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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自从美国学者布赖恩·贝里于1976年提出“逆城市化”概念后，“逆城市化”理论被广为接受。1980年代以后，美国一些大都市区的人口出现向中心市回流趋势，一些学者又提出“再城市化”概念对此加以解释。由于同期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因此，荷兰学者克拉森等将“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视为城市化的必经阶段，并进而提出由(向心)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组成的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理论[1]。这一观点在我国也得到广泛认同[2，3]。
笔者认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周期理论值得商榷，因为其据以立论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理论存在严重缺陷。美国是“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现象最为典型的国家，一些相关结论也主要是基于美国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但是，从美国城市化发展实际情况分析，“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现象的产生与大都市区人口统计口径变化密切相关。在本质上，这两个时期的人口空间变化情况仍然属于郊区化的范畴，并非独立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而且，“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主要发生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区域的一些大都市区中，而非大都市区的普遍情况，因此，将之视为规律性现象并上升为城市化发展阶段的理由并不充分。下面，本文以美国为例进行论述。
1 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区人口变化整体情况分析
1.1 20世纪美国人口空间分布的统计趋势——基于美国普查局报告的研究
2002年11月，美国普查局发表了2000年人口普查特别报告——《20世纪的统计趋势》，报告对1910-2000年间每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了一些总结。①
从人口数量分析(图1)，1910-2000年这90年间，是大都市区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其中，中心市人口数量处于相对平缓的增长中，郊区人口增长迅速。非都市区人口基本处于缓慢减少的状态，但下降幅度不大，90年间仅减少了1440万人②。1940年代和1970年代是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10年。在1940年代，大都市区人口数量超过非都市区。而1970年代，郊区人口数量超过了中心市和非都市区。
从人口比例分析(图2)，大都市区人口比例的提高主要来自郊区的贡献。在1930-2000年这70年间，郊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3.8％提高到50.0％，增长了36.2％，大都市区人口比例从44.6％提高到80.3％，增长了35.7％，这一情况清晰地反映出大都市区人口比例增长主要来自郊区人口比例的提高。期间，中心市人口比例比较平稳，一直保持在30％左右。
从人口增长率分析(图3)，非都市区人口基本处于负增长状态，而大都市区、中心市和郊区则保持正增长。郊区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大都市区和中心市，只有在1980年代，分别低于后两者0.6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
图1 1910-2000年美国人口数量地域空间分布
图2 1910-2000年美国人口百分比地域空间分布
图3 1910-2000年美国人口增长率地域空间分布
因此，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表明，20世纪美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最重要特征是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表现在城市化上就是郊区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不但揭示了“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理论的严重缺陷，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四阶段的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理论。
(1)1970年代，大都市区人口增长了20.8％，而非都市区人口的增长率却为-9.4％，并未发生人口的逆向流动现象，因此，“逆城市化”论是不成立的。
(2)1980年代，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继续超过非都市区，这与20世纪的其他10年期并无区别。所不同的是，在这10年中，中心市人口增长率第一次超过了郊区人口增长率，这也是“再城市化”理论的直接依据。如果以人口增长率高低来界定城市化发展特征的话，那么笔者并不否认“再城市化”现象的成立。但是，这并不足以推导出1980年代处于“再城市化”阶段以及“再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阶段的结论。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自工业革命后开始启动，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200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历程中，10年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将10年的人口变化数据作为划分城市化发展阶段依据的理由并不充分。布罗代尔就曾指出：“短时间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4]。10年的人口数据应该纳入到一个更长时段的人口变化曲线中，才能确定其所处的城市化发展阶段。这就像在股市中，单独的一周或一月的走势并不足以判断某周或某月处于牛市或熊市，市场行情判断需要建立在更长的一个时间段基础上。如果10年的人口变化数据能够作为确定城市化发展阶段依据的话，那么美国早在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化初期阶段，就已经有过一个“逆城市化”阶段，因为1820年的城市化率比1810年的低了0.1个百分点③，显然这一推论是错误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再城市化”现象无法必然推导出此时美国处于“再城市化”阶段。而以1980年代的“再城市化”现象推导城市化发展四阶段的逻辑则更是荒谬。在1990年代，美国郊区人口增长率重新超过中心市，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了13个百分点。如果根据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理论的演绎逻辑，“再城市化”阶段以后又将进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这样，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就不止四个阶段，而是至少有五个阶段。可以说，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理论在逻辑上直接否定了其自身。
(3)就人口数量、比例和增长率三方面的长时段分析而言，美国20世纪人口变化的最主要特征在于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处于郊区化的发展时期。
1.2 不同统计口径下的人口变化情况分析——基于新SMSA统计标准的分析
上文分析表明，美国普查局对“逆城市化”现象持否定态度，这与以布赖恩·贝里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的意见截然相反。双方都是根据美国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资料作出的城市化现象判断，为什么会得出如此相悖的结论呢？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双方采用了不同的大都市区统计标准下的资料造成的。美国自1910年人口普查首次提出大都市区概念后，先后对大都市区名称和统计标准进行了数次修改，统计口径前后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数据的不一致。1980年正好处于统计标准修改的节点。1959年制定的“标准大都市区统计区”(SMSA)统计标准在1980年进行了修改，补充了如下规定：如果某区域总人口达到或者超过10万，并且有5万人以上居住在普查局划定的城市化地区内，即使没有中心市，也可以划定为大都市区。在198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中，也列出了不同统计标准下的1970年和1980年人口数据④。美国普查局《20世纪的统计趋势》报告中，1970年和1980年的数据采用原SMSA统计标准下的数值，因此，也可以认为“逆城市化”不成立是美国官方对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观点。而布赖恩·贝里等专家的“逆城市化”理论则是建立在新SMSA统计标准得出的数据基础上(表1)。下面本文对新SMSA统计标准下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
1970-2000年的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区人口增长率(表2)显示，在新SMSA统计口径下，1970年代非都市区人口增长率为12.8％，大都市区为11.1％，前者略大于后者，这就是“逆城市化”重要的立论基础。1980年代，非都市区和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分别为3.9％和11.6％，前者大大低于后者。因此，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参照上文关于“再城市化”的论证逻辑，可知美国在1970年代处于“逆城市化”阶段的结论也是不成立的。此外，数据表明，在新SMSA标准下，1980年代的“再城市化”现象并不成立，因为郊区人口增长率大于中心市。综合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说，按照新SMSA统计标准，1970-2000年美国城市化进程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郊区化。
1.3 小结
综上所述，“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现象的产生与人口统计标准变化直接相关，但不管是原SMSA统计标准还是新SMSA统计标准，都不能归纳出美国存在独立的“逆城市化”或“再城市化”阶段的结论，更无法推导出四阶段的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理论。就城市化发展阶段而言，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处于郊区化的阶段。
2 大都市区人口变化的个体分析
我们在分析大都市区整体人口空间分布变化情况的同时，也应该从个体的角度选取一些典型的大都市区进行研究。因为整体和个体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对于事物的科学认知是缺一不可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个体的大都市区人口变化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论证四阶段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理论的谬误，还必须从大都市区个体的角度进行分析。
2.1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都市统计区人口变化之个体分析
表3是各区域一些大都市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增长率的统计数据，④从中可以看出：
(1)1970年代，东北部和中西部区域的六个大都市区中，除了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外，其他四个大都市区人口处于负增长的状态。中心市人口数量则全部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郊区人口除了波士顿大都市区外，其他五个大都市区都有小幅度的增加。
南部和西部的四个大都市区中，除了旧金山的中心市人口在这10年间略有减少外，其他大都市区的中心市人口均有一定的增长，而郊区人口则全部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由此，四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均出现较大的增幅。
(2)1980年代，东北部和中西部六个大都市区中，除了底特律，其他大都市区的人口数量均有一定的增长。华盛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和底特律的中心市人口增长率仍为负数，但与1970年代相比其负增长的幅度有所降低，纽约和波士顿的中心市人口则有所增加。此外，各大都市区的郊区人口仍保持较大的增长幅度。
南部和西部四个大都市区的中心市人口、郊区人口和大都市区总人口都有较大的增加，其中，郊区人口的增长幅度尤为显著。
(3)七八十年代的人口增长率显示，10个大都市区中，纽约和波士顿兼有“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现象，芝加哥和底特律仅发生“逆城市化”现象，旧金山仅发生“再城市化”现象。由此可见“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现象并不是各大都市区的普遍特征，而主要发生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区域的一些大都市区中，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特点。
(4)除了个别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现象外，郊区人口增长则是各大都市区的普遍情况。10个大都市区中，只有波士顿大都市区在1970年代出现了郊区人口的负增长。而且，在大都市区的三个地域空间中，即作为整体的大都市区以及组成部分的中心市和郊区，郊区人口的增长率一般高于前两者，因此郊区化是各大都市区的普遍现象。
2.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联合大都市统计区人口变化之个体分析
表1中各区域的代表性大都市区，特别是一些发生了“逆城市化”或“再城市化”现象的大都市区在1990年代的人口变化情况又是如何呢？由于在公布的2000年美国人口和家庭普查统计资料中，表1这些大都市区的中心市和郊区人口没有独立的数据⑤，而是被归入所属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CMSA)之中，因此，笔者在此主要对其相应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资料进行分析。
表4是这些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口增长率统计表，数据显示：
(1)1980年代，九个联合大都市统计区中，只有底特律—安阿伯—弗林特的人口数量呈现负增长状态。中心市人口，只有华盛顿—巴尔的摩、芝加哥—加里—基诺沙和底特律—安阿伯—弗林特为负增长，其他六个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郊区人口则全部出现增长，尤其是南部和西部的四个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增幅较大。
(2)1990年代，九个联合大都市统计区的人口数量在总体上均呈现增长状态。1980年代时期三个中心市人口呈负增长状态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中，只有华盛顿—巴尔的摩和底特律—安阿伯—弗林特继续延续负增长，芝加哥—加里—基诺沙则出现了5.9％的增长率，与其他六个联合大都市统计区一样处于增长状态。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的郊区人口变化情况与1980年代一样，均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率。
(3)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郊区人口的增长率普遍高于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个体和中心市，从城市化的特征分析，可以认为郊区化现象非常明显。
2.3 小结
比较1980年代纽约、波士顿这些大都市统计区及其相应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的人口变化情况，两者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这样我们可以将两者综合起来审视大都市区在20世纪最后30年人口变化的总体趋势。根据30年的大都市区、中心市和郊区三个地域空间的人口变化情况，可以认为这30年间大都市区发展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郊区化。即便是一些发生“逆城市化”或“再城市化”现象的大都市区，其郊区人口在30年间基本上都处于增长状态，而且增幅也超过大都市区和中心市。因此，从更长的历史视野角度分析，这些10年期的“逆城市化”或“再城市化”并不构成城市化独立的发展阶段，而是涵盖在郊区化的进程之中。1990年代明显的郊区化发展特征也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因此，无论如何，四阶段的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理论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3 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从整体或是个体的大都市区空间人口变化特征分析，四阶段的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城市化进程空间周期理论以有着严格限制条件而成立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现象为立论基石，而研究视野又只局限于1990年之前的城市化时期，结果导致了理论建构的严重缺陷。就城市化这种人类社会结构性的变迁而言，10年期的数据并不足以成为界定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标尺。城市化阶段划分需要建立在更长时段的数据基础上。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只向我们展现了两个特征明显的发展阶段：向心城市化发展阶段和离心郊区化发展阶段。
注释：
①U.S.Census Bureau,Frank Hobbs and Nicole Stoops.Demographic Trends in the 20th Century.
②大都市区统计概念1910年正式使用，因此，统计数据从1910年开始。
③1810年，城市化率为7.3％；1820年，城市化率为7.2％。参见美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Table 4.Population:1790 to 1990.U.S.Census Bureau。
④为行文简洁起见，笔者以原SMSA来指代1959年制定的“标准大都市区统计区”统计标准，而以新SMSA，指代1980年修改后的统计标准。
⑤其中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休斯敦、达拉斯、洛杉矶和旧金山都是基本大都市统计区(PMSA)，华盛顿和巴尔的摩是大都市统计区(MSA)。1983年，SMSA改名为MSA，但具体标准没有变化。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其单独组成部分若达到一定标准，可划为基本大都市统计区(PMSA)。而包含两个以上PMSA的大都市复合体则被称为联合大都市统计区(CMSA)。关于这些大都市区概念，可参见Demographic Trends in the 20th Century——Census 2000 Special Reports.的附录B部分或其他相关书籍。
⑥参见2000 PHC-3-1.U.S.Census Bureau decennial census of population,2000.Table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