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新的出口退税与汇率稳定策略_汇率论文

中国需要新的出口退税与汇率稳定策略_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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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外贸部门认为,如果不将人民币贬值,下半年出口就将受到影响。这又是一次狼来了的预言。这种呼声总是有效的。然而,根据经验,前几次,狼并没有来。我们需要咬牙试试,将人民币稳定几年,看看会如何?

一味追求增加外汇储备是不明智的

不仅在我国存在资本项目顺差掩盖贸易项目逆差,压迫汇率升值,损害国际竞争力的问题,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一般性问题。两年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压力:外贸和外资“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从1994年初的150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底的400亿美元。有人将此解释为结汇制使得国家购买了几年来“逃汇”的大部分外汇,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但是到1995年外汇居然增加到700 亿美元以上,就不能不引起警惕。

外汇储备不能够超过基本国力的承受能力,绝非越多越好。因为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含义上看,一国的国际收支总是平衡的,贸易项目和非贸易项目,必须有一个是逆差,一个是顺差。如果出现“双顺差”,那么“平衡项目”就一定会受到极大压力:或是对外债权增加即借钱给外国,或是增加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增加又有两种办法:一是存在国内,这无异于“在地下埋黄金”,是一种纯粹的浪费,连利息也产生不了。一是存放于国外去生息,这无异于资本大量流出。一个国家,花费巨大的通货膨胀代价,无限制地购买外汇,又不在国内使用,反而存放于国外去生息,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战略!

国有外贸利益集团呼喊“狼来了”

但是这种战略居然在国内受到极大的鼓吹,以国有外贸部门为代表的有关利益集团,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我国资本项目已经大量顺差的情况下,仍然极力主张以汇率贬值以保持贸易项目的巨额顺差,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这意味着,要国家强行改变经济规律,以巨额人民币的投放购买外汇,把本应升值的汇率改变为贬值。这种企图不断以各种动听的理由出现:在1993年是以马上复关可以扩大进口为由,鼓动企业和个人存放外汇;在1994年是以“国内通货膨胀压迫汇率”为由,在1995年则是以出口退税不足为由,向中央施加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

1995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总额为1264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9.6%,其中出口697.9亿美元,增长44.2%,进口566.1亿美元,增长15.2%,顺差131.8亿美元。去年我国外汇储备猛增150%,外贸顺差不过72.9亿美元,而我国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是每年15%—20%,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44%,真正是历史最高水平的“超常增长”。

在大好形势下,国营外贸部门却高叫危机:

目前出口超常增长乃是外贸公司为了得到出口退税,在上半年突击出口所致。目前出口换汇成本已经达到汇率水平,如果不将人民币贬值,下半年出口将受到影响。

这是国营外贸集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争取有利的出口条件,争取本部门利益的又一次“狼来了”的呼声。

在计划经济下,外汇短缺是一切短缺之最缺,出口计划是一切计划之核心。国家垄断全部外贸,国营外贸公司只要能够完成出口计划,全部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1990年为与国际惯例接轨,取消了财政出口补贴,同时按照出口换汇成本的实际水平将人民币汇率不断贬值,实际上是将财政补贴的压力向价格转移(汇率是人民币的外汇价格)——应该说,计划经济改革的实质,在宏观上,就是将财政补贴向价格转移的过程。

无论是报请财政补贴,还是要求人民币贬值,“出口换汇成本”都是关键数字。出口换汇成本的含义,是每出口创汇一个美元,付出本币的代价是多少。90年代初期,我国丝绸和土特产品的出口换汇成本不过2元,化工机电产品却达10元。 外贸部每年上报的“平均出口换汇成本”是一保密数字,经财政部、国家计委认可,由中央财政拨发补贴。取消财政补贴以后,国营外贸集团则根据自己统计的不断提高的出口换汇成本(大约每年提高0.3—0.4元),不断向中央要求贬值汇率,否则“明年出口将不能保证”。

在国家外汇极为短缺,又完全依靠国营外贸集团出口创汇的情况下,这种“狼来了”的呼声总是能够震慑住中央决策者。无论是财政部以“财政紧张”为由、计委和物价局以“稳定物价”为由,是全社会对于外贸的特殊化不满,还是国际学者批判“出口贫困增长”——发展中国家不惜代价扩大出口,出口越多,国内财富外流越大,所有这些责难,都不能改变中央政府的“外汇积累偏好”,为此,每次“狼来了”的呼声总是导致汇率贬值,结果是“狼没有来”。是因为汇率贬值促进了出口,还是狼本来就不会来?——不得而知。我们能不能咬牙试一试:真正将人民币稳定几年不贬值,看狼会不会来?

骗税严重,出口退税政策无法有效执行

目前关于“不贬值汇率就不能保证出口”的呼声,出自骗税严重,出口退税政策无法有效执行。

我国自1990年取消了每年120亿元的出口财政补贴, 并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问题在于出口退税额增长过快。1985 年为 19.8亿元,1989年180亿元,1994年计划445亿元,但拖欠225亿元; 1995年计划退税550亿元,除去补前一年的,只剩下250亿元退税额。由于我国国内税制不完善,假冒出口骗取退税十分严重,相当于国家财政补贴的出口退税,相当一部分不能补贴到出口上面。这也说明了,我国当年急于复关,急于与国际惯例接轨,采取的新的退税办法,超过了我国国内税制的改革和政府的实际管理能力。

1994年出台的税收改革以前,出口退税率平均为11.2%,新税制实行以后,出口退税率改为13%和17%两档,换算成价内税,平均为14.2%。实际上出口货物的税负没有增加,因此出口退税率比实际税负高出3个百分点,于是国家决定降低3个百分点的出口退税率,从7月1日起执行。为此外贸公司突击出口,造成上半年出口猛增。由此反推出,下半年出口可能难以为继,想以汇率贬值加以刺激。实际上,1995年全年,我国出口增加30%,超过进口增加的速度,贸易项目和非贸易项目都是顺差,整个国际收支顺差接近200亿美元。 人民币汇率只能是一个升值的趋势。

要区别使用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

我反对以人民币贬值去弥补出口退税之不足,这是由于退税属于财政问题,出口骗税属于管理问题,均不能通过汇率贬值向国内通货膨胀转嫁。

1990 年取消每年120 亿美元的出口财政补贴, 当年计划内出口是400亿美元,平均每出口1美元补贴0.3元人民币,取消补贴以后, 理应将人民币贬值0.3元,但是汇率自1990年的1:3.7竟然贬值到1994年的 1:8.7,绝大部分不是汇率改革的因素,而是国内物价上升的因素,其中大部分又不是国内价格改革的因素,而是国内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说,价格和汇率改革的因素早已经释放完毕,近年来汇率贬值主要是国内通货膨胀原因,再要求贬值,只能造成人民币内外贬值的恶性循环,加大外债和进口的负担,在总效益上肯定亏损,也不可能代替出口退税的财政作用。

汇率贬值和价格调整都是货币手段,之所以不能代替财政手段,主要是因为二者性质不同。财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货币手段解决经济总量问题。我国改革初期取消财政补贴变为价格调整,即使是改革性质,也有缺陷。比如出口补贴和退税都是按照行业进行,专门鼓励加工产品出口的,改为汇率普遍贬值,出口换汇成本高的产品照旧亏损,而出口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多数是低价格弹性的土特产品和丝绸)则因为盈利过高,发生抢购,以高价格刺激盲目生产,产品很快供过于求,价格大跌,破坏了基本的生产和出口规律,损失惨重。因此无论把汇率贬值到什么水平,还是需要财政的补贴或者减免税方式调节出口结构。主张贬值汇率以解决出口退税不足,无论是无知还是为国营外贸集团争利,都犯了经济学基本知识方面的基本错误。

我国目前宏观调控中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就是在行政失效和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不断被迫将财政功能向价格转移。禁止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是一个进步,但是国债大增照样引起货币超发行,对于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和社会负担的解除,对于税收的混乱包括出口退税方面的诈骗,这些需要政府整顿,又需要整顿政府的问题,却往往通过货币发放和汇率贬值向社会转移,结果不公因为财政手段与价格手段功能不同,毫无积极效果,而且等于对全体居民权益的剥夺。这种“有病乱投医,错吃药”的办法,也反映在目前出口退税问题上。正确的办法只能是坚决打击出口骗税,同时可恢复某些财政补贴措施,比如对于大型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直接补贴,当然,前提是坚决打击腐败,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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