会团结和现代生产力发展,但由于其本身固有的一系列缺陷,最终不但没有实现推动现代化的使命,反而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浩劫。上述事实证明,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既不能完全放任社会分化,也不能无视历史规律,极度压抑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社会结构分化与社会发展进步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之路。在这条道路上,社会分化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原初动力,以计划经济时代的低分化社会为原点,经过系统分化、职业分化、收入分化、阶层分化,逐渐催生出一个以“高分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总体而言,上述社会结构分化过程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渐进性、不平衡性、可控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基本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时代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逐步深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化还表现出一系列新趋势,包括,社会分化维度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化“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等等。理解这些新趋势,对准确把握和控制社会分化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具有一系列历史进步意义,这些意义也是所有现代社会本应具有的。首先,它对生产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它产生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政府部门、现代经济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劳动者等社会主体,创造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催生出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其次,它创造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涵养理性、开放、包容的共同价值,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削弱阶级阶层冲突,等等,这些条件都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后,它促进了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公众曾极度缺乏自由迁徙、自由交易、自由思想、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等基本权利,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恰恰促进了这些权利的回归,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拓展了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空间,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还应注意的是,只有将社会结构分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充分发挥其历史进步作用,而如果社会结构分化与其正常、合理状态出现较大偏差,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风险,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综合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可知,这些风险和挑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分化导致宏观结构失衡。包括:系统结构失衡,特别是“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失衡;职业结构比例失衡;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碎片化。第二,社会群体分化出现反常现象。具有重大风险的三类反常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别是:弱势群体的分化、边缘群体的分化和反社会群体的分化。第三,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具有一系列潜在消极影响。包括: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导致社会冷漠、增加社会焦虑,等等。这些风险和挑战有些已经在中国社会中有所积累和显现,有些尚未出现端倪,但是同样不可忽略,因为一旦风险显现,其治理成本将是巨大的。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为了充分激活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作用,合理控制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应对社会分化对社会发展、进步的挑战,需要转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整合方式,面向高分化社会重构社会秩序。首先,高分化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应由单一的国家转变为包括国家、社会组织、个人等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并且,这些主体都有其自身行动的边界和限度,它们必须在这些边界和限度之内发挥自身社会整合的功能。其次,在高分化社会中构建社会秩序,需要充分挖掘、利用一系列有利于社会整合的条件。包括:发展生产力;重新发现和申明共同利益、共同风险、共同目标、共同价值等社会中的“共同因素”;培育、保护和充分利用功能互赖、社会流动、群际交往等对高分化社会来说十分重要的社会纽带。最后,正常的、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整合的社会分化应遵循如下原则: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合理性原则;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可控性原则;底线原则;渐进性原则;充分吸纳原则。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得出基本研究结论,并对可能的扩展领域进行探索。
周昊昊[10]（2019）在《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使命。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高等职业院校对口招生不断增大,中职学生升学渠道通畅,升学机会不断增多。在终身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中职学生对于教育的内在需求不断提升,获得高层次职业教育机会成为一种主流选择,升学意愿则成为中职学生追求终身教育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调整社会分层的同时,间接导致了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以家庭教育为媒介,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个体成长与发展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此,在中职学生升学形势明朗的现实背景下,应该如何理解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影响?中高职人才衔接又该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家庭文化资本的积极作用?本研究以家庭文化资本为研究视角,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调查了不同升学意愿的中职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现状,分析家庭文化资本与升学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而以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对提升中职学生升学意愿进行策略思考。除绪论外,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终身教育理论,对家庭文化资本的内涵和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形成与发展的现实价值进行理论分析。第二部分依托扎根理论范式,通过质性访谈分析家庭文化资本与升学意愿的关系,提炼出了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影响的八个二级维度,并以此为基础初步建构了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第三部分通过对浙江省内五个地区五所学校的480名中职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描述统计、差异分析、回归分析以及路径分析,通过研究结论验证并完善了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既有直接影响,也存在间接影响。第四部分则根据研究结论,从家庭层面、学校层面和社会层面提出了提升中职学生家庭文化资本水平,促进中职学生升学意愿,保障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的策略思考。
二、我国现代职业分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现代职业分类（论文提纲范文）
（1）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完善国家基本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 导论 |
| 一、国家制度建设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内容 |
| （一）国家基本制度不健全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诸多问题的根源 |
| （二）构建国家基本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内容 |
| （三）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重心应从院校建设转向国家基本制度建设 |
| 二、国家基本制度设计要立足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一）协调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
| （二）结构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
| （三）需求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
| （四）内容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
| （五）实施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
| 1. 校企合作对国家制度的需求 |
| 2. 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对国家制度的需求 |
| （六）评价层的国家基本制度需求 |
| 1. 技能的社会评价体系建设 |
| 2. 国家资格框架建设 |
| 3. 公平的就业与生涯发展机会保障制度建设 |
| 三、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需要科学设计与长远规划 |
| （一）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需要充分依靠科学研究 |
| （二）职业教育国家基本制度建设需要做好长远规划 |
| 结语 |
（2）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研究背景 |
| 1.1.1 中高职衔接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 |
| 1.1.2 完善的课程衔接体系是核心诉求 |
| 1.1.3 现代学徒制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高职课程衔接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现代学徒制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3 总体述评 |
| 1.4 研究方法、思路和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现代学徒制 |
| 1.5.2 中高职课程衔接 |
| 1.6 相关理论基础 |
| 1.6.1 认知心理学 |
| 1.6.2 布鲁纳螺旋式课程理论 |
| 1.6.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2章 现代学徒制对中高职课程衔接的意义 |
| 2.1 现代学徒制促进中高职课程要素的衔接 |
| 2.1.1 促进职业知识传授,实现知识要素衔接 |
| 2.1.2 促进职业技能培养,实现技能要素衔接 |
| 2.1.3 促进职业素质教育,实现素质要素衔接 |
| 2.2 现代学徒制保障中高职课程衔接的质量 |
| 2.2.1 有利于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跨界整合 |
| 2.2.2 有利于实现职业教育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 |
| 第3章 国内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现状 |
| 3.1 我国现代学徒制的试点概况 |
| 3.2 以现代学徒制为基础的中高职课程衔接特点 |
| 3.2.1 课程开发综合联动 |
| 3.2.2 课程设置模块递进 |
| 3.2.3 课程内容学训合一 |
| 3.2.4 课程实施工学交替 |
| 3.2.5 课程评价双向多维 |
| 3.3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3.1 课程衔接范围不广 |
| 3.3.2 课程衔接管理不畅 |
| 3.3.3 课程衔接内容不适 |
| 第4章 国外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经验 |
| 4.1 英国中高职课程衔接介绍 |
| 4.1.1 英国中高职教育概况 |
| 4.1.2 以“现代学徒制”为基础的中高职课程衔接 |
| 4.2 德国中高职课程衔接介绍 |
| 4.2.1 德国中高职教育概况 |
| 4.2.2 以“双元制”为基础的中高职课程衔接 |
| 4.3 澳大利亚中高职课程衔接介绍 |
| 4.3.1 澳大利亚中高职教育概况 |
| 4.3.2 以“新学徒制”为基础的中高职课程衔接 |
| 第5章 国内外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经验比较分析 |
| 5.1 课程衔接的依据比较 |
| 5.1.1 国家职业标准 |
| 5.1.2 专业设置 |
| 5.2 课程衔接的结构比较 |
| 5.2.1 培养目标 |
| 5.2.2 课程内容 |
| 5.2.3 衔接手段 |
| 5.3 课程衔接的质量保障比较 |
| 5.3.1 企业参与度 |
| 5.3.2 课程评估 |
| 第6章 我国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路径的对策与建议 |
| 6.1 制定标准定位,夯实衔接基础 |
| 6.1.1 规范职业资格体系 |
| 6.1.2 完善专业目录设置 |
| 6.1.3 统一国家课程标准 |
| 6.2 革新课程体系,完善衔接结构 |
| 6.2.1 确定能力培养目标 |
| 6.2.2 开发工作导向内容 |
| 6.2.3 推行弹性衔接手段 |
| 6.3 引领科学治理,保障衔接质量 |
| 6.3.1 组织多元主体参与 |
| 6.3.2 开展多样质量评估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3）上海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实践与优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教育研究 |
| 二、关于高等教育分类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教育研究 |
| 三、关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
| 四、文献总结与评价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
| 二、应用型本科教育 |
| 三、人才培养模式 |
| 四、试点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方案 |
| 一、研究问题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上海市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机遇 |
| 一、上海产业结构发展需要扩大应用型人才规模 |
| 二、上海产业结构升级需要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支撑 |
| 三、上海产业布局影响应用型人才结构 |
| 第二节 上海教育改革发展的内部挑战 |
| 一、上海教育普及化程度要求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
| 二、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衔接要求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
| 三、上海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要求探索发展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目标、内容与方式 |
| 第一节 试点目标分析 |
| 一、完善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
| 二、完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
| 第二节 试点组织主体分析 |
| 一、试点组织主体以上海市教委高教处为主 |
| 二、试点组织主体发文推动,具有延续性 |
| 第三节 试点内容分析 |
| 一、培养目标注重与中高职衔接 |
| 二、培养内容强调能力为本 |
| 三、注重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
| 四、倡导建立校企深度合作机制 |
| 五、推动专业教学管理改革 |
| 第四节 试点组织方式分析 |
| 一、试点组织:专业试点,批次推进 |
| 二、试点管理:经费推动,专家检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上海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现状 |
| 第一节 人才培养理念逐渐转变 |
| 一、参与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建设主要基于上海经济需求和高等教育分类发展 |
| 二、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认识主要立足于高等教育分类 |
| 第二节 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依据更加多元 |
| 一、确定培养目标的参与主体主要包含学科专家、用人单位 |
| 二、培养目标的确定兼顾职业能力标准和相关专业标准 |
| 三、培养目标的确定方式更加多样化 |
| 第三节 培养对象和培养主体发生转变 |
| 一、专业生源以普通高中生为主,包括部分职校学生 |
| 二、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优化教师队伍 |
| 第四节 课程及教学建设发生调整 |
| 一、课程设置、内容以及考核评价倾向于与市场需求对接 |
| 二、教学方法和手段等进行转变 |
| 三、通过专业认证推动课程教学改革 |
| 第五节 通过校企合作推动专业建设 |
| 一、合作途径以自身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方式为主 |
| 二、合作内容兼顾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等方面 |
| 第六节 人才培养保障条件积极完善 |
| 一、学校支持力度 |
| 二、政府保障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上海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成效与困境 |
| 第一节 上海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成效 |
| 一、专业培养理念逐渐转变为培养应用型人才 |
| 二、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依据更注重对接市场需求 |
| 三、校企深度合作得到有益尝试 |
| 四、教师队伍建设逐步深入 |
| 五、经费保障效果显着 |
| 第二节 上海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困境分析 |
| 一、囿于单一部门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衔接不畅 |
| 二、高校评价标准单一,阻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
| 三、缺乏外力支持,课程教学改革难以与市场对接 |
| 四、相关机制不健全,校企深度合作缺乏动力 |
| 五、管理制度不完善,经费推动作用有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上海市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建议 |
| 第一节 统筹管理,增强管理科学性 |
| 一、建立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制度,形成政策合力 |
| 二、增强管理手段的科学性,避免政策“项目化” |
| 第二节 完善制度设计,确保质量 |
| 一、进一步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标准,分类指导 |
| 二、完善相关招生制度,增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衔接性 |
| 三、完善相关职业资格标准,推动课程教学改革 |
| 四、优化校企深度合作机制,形成良性循环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反思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一、时代境域:新型城镇化对职成教协同的实然诉求 |
| 二、协同发展:关乎职成教学科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
| 三、研究现状:丰富职成教发展相关理论的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新型城镇化与职成教发展的研究 |
| 四、对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的述评与反思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新型城镇化 |
| 二、职业教育 |
| 三、成人教育 |
| 四、协同发展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阐释 |
| 一、协同共生理论 |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 第六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内容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协同发展的基础:职成教逻辑分殊与耦连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本质内涵 |
| 一、职业教育本质内涵的特异性解析 |
| 二、成人教育本质内涵的特异性解析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逻辑分殊 |
| 一、内涵特质的差异 |
| 二、外延边界的不同 |
| 三、实践运行的区别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逻辑耦连 |
| 一、职业性内容:职成教历史发展的逻辑交织 |
| 二、职后教育域:职成教实践范畴的逻辑交叠 |
| 三、教育性使命:职成教追求的本真价值选择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型城镇化:职成教共同聚焦的作用目标 |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渊源与内涵解读 |
| 一、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渊源简述 |
| 二、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内涵 |
| 三、教育学视域中的新型城镇化 |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及发展现状 |
| 一、新型城镇化的总体目标任务及发展现状 |
| 二、核心主体城镇化的目标任务及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与职成教间的关系探析 |
| 一、新型城镇化对职成教的影响分析 |
| 二、职成教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审视 |
| 三、新型城镇化与职成教的关系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问题 |
| 第一节 协同单元异化:职成教角色的迷失与错位 |
| 一、协同单元异化之职业教育维度 |
| 二、协同单元异化之成人教育维度 |
| 第二节 协同关系失范:职成教间协同欠缺与不足 |
| 一、职成教协同合作意识不强 |
| 二、职成教协同内在机制欠缺 |
| 三、职成教协同育人平台不足 |
| 第三节 协同环境困扰:职成教协同保障环境缺失 |
| 一、物质基础薄弱,“硬性”环境亟待改善 |
| 二、政策制度缺失,“软性”环境保障不足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的推进 |
| 第一节 培育合格协同单元:明确职成教的角色与定位 |
| 一、职业教育需巩固“技术培育”之价值基础 |
| 二、成人教育需强化“生命关怀”之价值立场 |
| 第二节 建构适切协同关系:推进职成教间的互通对接 |
| 一、理念支撑:树立协同的思想观念 |
| 二、机制联接:构建协同的内在机制 |
| 三、载体助力:搭建协同的育人平台 |
| 第三节 创建良好协同环境:营建“软硬性”保障环境 |
| 一、营建“硬性”保障环境:加强物力与财力资本源保障 |
| 二、营建“软性”保障环境:强化体制、治理与质量建设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非教育行政机构管理人员”访谈卷 |
| 附录B:“教育行政机构管理人员”访谈卷 |
| 附录C:“职成教机构管理人员”访谈卷 |
| 附录D:“农村转移劳动力”访谈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5）美国生涯指导理论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设计 |
| 第1章 社会变迁与美国生涯指导的发展 |
| 第1节 早期工业社会与生涯指导的酝酿 |
| 一、早期工业社会催生职业教育与生涯指导 |
| 二、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的关系 |
| 三、早期职业指导形式 |
| 四、社会效率论与普职分离 |
| 五、史密斯-休斯法案对职业指导的影响 |
| 第2节 后期工业社会与生涯指导的兴起 |
| 一、后期工业社会对生涯指导的推动 |
| 二、生涯指导的政策支持 |
| 三、生涯指导理论范式正式形成 |
| 第3节 信息化社会与生涯指导的多元发展 |
| 一、信息化社会对生涯指导的影响 |
| 二、生涯指导模式的多元发展 |
| 三、生涯指导中的民主取向与人职互动 |
| 第2章 职业选择理论范式 |
| 第1节 职业选择理论的心理学基础 |
| 一、人格特质理论与特质因素论 |
| 二、测量心理学与生涯指导量表 |
| 三、荣格心理类型理论与MBTI理论 |
| 第2节 RIASEC职业类型理论 |
| 一、RIASEC职业类型理论的发展过程 |
| 二、RIASEC职业类型理论的结构 |
| 三、RIASEC的内在关联 |
| 四、职业自我探索量表 |
| 第3节 生涯决策理论 |
| 一、CIP模型的信息加工金字塔 |
| 二、生涯决策技能:CASVE循环 |
| 三、PIC生涯决策理论 |
| 第4节 职业选择理论范式的经验与问题 |
| 一、职业选择理论范式的共识 |
| 二、职业选择理论范式的内部分歧 |
| 三、职业选择理论范式的批评与转向 |
| 第3章 生涯发展理论范式 |
| 第1节 生涯发展理论的心理学基础与理论准备 |
| 一、人本主义心理学 |
| 二、自我同一性理论 |
| 三、社会学习理论 |
| 第2节 生涯发展理论 |
| 一、生涯指导的新方向 |
| 二、儿童早期生涯教育 |
| 三、舒伯生涯发展理论 |
| 第3节 从生涯发展到生涯建构理论 |
| 一、生涯建构理论的由来 |
| 二、生涯建构理论的基本主张 |
| 三、生涯叙事作为生涯建构的实践模式 |
| 第4节 从生涯发展到生涯学习理论 |
| 一、生涯选择的的社会学习理论 |
| 二、职业世界的变化与偶然性学习理论 |
| 三、社会认知生涯理论 |
| 四、从生涯咨询到生涯教育的过渡环节 |
| 第5节 生涯发展理论范式的经验与问题 |
| 一、生涯发展理论范式的共识 |
| 二、生涯发展理论范式的问题与反思 |
| 第4章 生涯教育理论范式 |
| 第1节 生涯教育理论的理论基础 |
| 一、民主主义 |
| 二、普职融合 |
| 三、建构主义 |
| 第2节 新职业主义理论 |
| 一、马兰德的生涯教育理论 |
| 二、新职业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
| 三、新职业主义与“回到杜威” |
| 第3节 生涯技术教育的理论 |
| 一、生涯技术教育的兴起 |
| 二、生涯技术教育的发展模式 |
| 三、生涯技术教育的课程与教学 |
| 第4节 生涯教育理论范式的共识与问题 |
| 一、生涯教育运动的经验与共识 |
| 二、生涯教育理论范式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
| 第5章 美国生涯指导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启示 |
| 第1节 美国生涯指导理论的总体发展脉络 |
| 一、美国生涯指导的影响因素 |
| 二、美国生涯指导理论的主导范式及其转移 |
| 三、人职匹配与人职互动 |
| 第2节 美国生涯指导理论的价值取向 |
| 一、效率取向的普职分离模式与民主取向的普职融合模式 |
| 二、科学取向的职业选择理论与人本取向的生涯发展理论 |
| 第3节 美国生涯指导理论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一、社会转型与生涯指导理论研究的契合 |
| 二、保持生涯咨询与生涯教育的整合 |
| 三、重视职业分类与生涯量表的本土化探索 |
| 四、将成年阶段的职业选择扩展为终身的生涯发展 |
| 五、重视普职融合的生涯教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8）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治理工具研究的政策背景 |
| 二、治理工具研究的实践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立意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的基本立意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理论依据与理论预设 |
| 一、理论依据 |
| 二、理论预设 |
| 第五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视角 |
| 二、具体使用的研究方法 |
| 第七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的逻辑起点 |
| 二、研究的逻辑终点 |
| 三、技术路线图 |
| 第八节 研究重点、难点、拟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拟创新点 |
| 第二章 “主体”到“工具”的转向: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缘起 |
| 第一节 “主体取向”到“工具取向”:治理工具研究的理论自觉 |
| 一、“主体取向”: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主流取向 |
| 二、“工具取向”:职业教育治理研究的创新视角 |
| 三、由“主体”到“工具”: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还原论”到“整体主义”:治理研究方法论范式转型 |
| 一、从简单性到复杂性 |
| 二、从实体性思维到关系性思维 |
| 三、从还原论走向整体主义 |
| 第三节 治理主体“合作难”问题的解决需要治理工具 |
| 一、治理主体合作难题的“主体”归因惯性 |
| 二、治理主体合作难题解决的“主体关系”视角 |
| 三、解决治理主体合作难题需要治理工具 |
| 第四节 治理工具存在开发不全面、应用不充分的问题 |
| 一、治理工具供需非均衡 |
| 二、治理工具质量不高 |
| 三、治理工具应用不充分 |
| 第三章 “工具-关系-合作-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现代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治理 |
| 四、职业教育治理工具 |
| 第二节 治理工具的分类标准及其分类 |
| 一、治理工具的分类标准 |
| 二、治理工具的分类 |
| 第三节 关系调节: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手段本质 |
| 一、关系及其本质 |
| 二、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关系类型 |
| 三、治理工具调节治理主体关系的机理探析 |
| 第四节 合作: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直接功能 |
| 一、“合作何以可能”经典命题的回答 |
| 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何以可能”的模型建构 |
| 三、治理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 第五节 合作秩序: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功能归旨 |
| 一、“合作秩序何以实现”经典命题的回答 |
| 二、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路径 |
| 三、职业教育治理工具在合作秩序生成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行政性治理工具 |
| 第一节 行政性治理工具的内容 |
| 一、政策工具 |
| 二、标准工具 |
| 三、组织工具 |
| 第二节 行政性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 一、政策工具统筹协调行政、经济、教育关系 |
| 二、标准工具提供关系建立的标准 |
| 三、组织工具提供关系建立的组织保障 |
| 第三节 行政性工具促进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 一、主体合作的强制规定 |
| 二、主体合作的标准规定 |
| 三、主体合作的组织保障 |
| 第四节 行政性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政策环境 |
| 二、明确秩序生成的主体位置 |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法治秩序 |
| 第五章 市场性治理工具 |
| 第一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的内容 |
| 一、产权工具 |
| 二、金融工具 |
| 三、合同工具 |
| 第二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 一、产权工具减少主体关系建立的不确定性 |
| 二、金融工具激励主体关系建立的积极性 |
| 三、合同工具规范主体关系建立的程序 |
| 第三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 一、产权工具增强主体合作动机 |
| 二、金融工具丰富主体合作形式 |
| 三、合同工具保障合作内容履行 |
| 第四节 市场性治理工具促进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市场环境 |
| 二、提供秩序生成的市场规则 |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市场秩序 |
| 第六章 社会性治理工具 |
| 第一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的内容 |
| 一、文化工具 |
| 二、符号工具 |
| 三、信用工具 |
| 第二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 一、文化认同促进合作关系建立 |
| 二、符号标识优化合作关系筛选 |
| 三、信用工具保障合作关系质量 |
| 第三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 一、文化工具提供合作文化保障 |
| 二、符号工具优化合作对象筛选 |
| 三、信用工具保障合作质量提升 |
| 第四节 社会性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文化环境 |
| 二、夯实秩序形成的信任基础 |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信用秩序 |
| 第七章 信息化治理工具 |
| 第一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的内容 |
| 一、公共信息平台 |
| 二、商业信息平台 |
| 三、组织信息平台 |
| 第二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与治理主体关系调节 |
| 一、明确治理主体的信息身份 |
| 二、明晰主体的信息生产职责 |
| 三、调节主体的信息供求关系 |
| 第三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治理主体合作的机理 |
| 一、供给合作需要的信息 |
| 二、减少合作的信息摩擦 |
| 三、促进主体信息流转共享 |
| 第四节 信息化治理工具促进主体合作秩序生成的机理 |
| 一、优化秩序生成的信息环境 |
| 二、形成职业教育治理的信息生态系统 |
| 三、形成主体合作的信息生态秩序 |
| 第八章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工具意识”,释放治理工具功能 |
| 一、增强职业教育治理的“工具意识” |
| 二、“工具意识”而非“工具理性” |
| 三、释放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的功能 |
| 第二节 加强工具开发,建构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箱 |
| 一、增加政策工具的有效供给 |
| 二、融合开发金融工具 |
| 三、创新开发社会性治理工具 |
| 四、综合开发信息化治理工具 |
| 第三节 普及工具应用,促进各类型治理工具综合、协调、统一应用 |
| 一、增加市场性治理工具的应用广度与深度 |
| 二、扩展社会性治理工具的应用范围 |
| 三、促进信息化治理工具全面应用 |
| 四、综合、协调、统一各类治理工具应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与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现代化 |
| (二)社会分化 |
| (三)社会整合 |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二)功能主义理论 |
| (三)社会冲突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与低分化社会的建构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后抑制社会分化的措施与结果 |
| 一、战争胜利之后的城市接管 |
| 二、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 |
| 三、三大改造 |
| 第二节 抑制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分析 |
| 一、抑制社会分化符合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
| 二、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使社会各界倾向抑制社会分化 |
| 三、抑制社会分化符合当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
| 四、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要求抑制社会分化 |
| 第三节 低分化社会的运行逻辑 |
| 一、科层化的社会空间 |
| 二、社会运行的总体性 |
| 三、限制社会自由流动 |
| 四、突出政治 |
| 第四节 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和问题 |
| 一、低分化社会的主要贡献 |
| 二、低分化社会的主要问题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特征与趋势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状况 |
| 一、系统分化 |
| 二、职业分化 |
| 三、收入分化 |
| 四、阶层分化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 |
| 一、社会分化的非对抗性 |
| 二、社会分化的渐进性 |
| 三、社会分化的不平衡性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新趋势 |
| 一、社会分化的维度日益多元化 |
| 二、社会分化的“跨边界”现象日益增多 |
| 三、社会分化日益显现“流动性”趋势 |
| 四、网络社会分化日趋明显 |
| 第三章 社会分化的历史进步意义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社会分化创造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 |
| 二、社会分化创造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环境 |
| 三、社会分化产生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社会和谐稳定 |
| 一、社会分化增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依赖和互补 |
| 二、社会分化涵养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基础 |
| 三、社会分化创造群际联系的纽带 |
| 四、社会分化对阶级阶层冲突具有削弱效应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与“人的自由发展” |
| 一、社会分化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意志自由 |
| 二、社会分化开拓了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空间 |
| 三、社会分化彰显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 |
| 第四章 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分化与宏观结构失衡 |
| 一、社会分化导致系统结构失衡 |
| 二、社会分化导致职业结构比例失衡 |
| 三、社会两极分化 |
| 四、社会碎片化 |
| 第二节 社会群体分化的反常现象 |
| 一、弱势群体的分化 |
| 二、边缘群体的分化 |
| 三、反社会群体的分化 |
| 第三节 社会分化对社会心态的消极影响 |
| 一、社会分化削弱传统社会信任的基础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冷漠 |
| 三、社会分化与社会焦虑 |
| 第五章 高分化社会的社会整合与秩序重构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主体 |
| 一、作为“政治权威”的国家 |
| 二、作为“中间变量”的社会组织 |
| 三、具有“双重属性”的社会成员 |
| 第二节 社会秩序的生成条件 |
| 一、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生产力因素 |
| 二、重新发现“共同性” |
| 三、“社会纽带”的作用 |
| 第三节 正常分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分化与整合同步发展原则 |
| 二、社会分化的合理性原则 |
| 三、付出与收益等比例分配原则 |
| 四、社会分化的可控性原则 |
| 五、社会分化的底线原则 |
| 六、社会分化的渐进性原则 |
| 七、充分吸纳原则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
| (二)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基本面是积极的 |
| (三)不应忽视社会分化的风险与挑战 |
| 二、可能的扩展研究 |
| (一)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独特性问题 |
| (二)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 |
| (三)社会分化与未来社会形态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中职学生提供更多升学机会 |
| 2.中高职人才衔接对制造强国战略的实现产生影响 |
| 3.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全面发展产生显着影响 |
| (二) 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1.关于学生升学意愿的相关研究 |
| 2.家庭文化资本的相关研究 |
| 3.已有研究述评 |
| (四) 核心概念界定 |
| 1.家庭文化资本 |
| 2.中职学生升学意愿 |
| (五)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内容 |
| 3.研究方法 |
| 二、中职学生家庭文化资本与升学意愿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一) 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 |
| 1.文化资本具有再生产作用 |
| 2.中等职业教育离不开文化资本的支持 |
| (二) 终身教育理论 |
| 1.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2.升学意愿是中职学生追求终身教育的主要表现 |
| 三、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建构 |
| (一) 模型的建构过程 |
| 1.扎根理论范式 |
| 2.访谈对象的选取 |
| 3.访谈实施 |
| 4.文本转录与长度分析 |
| 5.编码处理与信度分析 |
| (二) 模型的理论分析 |
| 1.体制化文化资本:父母学历成动力 |
| 2.客观化文化资本:内外兼修养品性 |
| 3.具体化文化资本:升学非一日之念 |
| 四、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验证 |
| (一) 问卷编撰与样本选取 |
| 1.问卷编撰 |
| 2.样本选取 |
| (二) 数据处理 |
| 1.数据录入 |
| 2.数据量化 |
| 3.数据分析 |
| (三) 家庭文化资本与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描述统计 |
| 1.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现状分析 |
| 2.中职学生家庭文化资本的现状分析 |
| (四) 升学组与非升学组中职学生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比较 |
| 1.家庭文化资本在升学组与非升学组中的差异分析 |
| 2.家庭体制化文化资本在升学组与非升学组中不存在显着差异 |
| 3.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在升学组与非升学组中存在显着差异 |
| 4.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在升学组与非升学组中存在显着差异 |
| (五) 中职学生家庭文化资本与升学意愿的关系分析 |
| 1.三种形式的家庭文化资本之间的相关关系 |
| 2.中职学生家庭文化资本对升学意愿的回归分析 |
| 五、家庭文化资本视野下中职学生升学意愿提升策略探究 |
| (一) 基于家庭层面的探讨 |
| 1.树立终身教育意识,提升体制化文化资本 |
| 2.改善家庭教育方式,优化具体化文化资本 |
| 3.明确教育资源价值,善用客观化文化资本 |
| (二) 基于学校层面的探讨 |
| 1.优化学校教育,推动各级文化资本融通交流 |
| 2.加强家校联系,引导家庭有效传递文化资本 |
| 3.立足学生实际,协助中职学生形成生涯规划 |
| (三) 基于社会层面的探讨 |
| 1.加快构建学习型社会,营造终身教育社会氛围 |
| 2.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职学生家庭文化资本与升学意愿访谈提纲 |
| 附录B 中职学生家庭文化资本与升学意愿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我国现代职业分类（论文参考文献）
- [1]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完善国家基本制度[J]. 徐国庆.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02)
- [2]基于现代学徒制的中高职课程衔接比较研究[D]. 肖渝琪. 湖北工业大学, 2020(10)
- [3]上海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试点实践与优化建议[D]. 傅晓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成教”协同发展研究[D]. 邓文勇. 天津大学, 2020(01)
- [5]美国生涯指导理论范式研究[D]. 冯嘉慧.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7]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8]现代职业教育治理工具研究[D]. 安培. 天津大学, 2019(01)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现象研究[D]. 贾双跃.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家庭文化资本对中职学生升学意愿的影响研究[D]. 周昊昊.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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