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国家公共决策咨询的做法和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做法论文,经验论文,国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2.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9753(2000)10-0065-06
咨询业是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展最快、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公共决策咨询(The Consultation of Public Decision-making)作为决策咨询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国家公共权力主体对公共事务问题实施决策时，征询专设研究机构、专家学者或咨询公司建议的一种活动和过程。世界主要国家十分重视公共决策咨询，充分发挥其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一战后，特别是二战以来，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使各国政府只好以增设行政管理部门来处理。行政管理机构的日益庞大，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行政官员忙于应付大量日常事务，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研究一些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也缺少多种专业知识，迫切需要动员和依靠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来支持公共决策。于是，各国政治家们不得不纷纷转向大学、学术界和全社会范围寻求“智囊”(Brain)指点和额外营养(ExtraNutrition)，西方以经济为中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多学科交叉的各种咨询研究机构便应运而生。1964年，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Trueman)在庆祝他80岁生日的讲话中，首次用“思想库”(Think Tank)一词取代了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研究机构的名称[1]。
“思想库”亦称“思想工厂”(Think Factory)、“脑库”(Brain Tank)或“智囊团”(Brain Trust)，在现代意义上，它主要是指为政府部门或大的社会集团、企业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决策进行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提供各类咨询，为之解决具体问题，并为之培养、储备和输送人才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按美国人的定义，“思想库”是为了对诸如技术或社会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组织的非营利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思想库”是为了适应社会高度发展的需要和满足现代国家日益复杂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999年7月22日，香港《文汇报》载文指出，目前，世界上有五大“智囊团”，即美国兰德公司(Ran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美国国防应用系统研究所(IDASA:Institute of Defense Application System Study of America)、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SRI: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德国工业设备企业公司(GIEEC:German Industrial Equipment Enterprise Corporation)、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当然，对“思想库”的划分有不同的标准，英国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LSS:Institute of London Strategic Strdy)、法国的研究和咨询企业协会(SYNTEC)、澳大利亚的科学技术委员会(ASATC:Australi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等，也都是著名的“智囊团”。
咨询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紧密相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是现代专业咨询业务开展最活跃的国家，也是公共决策咨询业最发达的社会。美国的“思想库”创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繁荣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美国政府每年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为200-250亿美元，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用在各种“思想库”的研究工作上。美1993年咨询业的年营业额高达665亿美元，咨询业在美国服务行业中占了相当比重。多年来，一个小而重要的“思想库”在美国的立法和制订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美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亨特(Heter)博士2000年1月5日指出，“思想库”是美国民主制度所不可缺少的。以至于有人形容说，“思想库”的研究报告，决定着美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
公共决策智囊机构的不断出现，是当代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政府、社会和企业，越来越倚重这种智囊机构，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纵观国际公共决策咨询的历史和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一些成功经验：
一、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大力发展咨询产业
凡咨询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决策者对决策咨询都非常重视。美国历任总统，无不利用智囊机构为其竞选、执政、解决各种棘手问题提供良策。胡佛(Hoover)总统喜爱的方式是根据政策需要设立专家委员会。罗斯福(Roosevelt)在竞选总统时就成立了主要由三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为他出主意，起草政策文件等，“智囊”(Brain Trust)一词从此便大量使用。罗斯福上台后，又雇用了大批社会科学家在他的“新政”计划中为各政府部门服务。尼克松(Nixon)和福特(Ford)，在重大决策方面，十分器重美国企业研究所。卡特(Carter)主要依靠布鲁金斯学会(TBI: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里根(Reagan)则把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SI:Hoover Study Institute)，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几乎每个季度都到胡佛研究所访问一次，听取关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情况介绍。始终有胡佛研究所的人员充当里根的外交、内政和技术等方面的顾问。兰德公司的成员经常被聘到国务院任职，目前有100多人参加了美国各级政府的126个常设委员会的工作。在美国，咨询业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政府已将咨询作为决策过程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论证、投资、运作、完成等各个阶段，都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联邦政府还规定，超过100万人的城市都应建立关于区域发展的综合咨询机构。美国政府对咨询业采取扶持政策，规定企业的咨询费用可打入成本，不计征所得税。日本政府也很重视智囊机构的作用，派遣政府级调查团，咨询专家经常被吸收作为团长或团员参加，并对咨询机构外出调查的费用给予补助。德国咨询业的迅猛发展，也是政府重视和支持的结果。1975年起，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建议各部门、各行业、各研究所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对10家非营利的半官方咨询机构给予50%的经费补助；政府还资助建立了几十家技术咨询机构；免费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提供的企业咨询补贴费用达3亿多马克[2]。目前，德国咨询业的年增长率远远高于国民经济年增长率。咨询产业是德国经济中发展最快、最稳定的现代产业部门，成为德国社会经济体系中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一系列的著名的大型综合性咨询公司。
二、坚持以才取人的原则，优化咨询人员的整体素质结构
咨询业在西方被称之为“智力服务业”，它的发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与其他产业的区别在于其成果是从业人员运用知识、经验和智力所产生的咨询报告。因此，各国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不仅注重优化知识结构，而且十分重视优化智能结构和规模结构。一是从严选拨人才。兰德公司现有雇员近千人，其中500多名研究人员是各方面的专家，全部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博士学位的占40%，有硕士学位的占36%。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家占20%，数学家占18%，经济学家占14%，工程技术专家占10%，物理学家占9%，计算机专家占3%，其余为法律、商业、教育、艺术、医学、政策分析、军事分析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兰德公司除雇员的高素质结构外，还在各大学、研究机构中聘请了700余名有名望的教授和高级专家作为特级顾问和研究员，参加兰德高层管理和对大课题进行研究分析以及成果论证。美国政坛名流有的也是公司的顾问。为了保证从业人员的高素质，美国政府在一些咨询领域，规定了执业资格标准，通过严格的考试，合格的才能注册登记。如果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生业务过失或有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政府可随时取消其执业资格。德国对各咨询公司人员素质要求很严，认为咨询人员水平不高，就不可能有好的咨询成果。德国录用咨询人员，要经过专门组成的专家小组集体评定。除强调专业知识外，还很重视资历、实践经验和工作能力，一般要求有4-6年的工龄。对咨询人员的考察主要是分析判断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造能力、专业转变能力以及事业心和上进心等。二是注重培养人才。咨询从业人员大多是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美国的各类大学没有设咨询专业，一般在大学高年级、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开设咨询选修课，目的是让学生毕业后适应咨询业的需要。教学方式主要是请咨询公司的从业人员讲咨询公司的运作、有关法律问题、咨询程序和咨询案例等。除课堂教学外，还要派学生到咨询公司学习，费用由公司支付，遇到问题可以得到咨询公司的帮助。兰德公司是一所“没有学生的大学”。公司要求研究人员每天用一定的时间学习本学科的最新进展，提倡每人学习专业以外的新兴学科知识，自然科学家必须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各类专业人员都要学点哲学。1970年还成立了兰德研究院(Rand Academy)，每年从1000名申请者中，挑选100名左右硕士或学士毕业后有一定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员培训三年，专门培养政策分析和研究人员。兰德研究院利用自己独特的教学训练方法，成功地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决策素质，成为当今世界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日本政府鼓励企业举办业务研究班，以吸收新的知识技术，加强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国际公共咨询机构，特别注重培养咨询人员的创新精神，认为这个组织本身在政策上是没有自己的立场的，其主张就是刺激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兰德公司研究人员的平均年龄是35岁，在公司工作的平均年限为8年；日本野村的研究人员大多也是32岁左右，正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的最佳时期。三是严格规范职业道德。咨询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诚实、公正、客观、科学，是从业人员应遵守的基本准则。为保证从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美国咨询业采取以下措施：①要求咨询人员严格遵守法律，并有责任促使用户不违法；②认真听取情况介绍，带着问题调研、分析和与各层次人员谈话；③从系统角度出发，把问题放到一个大环境中去考虑，不单纯就事论事；④采用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⑤注意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自以为高明，学会做小学生；⑥公司设有专门部门与客户打交道，专家组不与雇主发生利益关系；⑦采取签合同的办法保证从业人员有良好的职业道德；⑧有一个相对独立、并吸收几名持不同意见者参加的审查小组对咨询成果进度及质量进行审查[3]。各咨询机构采取有效手段，吸引和稳定高层次、高水平的咨询人员，以致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尊重客观规律，科学规范咨询活动
公共决策咨询的最终目标在于帮助服务对象改进决策水平，提高决策质量，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采取科学的咨询体制，规范咨询方法和程序，切实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
1.公共决策咨询研究的矩阵体制(Matrix System)
国外大多决策咨询机构采用的是学科知识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矩阵研究体制，即一方面将所有的研究人员按照他们所学知识的学科类别分组，另一方面又按照研究课题成立研究小组，从按学科划分的各小组中抽调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的研究队伍，从而形成一种矩阵结构(Matrix Structure)。兰德公司就是采用这种矩阵研究体制的典型。矩阵研究体制兼收了直线主管组织和横向协作组织的长处，既有利于整个“思想库”的有效管理，同时又符合“思想库”需要多门学科的专业人员共同协作的特点，因而它成为现代“思想库”的理想结构形式。
1.公共决策咨询研究的方法论(Methodology)国外公共决策咨询的方法很多，通常运用的有以下几种：
①问题结构法(Problem Structuring Methods)。这在管理良好的咨询机构中十分通用。有效的“思想库”都会坦率地承认需要迫切解决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知道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是首先以意识形态、政治敏感、经济或社会理论来提交答案。对于公共问题，不同的咨询机构可以有不同的解答，而决策分析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去评估这些答案。这种方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答案为中心。咨询机构是要寻找并判断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而不是急于肯定若干理论问题。问题结构法，是进入决策咨询的门坎，一切都应从透视公共问题入手，实际地提出、描述、分析以及解决某一重要问题。它给我们一种方法学上的工具，使我们能从混乱棘手的状况中，抽取出必要的信息和资料，而将那些无关的、混淆视听的资料丢到一边。
②预测法(Forecasting Methods)。预测是决策的基础。预测在政策形成时最为常用，它帮助咨询者观察可能的、潜在的或期望的未来，估计已有的建议政策的反应，论证为达到目标今后可能的障碍，估计建议政策的可行性。预测法范围基于计量经济学到决策理论的延伸。美国预测学家奈斯比特(Nasbytte)说“预测未来最可靠的办法是了解现在。”目前的预测方法很多，较有影响的有三种：一是特尔斐法(Delphi Methods)。特尔斐预测法是兰德公司的一个杰作，成为全球150多种预测法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它是一种直观预测法，其过程是利用一系列简明扼要的征询表和对征得意见的有控制的反馈，从而取得一组专家的最可行的统一意见。特尔斐法的本质是利用专家的知识、经验、智慧等无法数量化的带有很大模糊性的信息，通过通信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换，逐步地取得较一致的意见，达到预测的目的。二是环境预测法(Environment Forecasting Methods)。人们在作出决策时，必须掌握总体环境、产业环境、竞争环境、未来的发展变化情况。总体环境是指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科技环境、法律环境等。环境预测法的具体步骤是：找出影响环境变化的各种因素；把这些影响因素分类；把选出来的各种因素以成对方式制成关系图；针对最极端及中庸的状况，做进一步描述，找出环境的机会与威胁；在不同情况下，分析竞争对手可能的反应，并进一步订出单位、部门自身的策略。三是头脑风暴法(Brain Storm Methods)，也称思维共振法。头脑风暴原意指精神病患者神经错乱和胡言乱语，这里转借其意为咨询人员思想可以无拘无束、自由奔放地思考问题。以考家个人“微观智能结构”(Micro Intellectual Structure)通过创造思维来获取未来信息的方法称为个人判断预测法，也称个人头脑风暴法；以集体的“宏观智能结构”(Macro Intellectual Structure)通过专家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启发，引起思维共振，产生创造性逻辑思维来获取未来信息的方法称之为集团头脑风暴法。头脑风暴法产生的结果，应当认为是专家组集体创造的成果，是专家组这个“宏观智能结构”的总体效应。
③推荐法(Recommondation Methods)。推荐法是直接向决策者提供和推荐知识、技术及决策建议的方法。许多推荐方法，包括“效益——成本分析”、“最佳化”技术等，已在政府部门发展应用。这些方法有助于估计不确定性及风险，论证客观性及供需关系，确定选择时的专门条件，比较成本与效益，确定执行政策时的行政责任等。公共决策咨询机构可以利用自己的研究优势，开发出推荐的目标供决策者选择。
④监测法(Monitoring Methods)。监测法是公共决策咨询机构对决策效果的跟踪监测，用于评估法律和法规，发现政策未想到的后果，论证妨碍执行或形成政策失败的原因。监测的过程就是决策的反馈过程。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监测对于决策更为必要。人们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一次能够完成，要重视来自执行部门的反馈信号。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监测法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知道如何最佳地执行当前及今后的政策。许多决策咨询机构运用数量化方法，比较研究不同社会经济指标来监测他们的政策产品和影响。
⑤评估法(Evaluation Methods)。公共决策咨询机构对决策效果，包括自己所提供咨询建议被采纳后决策效果的情况，实施结合评估，提供政策达到适当性能水平时的信息，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评价他们的决策质量。评估法多数来自于科学家，使用量化的手段和方法。通常情况下，技术评估对新的技术成果，不只是看技术带来的利益，而且评估新技术对人类、自然及社会的影响及其效果，当判断会发生某种不良影响时，谋求适当的对策。
2.公共决策咨询实施程序(Implementation Procedure)尽管不同的公共决策咨询机构有各自不同的工作程序，但从业务进程来分析，基本上是委托式咨询。委托式咨询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签约阶段。委托人和咨询机构经过多次洽商，达成协议，双方签订项目的正式合同或口头协议，咨询机构开始进入角色，为决策者服务。第二阶段为咨询准备阶段。咨询机构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和意图，做项目讨论实施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成立咨询课题组，拟定调查研究提纲，设计调查表格或专家征询书，制订工作实施计划等。第三阶段为工作阶段。主要是搜集资料和数据，进行系统研究，作定性和定量分析，提出多种方案进行优化比较。根据不同的咨询内容，有的需作出详细设计。第四阶段为报告阶段。正式提出包括总报告、分报告及有关附件的正式咨询报告。委托人接受后，此课题即告完成。四个阶段中，委托人与咨询者始终保持着思想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使咨询工作少走弯路。
四、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咨询质量
公共决策咨询机构在设计、论证、决策过程中，不但掌握灵敏而准确的情报信息，采用最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如决策理论，系统分析、可行性研究、预测技术、调查方法，定性和定量分析等等，还大量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信等手段，这些都大大地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提高了对复杂课题研究的质量和效率。
计算机辅助决策在咨询领域广泛应用。兰德公司的“兰德计算中心”80年代初就已具有较高的硬件和软件水平。目前，有1700台微机、150台UNLX工作站及文件服务器组成的计算机网，这些计算机与Internet互联，保证兰德的研究人员随时访问世界的其它资源，也允许外界访问兰德的资源。兰德的研究生每人都能分配到一台微机和相应的软件来从事学习与研究工作。该中心有100多人的编制程序专家、系统分析专家、工程师、操作员和技术队伍，向研究人员提供程序准备、资料检索和处理等多种服务。高效率的资料检索、计算功能、语言翻译等，为兰德研究人员提供了工作的极大便利。尽管计算机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但研究工作的“统帅”仍然是人脑，人脑在任何时候都是要指挥电脑的。
咨询机构内部还有咨询。兰德公司1976年创建了一个兰德数据统计小组，由10名博士组成，目的是为了“通过使公司所有研究人员较容易获得满意的专业知识，提高兰德的研究质量。”该组研究人员在许多不同的数据统计领域内部是知识丰富的专家，他们给任何一位需要查阅数据统计的研究者免费提供适量的有关资料。他们邀请研究者们在与数据分析、理论与实践数据统计、概率性或其它数据统计等领域相关的内容方面，咨询任何问题。
咨询机构为改进技术手段，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咨询产品是智力服务，不仅在人员聘用和福利待遇方面要有经济保障，在工作条件和研究过程中，也需要有财力支撑。兰德公司每年的经费预算1亿美元左右，86%来自于政府委托的300个左右的研究项目，7%来自基金会支持，7%来自私人企业委托研究。咨询的价值已得到社会的承认。无论是营利性公司还是非营利性公司，都有成本效益的问题，无论是政府付钱还是企业或个人付钱，咨询总是要收费的。非营利咨询机构只是自己声称不以营利为目标，绝不是不需要钱或不想赚钱。国外咨询收费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咨询机构的收费由于规模和知名度不同而相差悬殊。战略性的委托业务可能需要高补偿的咨询专家，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而实施计划可能涉及一支较低水平的专家和几百美元。作为决策咨询项目，一般大的咨询公司如兰德公司，以每小时300-350美元收费，中型咨询公司每小时200美元左右，小型咨询公司每小时100-150美元。如果回报率高，咨询费用大也是值得的。即使兰德公司这样著名的“思想库”，也常常感到存在经济困难的问题。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和竞争，兰德开始调整方针，加强对短期项目的研究工作，大力开拓民用项目市场，以减少对国家项目的依赖。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更好地改善研究和工作、生活环境，改进技术手段，为咨询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和研究工具。
五、强调研究工作的独立性，崇尚客观、公开、中立
国外大多数咨询机构一般在组织上不隶属于政府或企业、事业实体，也不受其约束与控制。选择或承担的项目、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收费标准等都具有独立性，不需要什么部门、机构的批准。咨询成果质量不以其建议是否被采纳而论好坏，而是以实践检验的准确性为标准，强调研究手段的独立性和结论的客观性。
研究自由是决策咨询机构获得进步的基础。研究人员只有尊重科学和实践，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果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国外决策咨询机构认为，应该把理论研究变为能够有效影响社会行为的政策，否则路程就只走了一半。在研究过程中，鼓励研究人员要有独立的见解和新的创造，研究的结果即使与官方意图或权威性意见截然相反，也能得到谅解或受到充分注意。咨询机构通常向委托单位提供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不是凭占有不完整资料，支持合同单位的意见或随和政府的政策，以完成任务，捞到好处，这样会极大地损害咨询机构的形象。
即使是与美国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兰德公司，研究工作也非常独立。公司宣称，它的研究工作不限定必须支持某种特定政策和计划。对每一项课题，都要经过调查研究、实验、辩论，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依附任何单位或个人的意见。如果兰德没有独立见解，对政府决策也就没有用了。那么，这种客观的关系也就无法存在了。可见，独立性同政府关系密切，两者是互相推动而不是互相矛盾的因素。一般情况下，兰德公司向项目委托人提供多达五个决策咨询选择，并将每一种选择在政治、经济、公共关系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后果及利弊，一并忠告用户，对决策者提供科学、客观、公正而全面的决策建议。兰德从不去倾向影响政策，并认为这不是兰德的责任，兰德只关心它的决策后果与自己的预期分析是否吻合，从而改进和提高自己的研究技能。这种独立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效果。1951年，美国空军计划开支35亿美元，在国内外修建新的基地并经国会批准。兰德公司接受咨询任务后，详细分析了利弊，得出结论是不宜在苏联附近国家部署这些空军基地，因为这样做经不起地面的突然袭击，大量的基地应建在国内。这一建议被空军采纳，节省了10亿美元的开支。
欧洲的咨询机构同美国的一样，研究成果在保证不失密的情况下，几乎全部向社会公开，供有关部门使用。这样做最终有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使更多的人分享研究成果。即使像日本这样受政府控制较多、相对保守的咨询机构，也提倡开放和中立。1997年8月，日本科学技术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研究开发评价实施办法大纲指针》，提出要建立开放型研究评价体制的基本框架，实现评价标准的开放性、评价主体的开放性、评价结果的开放性、评价结果利用的开放性。成立于1974年的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National Institute forResearch Advancement)是一个半官半民的政策研究机构，它从中立的立场出发，对日本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对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NIRA坚持和平、中立、公开三原则，宣称自成立起就要考虑不能偏向政党，偏向企业，偏向政府，要争取得到国民和社会的支持，不受企业和政府的干涉，不从属于谁，独立、自主和中立是其根本立足之点。尽管日本决策咨询的独立性是有限的，但他们打出独立自主性这面旗帜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决策咨询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工作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避免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和为大垄断财团服务。西方决策咨询机构大都受一定财团和不同利益集团的控制。这些财团和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其“智囊团”为其谋划、活动，影响当局决策和公众舆论，以维护其根本利益。美国东部财团长期控制了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CFR:Councile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IEPPS:Institute of Enterprise Public Policy Studies)等机构。西部财团支持胡佛研究所、现代问题研究所(ICS: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turdies)、加利福尼亚国际问题研究所(CIIS: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rmational Studies)等机构[4]。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SISC: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of Gergo Town University)主要受以洛克菲勒财团为首的石油利益集团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为石油利益集团服务的政策研究中心”。在西方，许多政党包括政府也有利益集团的鼎力支持，因此，这类“思想库”往往容易受决策者的价值观、利益观及其主张的影响，研究结果主要是为现行政策或执政党和政府首脑制定和执行的政策作注释或辩护，其宣称的研究的独立性也是十分有限的。
(2)决策咨询研究有时缺乏长远眼光。许多咨询机构受到政府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压力，研究课题往往只注重预期效果，忽视着眼全局进行长远设计。在这方面，官方和半官方公共决策咨询机构在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灵活性以及视野的广泛性、眼光的长远性等方面，不如民间的和大学的咨询研究机构。
(3)决策咨询机构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不正当竞争。受经济利益驱动，各咨询机构都在千方百计争取用户，尤其是争取有较大经济回报的课题。一些著名的“思想库”中，有一些人员与政府和重要决策者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利用私人关系和物质手段获得研究项目，而许多中小咨询机构甚至是研究能力很强的专业咨询机构只能望洋兴叹。著名咨询机构固然实力强、水平高，但不一定对所有问题的研究都比别人深，并且常常遭到收费较低、反应灵敏、专业性强的小咨询研究单位的市场竞争。不正当竞争的结果，可能造成咨询成果的非最优化。
国外公共决策咨询类型繁多，研究活动各具特点，探讨它们的成功经验，对于实现我国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0-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