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与人学的内在关联——兼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现时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人学论文,现时论文,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Q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2—0011—07
一
把人看成是哲学的出发点，并且把哲学看成是人学，都不是始自马克思。古希腊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浓厚深切的人本关怀，“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普罗泰哥拉说得明白：“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人既然是世界的中心，当然也是哲学的中心。苏格拉底的努力常常被后人看成是“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从“自然哲学”转向“人生哲学”，从而真正成就了“哲学”。这就是说，以人为中心，乃哲学的本色。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那一条万世不渝、策励着一代又一代哲人不懈探索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开创了后世哲学的典范”，那么可以说，后来的哲学（撇开中世纪那种直接蔑视和摧残人性的宗教神学）都是，也应该叫作人学（关于人的问题的哲学）。文艺复兴本身就是对古希腊人文传统的复兴，这一复兴因为坚定地反抗以神为中心的基督神学，以及对科学精神的高扬，同时也开创了人学的近代形态。卢梭以及法国唯物主义者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于人的完备的知识理论；费尔巴哈则直接将自己的哲学定名为“人本学”，把从“神的哲学的批判”转变为“建立人的哲学的批判”当成自己的全部哲学使命〔2〕； 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本身就是传统西方哲学完成了的主体性哲学形态。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世纪以后力图实现上帝世俗化、人本化并体现了深切的人生关怀的宗教哲学也应该叫作人学。
然而，上述应该成为人学的传统哲学并没有真正成为人学。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传统哲学尚未形成对人的合理理解：第一，许多传统哲学家都只是抽象地设定了人，这种抽象的设定虽然包含了对人的某种理想性理解，但这种理解与人的活生生的生存活动却是相异在的、甚至是相敌对的。第二，一些自然主义哲学虽然看到了人的生命存在，但却只是在一般生物学的意义上理解人，而没有看到人与一般生命物存在的本质差别。基于上述对人的理解，传统哲学家所建立起的人学要么是关于人的形而上学，要么干脆就是关于人的生物学。（注：这两种理解模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形而上学想人是从生物性方面想过来而不是想到人的人性或人道方面去。”（参见熊伟主编：《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66 页）而人的生物学理解模式正是把人的生存根据与具体实存活动割裂开来的必然结果。）
二
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实现了对人的完整的理解，从而使人真正成为哲学的出发点，进而展开了人学的合理的理论建构。马克思哲学赋予了人学以真正的哲学品格，也使“哲学”具有了真切的人性内涵。
把人看成是哲学的前提，实际就是肯定感性的人对于哲学活动的首要意义，这一态度隐含着一种基本的无神论与唯物主义立场。真正把感性的人确立为哲学的前提，就必须将感性本身本体论化，但这一点是传统西方哲学一直解决不了的难题。在传统西方哲学中，所谓本体论就是指由柏拉图开创，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式确立起来的以抽象的、实体性的概念的推演来寻求某种绝对普遍性，从而解释万事万物生成变化的“纯粹原理体系”。这就是说，本体论的本性即超验性，凡成为本体的都是超验的实体性存在，故感性的根本不可能成为本体的，更不可能建立什么感性本体论。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注定是与感性的人相异在的，要真正赋予感性以本体论的意义，不仅要赋予感性以新的理解，同时还必须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进行一番根本的改造。在马克思那里，这两项工作是放在一起完成的。首先，马克思强调人之所以能够作为主体，就必然存在一种“依靠自己而存在”的依据，因而感性、感觉作为人的最真实的存在状态对人来说必然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人的感觉、情欲等不仅是狭义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3〕。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4 〕换句话说，“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之所以成为“历史”的首要前提，就在于人通过具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即通过“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5〕的生产性活动从而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来， 但要真正达到这一点还不能仅限于“人自身的肉体组织活动”，而必须同时取得这种生产活动的生活意义，使得这样一种物性的生产活动不至于与人的生活相异化。因此，作为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6〕。
显然，马克思不仅是在自然人类学的意义上肯定感性本体论的，而且，这种自然人类学意义上的规定性同时就是人生存的历史规定性，“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7〕， 而自然人类学的规定性与历史规定性的统一绝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样式所实现的生存论层面上的统一。这本身是对本体论的内在规定，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排除了本体化的超验语境，因而也就把本体论直接还原成了生存论。在生存论的语境下，感性作为本体，已经不再是实体意义的本体，也不是实体性的对象，而是生命本体，也就是“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生存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生存实践活动，“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并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使用了“情欲本体论”这一话语，但他对“情欲本体论”的理解却不同于费尔巴哈“仅限于感情范围内”的“现实的、单纯的、肉体的人”，同时也不同于后来存在主义哲学中非理性的“情欲本体论”，恰恰相反，费尔巴哈与后来存在主义哲学那里的情欲本体论是马克思哲学所要超越的：“我们必然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9 〕作为这一超越或提升活动的结果正是为了确立起人的本质规定性，这一本质规定性同时就是情欲本体论的生存论前提。人的本质规定在于感性个体（自然个体）、社会性的人与历史活动中的人的三位一体：第一，作为个体生存特征、同时也是人的类特征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构成了人本质的真实维度；第二，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社会性维度构成了人本质的现实维度；第三，作为“人的实际生活过程”的历史性构成了人本质的事实维度。上述三种规定性或维度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人的本质的整个规定。它们彼此之间绝不是杂多的关系，而是有着相互阐释、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社会性与历史性并不是与感性规定性相对立的外在的规定性，而是人生存的内在的规定性，传统哲学正是把社会性与历史性看成是人的外在规定性，所以不能正确地理解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性活动本身就是通过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活动才得以实现的。一方面，表现出人的感性丰富性的对象化活动只有通过人的社会化才是可能的。“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属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化了的人，人才不至于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而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说来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对人说来成为这个对象的本质，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10〕“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的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受，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11〕而且，“已经生成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恒定的现实，也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12〕。当然，也只有通过社会化的人，人类才得以“合理地安排他们”〔13〕。另一方面，人的感性丰富性也必须在人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实现，通过历史而具体生成的人的世界才是人学赖以支撑的本体性世界，这一本体性世界也就是通过历史实践活动所确证起来的文化世界或属人世界，因而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既定的前提性世界。“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14〕
至于“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就是说，自然界只有当它成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对象及周围世界时，它才有理由成为人的本体世界。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对其感性本体论、更准确地说是对其人学生存论的十分明确的阐释。与此同时，历史作为人本质的实际展开过程也不断内化为感性的、属人的历史性，“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5〕，“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 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6〕。因此，只有人才是历史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7〕，历史就是人的自我解放的过程，其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从“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样态，实现“把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解放目标，确证“一切人也就是所有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具体到社会发展道路上，则是指通过不断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私有财产）从而带来“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带来“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的主体自我解放道路。这一道路本身就是人的社会化，也即人的感性丰富性的全面实现道路，因此马克思直接把这一主体自我解放之路看成是“历史之谜的解答”〔18〕。
因此，人的本质绝不是一种先验的和超验的规定性，既不是费尔巴哈那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抽象的类的“共同性”〔19〕，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遮蔽着人的异化了的生存活动的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人自身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自为的规定。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是一个关系性范畴，也就是人的历史实践活动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着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性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20〕因此，要真正理解并确立起感性，就必须立足于实践的、主观的理解，把感性真正确定为主体感性的解放过程，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21〕，通过对财产的真实占有并通过先进的工业活动直接实现人的感性丰富性——这样一种实现感性的途径是费尔巴哈等人情感化的、乃至于是伤感的梦呓般的诉求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也是存在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情欲的彻底解放从而实现对现代性的“大拒绝”所无法比拟的。事实上，“只有借助于发达的工业，亦即借助于私有财产，人的情欲的本体论的本质（这里，“人的情欲的本体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指“生存论”——引者注）才能充分完满地、合乎人的本性地得到实现”〔22〕。“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自然科学……将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23〕。
由此，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24〕上述论述及其结论实际上已经清楚地确定了人的科学，也即我们所谓人学的本质内容。
三
正是通过彻底地批判传统哲学的抽象的人学观，把感性活动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历史的人确定为哲学的出发点，才开创了当代人学的全新景观。同时，由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丰富性的全面而深刻的揭示与阐释，从而真正确立起了一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5〕，这门“科学”其实就是人学。可见马克思哲学最有理由被称为人学，而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也就是人学。
马克思的人学具有一种开放性品格，它本身是未竟的和未然性的理论形态，这给当代人学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马克思哲学是当代人学的奠基者，一方面，通过对传统哲学的反叛和超越，马克思哲学与人学开启并引导着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方向，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具体的人学理论则直接影响着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与思想趋向。当代西方哲学对人与主体性问题（包括主体间性）的高度关注，对晚期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现实的思索，对工业化、技术化社会工具理性状况的揭露，对生活世界或生活形式的不约而同的兴趣，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崛起，文化哲学的兴起，人类学范式的转换，现象学向解释学的转向以及解释学运动本身的历史转向与实践转向，等等，都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也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人学理论不仅对当代西方哲学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对整个人类历史发生了巨大影响。
马克思的人学又具有一种原创性品格，它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十分宝贵的思想启示和实践引导，它是迄今为止最现实、也最高明的人文理想。就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哲学与人学思想对当代西方哲学仍然没有充分地发挥它本该发挥的影响。当代西方哲学也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思想高度与深度。
现象学几乎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欧陆哲学家一致推崇的哲学，而且事实上对当代西方哲学并正在对世界范围内的哲学学术发生着巨大影响。但现在看来，现象学未必就是引导当代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哲学走向可观前景的惟一路向，最关键的挑战并不是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来自于分析哲学与后现代哲学。因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差别事实上只是属于同一种认识论哲学范式的内部差别，这种差别绝不构成原则性的冲突；至于后现代化、特别是法国式的后现代哲学实际上更多地接受和运用了现象学方法（德法之争正像人们后来发现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不同表述）。根本的问题在于包括分析哲学、后现代哲学以及现象学方法在内的整个当代西方哲学本身所陷入的困境：一方面仍然没有走出、也不可能走出传统西方哲学范式，另一方面，对传统西方文化精神的摧毁又使得整个哲学思想状况陷入了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巨大漩涡之中。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从马克思人学中寻求思想资源和启迪。
尽管现在有理由证明马克思的人学与现象学有颇多相近之处，甚至于像由一些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呈现出来的那样，用现象学方法可以揭示出马克思哲学中许多按照以前的视角难以发现的思想——应当说，这种研究思路对于改变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僵化的模式无疑具有巨大意义。但是，马克思的人学方法与现象方法还有很大区别，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原则性的区别表现在：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唯物史观方法对整个传统西方哲学观念的变革价值、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以及整个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引导价值是现实方法无法比拟的。对此，连海德格尔这位现象学方法的最成功的运用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尔也没有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26〕然而，尽管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胡塞尔的后继者们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方法的纠正实际上正是走上了一条接近于马克思的道路。但是，在他们那里，对人、实践及历史的重视与理解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与深度。更多的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由于自身阈的限制，干脆就无法引入唯物史观的思想。可见，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学尽管从其理论形式上看只不过是指出了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但是，从传统西方哲学以及整个当代西方哲学仍然匮乏的历史哲学视野看，这一貌似简单的思想其实质内涵却是极其深刻和高明的。
唯物史观不仅是传统西方哲学所无法显示出来的，也是当代西方哲学所缺乏的。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缺乏，它恰恰反映了整个西方文化范式尚没有走出自身困境，并真正形成人类性的思维方式。因而，若要走出现象学方法以及整个当代西方哲学的内在困境，是否能够自觉意识到并真正贯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海德格尔曾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称为“形而上学的颠倒”。所谓形而上学的颠倒，即指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颠倒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人学确实实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颠倒。但这一颠倒绝非只是一种形式的颠倒，而在于丰富的人学变革价值，这就是：把抽象的人转变为站立于一定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人；把受动的、自在意义上的人转变为创造性的、自为意义上的人；把仅仅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存在的辩证法方法看成是富于对话意识与哲学本性的关于人类历史以及人生生活的辩证态度；把抽象的形而上学还原为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也即还原为生存论形而上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存寓于生活世界之中的根本的生命价值旨归。
马克思人学绝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论建构，而是要求具体化为个体、群体，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民族与国家以及整个人类争取解放、独立、自由的思想武器。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在于通过主体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真正实现世界的属人化，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人类发展最高目标〔27〕。人类关怀是马克思人学的根本关怀，马克思也常常强调真正的哲学就应该是“世界哲学”，但是，当具体面对人的问题时，这一人类关怀又直接生成对弱势主体强烈而现实的关怀（注：这里的弱势主体，绝不是指社会学意义所说的身体上、生理上、劳动能力上相对不足的弱势群体，而是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受压迫者、受剥削者。）。人学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鲜明旗帜绝非偶然，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人学这一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得马克思的思想成为世界范围内弱势主体争取和确立自身利益与身份的思想武器，在整个近现代世界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具有和发挥了如此广泛的历史影响。事实上，马克思人学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哲学学术”的范围，超出了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它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影响首先也是通过对当代西方社会与思想的影响而实现的，而当代西方哲学难以内在地接受和理解马克思思想，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当代西方哲学观念的变革仍然还是局限于“哲学”范围之内并且严重地滞后于整个时代发展。西方哲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反复折腾，至今尚没有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困境，在当下西方思想界风行的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仍然还无法摆脱的“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语境。而在马克思那里，西方中心主义观念通过对“德国人”的批判、对人类命运尤其是对非西方国家及民族的现代化道路的强烈关注，对世界历史时代理论的历史性构架，已经得到了“根本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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