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新形态
“离巢”青年与“空巢”父母
宋 健
【摘要】 对“空巢”现象的普遍关注映射了当代中国家庭的变迁。“空巢”的背后是父母寿命的延长、子女数量的减少、代际间居住安排的变化和迁移流动的发生，其实质是现代化和人口变迁的影响。在青年“离巢”和父母“空巢”成为家庭新常态的情况下，社会应对这些群体给予更多理解和宽容，而国家则应制定更多有利于鼓励和加强代际联系的相关政策。
【关键词】 空巢青年 人口流动 城镇化
“离巢”与“空巢”是家庭生命周期同一阶段的不同表现
近些年来，“空巢青年”这一群体受到热议，用来指远离家乡、在大城市中打拼、租房独居的未婚青年。事实上，用“空巢”形容青年并不妥当，确切地讲，这些都市漂泊者应被称作“离巢”青年。“空巢”指的是子女长大成人，离开原生家庭，只剩下夫妻二人或一人独自居住的状态。最初“空巢家庭”多用于指老人家庭，“空巢老人”的照料问题尤为引人关注。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减少，特别是中国长期实施普遍一孩政策，城市中出现大量独生子女家庭。这些独生子女离开父母，父母未及老去、尚处中年，因此“中年空巢”或“空巢中年”概念应运而生，是指子女离家后，中年夫妻回归二人世界可能会由此产生的不适应甚至婚姻不稳定现象，这一概念与原来的“老年空巢”共同为大家所接受。
无论是“空巢老人”还是“空巢中年”，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经历了人生中的婚姻和生育事件。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格里克提出的经典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可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夫妻结婚、家庭形成；第二阶段是生儿育女、家庭扩张；第三阶段是子女开始离家、家庭萎缩；第四阶段是子女全部离家、家庭“空巢”；第五阶段是夫妻中一方去世，家庭开始解体；第六阶段是夫妻中另一方也去世，家庭解体。
在多源流理论中，影响政策变迁的主要变量是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三大源流，具体要素有指标变化、焦点事件、反馈、预算约束、问题界定、技术可行性、价值一致性、公共舆论、民族情绪等。媒体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些路径展开的。通过随机抽取样本中的一些报道进行简单梳理，发现媒体报道的话语主题与三大源流中的要素确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本研究结合多源流理论中的要素以及媒体话语的关键内容，制定出如表1所示的规则，对媒体文本的话语主题进行分类和编码。
“离巢”与“空巢”均深受现代化和人口变迁的影响
农耕时期的中国，人们普遍“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父母之巢似乎永不会空，因为子女往往与父母同住，形成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家庭的延续不仅表现为血脉传承，而且呈现于实际形态。然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加速了家庭成员彼此分离的步伐，特别是子代与父代的分离几乎成为必然。
高血压和糖尿病都为终生疾病，近年来发病率日益升高。患者长时间患病会有焦虑、恐惧、无助等相关不良心理情绪[1]，这些不良心理情绪不利于疾病控制，导致病人治疗依从性差，影响治疗效果。有相关研究表明[2]，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给予护理路径表干预，具有一定影响，能够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为此，该文2016年5月—2017年5月探讨高血压合并糖尿病老年患者实行护理路径表干预的临床护理效果，现报道如下。
流体因子属性通过估算P波和S波的速度比及密度，利用梯度和截距的差值变化趋势来显示流体因子异常。即偏离泥岩基线的距离，距离泥岩基线越远，越有可能聚集油气。研究区目的层沿层流体因子属性平面分析表明，成2、成3井处流体因子值较大，呈现正异常，为油气聚集区。
通过上述信息，我们大致可以摹画出“离巢”青年的形象：高中或大学毕业生，未婚（从毕业到初婚平均时间为7年）；通常会跨省离乡；居住在较为发达的大城市。“离巢”青年的数量取决于毕业生的规模、平均初婚年龄以及迁移流动比例。如果以2017年的1600万毕业生为基数，假设未来每年基本维持这样的毕业生规模，按照目前的平均初婚年龄，跨省流动青年比例为十分之一时，“离巢”青年规模为1000多万；比例越高，规模越大；当比例为二分之一时，未来几年则大约会有5000多万“离巢”青年。
对于这些青年而言，离开父母家庭往往追求的是精神和生活的相对独立；有些人会追求进一步的深造机会、更好的职业前景、遇到一个有缘之人共结连理等。在这个意义上，“离巢”青年相较“恋巢”青年更积极上进，因为从社会化的角度来说，成长的历程本身就是子代逐渐脱离父代、独立生活的过程，这也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因此，当现代青年完成学校正规教育，为实现下一阶段的人生目标而在社会上独自奋斗，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当然也更需要社会的支持。
成长的历程本身就是子代逐渐脱离父代、独立生活的过程
当“离巢”青年在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中因多重压力而陷入迷茫痛苦时，“空巢”父母同样经受着煎熬。中年“空巢”父母需要重建夫妻关系，将彼此的眼光从已经习惯的子女身上投射到对方身上，重新发现对方的优点，推动婚姻生活进入新时期；老年“空巢”父母则需要面临身体逐渐衰弱、家庭逐渐解体的挑战，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面整合各方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既然两代人各有难处，能否用青年不“离巢”换得父母不“空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正如前文所述，现代化和社会化的双重要求都使得两代人的分离成为必然。特别对于农村家庭而言，青年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不仅为下一代的发展开启了新的人生舞台，也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前几年，一些逃离北上广的青年再次回归大城市的例子也说明，乡村与小城市并非“诗和远方”，却更可能有着“苟且的生活”。那么，如何看待并解决“离巢”青年与“空巢”父母的问题呢？
如果说教育和职业是社会现代化的表征，那么人口变迁则延长了每一个人的寿命、减少了多数家庭的子女数量，同时又见证了迁移流动的常态化，这些都使青年“离巢”和中老年“空巢”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之一，其在客观上增加了家庭成员相处的时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40岁增加到2015年的76.34岁，几乎翻了一番，这极大提高了夫妻之间和父子两代人之间长期共处的可能性。生育率持续下降以及作为第二次人口变迁主要标志的结婚生育推迟，则有效缩减了家庭规模。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个中国妇女生育超过5个孩子，20世纪90年代之后则下降为不足2个；2017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仅有3.03人。父母寿命延长和子女数量减少都使得子女“离巢”后父母“空巢”期时间相对变长。
首先，现代正规教育制度替代了私塾家学或学徒制度，学校成为青年正规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送孩子上大学已经成为一种全家出动的仪式，因为这意味着孩子离家步伐的加速。其次，子承父业不再是普遍现象，现代职业体系与现代教育制度相呼应，职业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拥有不同学历的青年在不同的就业市场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父母一代的大多数经验在日新月异的知识浪潮冲刷下逐渐变得陈旧或过时。对现代教育和职业的追求带动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中国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1.21亿人迅速增加到2010年的2.21亿人，在2014年达到峰值2.53亿人之后，近两年有所回落，2017年为2.44亿人。人口流动使家庭成员彼此分离，使完整家庭碎片化。
按家庭户中人口数进行分类，有一人户、二人户、三人户等；一般而言，夫妻与未婚子女形成的核心家庭至少有3人，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中的人口数通常更多。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中的数据进行计算，一人户和二人户合计在所有家庭户中所占比例超过一半的地区有6个，分别是上海（55.89%）、浙江（55.63%）、北京（52.69%）、黑龙江（52.36%）、吉林（51.12%）和辽宁（50.01%）。一人户往往是单身青年户或独居老人户；二人户往往是新婚未育家庭或“空巢”家庭，这两类户比例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上述地区的“离巢”青年和“空巢”父母比较集中。
我们应客观看待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这一阶段
“离巢”青年的基本特征是完成了某一阶段学校教育、离开父母的原生家庭但尚未组建自己的新生家庭、在异地独自生活居住；其中涉及教育、婚姻和迁移流动等关键词。推行义务教育是现代国家的普遍实践。先看教育。1986年我国颁布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实行9年义务教育制度。2017年我国小学升初中比例高达98.8%、初中升高中比例亦达到94.9%，说明绝大多数青少年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之后，能够升入高一级中学继续学习。随着1999年开始的中国高校扩招改革，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向普及教育转型，更大比例的高中毕业生能够有机会迈入高校门槛接受高等教育。201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5.7%；同年的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为736万。可粗略估计出2017年当年未能进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和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合计规模为1600万。再看婚姻。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一个普婚制国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即使不再被青年自身奉为圭臬，但也抵挡不过父母的唠叨和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切，最终会在25岁左右初婚；教育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推迟影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初婚年龄推迟0.11年。最后看迁移流动。根据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1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中，已婚者所占比例在2016年达到86%，且呈现出明显的家庭化特征。
首先，应该客观看待家庭生命周期中相伴相生的这一阶段，将其看作自然现象，而非社会问题。鸟儿筑巢、孵卵，养育幼雏，当小鸟逐渐长大，必然需要飞离老巢，到广阔天地开创自己的人生。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对鸟儿如此，对人类亦然。唯有此，生命方能生生不息，且一代更比一代强。子代过于恋巢、或父代不放子代离巢，都不利于两代人身心的健康成长。
常见的宫颈炎、宫颈息肉、宫颈癌及癌前病变，都可能导致不正常的阴道出血，有些恰好也是在月经间期出现，就需要来区分。做个妇科检查以及宫颈癌筛查就可以，包括TCT、LCT或加上HPV，必要时要做个阴道镜检查，还要再加上宫颈活检。
其次，整合社会力量，改善青年在“离巢”期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减轻其在这一时期的迷茫和痛苦，帮助其尽早筑就自己的新“巢”。对于“离巢”青年而言，最大的迷茫来自于“离巢”时期长短的不确定性，而痛苦则多来自于生活的日常，如租房的流离漂泊或摩擦龃龉、恋爱的遥遥无期或屡屡受挫、工作的朝不保夕或收不抵支等，这些问题并非“离巢”青年独有，而是在青年中普遍存在；有些与青年的自身期望、性格和努力等先天资质和后天禀赋有关；有些则可以通过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加以解决。“离巢”青年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离开老“巢”而新“巢”未筑、甚至无处安身，因此解决住房问题是解决“离巢”青年问题的重要抓手。整顿规范租房市场、建立廉租房和保障房制度，都是政府在这一方面应做的努力。“离巢”青年的主要特征之二是婚姻无着，尚未建立自己的新生家庭。或者由于受教育时间延长导致婚龄推迟，或者因工作繁忙无暇旁顾，或者因期望太高而难觅佳偶、因观念前卫而无心婚姻等，都会加重这一问题。除了父母和家人的关心帮助、青年自身端正婚姻家庭观念之外，单位和社会也应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塑造适龄婚育的文化环境。青年普遍适龄婚育也是避免中国生育率进一步走低的重要保障。
最后，加强“离巢”青年和“空巢”父母之间的联系，使青年“离巢”不离情、父母“空巢”不空心。实践表明，中国家庭生命周期与西方家庭生命周期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差异在于代际间相对紧密的联系。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家庭代际之间是反馈模式而非西方的接力模式。虽然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和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特色的家庭关系仍然源远流长，且应该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家庭生命周期在“空巢”期之后，会因子女的结婚特别是生育造成两代人的重聚，形成以父辈帮助子辈照料孙子女为特征的临时主干家庭模式，这一模式会持续若干年，随着孙辈的长大，两代人家庭再次转化为子代的核心家庭和父辈的老年“空巢”家庭。生育政策的宽松化改革将两代人因孙子女照料而发生的联系加深并扩展，对很多中国家庭而言，这是加强代际凝聚的重要契机。201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是从政策角度呼吁“离巢”的子女经常回家探望父母。对于父辈而言，学会适当放手、不过于干涉子女事务；充实自己的生活、调剂自己的心情，也是保障养老质量的重要措施。一些父母也会在退休后搬到子女所在的城市生活，过着可以经常探望而不互相打扰的生活，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①刘爽、蔡圣晗：《谁被“剩”下了？——对我国“大龄未婚”问题的再思考》，《青年研究》，2015年第4期。
②杨克文、李光勤：《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人口学刊》，2018年第6期。
③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7年。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家庭转变研究”（项目编号：16JJD840013）阶段性成果】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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