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爱国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培育的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是为祖国的尊严、独立、统一、繁荣和昌盛而奋斗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崇高的奉献精神。因此，这一高尚情操，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再创辉煌的精神支柱，是奋起抗击外来入侵之敌的一面光辉的旗帜。在当前学习、宣传、贯彻《爱国主义实施纲要》的同时，对爱国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些探讨是极为必要的。但由于爱国主义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既是伦理学，亦是政治学范畴的问题，对其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是颇有难度的，因此，拙文冠以“试”字，以示探索性和求教于方家的意思。
一、关于爱国者与民族英雄
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①。根据笔者学习体会，似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热爱祖国，其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祖国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诸如，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丰富的资源、语言文字、风土民情，文化传统，进步的社会制度等等。其中亦涵盖热爱自己的民族——中华民族，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邓小平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②。热爱祖国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炽热之爱，成为千古之绝唱。苏东坡被贬到一个“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的荒凉的海南岛，可是在诗人笔下却成了一块令人神往的宝岛：“九死南荒吾不恨，兹将奇绝冠平生”，“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甚至表示“余生欲老海南村”。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则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深深的同情。所以我们称颂这些诗人为“爱国”诗人。
二是保卫祖国，为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独立自主而奋斗不懈。一旦遇到外来入侵之敌，即挺身而出，保家卫国；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其中杰出者，就是民族英雄。就近代而言，鸦片战争时期有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陈化成；太平天国时期有洪秀全、杨秀清、洪仁玕、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中法战争时期有冯子材、刘永福；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而斗争的还有左宗棠、曾纪泽；中日战争时期有邓世昌、林永升；戊戌变法时期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辛亥革命时期有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陆皓东、禹之谟等等。古往今来，许多爱国志士慷慨悲歌，抒发了他们的豪情壮志：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为归”，吕坤的“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避”。近代革命家秋瑾女士，在甲午战争之后，痛感国土沦丧，写下“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诗句，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表达了女革命家为收复失土而献身的崇高的爱国情操。
三是建设祖国，海外赤子回乡兴办教育、实业、社会福利事业，或在科技上有重大发明创造，为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显著贡献者，或在国际体育等竞赛中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者，或学成归国，为祖国繁荣、富强而贡献聪明才智者，或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起了一个镙丝钉的作用者，都是爱国主义者。当一个社会制度已经衰朽，阻碍祖国的繁荣、富强，革命的志士仁人率领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代表腐朽制度的旧政权，使生产力获得解放，使祖国走向繁荣、富强者，则既是革命家，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这样一批革命家，兼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二、爱国主义的时代性与继承性
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时代不同其具体内容和形式各异，但又有着世代相继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即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建设祖国。
在古代，由于中华民族组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漫长的历史过程。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既有和平交往的一面，又有相互征伐的一面；既有在统一政权下共同生息的时期，又有几个政机并存，各自称雄于一方面的时期，匈奴、鲜卑、氐、羌、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都相继建立过政权，其中蒙古族建立元朝和满洲族建立的清朝，都曾经是全国性政权。似乎不能因为当今这些少数民族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就否定曾经有内外之分，亦有是非曲直之别，从而抹煞岳飞和秦桧、史可法与吴三桂的原则区别；亦不因为需辨明内外、分清是非，就纠缠历史老帐，甚至与近代列强入侵相提并论。中国古代史上的爱国主义——热爱祖国、保卫祖国与建设祖国，通常是以“忠君爱国”与“夷夏之防”的形式出现的。
关于“忠君爱国”，有人认为，忠君是忠于一姓一氏，这是愚忠，既然是愚忠，即是一种奴才思想。在笔者看来，此乃脱离历史背景的偏颇之见。古代君国一体，“君”往往是一个国的象征，号召群众的一面旗帜，忠君与爱国通常是一致的。作为封建伦理观念，其时代局限与阶级局限毋庸置疑；但民族英雄的“忠”是否皆为愚忠，则要作具体分析，决不能一棍子打死。生当战国末年的屈原，他希望自己的祖国（楚）通过改革弊政、联齐抗秦，走向强盛，但其言不用，终于国破而家亡，诗人则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挽歌中投汩罗江自尽。面对背弃盟约，大举南侵，攻燕京，俘虏宋徽宗、钦宗二帝的金兵，岳飞为了雪耻复仇，收复失地，与金兵搏斗，累建奇功。这种气吞山河的正义之举，决不是什么愚忠。有人认为岳飞在《满江红》中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句，如若给岳飞以“民族英雄”的桂冠，会影响民族团结。笔者以为，这是岳飞对女真奴隶主贵族蹂躏中原、荼毒生灵的愤激之情，又是对被欺凌的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之情，保卫之情。史可法在清兵压境的危难时刻，坚守孤城，与扬州城共存亡，克尽作为封疆大吏的职守，这又是什么愚忠呢？按儒家的“忠”，也非臣对君的绝对服从的愚忠，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显然这是以礼为“忠”的前提的。孟子进一步发挥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④。这就更为清楚地表述了臣对君的态度是以君对臣的态度为转移的。根本不存在愚忠。所以范祖禹在《唐鉴》中阐释“忠君”是“从义而不从君”，“君有不义，不从也”。
关于“夷夏之防”，夷与夏，不仅是一个地域上的差异，“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⑤，更是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夷可以变为夏，夏可以变为夷，“夷之日盛，华之日微，岂人所愿哉？徐之初也称戎，盛而称徐，又盛而人之，又盛而子之；楚之初也称荆，盛而称人，既而楚矣，又盛而人之，又盛而子之，已而有使通矣，已而有大夫矣，圣人岂有心于进之哉，因其进而进之，至于此也。自王道衰，诸侯僭，一再降而政逮于大夫，又再降而制归于夷狄，圣人岂有心于退之哉，因其退而退之，至于此也”⑥。由此可见，“夷夏之防”的问题，实质上是“用夏变夷”，即保护先进的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改变落后的文化的问题。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民族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汉放主义的偏见，夸大周边民族的落后面，所谓“盖夷虏不情，而犬羊无信”⑦，“蛮夷猾夏”，“凡圣人所以为内夏外夷之防也，如此其严也”⑧。
进入近代，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有新的发展。因为时代条件不同了。近代中国所遭到的灾难，几乎到达亡国灭种的险境。英、法、美、日、俄等列强相继或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大小计数百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达千余个，割让的土地达100多万平方公里，赔款高达13亿（白银，两）。一部近代中国史，是从屈辱中反省，从反省中迅速觉醒的历史，因此，既有血迹斑斑，又有光辉灿烂；既有备受欺凌，又有象打败日本军国主义那样的扬眉吐气。近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特点、主要是：
一是，由封建的夷夏观转变为近代民族观。
为了救亡图存、御侮自强，以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组成的义和团，曾提出“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等口号，这表明在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矛盾已有所淡化；以推翻满族统治集团为主体的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却反复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族一体”、“五族一家”的思想和政策，则又表明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的民族关系即夷夏关系之间有了新的调适。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损害了汉族，而且损害了满、蒙、回、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反对帝国主义以争生存、求发展，不仅是汉族，亦是满、蒙、回、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历史重任。“士农工商同处覆巢之中，即同有保亡之责”⑨。帝国主义的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20世纪初，“中华民族”已成为汉、满、蒙、回、藏各族的总称。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字样，这个“鞑虏”并非所有满族人，孙中山阐释说：“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⑩。稍后，梁启超则更明确地表述：“凡遇他族而立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恼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11)。
二是，从“忠君爱国”转变为近代国家观。
古代的“忠君爱国”是以维系“天朝上国”为主旨的。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于是迈开了奔向近代化的步伐：从器物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到政治体制的近代化——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到文化思想的近代化——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作为近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再到中国人的近代化——关于民性的大讨论，从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到梁启超发表“新民说”，认为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是御侮图强的根本所在，“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反映出伴随着爱国热情的高涨，对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三是，从向西方转变为向东方寻找救国真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改变积弱被欺凌的局面？如何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中国人经历了几代人的奋斗，救国方案亦是几经变更。首先由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中体西用”的建国方案，即在维系封建政治体制下，建设近代化的实业、教育、新式陆海军，当时不失为有益的探索，但依仗一个傀儡皇帝搞维新变法，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革命手段推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事件。但资产阶级共和国很快夭折了。原因是，从主观上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发育不健全，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从思想文化领域里完成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从客观上说，帝国主义不支持孙中山，而支持袁世凯，意欲让中国继续保持附庸于列强的地位，不愿意看到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正如列宁尖锐指出的：“欧洲资产阶级为了一些财阀和资本家骗子的贪利目的支持亚洲反动势力……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12)。所以，邓小平同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13)。就在辛亥革命失败不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给苦难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产生了一批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恽代英等；也有一批原来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的革命家，也纷纷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从爱国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学习西方转而学习东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14)。
综上所述，古代和近代历史条件不同，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有了新的发展，中华民族凝聚力在烈火中锤炼，由自在民族走向自觉民族；由闭关自守到被迫、再到逐步自觉地走向开放，走向世界；全方位多视角地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它与古代的爱国主义又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联系，古代爱国主义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近代爱国主义则是古代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发展。
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近代爱国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即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特定背景下，多种出路的选择相继碰壁的困境下，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的唯一正确的抉择，是一条历史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备受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结束，开辟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
目标的一致性，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最终目标是要祖国兴旺、经济繁荣，人民富裕幸福，而这同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只有抓住这个主题，才能使祖国实现统一大业，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二者又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两项工程，对全民族，尤其是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的系统工程，用以提高全民族整体的文化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精神风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的必备条件。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时候，一批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改造国民性，当时面临的历史任务是振奋民族精神以解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问题。继严复、梁启超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都从文化心态的角度，对中国国民性之优劣长短作了述评，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今又逢一个世纪之交，中共中央批转《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目的主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为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引导爱国主义沿着正确目标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则又为发展爱国主义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因此，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的统一”(16)。邓小平同志针对有些人把爱国作抽象化理解的错误观点时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17)
注释：
①②(13)(14)(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1，206，373页。
③《论语·八佾》。
④《孟子·娄离下》。
⑤《白虎通·王者不臣》。
⑥顾炎武：《五经同异·书楚》。
⑦岳飞：《谢讲和赦表》。
⑧《日知录校记·素夷狄行乎夷狄》。
⑨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
⑩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
(11)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12)《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9-450页。
(16)(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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