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评方法与文学史的现实型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型态论文,批评论文,现实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0)06-0046-07
文学史作为文学历史运动的记载，与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批评方法（又称社会学批评、社会派批评等）可谓是文学史诸种研究方法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广、变化最大的一种，在新中国的文学史舞台上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目前行世的文学史著作大多运用这一批评方法。面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社会批评方法也面临着整体范型的转变，所以，有系统地梳理整合其现实型态，科学地预测其未来走向便成为当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们的共同任务。
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克兰曾为文学史研究开列了四个任务：不同时间地点作家所追求艺术或形式目标的连续变化；实现这些目标所凭借的材料的连续变化；这些不同材料中为达到不同形式所采用的更有效或至少是新的技巧手段的连续发现；与历史相关的不同艺术的有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作品生产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性的连续实现。若以此为出发点来衡量社会批评方法，就可发现它是文学史诸种研究方法中视野最广阔的一种。它把具体的文学史现象置于社会文化这样一个大的参照系中予以多角度的考察，的确能透视到其他方法无法窥测到的本质性的东西。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如果孤立地对待文学，使之与社会和历史相脱离，那它就不足以解释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是人际间思想感情交流的媒介，它从社会中来，回到社会中去，文学作品——即使是描写心理的作品——只有被人阅读时才存在，无人阅读的作品就不成其为作品，文学所表现或再现的内容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性。文学的表现手段是社会的创造物，文学所使用的语言便是一种社会集体约定俗成的交际符号。所以，社会批评方法揭示文学与社会联系的层面具有最大的适应性。凡是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职业、风俗、心理、家庭、恋爱等，一切群体与个体的生活，无不属于社会学的审视范围，无不可以借此衡量文学的深度和广度，这就为社会批评方法提供了广阔的运用领域。古典的社会批评方法经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斯达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动因说”和圣伯甫的传记批评，已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的理念体系。
进入20世纪，随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社会发展和文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广泛传播以及19世纪后期兴起的人类学说对文学历史起源发生学研究的直接启示，社会批评方法呈现出多元竞荣的格局，出现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其中包括侧重于社会学美学观点的理论，研究作品创作过程的理论，注重分析作品社会内涵的理论，研究文学消费的理论，分析文学社会环境的理论，机械社会学的理论，从经验论出发的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运用社会批评方法来建构文学史演变模式的理论首先都离不开一个逻辑上的假定，即文学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并受到这一背景的制约，因此，文学的历史思考必须“先把文学置于每个社会的功能框架中，再把它置于那个社会各个不同的层次之中”[1](P67)，亦即巴赫金所说的文学史所关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学环境中文学作品的具体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的文学环境，最后是无处不在的根源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是考察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史和社会经济史之间连贯的交互关系。在这种方法论原则指导下，不同的学者建构了不同的参照系来透视文学史发展及其社会根源，区分文学的不同历史分期及其主导风格，并形成了经济形态型、政治形态型、社会文化形态型、社会功能范畴型等几大批评类型。
经济形态型是从社会的经济方面来分析文学的历史发展，源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本世纪有不少学者都沿着这条思路考察文学史。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本旨在总结社会科学研究的巨著，注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雅克·莱纳尔德在其中写道：“从19世纪开始，马克思主义就给了文学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很好的出发点。”[1](P68)美国学者雷·威莱克也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特别是20年代，在大多数国家都找到了信徒和追随者。”[2](P574)普列汉诺夫坚持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卢卡契的审美反映论，本雅明的对技术复制时代艺术历史变化之分析，阿多尔诺关于经济生产力与艺术生产力关系的阐释及其对现代化文化工业的批判等均属于这一研究类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戈德曼早年受卢卡契影响创立了自称为“文学的辩证社会学”学说。60年代，当结构主义风靡西方时，他为了赶时髦而改贴“发生学（或生成）结构主义”标签。“发生学”主要指这种方法致力于通过研究文学作品不同结构和其中体现的不同类型的世界观的功能作用，为一种特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提炼出一种意义；“结构主义”则指这一方法注重研究文艺作品的形式，也就是说要研究组成作品的所有结构要素及其社会涵义，着重在作品结构同社会结构以及特定社会集团思想体系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上。戈德曼认为，属于人文科学的思维和思辨是从社会内部产生的，并且构成这一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精神的东西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可以改变社会生活。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回答，这种回答构成使既成形势向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意图。因此，任何行为任何人类的事实都具备一个有意义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并非总是明显的，研究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之明朗。这种从经济形态的变化寻找原因的方法确实能说明西方小说演变的某些根源，但他所说的文学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和经济结构有一种“同形关系”，作品结构与作家所属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有着“严格的对应”，显然是把复杂关系简单化了，忽视了其间所存在的种种中介环节。
政治形态型是从社会政治制度、不同阶级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等方面来划分不同时期的文学及其风格面貌。英国著名批评家贝特森以社会发展的序列来划分英国诗歌的发展时期就运用了这一模式。他首先将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律师封建主义时期（亨利二世至爱德华三世），自由民地方民主时期（爱德华三世至亨利七世），王子臣仆的中央集权时期（亨利七世至克伦威尔），地主寡头政治时期（查理二世至乔治三世），商业财阀政治时期（乔治三世至乔治五世），国家管理时期（乔治五世至今）。分别有六个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与之相对应，即英法诗派、乔叟诗派、文艺复兴诗派、古典主义诗派、浪漫主义诗派和现代诗派。他的推论公式很简单：社会变化导致语言变化，语言变化再导致诗的变化。贝特森的模式与戈德曼的模式很相像，其区别在于前者加入了语言这一中介环节，多少减弱了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在以语言为媒介时，这些批评家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是：社会本身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一种物质中介，人们依靠它在社会中相互影响。只是社会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上，因而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著作均以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水岭，将当代文学分为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新时期三个阶段，这其实属于政治形态型的范畴。
社会文化形态型是从社会特定阶段的总体特征上来剖析文学变迁。较之前两种模式，这种从整体社会特征来透视文学史风格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纯从经济或政治方面来阐释文学史发展的偏颇，而把社会视作一个复合体，表现出近年来社会批评转向文化分析的倾向。美国学者拉姆齐的理论即属此类。他把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区分为四种社会形态并对应以相应的文学形态：统一的社会，特征是社会的团结，诗人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一员，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是代表；分化的社会，统一性瓦解，古典作品基督教化；威胁的社会，威胁来自上帝、瘟疫、战争乃至新的思想观念等，社会急剧动荡，诗人多以悲剧式或启示式的作品表现忧患和不安；破碎的社会，亦即当代社会，特征为个人至上，多元论和不明确的价值观，诸如折衷主义、信仰调和、个人异化、以混乱反映混乱、反讽和嘲弄等。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27岁时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年）开始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理论的研究，吸收现代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有益因素，构造了一种庞大的文化理论，以期发现文学史发展的“文化逻辑”。他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形成乃至整个文化面貌，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出发，将资本主义区分为市场的、垄断的、多国化的三种，相应地也就有了三种主导的“文化风格”，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努力避免简单机械的因果分析模式，特别关注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影响的诸多中介环节，诸如语言媒介、对世界与自我的体验方式、心理结构与无意识以及复杂的思想观念等，注重上述中介环节交互影响文学史面貌的复杂性和整体关系的研究，并将文学史发展置于相关的艺术发展中作平行交互的剖析，这表明了晚近的文学史社会文化形态趋于多元探索的方向。
社会功能范畴型则努力找出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某种过渡环节，并以此为观察点对文学的历史风格进行概括。美国文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利奥·洛文塔尔以文学的社会功能范畴为核心区分出两种文学史形态：一是文学的他为功能，即把文学结合到其他社会表现形态中去的倾向；二是文学的自为功能，从巴洛克时期到现代都体现出这一功能，如早期浪漫主义把文学当作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当代通俗文学使大众有可能逃避各种社会问题的困扰等。法国学者帕维尼奥的理论也有相似之处，他以文学在一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审美形态为尺度，进而区分出不同的历史分期及其文化特征。这种模式既非纯粹的外在研究，也与形式史的内在研究有别，它着重阐释文学的发展如何受到外在文化环境诸方面的复杂影响。这一观察视角比起单纯用经济或政治因素来直接推演文学变迁和风格演进的方法，更为注重文学史内部的某些特征和递传规律。
当然，也有人认为社会批评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已经过时。其实，只要文学与社会联系这一层面不消失，社会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1984年，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史家罗歇·法约尔应邀来我国讲学时，曾谈到当今文学批评的四大趋势，实际上是将国外当前名目繁多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概括为四种，即：阐释文本中所有的内在关系；寻找作品与作者的一切联系；挖掘作品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作品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他对第三种亦即社会批评方法最为肯定，认为“在优秀的社会学逻辑方法中，分析那些被看作是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是通过何种制度的渠道出现的，实际上这难道不是主要的吗？”[1](P18)法约尔还谈到，从60年代开始，法国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开始重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成果，不仅从符号学、结构主义汲取营养，也从马克思主义获得启迪。甚至连不太赞成社会批评方法的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也说：“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的确，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原始社会，我们甚至不大可能把诗与宗教仪式、巫术、劳动或游戏等划分开来。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是个人的事情。因此，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至少终归是或从含义上看是如此。”[3](P592)现在，在西方文论界，文学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比以往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盛行一时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已让位于一种批评方法上的新的“折衷主义”。这种方法在全面分析作品时努力寻求任何与该作品有关的材料，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将后结构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是文学的基础这一观点结合在一起，亦即社会批评方法在注重社会条件变化的同时也取得了对作品及个人方面足够敏锐的注意。它可以在对诸多理论与方法进行思辨、扬弃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综合的方法体系，并显示出极大的覆盖面；不仅坚持理论思辨，同时也注意运用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这种多样化的趋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他律论文学史模式（亦即外在批评）代表的社会批评方法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捷克和法国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批评等自律论的文学史模式（亦即内在批评）开始从对垒走向综合。社会批评注重批评与意识形态背景的关系，相对轻视对作品的内在分析。其实，从生活到文学，中间需经历一个巨大的飞跃。在这个飞跃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把握、摄取、改造以至铸成新的意象，交织着感受与创造、想象与思考、天才与灵感、意识与无意识、表现与再现等一系列的矛盾。文学史为了重构这种过去的生命，为了穷尽并准确地把握这一切，就必须学习和借鉴别的批评方法的长处，并对传统的社会批评进行创造性转化。这种趋势在豪泽尔的《文艺社会史》和《艺术史哲学》、戈德曼的《小说社会学》、沃尔夫林的《艺术史原理》、朱丽姬·克里斯特娃的《小说文本》以及阿多尔诺的《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践，并对社会批评方法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本杰明认为作家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生产劳动者，而读者也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并领受其中的道德教训和谐趣的。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同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合作的关系，读者应从被动走向主动，积极参与阅读欣赏过程。阿多尔诺在致力于自律与他律综合汇通的同时，明确主张应当从两个方面反思文学史，即一方面是作为自身存在的艺术，一方面是它与社会的联系。当然，尝试从形式的观点显示作品特殊结构的倾向必然会碰到一个历史的问题，即一种纯粹内在的艺术批评是不可能的，它也必须尝试一种综合的方法。克里斯特娃在其《小说文本》中分析法国小说家安托南·德拉萨勒、热昂·德圣特雷作品中的“赞颂描写”和“引语”的文本功能时，极为明显地显示了社会批评方法的前景，她把赞颂描写置于确切的社会经济根源中去加以考察，认为这些描写产生于飞速发展的15世纪市场中的语言习惯等。杜夫海纳在《美学与艺术科学主潮》中对社会批评这种鱼与熊掌均吾所欲的态势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艺术背景中的进化，用与一般历史背景相同的眼光是无法发现的。但几乎不能否定总体历史过程的存在——文学史不仅与这种社会变化的总体历史进程相联系，而且与文学内部的运动相联系。在当代，文学史家在建立一种对作品历史解释的同时又强调对其审美特征的注意，关键是对外在与内在批评相加或并列关系的超越。
第二，对社会文化与文本结构之“中介”的寻求。文学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并受到这一背景的制约，正如一棵树的生长有赖于它所植根的土壤一样，但文学不等于社会文化，其间需经历一定的中介环节。象征主义诗人叶芝在《给威雷斯莱夫人的信》中说过一句很有启发性的话：“一种感情在找到它的表现形式——颜色、声音、形状、或某种兼而有之之物——之前，是并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可感知的，也是没有生气的。”[4](P55)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文论界和文学史界长期坚持的“政治中介”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中介”并不是真正的中介。在寻求中介的道路上，较有特色和启发性的当推巴赫金的“文学环境”说、卡冈的“艺术文化”说、卢卡契的“形式中介”说、戈德曼的“集团精神结构”说、贝特森的“语言中介”说，等等。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学史机械决定论和封闭自律论的倾向，也是对巴赫金所提出的“每一种文学现象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的，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但“文学作品首先而且直接由文学本身来决定”[5](P57)的坚持，它使文学史研究呈现出日益接近其原生态的可能性。
第三，引进和借鉴当代社会学的方法。此乃近年来社会批评普遍采用的方法，它通过社会调查，通过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详细统计材料，考察人们对文学的喜好和评价，从社会反映和社会心理测量去分析文学作品的优劣高下，从而使作家、艺术家在这种反馈过程中汲取必要的营养，调整自己创作活动的重心。法国波尔多大学人文科学和文学系成立了“文学事实的社会学研究中心”，从名称上看就可以知道这些学者们是注重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现象的，所提出的“文学事实”这一概念也表明他们对作为现象的文学比作为概念范畴的文学更感兴趣。也就是说，他们要运用社会学方法来剖析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现象（如创作生产、出版发行、消费阅读），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地对文学进行思辨。该中心的研究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一是掌握文学史的社会尺度；二是考察文学行为社会机制；三是研究文学事实的物质条件。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历史的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建立卡片系统，在卡片上将信息译成代码，尽可能利用穿孔卡片，也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如计算机处理等，将作家和作品有关资料转变成有关数据，用系统统计的方法对文字创作产生及与之相应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精心整理档案、信件、报纸、书籍目录、出版说明书和其他同文学社会过程有关的资料，来研究不同时代中的一般阅读及其发展变化；清查和整理有关文献资料，对不同时代中的文学现象的物质条件进行研究（如阅读状况、出版社、书籍市场等），也对不受重视的文学现象如通俗文学及流动售书现象进行认真考察。所谓社会调查方法就是：通过深入询问和集中访问方法进行调查，目的在于掌握某一文化团体的内部情况，对古代或现当代文学作品内容及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在两种方法中，以历史方法为主，社会调查为辅。这同以往以主观印象、主观思辨为主，考虑有限范围内文学社会现象为辅的文学史批评和研究方法相比可谓是前进了一大步。
作为波尔多学派代表人物的罗贝尔·埃斯卡皮在其《文学社会学》一书中就大量运用了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并吸收和运用其他方法的长处。他指出：统计资料可以反映出文学事实的概貌，但要解释这些资料则需借助另一种类型的客观资料。这类客观资料要通过对围绕着文学事实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以及对文学事实起制约作用的各种技术手段的研究才能获得，诸如：政治制度、文化结构、阶级、社会阶层及等级、职业、消遣内容、文化程度、作家、书商及出版商的合法经济地位、语言问题、书籍历史等等；还要用总体文学或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具体事件：一部作品的命运，一种体裁或一种文体的发展演变，主题的处理，某一神话的历史，周围环境的确定等等，到这时，主观的材料才开始起作用。研究人员依靠调查的材料、讯问的笔录、书面或口头的证词，再整理“事件史”提供的材料，最终可以发掘出客观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全部意义。这种不囿于门户之见兼收并蓄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的未来发展是极具启迪意义的。
第四，智力场的批评层。由作家、批评家及作家与读者的中间人——出版商、发行商或负责评价作品的记者等组成的传播媒介，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威性，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在智力场中，每个成员都由自己的地位所决定，而这种地位既决定该成员介入整个文化场的程度，又决定它在体系中的功能作用。这就使得创作计划在形成时要参考这个智力场，参考智力场给作家所提供的客观真实。而批评家则首先对其作品“在文化上的合法性”进行评价，判定其高低。这就使得文学史家们面对纷坛繁复的文学史现象时，审视的目光必须兼及智力场的审美观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事实表明，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若拘泥于把作品仅仅看成是时代和环境的产品，忽视创作主体亦即作家个人的生命特征和个性特征，忽视文学史分期以及文学风格研究的自身阶级性特征，忽视完美地研究与阐释文学史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社会比作品包容着更多的内容，社会不仅仅在作品的产生与存在时起作用，它还在作品的接受者（读者、观众、听众）那儿展示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贯穿于作品始终，它不厌其烦地在其中表现出来。因而，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不应把给作品确定一个产生地、一种社会来源的标志或意识形态上的延续标志作为自己的惟一目的。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的发展也日趋复杂和多样化，这已远非亚里士多德、斯达尔夫人以及丹纳时代所能比拟。而每个时代的文学史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我们正处于一个思考的时代、一个探索的时代，现在对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现实型态与未来走向的预测与分析还很难用“科学”与“准确”两词来评价，但这正体现了我们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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