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前景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1-0022-08
一、国史研究20年的回顾及国史学科存在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但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国史研究，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1979年9月，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契机，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将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稿。这个讲话简要回顾了建国后30年的历史，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总结。当时，客观形势要求党对建国后的历次重大运动、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做出更加深入、更加明确、更加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于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个《决议》起草时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中间邓小平、陈云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都提出过重要意见，还在党内四千人范围和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征求过意见。因此，制定《决议》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次高层次的集体研究国史的过程。《决议》对国史研究中的许多难点、热点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为进一步研究国史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在这一背景下，胡乔木倡议对建国以后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方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宣传部部署，组织专门的编委会，编辑了《当代中国》丛书。这套大型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分卷，先后参与编写的领导干部、专家、实际工作者有十多万人，至1999年出版了150卷，共1亿字，3万幅图片。它利用了大量丰富、确凿的档案资料，叙述内容包括建国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发展历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为系统研究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提议并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赋予当代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撰写、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负责联系和协调全国的国史研究工作。此后，当代所聚集了一批有志于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员，创办了以出版国史著作为主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和专门反映国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2年，又以当代所为依托，成立了团结国史学界专家、学者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这一切，标志着国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登上了学术舞台。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学术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国史资料的大量披露出版，人们对国史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在《决议》的指引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国史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几年出版的国史通史、专著、工具书不下百种，涉及国史的文选、传记、年谱、大事记、回忆录、论文集、资料汇编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书籍的陆续出版，使国史研究的学术园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对国史研究事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一开始就给予了积极支持、热情关怀和亲切鼓励。1999年，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新闻出版署、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召开《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大家应该充分运用这部丛书的科研成果，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央领导的指示，给予国史研究事业以新的更大的动力，使国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国史研究尽管实际上已经存在了20年，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但对于国史研究可否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独立门户，至今仍然有不同的认识。而形成这种认识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史学似乎有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传统。
在中国悠久的史学长河中，确实存在过当代人只写前代史而不写当代史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封建社会造成的。在封建社会，所谓当代、前代是以帝王姓氏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某姓帝王的专制统治下，历史学家编写当朝的历史，颇多忌讳，难以做到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后再“盖棺论定”。另外，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客观上也给当代人写当代史造成种种不便。
现在，这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大多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封建时代，写不写当代史仅仅是史家的事，人民群众并不关心；而今天，掌握了自己命运并积极参与国是的人民群众，要求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希望看到当代史。最近，当代所进行的千人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认为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必要了解国史的占98%，对国史感兴趣的占88%，便是有力的证明。况且，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不乏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比如，司马迁是西汉初年人，他写的《史记》共130篇，其中写西汉初年人物和事件的有51篇，重点写这一时期历史的有15篇，合计占《史记》一半以上的篇幅，说它是一部当代人写的当代史并不为过。
诚然，与研究对象相隔时间太近，容易造成史学工作者认识上的局限。但是，这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国史工作者的认识能力来加以弥补。何况，后代人写他们没有经历过的历史，往往会显得隔膜，也有他们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应当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摒弃过去时代留下的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成见。
有些同志或许认为，既然中共党史也研究建国以后的历史，再把国史作为一个单独学科来研究似乎没有必要。不错，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与国史在研究对象，内容上有交叉，有重合。但应当看到，它们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首先，研究的角度不同。党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研究它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和国际关系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宪法和法律把它们变成国家的意志，贯彻到国家生活各个方面去的。国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当然也要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它更多地是从国家的角度，研究国家政权机关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组织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
其次，研究的重点不同。党史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是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包括重要会议、重大事件及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重要活动等等），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突出事迹，党的自身建设，以及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国史的研究重点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包括重要会议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重要活动等等），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的大事，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的实践活动、突出成就和涌现的模范人物，国家机关的自身建设，以及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
再次，研究的范围不同。党史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历史作用；国史的研究范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发展及历史作用。简单地说，党史属于专史，而国史属于通史。诚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党对国家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党史学在研究建国后这段历史时，也要涉及党以外的事物。但是，国史学除了要研究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外，还要研究建国后的政党制度史、政权建设史、机构改革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民族史、国防史、外交史等等，甚至疆域、气候、灾害、人口、婚姻、宗教、民俗、语言等自然环境与人文因素的变化，也都是它的研究范围。而这些内容的大部分，显然是党史研究难以涉及的。
所以，党史和国史好比两个同心圆，党史是内圈，国史是外圈；党史决定着国史的走向，是国史的核心部分，而国史的范围比党史大得多。现在一些有关党史建国后部分和国史的出版物确实存在内容雷同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党史过多地写了本来应由国史去写的内容，国史也过多地写了本来属于党史的内容，并非它们的本质属性使然。这正是我们今后需要通过加强党史和国史两个学科建设来解决的问题，而不应当成为怀疑国史学科存在的理由。
当然，国史研究也有与党史研究相同的学科特点，那就是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为国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它不仅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尊严，也涉及党的团结、机密等国家最高利益。因此，国史研究同党史研究一样，都要始终牢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其科研工作中重大项目的立项、重要成果的发表都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其科研人员都必须把科学性和党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格遵守《决议》等党中央的有关决定，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坚决执行各项保密规定等等。
二、开展国史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开展国史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我只是根据近一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所接触到的情况，感觉以下几个问题尤其需要注意。
1.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
党中央最近反复强调要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发展，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所以，我们在国史研究中不应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应当坚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这一讲话对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例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获得胜利的原因，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纯属历史的偶然，不过是因为共产国际支持，或共产党人抓住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机会，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而造成的结果。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正确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便会迷失方向，从一开始就走上歧路，进入死胡同。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而“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讲话分析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两个80年，告诉我们，160年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压迫，中国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列车，要想摆脱民族和社会的危机，只有另找出路。而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恰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种另辟新路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这一机遇，才使中国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成为可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建立，中国之所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为深厚的根源。共产国际帮助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打乱了蒋介石“剿共”的部署，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削弱了其反共力量，这些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的过程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它们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共和国产生的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历史说明，即使没有那些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迟或早也会成立。这是因为，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其他任何道路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认清了这一点，也就认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才有可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研究国史。
又例如，近些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为了“西化”、“分化”中国，借学术研究之名，在史学领域大做文章，一方面竭力兜售“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百般丑化中华民族的历史，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而我们中间的个别人，也片面理解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所谓的“事实”材料，纠缠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细枝末节，模糊了历史的本质和主流。
建国后的历史有过失误，出现过曲折，但历史的主流是否就是失误和曲折呢？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高度概括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80年的九大业绩。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会看出，这些业绩都与国史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基本上都是在建国后的52年时间里取得的。这九大业绩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哪一条不是铁的事实？哪一条不关系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在这九大业绩面前，我们的一切失误，即使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浩劫，相比之下也只能是历史的支流。因此，可以说，“七一”讲话通过对九大业绩的概括告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流是成就；国史研究和宣传的重点应当是研究建国后的历史经验，宣传建国后的历史成就，从而为今天所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增强全国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
再例如，近些年来，随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攻击，使一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感到某种困惑和茫然。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创造性运用，无疑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
“七一”讲话在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时，总是要论述它与唯物史观的源流关系。在阐述“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它先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讲起。讲话指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在阐述“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它也是先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讲起。讲话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这充分表明，无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党的历史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提出的，是与唯物史观的观点完全一致的。
“七一”讲话还运用唯物史观特别是“三个代表”的思想分析了建国后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正确研究国史做出了榜样。例如，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讲话指出，这是“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应当如何看待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讲话指出，这是“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应当如何看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讲话指出，这“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应当如何看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讲话指出，这“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分析历史事件，历史是非就很容易分辨了。
另外，“七一”讲话还论述了其他一些属于唯物史观范畴的重要观点。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等等，属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观点。“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我们党砥柱中流、岿然不动”，等等，属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观点。可见，对于国史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能不能作为指导的问题，而是如何用它来指导的问题。只要我们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而是结合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运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仅不会妨碍国史研究，相反会使它健康发展，不断深入。
2.关注现实，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只有50多年，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50多年仅是一瞬。因此，人们通常把国史作为当代史，就是说，它是当前正在发生发展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现实的界限往往不是分得很清楚。昨天还是现实的事，今天就可能成为历史；同样，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就可能成为历史。国史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国史工作者既要研究与现在时间相隔较远的事件，也要研究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件。同样，研究现实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过去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当然，国史工作者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从历史角度进行的研究，即着重于总结经验和揭示规律，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而不是搞对策研究，更不是直接地、生硬地用历史为现行政策作注释。
中国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资治教化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自觉地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今后，国史研究仍然要继续发扬这一传统，这是国史研究的方向，也是国史研究自身发展的关键所在。
国史研究要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我以为主要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与规律的研究，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历史依据，包括加强对经济建设中各种教训的研究，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历史依据。
建国52年来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其中蕴含着大量带规律性的东西。一些基本的重要的规律已经被陆续发现，但还有许多规律有待发现；即使已被发现的规律，也有待人们通过新的实践去深化认识。发现和认识这些规律，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当然有责任，但国史工作者不仅有更大的责任，而且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因为，规律总是隐藏在事物发展过程之中，而史学家的天职就是从中发现带规律性的东西。就是说，国史不仅要使人知其然，而且要使人知其所以然。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目前，实际工作中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从国史研究中寻找答案。例如，过去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证明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但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就意味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如果还存在阶级斗争，它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再例如，重复建设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一大顽症，可现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多年，重复建设仍很严重，其中问题在哪里？又例如，某些干部急于出政绩、好“刮风”、喜欢“一刀切”、爱作表面文章，这些现象在过去曾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过，其中是否有规律？规律是什么？对于类似问题，如果能给予科学的回答，无疑有助于我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第二，要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历史性成就的研究，为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提供历史依据。
建国后的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突飞猛进的半个世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一些人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产生了动摇。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对建国后历史的研究中，对错误的研究比较多，而对成就的研究相对不够。针对这种情况，国史工作者有责任如实、充分、生动、深刻地向世人展示共和国的巨大成就，不仅要展示像“两弹一星”、浦东新区这样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而且要关注普通人家衣食住行这些不易被人觉察的变化；不仅要宣传结果，而且要探究出现这些结果的过程和原因。对共和国历史中的失误和曲折，国史工作者当然不能回避，但重点应是分析原因和总结教训。要把好心犯错误的人同趁党犯错误搞阴谋诡计的人加以区别，多写广大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对错误进行的抵制；而不应热衷于搞什么“深揭密”，过多描绘领导人犯错误的细节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恩怨；更不能混淆历史的主流与支流，把共和国的历史写成一连串的错误。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也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最近，江泽民同志在阐述“三个代表”思想时指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个历史时期，当然包括党犯错误的时期。党犯了错误，不等于党的性质、国家的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就变了。纵观建国后的历史，成就仍然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既然如此，国史工作者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把共和国的成就作为研究的主要方面，应当不断用这些历史成就告诉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历史研究从来是为现实服务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着不同的目的，对同样的历史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指出和纠正党执政的失误过程中，大肆批判、全盘否定党的领袖人物，从而形成丑化共产党、诋毁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遭到严重歪曲，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失去信任和信心。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史研究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工人阶级政党能否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重大而现实的政治问题。我们一定要记取苏东剧变的这一惨痛教训，绝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建国以来港、澳、台地区历史的研究，为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提供历史依据。
国史的编写极大地体现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因为如此，“台独”分裂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在国史问题上做文章，妄图否定台湾当代50年来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久前，台湾甚至有人鼓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外国史”来讲授。我们有些国史书籍在涉及港、澳、台时，也往往只是写到党和政府关于“一国两制”的主张和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所做的努力为止，对港、澳、台地区这50多年来的历史则很少涉及。因此，我们今后有必要加强对港、澳、台地区历史的研究。
港、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才长期被英国、葡萄牙占领和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港、澳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日益密切。它们回归祖国之后，虽然根据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原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外交事务和防务均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就是说，主权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行使。因此，国史工作者不仅要对它们50多年来的历史加强研究，还应在国史书中对它们回归祖国后的历史有所介绍，用以体现主权，说明“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1949年后，只是因为国民党由大陆退守台湾，才造成海峡两岸分裂的局面。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理应包括台湾50多年来的历史。这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史工作者对此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由于海峡两岸目前仍处于敌对状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如何表述台湾的这段历史，尚需进一步研究。
3.继承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借鉴西方新的史学方法。
国史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诞生的，它除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外，还继承了我国史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但国史学与其他学问一样，也要在创新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要创新，首先要依靠国史研究自身的学术实践，同时也要吸取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另外，还有必要借鉴国外史学，特别是西方新史学派的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西方新史学派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视野，不仅要描写民族的兴亡和伟人，也要描写文化形态的变化和普通人的情感世界；认为文字史料未必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考证、校勘史料，也要解读史料所用语言背后的意义；强调历史学应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联盟，不断完善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因此而产生了历史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生态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心理学等等。这些观念、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在国史学科建设中有选择地吸收。
三、当代所今后一段时间开展国史研究的一些设想
当代所成立11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支持下，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少为学术界好评的研究成果。其中除负责组织编辑《当代中国》丛书外，还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和外单位合作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编写了《新中国国史教育》的读本，组织编写了《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丛书，并出版了其中的若干卷。但这些成果仅是初步的，比起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党中央赋予当代所的任务，规范当代所的科研工作，调动当代所科研人员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我们在2001年着手进行了以2004年建国55周年为目标的三年科研规划的制定工作。我们的基本设想是：
1.编写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不断延伸，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著述包括通史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个人署名，而且有相当数量对史实把握不准确。大中学校的历史课本中有关国史的内容，也缺少权威性本子为依据。因此，我们打算以当代中国研究所名义，于建国55周年前编写出版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供广大干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阅读。
2.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翔实可靠的大事记，是进行国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各种有关国史的大事记出版了不少，但没有一本具有较大权威性的本子。因此，有必要以当代中国研究所名义编写一本由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撰稿，由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参与审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社会、民族、宗教、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供党政干部查阅，研究人员参考。
3.着手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
历史长编是国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是编写好多卷本国史通史的前提。长编将按时期分专题汇集建国以来的重要文献、资料（包括口述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为深入研究提供必备的基本材料。
4.开展对国史的专题研究。
开展专题研究既是编撰国史通史的基础，也是深入研究国史的主要形式。在今后三年里，当代所将根据自身的科研力量，围绕当前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理清脉络，总结经验，力争推出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我们将研究建国后政权建设、机构改革、民族政策、经济建设与生态平衡、土地制度、文化建设、与周边国家关系等等的经验。
5.继续组织《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丛书的编写与出版，筹备出版《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丛书。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等丛书，既是国史的组成部分，又是开展国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近几年来已先后出版了几位元帅、大将和张闻天、王震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传记。今后要按照计划，陆续组织编写出版建国以来各条战线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地方简史丛书是《当代中国》丛书的姊妹篇，目前已完成16种，还有一些省市正在积极撰写之中，当代所将搞好组织、协调，争取在2004年前出齐这套丛书（港、澳、台地区简史容后考虑）。
6.加强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当代所2001年与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今后，我们还将积极争取同国外境外其他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建立联系，与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国内著名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当代所于2001年创办了国庆学术年会，今后我们将逐步扩大与会者范围，邀请所外甚至境外学者参加，并将在建国55周年之际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际论坛”。
7.加强国史档案资料特别是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
8.进一步做好国史的宣传教育工作。
中央赋予当代所的任务除了研究国史，还有宣传国史。为了搞好国史宣传工作，我们今后要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影视界积极合作，加强国史研究成果转化的力度，运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尽可能地广泛普及国史知识，充分发挥国史研究的育人作用。当代所将继续搞好在中小学开展国史教育的试点工作，探索在大学进行国史教育的路子。
为了适应这些设想的需要，经过一年的酝酿，我们对所内科研机构的设置进行了必要调整，将现在按照历史时期划分的第一、第二两个编研室调整为按专业研究需要设置的政治史研究室、经济史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外交史研究室。针对所内科研力量相对薄弱的状况，2001年我们主动而慎重地从高等院校招聘了一批应届毕业的研究生，同时在全所范围调剂了力量，尽量加强科研一线队伍。另外，我们还将建立客座研究员制度，聘请有关专家学者承担我所的科研项目。我们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我们还要同有影响的高等院校实行联合办学，共同招收和培养国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1年以来，我们还在所内进行了“以科研为中心”的再教育，提出了营造三个氛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落实一个目标（“出人、出书、走正路”）的口号。今后三年里，我们将继续朝着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汇聚一流科研人才、具有一流科研水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基地的方向前进，用优异的科研成果，迎接党的十六大，迎接建国5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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