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货币政策效用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货论文,效用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8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也是西方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在国内，现在大家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议论较多，全年实行下来似乎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或结论：货币政策效果不佳，财政政策立竿见影，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其中寻找到的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主要是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作用明显，而在经济衰退、实施启动时却难见成效，此时应该做的是实行财政政策，加大支出及投资力度，以促进经济增长。
一、1998年货币政策简述
但真实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这需要我们仔细地做一番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货币政策，因为1998年推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最早正是从货币政策开始的。全年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有：将多年沿续下来的、具有较强计划经济色彩的贷款规模管理体制，改为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原来的法定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合二为一，并将存款准备率从13 %降为8%；分别于1998年3月25日、7月1日和12月7日共计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央行存款及再贷款利率；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年新增贷款11491 亿元，为历史最多的一年。这里尤其要提一下利率政策：从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后人民银行就开始调低利率，1996年两次，1997年一次，这样，在1998年3月第一次调低利率时， 前边已经有过三次连续调低利率，到1998年7月第二次调低利率，则连续起来已经是第五次下调了。 总之，以上能够提及起来的那些货币政策基本上是在上半年出台，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调控效果却并不明显——正象人们后来得出的结论一样。其实对这些政策的理解，当中存在着很大的误解。
从降低利率看：（1）到1998年7月我们虽然连续五次调低了各项存贷款利率，但要看到：调低的起点是自1993年为治理通货膨胀而连续几次大幅提高利率达到一个很高的平台上开始的，而且通胀得到控制后，物价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在前，调低利率在后，实际利率没有名义利率下降的那样大，并且不低，所以调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并未发挥多大调控作用，只是给企业降低了一些本来就过高的利率负担而已。第一次利率调整前的1993年7月，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高达10.98%，到1997年10月第三次调低利率虽然降到5.67%，但此时零售物价指数已经下降到零增长并很快变为负增长，所以此时实际利率比1996年还要高；1998 年3月和7月虽然接连两次调低利率，但降幅并不大， 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两次均降0.45个百分点，合起来全年才只有0.9个百分点，而1998 年全年物价指数一路负增长，下降2.5%，这样，1998 年的实际利率比1997年不是下降，而是又有所提高；1998年第三次调整利率虽然力度较前两次大许多，一年期储蓄利率下调0.99个百分点，但因为时间已进入年末，所以在1998年基本未发挥效用，情况如何将在1999年反映出来。（2 ）降低利率能否发挥分流储蓄并刺激消费、转化为投资的作用，除了受实际利率影响之外，还要看金融市场有无其他金融工具吸纳的情况。总的看，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市场产品缺乏，再加上1998年证券市场低迷，企业发行债券受到严格限制，没有其他金融工具融通社会资金，所以居民对利率调节并不敏感，每次利率下调在股票市场甚少产生波澜。1998年在新增加106家上市公司的情况下，股票成交额却不升反降， 全年成交23544亿元，比1997年下降7198亿元；市场筹资总额840 亿元， 也比1997年下降约100亿元。（3）1998年是加大改革力度的一年，将要出台的职工养老、医疗保险、住房制度等改革传得纷纷扬扬，普遍出现的下岗问题更是困扰着老百姓，这使得居民心理预期下降，消费谨慎，而加紧储蓄，这造成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更难发挥。
从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看：（1 ）信贷规模限额管理主要是制定计划以控制国家银行每年的新增贷款额，并把这个指标分行业、分行际（国家银行）、分时间层层下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计划管理方法；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变和向市场化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出现多形式、多样化，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很快，金融业务日趋复杂，这样仅控制国家银行的新增贷款规模，已很难控制全社会信用总量了，即不能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所以，近几年信贷规模控制办法已越来越不适应中央银行管理社会信用的要求了，效用很低，这种情况下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实属明智正确之举，但本身并不等于放松货币信用管理。相反，放弃一种几乎失效的管理方法，以更有效的新方法取而代之，应该看作是加强管理，而不是放松管理，这样才似乎更合情合理。有人把中央银行年初出台的取消信贷规模控制看成或说成是放松货币政策，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2 ）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把原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合并成一个存款准备金帐户，并把准备率从13%降为8%， 这本来可以扩大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能力；但我们在进行这项改革的同时，中央银行采用“对冲”的办法相应收回了那部分多出来的再贷款，所以商业银行实际信贷能力并未扩大。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真正有影响的是帐户合二为一并降低准备金率之后的新增存款部分，由于准备金率下降，新增存款部分相应少缴存款准备金，因而信贷扩张能力有所增强。但实际情况如何，还有许多其他条件的限制，这需进一步分析。
解开误解之谜：货币政策的实施最终要体现在货币供应量的扩大上，如果我们采取了多项货币政策，但货币供应量未见预期增加的那么多，那么货币政策的效果就很难真正发挥出来。此时，我们不能说货币政策不起作用，而只能说货币政策没有真正到位。1998年遇到的情况正是这样。基础货币投放的三条主要途径，1998年上半年的具体情况是：
（1）再贷款不升反降。1998年上半年比年初下降862亿元，比一季度末下降519亿元，这固然有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降低准备金率、 “对冲”掉部分再贷款的因素，但同时我们却发现：（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帐户却并未因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而在上半年减持存款准备金，反而大幅增加，6月末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为1.6 万多亿元， 基本与1997年末持平，比一季度末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之前两个帐户合计的总额还多增加1600多亿元。这说明商业银行有扩张信贷的能力但并无扩张的需求，信贷没有大量扩张。（2）外汇占款没有增加， 甚至略有下降。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后，中央银行购买外汇的款项大增，1994 、 1995、1996连续三年每年都增加2000多亿元，1997年更是一年增加3000多亿元；但进入1998年后情况巨变，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周边国家的货币竞相贬值之后，人民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令我国外贸出口困难重重，外汇顺差不顺收，上半年外汇占款比年初反而下降近30亿元，直到三季度末才略有增加，这使得我们前几年因外汇储备增加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渠道已难以再利用来扩大货币供应量了。（3 ）中央银行购买证券及投资受市场疲软所限，增加也非常有限，上半年仅比年初增加300多亿元，远远不及1997年的增加数额，杯水车薪， 难以解决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燃眉之急。（4 ）以上各点最终反映到货币供应量上，一季度货币供应量出现下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M[,1]为33111亿元，居然比年初下降1715亿元，这是历年罕见的情况；甚至上半年过去了，M[,1]仍然比年初下降1000多亿元，更恐怕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与同期相比的货币供应量增幅，上半年M[,1]仅增长8.7%，跌到了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
二、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原因分析
既然中央银行采取了多项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增幅下降的势头也未止住。这是什么缘故造成的呢？
货币供应过程实际发挥作用的并非只有中央银行一家，涉及到的“角色”有四个，除中央银行以外，还有银行（存款机构）、存款者（机构和个人）以及银行借款者。当然，四个“角色”中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基础，它是货币供应的源头，目前我国中央银行看起来主要是通过再贷款（包括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外汇买卖和证券买卖）来进行控制；银行是另一个“要角”，它主要是通过对超额准备率和借入再贷款的决策来影响货币供应量；存款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通货比率的决定来发挥的。第四位“角色”即银行的借款者，它在货币供应中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银行决策而间接地产生的，在西方国家它主要是在确定利率或利率的高低对其产生重要影响；而在我国，银行借款者的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非经济因素），贷款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利率的高低在其中影响甚微。
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情况不同，这里特别需要就存款人产生影响的通货比率作些说明。通货比率即流通中现金与支票存款之比，我国由于银行支付结算手段比较落后，私人支票帐户使用甚少，所以支票存款只有单位活期存款这一部分，而没有个人储蓄存款的那一块，因此我们在统计货币供应量时只能用单位活期存款代替支票存款；这样，西方国家M[,1]＝流通中现金+支票存款，我国却改变为M[,1]＝流通中现金+单位活期存款，即是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统计与西方国家有些不同。这样，照猫画虎，我们的通货比率是否也可以改为流通中现金与单位活期存款之比呢？通货比率之所以影响货币供应量，是由于通货本身没有多倍存款创造的功能，而支票存款（我国暂用活期存款代替之）却存在多倍存款创造的能力，即所谓货币乘数作用。这样，如果通货比率上升，即意味着整体多倍扩张减少，货币供应量M[,1]相应缩小； 如果通货比率下降，则意味着整体多倍扩张增加，M[,1]增多。 但由于我们的单位活期存款并不包括个人需经常花费的存款部分（即相当于西方国家个人支票帐户），所以货币供应量M[,1]的统计并不完全， 通货比率也存在一个缺陷，此时通货（即分子）的增加，既可以是由单位活期存款（即分母）转化而来，也可能是由个人活期储蓄存款转化而来；两者虽然都可以增加通货数量，但对通货比率的影响却不尽相同，单位活期存款影响大一些，而个人活期储蓄存款小一些；并且对经济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我国在目前这种经济不景气状况下，储蓄存款大量增加并不能推动经济增长，而且相反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虽然在货币供应过程的具体决定因素中，我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影响货币供应的“角色”却是相同的，甚至是任何一种体制的国家或有任何特殊国情的国家，都概莫例外。那么，1998年我国的这四位“角色”是如何表现的呢？
1.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及政策手段效果不明。（1）1998 年初我们中央银行确定的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与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为治理通货膨胀所采取的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1994—1997年始终坚持的货币政策在提法上没有任何改变，并把它确定为是我国中长期坚持遵照执行的货币政策，且在上半年反复解释“适度从紧”政策的含义，以图为所采取的下调利率等项政策“自圆其说”；货币政策的提法到了下半年才改口为“适度”或“适当”的货币政策。去掉“从紧”二字，实际上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要执行一下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了。（2 ）一年三次调整利率，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尚属首次；但我们发现3月、7月两次调低利率的幅度很小，事后的政策效果也不大，这说明中央银行对调低利率的政策效果如何，事前本来就心中无数；尤其是3 月第一次调整时，储蓄存款仅把一年期降低0.45个百分点，而三年期、五年期及活期存款均未下调；以后可能是看到没有效果，所以才在7 月又进行调整，重点是下调了长期存款利率，三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下降1.26个百分点，五年期下降1.44个百分点。中央银行的政策力度为什么如此微小？可能是自3月连续四次（从96年开始）下调利率之后， 我国的名义利率从1980年以后还从未这么低过，相当一部分意见认为我国下调利率的空间已很小了，中央银行也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一时难以估计政策效果，所以就形成了“缩手缩脚”的情况。总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们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增长过热、通货膨胀时有发生的问题，中央银行在处理通货膨胀方面如提高利率及实行保值贴补率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象1998年所面临的这种物价下降、通货紧缩的情况却是极少遇到，所以在下调利率、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缺乏经验，也就是可想而知、情有可原了。
2.银行因扩张冲动不强而抑制信贷总量扩大。1998年上半年货币供应量M[,1]下降，主要出在银行这个环节，原因是：（1）我国银行体制存在的“信贷资金软约束”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信用基础极度混乱，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并日益严重，成为重要的金融风险源，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甚至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重视金融风险问题，并且中央银行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也随之加强，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内控制度；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社会犯罪越来越多，银行内部作案增加，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关于金融犯罪的处罚条例，并最终把它写进《刑法》中。以上情况直接抑制了银行及其内部个人的扩张行为，机构怕形成不良资产，个人怕违规犯罪，所以宁肯不贷和少贷。（2）取消信贷规模后， 各地政府及各行业对信贷资产的争夺变为“无从下手”，所以原来以为取消信贷规模控制会导致信用扩张，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再加上近几年中央反复强调地方政府不得干预金融，各地出现金融风险各级政府要“谁的孩子谁抱”，地方政府利用信用扩张进行“大干快上”的冲动锐减，这也是银行信贷在1998年难以扩张的一个缘故。（3 ）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近几年制止乱拆借、乱融资等，1997年开始撤销各地融资中心，并规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租赁、财务等公司拆借资金，这使我国的货币市场急剧萎缩， 1998 年全国全年资金拆借成交总额为481亿元，仅相当于1997年的1/9略强，更不足1996年的1/12；全年日均成交额只有3.88亿元，有的时候全天竟然一笔成交的都没有，货币市场几乎到了“消亡”的地步。货币市场的这种状况，一方面限制了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因为资金融通困难，金融机构有“后顾之忧”而不敢扩张，同时需要保持相当的头寸以备不时之用；另一方面是大的商业银行有多余资金用不出去，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帐户长期保持过多数量的超额准备金，这就使信用扩张受到很大限制。（4 ）整个社会资金融通不畅，导致资本市场萎靡不振，使全年通过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额也下降，因而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M[,1]的增长。
3.存款人因对经济前景预期不高而对即期支出热情下降。存款人既包括机构，也包括居民个人，1998年上半年我们面临着经济增长下滑、通货收缩的局面，外部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再加上国内相关的改革措施以及普遍的国营企业困难、下岗等问题的存在，机构和居民不敢花钱，都把存钱做为最重要的选择。结果，上半年结束时，我国金融机构全部企业存款仅增加43亿元（1997年同期是1467亿元），而就是这可怜的增加中，结构上是企业定期存款增加609亿元， 而活期存款出现了多年从未有过的下降565亿元的局面。 个人储蓄存款虽然增加稳定，上半年达4158亿元，但当中定期储蓄却增加了3507亿元，活期储蓄仅增加651亿元。 存款人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通货比率的决定上，活期存款的下降或少增，自然使通货比率下降，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M[,1]下降。上半年我国增加的存款主要是储蓄，占90.4%， 在我国储蓄存款全部统计在M[,2]中，所以导致上半年我国M[,1]下降，M[,2]略增加的局面——M[,1]比年初下降3%多，M[,2]比年初增长4.1 %。 顺便说明一下：由于我们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 我们在统计 M[,1]和M[,2]的口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尽相同， 所以我们在分析我国经济形势采用货币供应量数据时切不可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分析理念及结论，比如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中，与国民经济及其增长联系最密切的是M[,2]，所以美国研究货币主要看M[,2]，但我国的M[,2] 却与当期经济增长联系并不密切，甚至有可能出现短期反向相关，正如1998年上半年，M[,2]增长主要是因为储蓄增长造成的，在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储蓄越增长，说明人们越不消费，这对于我们缓解因消费需求不足而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的局面，显然是愈加不利，从而不能得出M[,2]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我们经常看到：在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适应经济增长需要时常常采用M[,2]的数据， 实际是引入西方国家分析货币方法套用到我国产生的误会，殊不知我国M[,2] 的统计与西方国家并不完全相同，这往往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果，这点我们务必要注意。
4.银行贷款者对信贷资金“供不应求”的状况没有改变。许多经济学者在分析1998年的经济形势时均认为：我国已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短缺”经济现象，变卖方市场为买方市场，这种情况下的特点是产品相对剩余，社会需求不足。但在银行信贷资金的供给上情况却远非如此——这是由于社会管理制度、经济金融体制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使我们社会信用极度混乱，借款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借钱——花钱——而不还钱，造成全社会的信用观念极其淡薄，这种情况下银行作为贷款人当然就成为主要受害者。再加上我们连续调低利率，企业向银行借款肯定会更加积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四个“角色”中只有借款人这个“角色”变化不大，仍然一如既往地对银行贷款“情有独钟”，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三、1998年下半年形势及财政政策分析
前边主要是分析1998年上半年的形势，到下半年情况有所变化。原因可能是看到由于国内市场低迷、需求不足，而外部又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出口困难；“内忧外患”使我国经济形势异常严峻，而上半年出台的那些宏观经济政策在实行中又难见起色，于是在下半年进一步加大了政策调控力度，并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下半年信贷投放迅速增加，比如新增贷款，上半年各月与上年同期各月相比，新增额大约为1万亿元上下， 下半年则明显增加，到9月已比上年同期扩大到1.2万亿元了；另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看，上半年同期比仅增长了8.7%（远低于全年17%的计划控制目标）， 甚至出现了比年初下降3%的罕见情况，下半年则增幅明显提高， 到三季度末同期比增长13.2%，年末略降为增长11.9%。
下半年增加货币信用投放的另外两个主要渠道，一个是由于国家加大打击走私、逃、套汇力度以后，部分解决了外汇顺差不顺收的局面，外汇储备又开始增加，到年末共增加50亿美元左右，中央银行因收购外汇可相应增加400多亿元基础货币； 二是下半年银行购买债券等对政府净债权明显增加，9月末达到近4300亿元，比6月增加2300多亿元。这也是一个数额较大的投放途径，不过其中应包括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加发行的1000亿元专项国债。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因为改革开放的20年来，我国实行的是放权让利的改革政策，所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低，目前基本稳定在11%左右，并且连年赤字，入不敷出。财政囊中羞涩，自然拿不出多少资金来发挥什么政策作用，所以这些年在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鲜为少用，几乎到了被人们遗忘的地步，现在突然有人提出并真正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然成为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的一个亮点。虽然财政政策既可以作用于收入方面，也可以作用于支出方面，但它在1998年的实际含义是：在正常的发行国债规模的基础之上，又追加了1000亿元新国债，另与之配套1000亿元的银行信贷资金，专门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码头、粮仓、电网、农田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等，用以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启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以及这些政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及人气的聚合，这项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所以现在仔细分析1998年的经济形势，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9月之前由于政策效果还未显现，经济低速增长， 困难重重，人们信心不足；9月之后由于外部环境趋稳，政策效应发挥出来， 情况明显好转，经济增长迅速回升，各方面压力有所减缓。财政政策在我国历史上好象还是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目标明确地被采用。
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中作用真的那么大吗？应该做一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盲目夸大。改革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明显向个人倾斜，这从多年来我国个人储蓄存款持续超高增长即可得知，1998年末我国储蓄存款总额达到53400多亿元，比M[,1]大出约14500万亿元， 占M[,2]的51%以上，这在世界各国是少有的。1998 年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外部受到出口不振的挤压，迫切需要国内增加消费以促进经济周转循环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这就需要动用储蓄，将其转化为消费和投资；而偏偏这时大众心理预期低、市场疲软，反而越不肯消费；消费越不增加，便转化为储蓄增加；储蓄越多增加，经济循环周转就越不畅，经济就越难增长；经济越低迷，人们的心理预期就越低，反过来又影响消费少增加。这可以用大众的“羊群效应”一词来加以概括。这时候若有谁肯站出来承担责任（即债务）动用储蓄，即可缓减我们经济中的矛盾。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等于承担了这样一个角色，以国家信用担保向银行发行债券，转化了部分储蓄变为投资。但我们另外要看到，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债券是九月以后的事，到年末加上银行配套资金仅仅投放 800亿元左右，800亿比起全年新增贷款1.15万亿元， 可谓“小巫见大巫”，几乎可以做四舍五入处理，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只是起到一个标志性、示范性的作用，它主要是影响了人们的心理预期，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但我们还要看到：财政政策之所以能发挥那样的作用，是在下半年货币政策为启动经济做了大量工作并使银行贷款和货币供应量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才“显灵”的，如果没有货币政策及其他经济、行政性的各类政策力量的积聚和铺垫，财政政策的效果是难以显现的。说得更通俗一点，货币政策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财政政策则是“恰逢其时”。因此，我们仅凭一些表面现象就得出我国经济在不景气的状态下，货币政策发挥失效，而财政政策作用明显的结论，显然是过于草率了。财政政策在发挥作用中又包含了多少货币政策在下半年到位并开始生效的因素呢？虽然问题是复杂的并且是难以区分的，但如果笼而统之、不加分析地认为都是财政政策的作用，那显然也是不对的，今后有可能还需多缴学费。
四、总结
经过以上对1998年我国经济形势及面临的问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互为联系的较为复杂的分析， 我们得出的论点可简单概括如下： 1.1998年我国经济形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9月之前经济受困于内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增长缓慢，困难重重；9 月之后由于外部环境渐趋回稳，国内政策效应发挥出来，经济增长明显回升，各方面情况好转。2.上半年出台了许多货币政策，但效果不佳，那不一定是货币政策在经济不景气状况下不能发挥作用的缘故，而也许是由于货币政策没有真正到位，表现为货币供应量M[,1]的下降上。3.下半年出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那不一定是财政政策真的在经济不景气状况下具有“奇效”，这当中包含了许多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在下半年开始发挥作用的因素。4.在西方国家按照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货币政策在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时作用明显，财政政策则在经济停滞实行启动经济时效果更佳。但我国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显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在西方国家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形成的理论不一定符合我国情况。多年来，我们在控制经济和启动经济时都主要使用的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都发挥了作用；现在是第一次目标明确、大规模地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政策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不可轻易地过早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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