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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英语中，“普及”(Popularize)一词的基本含义是“使……通俗”，它有两层意思，一是“使……被喜欢或被羡慕”，一是“用普遍可理解的或者有趣的形式描述出来”。“普及”一词在1797年首次被人使用，该词用作“以通俗的形式讲解技术问题”的含义时，最早出现于1836年。在发达国家，“普及”的后一种定义是“科学普及”一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含义。纵观科学普及的历史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整个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前科学普及阶段，这一阶段大约从近代科学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中叶。此时人类的科学事业基本上还处于收集、整理材料的阶段，科学作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科学的社会功能尚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因而科学的普及只能借助于该时期的知识传布活动中。(2)传统科学普及阶段，即一般所说的科学普及阶段，这一阶段大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逐渐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科学技术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高歌猛进、异彩纷呈的大发展时期。此时人们认识到科学的研究和运用显然已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和企望日益高涨，科学的普及活动也相应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这期间涌现出大批热衷于普及科学知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积极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向公众展示科学的美好前景。(3)现代科学普及阶段，主要标志是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活动。公众理解科学活动将科学普及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是对传统科学普及的一次深刻的变革。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的爆炸使得科学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毫不留情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这首先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忧虑和思考。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通过揭示环境污染对生态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了洪涛巨澜。随后的生态环境问题、三哩岛事件、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等等接踵而至，来自社会公众的巨大压力迫使科学家们在重新认识科学的同时不得不对传统的科学普及本身进行思考和变革了。
二战以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普及活动再次活跃起来。英国学者马丁·鲍尔对1820～1990年间英、美两国各种期刊和日报的统计也表明，最近一次的科普活动的上升点起始于本世纪的70年代中期，预示着人类社会的科普活动进入又一次高潮，也从而进入现代科学普及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公众理解科学活动。
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与传统科学普及相比有了许多深刻的变化。首先，公众理解科学活动受到各国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政府的参与程度明显加强。对此，英国著名的公众理解科学专家杜兰特教授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为什么任何人都应当关心公众理解科学这项事业？第一，科学被有争议地认为是我们文化中最显赫的成就，公众应当对其有所了解；第二，科学对每个人的生活均产生影响，公众需要对其进行了解；第三，许多公共政策的决议都含有科学背景，只有当这些决议经过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的讨论出台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民主决策；第四，科学是公众支持的事业，这种支持是（或者至少应当是）建立在公众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7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和组织相继开展了对公众科学素质的系统调查，了解公众对科学的认识水平以及态度，并作为科技决策的参考依据。在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上，美国学者扎斯图萨指出，科学技术素质在未来的劳务市场上将会变得至关重要，随着这一点的明朗化，加强科学教育和对科学的理解也成为美国的基本目标。1994年8月，克林顿政府在《为了国家利益的科学》的政策报告中认为“具备科技知识是理解和欣赏现代世界的关键”“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美国应当成为一个科学知识普及的社会”，并将“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为发展科学事业的五项“国家目标”之一。英国内阁首席科学家Stewart教授曾说过：“英国科技发展战略是：一手抓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手抓科学普及，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转移。”在现代科学普及阶段，科学普及作为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手段受到了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被视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有效措施。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各国纷纷设立了科技节、科学月等项活动以加强科学普及宣传的力度，同时大力投资对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60年代以来日本每年都有2～3座科技馆投入建设，而同期美国每年新建的科技馆达5座左右。
其次，在现代科学普及阶段，科学家和公众的关系与传统科学普及相比有了深刻的变化。现代科学普及之所以又称为公众理解科学，在于它较以往具有以下几层新的含义：(1)公众理解科学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科学家不再把公众当作空瓶子，只是单向给予，而是要与公众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关系，相互交流，平等合作。(2)科学家也要理解公众。现代民主社会，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主要由非科学家脑子里的科学形象所确定。“在一个科学被怀疑也被接受的辩证背景下，科学家和教育家必须重新认识如何去推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首当其冲的是，科学家们“需要倾听公众的心声，更多了解他们的期望。”科学家们十分重视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需求，积极了解公众对科学的认识特点和看法，建立科学普及的反馈机制，这已成为今天的科学家推进科学事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3)“理解”意味着不一定接受，公众有权拒绝科学家的科学。当公众对科学的看法与科学家的看法不一致时未必见得是公众错了，科学家也要调整自己对科学的看法。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家也同其他一切人一样，不可能没有极限和弱点，对超出其专业领域以外的科学问题科学家常常也同样是外行；另一方面，在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今天，现代科学，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在许多时候并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科学问题，科学家不应享有比公众更多的发言权。
再次，科学普及的内容有了新变化。现代科学普及不再仅是一味地宣扬科学技术的正面成就，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后果也同样实事求是地告知公众，并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的局限性和技术的负面效应。在现代民主社会，公众作为纳税人，作为科学事业的支持者以及作为科技应用后果的主要承受者，有权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全面地了解，这也是当代科学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同时，现代科学普及也不再仅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本身，还要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探索过程和一般的研究方法，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实质。日本讲谈社（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著名的科普丛书——“蓝背书”时就声明：出版该套丛书的最大目的在于，培养读者按照科学思考问题的习惯，按照科学看待事物的眼光。美国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也曾指出：“如果我们不向每个公众说明科学严格的研究方法，人们又怎么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表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没有证据的论断。”“对于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巨大的挑战是，如何向人们说清楚科学发现的真实而又曲折坎坷的历史和人们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科学的实践者偶尔表现出来的决不改变航向的执着的顽强精神。”与科学发现相比，科学方法“要重要得多”。
第四，科学界和大众传媒界保持交流与合作是公众理解科学活动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首批专门的科学记者，在此之前科学家们都是自己来普及科学。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尤其是电视机的出现，对科学普及的方式和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理解科学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科学团体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沟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座桥梁。要想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已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1980年，在三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SIPI)，主动为大众传媒建立科学家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学技术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够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并定期举办科学界与大众传播媒介之间的交流活动。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以加强科学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公众抽样的大规模定量调查研究，以了解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并用于衡量公众科学素质的高低和理解科学的水平；2.有关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也就是建立公众在对科学知识的认知过程中所具有的“心理模式”；3.对科学专业知识的公众传播环境的定性研究，研究探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公众是如何运用以及改变科学专业知识的。然而，至今公众理解科学还主要是一个实践活动，“公众理解科学基本上还仍然是一个未被研究的领域”。这恐怕与对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专门研究时间尚短有关，这一点我们或放可以从下列事实中得出来：以“公众理解科学”冠名的学术期刊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于1992年创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首届大会始于1992年；“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成立于1990年；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交流的基础上的。科学家们最先是通过科学实践活动同大自然进行交流，随后与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开始增多起来。现在，科学本身的发展要求科学家们必须与公众进行交流，对科学家来说已不是要不要科学普及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普及科学，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因此，今天的科学家必须积极主动地了解公众，积极投身于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与公众一道携手推动科学与社会的发展，这已成为现代科学事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科学普及只有发展到现代科学普及阶段，即公众理解科学阶段，这时候的科学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为了公众的科学，成为全社会的科学。这时候的科学家及科学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科学的全面的价值，更加意识到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科学家进步成熟的标志。
（三）
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对这句话世人多已熟知。但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培根还有一句同样深刻的话：“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历史的车轮正在驶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知识比人类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知识的创造、生产、传播和学习将逐渐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活动。现代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经济的繁荣正日益依赖于创新、传播和应用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的能力与效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贝尔纳面对战后现代科学对社会各方面深刻的冲击曾经总结到：“从物质方面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文明，如果没有科学，是不可能的。从知识和道德方面说，其与科学的关系亦同样深重。科学思想的扩展对人类思想的全部形式的改造已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说到底，在干旱或疾病等自然现象面前一筹莫展、一无所知的野蛮人和在技术进步引起的失业和科学化战争等人为灾难面前无能为力的现代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他们两者都面对着不可知的可怕的灾难，而又无法理解它们。”在今天这个科学的世界，科学素质无论是对公民个人也好，还是对国家民族也好都将是其发展的最根本制约因素，并正明显地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所在。良好的国民科学素质已成为现代社会健康、高效运行的基本前提，这一点正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认同。科学普及作为一种面向全体国民的终身社会教育，对于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学习化社会中无疑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普及本身也在不断演进、不断变化，当前方兴未艾的公众理解科学活动将会把科学、公众、社会更加紧密、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必将使人类社会的明天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