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外交及其运作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运作机制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媒体和国际政治的互动日益频繁，导致国际传媒成为“国际政治的掮客”。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广播网(CNN)，从1990年的海湾战争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CNN对外交活动的迅速反应、对战争的现场直播(转播)以及外交和军事权威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国正式的外交与情报管道都更为迅速翔实，不仅仅是普通的受众，就连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很关注CNN的节目，CNN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注：[美]威廉·哈森著，张苏、苏丹译：《世界新闻多棱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于是，“CNN效应”成为一个国家开展外交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既然如此，什么是媒体外交?媒体外交包括哪些内容?在具体的实践中它是如何运作的，其效果如何?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媒体外交与公共外交
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大众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媒体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媒体外交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注：Eytan Gilboa,“Media Diplomacy:Conceptual Divergence and Applications,”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Summer,1998,Vol.3,Issue 3.)学者们开始用一系列新的名词来描述这种变化，比如“公共外交”、“媒体外交”、“瞬时外交”、“电视外交”、“图片外交”等等，但是，这些名词在使用上产生了一些混乱，人们似乎隐约感到了媒体在外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具体到在什么范围内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影响力的大小如何以及如何进行操作，往往语焉不详，含糊其辞。
最初，媒体外交被用来描述新闻记者和外交官之间各种各样的复杂联系和互动，即媒体工作者与外交官之间的关系。人们也时常把媒体外交和公共外交、公开外交混为一谈。其实，每一个概念都有自己确切的内涵，媒体外交也具有自己的严格界定。
公共外交的核心理念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影响其他国家民众的看法，进而开展的直接与其他国家民众进行交流的活动。从根本上说，外交是国家间的一种政治交流，如果是两国政府代表(外交官)间正式交流，属于政府间外交；如果是一国政府同另一国民众间交流，则属于公共外交；而如果是一国政府通过大众传媒而与另一国民众交流，则属于媒体外交。可见，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是公共外交中通过媒体进行运作的那一部分活动。总之，凡是那些由政府幕后操纵、运用大众传媒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域向其他国家的民众释放信息、影响舆论、塑造行为，希望在其他国家的民众中间建立信任、获得支持以及增强联系，进而间接影响他国政府行为的活动，都是媒体外交。
媒体外交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承担任务的低烈度性。媒体外交所承担的外交任务不过是有利于解决一些国家之间的协商和谈判的问题，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并非是根本的冲突或者深刻的矛盾。公共外交所承担的外交任务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往往都是一些根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折冲，比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政治制度模式之间的竞争以及基本价值观的改造等。第二，解决问题的短期性。媒体外交通常所针对的问题都是一些具体的事件，而且广受关注，颇具新闻效应，强调及时性、突发性和引人兴趣，解决的是一种“近忧”问题。公共外交则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考虑，不可能追求立竿见影或者毕其功于一役，解决的是一种“远虑”问题。第三，解决问题方式的激化性。媒体外交在短时期内是一种集中释放能量、激化矛盾的外交行为，比如中美之间发生的“撞机”事件，媒体短时期内集中渲染、鼓噪一种紧张的气氛，希望能够在短时期内就能够解决问题。公共外交是一种化解矛盾、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外交行为，实施公共外交必须拿出最大的诚心，推心置腹，以求获得对方国家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尽管媒体外交和公共外交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媒体外交基本上是一种短时期内公共外交的“变体”，从根本上还是公其外交的组成部分。媒体外交仅有大众传媒一条管道，而公共外交的管道要广泛得多，除了媒体之外，还包括政府官员、民间机构以及其他传播渠道等。
当然，媒体外交的发展，也取决于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技术条件。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四个条件：第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相互联系的日益密切。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逐渐形成了互相联结的整体(interconnectivity)，这是媒体外交发展的社会基础。第二，全球通讯网的建立和完善。到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治家和公众传播国际信息的大众传媒已经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全球体系，新闻的采集和传播都连成了全球网络，报纸和杂志有了广泛的国际读者，广播和电视经过卫星传送进入全球各地的千家万户，互联网更是把各个地区的办公室、家庭连接在一起，这是媒体外交最重要的技术前提和物质条件。第三，广大民众对国际事务卷入程度的加深。全球相互联系的加强促进了利益的彼此连接，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以及服务贸易的全球流动，把各国的民众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于道一琼斯指数、东南亚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问题日益关注，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强大力量。第四，新闻自由理念的逐步加强。在当代，经过数百年民主制度的培育，新闻自由的信念在西方社会已经根深蒂固。J.阿特休尔针对美国的情况指出：“的确，对第一修正案思想的信仰之根深蒂固，有如对宗教教义的信仰一般。以至于在美国，人们把它赞誉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本质性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指出，美国公民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兴旺，某种程度上归因于新闻媒介传播的信息。”(注：J.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Addison-Wesley Pub Co.,1995,pp.18—19.)新闻自由观念的加强，决定了大众传媒的政治力量日益强大，也是媒体外交之所以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媒体外交对于国家外交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大多数学者和官员都认为媒体对于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传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媒体塑造的形象迫使政府和公众采取行动。比如在海湾战争期间，几乎所有国家的民众甚至包括萨达姆本人都在收看CNN的节目，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评价说：“鲜活的电视节目虽然不能改变政策，但是的确能够创造一种政策制定的环境。”(注：David R.Pearce,Wary Partners:Diplomats and the Media,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Book,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1995,p.22.)尤其是在“ 突发事件中，从CNN报道中获取的信息要比从政府自己渠道获取的信息多得多。”(注：P atrick O’Heffernan,Mass Med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Ablex:Publishing H ouse,1991,p.41.)因此，美国政府向来十分重视通过大众媒体开展“媒体外交”，主要 包括无线电通讯社、出版物、对外新闻中心以及国际广播电台(比如美国之音、自由欧洲 广播电台)等，通过美国新闻署(1999年前)的运作，对其他国家的民众理解美国的外交政 策影响深远。在过去，媒体外交的合法地位一直受到种种置疑，比如由于1948年的《史 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规定禁止专门为外国公众而筹划的节目在国内散播 ，媒体外交一直与公共事务相互分离，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利益集团跨边界的流动和联 系所创设的全球公民社会导致两个领域开始走向重合，一些呼吁废除《史密斯-蒙特法案 》的要求日益强烈，(注：Rosaleen Smyth,“Mapping U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21 [th]Century,”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5,
No.3,2001,p.427.)“媒体外交”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媒体外交的主要内容
在当今时代，媒体外交主要指政府运用新闻、出版、无线电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带以及新兴的电子通讯手段，宣传对外政策。一般来说，根据媒体外交管道的先后顺序，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公共声明。政府声明是政策信息的起点，也是媒体外交管道的开端。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发言人所说的话是社会讨论的“原始材料”，对公众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政府的公共声明往往要求反映多方政治力量的利益和看法，能够在其中做出妥协。政府的级别越高，越要重视发表意见的政治后果。政府官员在发表言论的时候，一般都比较谨慎，用语含糊、模棱两可。一些政府官员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以此作为窗口表达本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一些政府官员在公布某个消息之前，为了避免犯错误，都尝试采用一种非正式的“检查目录”(the check list)，有10个左右的问题始终在脑际盘旋：(1)我们对事情的了解程度如何?(2)我们需要对此问题表态吗?(3)如果需要表态，我们应该表态到什么程度?(4)这种表态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5)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的官僚组织和个人职位有什么影响?(6)我们有没有激怒听众?(7)我们的声明是否算得上足够充分而肯定?(8)我们的表态是否有连贯性?(9)我们有没有选用正确的用语?(10)我们有没有使我们的行动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依据?(注：David D.Newsom,The Public Dimension ofForeign Polic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pp.23—41.)试想一个顾虑重重的外交官，怎么会有棱角分明的政策表达呢?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不管克林顿总统今天晚上谈论的主题是什么，每天的新闻发布会大同小异。”(注：Howard kurtz,“At Briefing,No News Is Old News,”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 7,1993,A17.)其实，这是由媒体外交的特点决定的，媒体具有极强的新闻爆炸效应， 一 个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表演的外交官，不能不考虑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
政府的公共声明往往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发布，比如政府记者招待会，各部门的吹风会，政府官员在一些重要场合的演讲、参加电视脱口秀的节目、接受记者的采访等等。无论政府部门公开发表的声明，还是政府官员关于某一问题的评论，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看做是公共声明。由于政府的公共声明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一旦确立口径，驻外使领馆、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延伸机构都必须按照该口径在全世界解释本国的政策，容不得半点马虎。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公开表达对某一问题的立场，直接影响本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尤其是像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在世界问题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更是如此。在国际危机产生的关头，由于各国政府对问题的利益和需要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政府的公共声明往往会直接影响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尽管政府发言人不会每天都面临困难的问题，但两难抉择却是每天都会遇到的。
既然公共声明对政府外交政策如此重要，政府在发布声明的时候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基本的自制和他制措施。从自制的角度来讲，政府在制定统一口径的时候，必须尽可能地考虑到各方面的有关反应以及声明发布后的可能后果，尽量做到口径一致。同时，要求政府官员在公共场合不得随意谈论有关外交政策问题，特别是高级官员必须遵守纪律，在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的时候，对于哪些是可以讲的，哪些是不可以讲的，提出明确要求，确保政府作为整体保持统一的声音。从他制的角度来讲，要采取一些基本的报道限制。比如在华盛顿的对外新闻中心，在采访记者招待会、重要会议以及官员时，记者必须遵守新闻中心的一些基本规则：比如有些采访可以公开报道被采访者的姓名、职务，可以完全引用他的原话或者概述其讲话；有些采访属于“背景”报道，记者不能公开被采访者的姓名和具体职务，只能采用“一名政府官员今天说……”，“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五角大楼官员说……”等；还有一些是“不公开”或者“半公开”的内容，记者只能用“据称……”、“我们得知……”诸如此类的话。(注：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任何国家在开展公共外交的时候，都必须制定一套新闻管理的制度和机制，努力做到在保持风格多样化的同时，实现政策口径的一致。
第二，公共信息活动。在信息社会，诚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言，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自由散播信息的能力能够增加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劝诱潜力。”(注：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Sep./Oct.,1998,Vol.77,Issue 5,pp.94.)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公共信息的传播速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充分把握技术发展带来的资源，逐步通过加强领导，配套体制，把公共信息的散播纳入媒体外交轨道。
美国最初的主要做法是，由美国新闻署利用数据传输和电传打字设备向125个国外站点发布5个地区版本的无线信息，以便提供给记者和新闻机构。1987年创办了“特快信息管道”，由合众国际社和国际外国记者协会出租有限服务设备供其传送，不必通过美国新闻署的国外站点就可以直接发往欧洲、土耳其、以色列的新闻机构。后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美国把国际信息办公室分割为地区服务办公室、专题项目办公室和技术服务办公室，利用互联网、数字传输、卫星电视等渠道直接把信息传递给世界各地区中心。其主要产品是“华盛顿文件”(Washington File)，包括官方文本、副本、政策声明、解释性文本以及意见备忘录等，可以迅速地把相关信息直接传递到各个地区办公室。然后，由地区办公室根据华盛顿的口径对相关的信息进行战略规划，根据政策需要剪辑和编辑，围绕政策需要进行信息传播。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2000年的评估报告表明：自从国际信息项目并入国务院之后，它几乎变成了一个“政策驱动”的机构，借引其内部一名官员的说法，“国际信息办公室的目标几乎被简化为纯粹在一系列问题上为美国政府的立场做宣传，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国家和社会对美国的好感，或者至少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政策。”(注：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Annual Report,2000,p.11.)可见，美国政府对媒体外交的控制已经达到一个十分严格的程度。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这一切控制都是在幕后进行的，是一种利用先进传播工具散布经过编辑的信息的活动，表面上看完全是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在新闻自由的旗号下散布“政府有意识删改的信息”。
尽管政府把公共信息纳入媒体外交的轨道可能侵犯“新闻自由”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违反新闻自由的法律，这一块是美国的新闻立法没有禁止的区域，只不过增大了大众传媒机构辨别信息的难度。任何国家要想使自己能够较好地得到国际公众的认识、了解和支持，就必须充分开发这一块公共资源，纳入公共外交的轨道。
第三，国际广播活动。国际广播又叫做对外广播，是专门以外国听众为对象的广播，是媒体外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广播最早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的10月24日，荷兰正式开始了对其海外殖民地东印度等地的荷兰语广播，成为世界公认的最早开展国际广播的国家。(注：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国际广播对国际关系影响深远，在战争期间，国际广播往往会成为交战双方进行心理战的重要工具。比如在二战期间，美、苏、英等国家的对外广播对瓦解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士气，鼓舞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信心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和平时期，国际广播成为向世界各国人民解释本国有关情况、增进了解以及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在当今世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等大国都有国际广播电台，对其他国家进行广播。
一个国家开展国际广播，尽管承担着向国际社会全面介绍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任务，但最主要的还是服务于政府外交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依托这些国际广播机构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展开了猛烈的宣传攻势，在意识形态上展开持久的论战。在冷战初期，美国国会为杜鲁门总统的“真理运动”拨款1.21亿美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额，相当于1991年的10亿美元)，后来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一直维持着比较高的数额。(注：[美]罗伯特·福特纳著，刘利群译：《国际传播：国际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162页。)尽管这些广播机构一直宣称它们并没受到政府官员和国会的操纵，但是政府的幕后操纵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之音的前台长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坦言，“从美国媒体对科索沃的报道来看，它们的立场和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在冷战以后，美国的对外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所刻画的敌人及其理由，比如萨达姆和伊拉克战争、米洛舍维奇和科索沃战争、朝鲜和核武器、中国和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和民主建设工程，更不必说世界恐怖主义、部族屠杀、大规模饥荒以及拯救儿童等，统统与美国政府一个腔调。”(注：Mark Hopkins,“A Babel of Broadcasts,”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July/August 1999.http://www.cjr.org/year/99/4/voa.asp.)如今，国际广播越来越成为各国开展媒体外交的一个工具。每一个国家都增加了对外广播的拨款和建设，国际广播进一步得到加强。
媒体外交的运作机制
大众传媒卷入外交过程之后，不仅成为影响外交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要学会充分运用本国的大众传媒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政府的决策过程，更重要的是学会和外国的大众传媒接触和交往，通过它们讲出自己想讲而又不好讲、不便讲的话。因此，媒体外交的运作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是有效地运作本国的大众传媒，通过自制和他制真正保持政府口径的一致，形成一个声音讲话的局面；二是积极运用他国大众传媒，通过直接与外国媒体交流、大众传媒之间的合作、信息管理等方式，有意识地影响他国媒体的报道倾向和报道重点，进而影响外国民众和政府决策过程。这两个阶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主要信息来源，后者决定着前者的最终落实情况。一般来说，如果本国媒体的总体实力大于外国媒体的总体实力，该国在开展媒体外交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容易，而且也十分有效，往往突出以我为主，运用本国的媒体直接开展媒体外交，比如美国对其他国家开展媒体外交，就凭借其强大的大众传播机器，很快就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如果本国媒体的总体实力小于外国媒体的总体实力，则更多地强调采用媒体公关的方法，尽可能地利用外国媒体开展外交。
运作本国媒体用于媒体外交方面做得最出色的，当今世界上莫过于美国政府。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以及全球最庞大、最先进的传媒体系，对其他国家展开了强有力的媒体外交，进行了有效的运作，积极推进全球信息自由流通，输送其美国标准的价值观念，扩展其在世界上利益最大化。关于美国开展媒体外交的运作机制前面已经有所介绍，并且不少学者也已经进行了不少研究。在此，我们主要分析弱小国家如何开展媒体外交。弱小国家一般不能依靠自身的媒体，必须依赖他国媒体，采取“借树开花”、“嫁接繁殖”的方式，为本国的外交服务。下面我们以东南亚小国文莱为例进行分析。
文莱苏丹国(今文莱国的前身)在16世纪初是一个强盛的国家。19世纪末，文莱成为英国的保护地。1983年底独立。文莱独立后，由于在国际社会缺乏知名度，国际媒介对它的报道不大客观、公允，在国际社会它感到十分不安全。为了提高自己国家的知名度，文莱苏丹决定，开展国际公关。从1987年11月开始，英国山德威克顾问公司承接了文莱政府委托的政府公关项目，消除人们对于该国的不准确认识和错误理解。具体来说，文莱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托山德威克顾问公司的全球组织，建立文莱信息服务处，负责提供信息来源。山德威克顾问公司首先通过其全球网络在世界各地的业务点建立文莱新闻信息处，分布在所有东南亚国家的首都以及巴林、香港、伦敦、巴黎、东京、华盛顿等地，并在文莱成立了新闻信息中心办公室，负责控制与协调各地区新闻信息处的工作。每个地区的信息处负责密切关注世界各地对文莱的报道情况，并及时向文莱总部汇报，从而及时了解文莱在世界各地印刷和电子媒体中的形象如何以及世界各国的政界、工商界、意见领袖(注：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hip)是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一个概念，表示在公共舆论中具有主导作用的角色。拉扎斯菲尔德的“两步传”理论认为，在公共舆论生成过程中，基本的机制是消息源首先传递到意见领袖那里，然后再由意见领袖传递到大众，从而确立了精英主导舆论的模式。)和一般民众对文莱的看法。
第二，全面调查他国媒体的报道倾向，明确媒体外交面临的任务。了解其他国家的媒体对本国的报道倾向，是弱小国家开展媒体外交的重要前提，也是开展媒体公关的根据。文莱在山德威克顾问公司的帮助下，经过反复调查发现：他国媒体对文莱的报道几乎完全集中在苏丹一个人身上，而且都是一些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过分集中在琐碎的小事上。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层调查，发现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准确的信息来源，因此，文莱把工作重点放在建设国际信息网络上，畅通信息渠道，提供反映文莱形象的“国家形象套餐”。
第三，按照对象国民众的审美倾向设计风格，集中推出“国家形象套餐”。为了全面反映文莱各方面的情况及发展，文莱新闻服务处办公室编制了参考书《文莱剪影》，介绍文莱的政治、经济、文化。宣传文莱的“言论广告”被译成阿拉伯语、日语和巴哈萨语(印尼语之一)，在25个国家的16种报刊上刊出，总发行量超过600万份，读者估计有1500万人。广告宣传使求购《文莱剪影》的订书单达1.1万张。(注：http://www.
heyunfeng.com/chinese/main/public-relations/pr/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s02.htm)为了有效地检验评估《文莱剪影》的效果，在专辑广告中附加《文莱剪影》一书的索取兑换券，如果读者寄回兑换券，可以索取《文莱剪影》一书，既加强了广告信息的吸引力，又能够提供有兴趣的人士取得更深入资料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宣传材料一定要翻译成接受国民众的文字，甚至是方言。可见，在“国家形象套餐”的供给过程中，一切以接受国公众的需要、爱好、兴趣和情感为依据，尽量让他们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对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深入的了解。
第四，利用外国媒体，制作精美的国家形象广告。文莱还注重开辟国际性刊物和其他媒体的阵地，比如美国的《新闻周刊》、《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英国的《经济学家》，日本的《朝日新闻》等众多媒体。在开展媒体外交的过程中，文莱十分重视加强国际媒体报道之间的协调，数十家媒体报道相互呼应，连成一体。并且十分重视发挥驻外媒体服务处的积极性，把一些具体的媒体外交事宜交给它们全权办理。由于它们常年与他国的地方媒体打交道，掌握着一些特殊的传媒规律，比如读者群的特点、特殊新闻兴趣、截稿时间以及相关资料格式等。所以，它们牢牢掌握着地方媒体的各种机会。
第五，积极安排其他国家的知名人士访问文莱。为了推动国际公众深入了解文莱，文莱新闻信息中心还出面组织海外人士到文莱参观访问。英国、日本、东盟国家、澳大利亚、美国和中东国家的著名记者或记者团都访问了文莱，使文莱逐渐为世界所认识和了解，一个风景秀丽、文化质朴的文莱形象逐渐植根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心中。
结论：媒体外交，大有可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媒体在外交中越来越重要，成为各国外交努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不仅美国这样的媒体大国特别重视媒体外交，就连文莱这样一个既没有知名度又遭人误解的伊斯兰国家，仍然能够凭借媒体外交取得显赫的成就。由此表明：媒体外交大有前途。其他国家的情况可能与美国和文莱迥然不同，但是只要注意从各自的具体国情出发，进行详细的调查，明确问题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抓住关键环节，集中力量修补和完善信息译制机制，充分利用本国媒体和他国媒体，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而努力，都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特别是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更为媒体外交打开了广阔的空间。面对信息社会提供的大好机遇，不管哪一个国家，建立准确的信息来源和渠道，畅通信息流动渠道和机制，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也是媒体外交无法回避的重要使命和本质任务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