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新加坡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道德教育论文,视角论文,公民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4)03－0089－06 新加坡自1959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于1963年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但由于各方面的利益冲突，致使其在1965年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而成立真正的独立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新加坡一跃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也成为“成熟的社会”。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短缺、辖地有限的城市国家，人力资源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财富。新加坡人始终认为，在人力资源的构成要素中，道德素质是其最重要的部分，道德教育之成败直接决定着国家之盛衰。新加坡教育部高官岑仲坚认为，“良好的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基础的，而道德教育的成败，不但关系到人性的善恶，生活的品质，也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新加坡是民主的法治国家，但民主与法治如不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恐将无法健全发展”①。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也认为，“如果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水准低落，新加坡就会日渐走下坡。因此，我们能否维持稳定和保持我们的优势，问题不在经济发展方面，而是在于社会的道德结构”②。这种结构的良好与否决定着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正负方向，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社会资本的总量作为人们所拥有的社会联系的全部资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联系越多、越稳固，其发挥的作用就越大。……高贵的大厦只能用美德来修建，社会价值必须与那些占据支配性的德行结合在一起，他们才能获得完整的价值”③。新加坡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一直较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也较高，接受高等教育是新加坡提高其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手段，而公民道德素质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个人及社会资本要素。正因为如此，新加坡高校公民道德教育具有浓厚的社会资本取向而呈现鲜明且富有成效的特征，这些特征对当前我国高校公民道德教育不无借鉴意义。 一、以增强“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为首要道德培养目标 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多元种族、多元宗教与多元文化共存，如何在这种多元性中实现和谐共存并建立适应新加坡社会的道德与价值体系，一直是新加坡政府与社会的目标之一。众所周知，近30年来新加坡高校全面推行英语教育，高等教育的任务之一便是使青年大学生能在“欧风美雨”中阅读外文文献、便于国际交流，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加坡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也提升了新加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竞争力。但是，新加坡政府对于其社会失去传统亚洲价值观特别是儒家这一精神支柱后，社会所面临着的风险深感忧虑。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说在新加坡得到重视，并将其进行了“新加坡化”，将“重整体、重义务、重责任的儒家伦理进行了现代转化，提出了作为他们国家意识形态的共同价值观”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吸纳传统儒学所具有的整合功能——“强调国家的整体性与国家意志，从而快速形成民族凝聚力，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⑤。培养具有世界眼光，更具有“我是新加坡人”意识的公民是新加坡高校不懈追求的目标。进一步而言，其原因在于： 其一，多元化社会的国情所需。如前文所述，新加坡经历了长期的英属殖民地时期，在其独立后，由于种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习俗等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极易造成国家离心现象、种族歧视现象的发生。在新加坡，移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欧裔及其他种族组成了新加坡人口的基本成分。而在早期的新加坡，官方语言也不是唯一的，华语、英语、马来语、泰米尔语都是官方语言，加之其他多样的方言，新加坡的语言结构极其复杂。在新加坡，不仅有佛教、基督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广为传播，也有犹太教、兴都教、天理教、火教、锡克教、耆那教、犹太教等的存在，另外还有着“华族创造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⑥。在这种典型的多元化社会里，由于每个种族都具有与其他种族不同的非互补性的价值规范、道德意识、文化机制、习俗礼仪，如果任由这种团体内部的认同发展成为种族优越感而排斥其他团体，在社会的内团体与外团体之间必然产生阻抗与排异现象，也就会成为社会的分裂力量。根据西方学界对多个多元社会的长期研究表明，由于“种族、民族、部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差异及互不沟通，社会的对立、对抗与分裂屡见不鲜”⑦。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加坡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复杂而困难的。虽然新加坡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公民道德教育，但是在青年时期，新加坡大学生所接受的西式教育越来越多，加上大学生自身可塑性的增大，培养具有国家意识的公民显得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成为行业精英的新加坡公民才能真正成为“新加坡人”。 其二，“国家责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价值需要。新加坡作为一个岛国，自然资源的匮乏导致其民族工业极其薄弱，转口贸易、高科技产业、旅游业是新加坡的主导性产业。这些产业对外的依赖性都很高，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需要国内政治、社会的稳定以确保国际投资的稳定性，也需要训练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具有国家责任感的管理者、科技精英、产业工人、服务人员等。“为国家、为社会、为自己”成为新加坡高校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理念，在这之中，“我是新加坡人”的认同感与责任感更是首要的信念。唯有如此，新加坡才能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保持并推进其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以“东西结合，创新中求实效”为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方略 新加坡独立后，社会经济形态经历了“主要依靠英国投资阶段”、“第一次工业化阶段”、“第二次工业阶段”。在经历这些阶段后，社会阶层出现了分化，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更加倾向于西化的价值观。这种逐步放弃亚洲价值观的倾向，使得新加坡国家与社会一体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新加坡前总统黄金辉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西化倾向的社会价值观冲击下，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已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⑧在新加坡高校里，由于西式的教育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西式的价值伦理、道德规范、国家观念及生活方式对青年一代的深刻影响，新加坡面临着社会凝聚力的危机，如何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的新时期，继续保持并提升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是新加坡高校始终必须面临的问题。培养青年学生对于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才能凝聚青年精英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将知识资本、文化资本及人力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是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所在。正是因为如此，新加坡政府对推进包括高校在内的公民道德教育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其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公民道德教育里，政府所确立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忠于祖国、尊重多元文化与宗教、承担社会责任、珍视基本人权”的新加坡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高校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将亚洲价值观作为国家意识来进行培养；自1988年以后，积极组织高校大学生参加“国家意识周”活动，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凝聚新加坡青年的国家意识。高中毕业生也只有在服完应尽的2年期兵役后才能升入大学就读，并每年回到部队参加为期两周的军事化训练，以进一步增强国家意识。“90年代，经新加坡人民反复讨论和国会的批准，政府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推出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民众都能接受的国家意识。”⑨正是这样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公民道德教育措施，才使得这个人口不多(520万左右)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新加坡由于资源缺乏、地理位置处于交通要道等原因，在其独立后迅速形成了以转口贸易、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需要在技术、管理、服务上与国际接轨，但是新加坡社会一直认为，只有坚持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精华作为其治国方略，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新加坡，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汇集于此。虽然新加坡具有多种传统的伦理资源，但是华裔占了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儒家伦理资源在其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正如李光耀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在1959至1969年时期，如果没有儒家价值观在新加坡发挥其作用，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⑩。所以，在新加坡就形成了“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东方”的独特格局。新加坡高校虽然重视学生现代科学技术的培养，但是他们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公民道德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深受西方高等教育影响的新加坡高校意识到，“理性的或科学的态度是许多德性中的一种；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认为那是所有的德性”(11)。高等教育在新加坡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不仅在于“不断探索永恒性真理的来源与发展，更要为现实社会的问题承担道德性的责任义务，对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给出良性的见解与参考答案”(12)。一方面，新加坡高校并不是照搬照套儒家文化，而是将中国传统中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赋予了现代意义并“新加坡化”，使这种传统儒家教义在新加坡高校里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所接受；另一方面，新加坡高校注重将东西方教育方法进行综合运用，将西方培养公民道德教育中注重实践、注重思维方法的训练进行了有效发挥，大大提高了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的效果。 三、以构建立体化、整体一致性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为主要保障 (一)重视学校、家庭、社会、传媒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一致性 新加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将道德教育列为必修课程的国家之一。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学校都制定了完备的道德教育课程计划，并按照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课程体系进行，在中小学阶段更多的是进行一些国家地理、历史、社会规范、习俗礼仪、文明礼貌等的教育，到了大学，新加坡高校则为了培养国际视野、国家责任的新加坡公民而开展道德教育课程、道德教育实践、伦理道德讨论。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制度德育”国家，比如说在高校里有较为严格的学业与学术规范要求，学生的学业与学术诚信都会被记录在案，作为日后求职、升迁的考核依据，在高校里有明文规定的学生礼仪规范、道德要求，对违反者有相应的惩戒措施。新加坡高校大学生由于大部分离家不远，所以即使上了大学也与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家庭教育也是新加坡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各届政府对于三代同堂的家庭都予以补助，因为政府意识到：“我们坚强的家庭结构，在培养下一代的过程中，有巨大的持续力量。家庭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而非以正式教育的方法，来传递社会价值给下一代”(13)。此外，由于中西文化在新加坡的交汇，使得各种文化传媒都想在新加坡谋得席位，但是新加坡对于大众传媒、网络等进行有效的监管，对于进口影像制品等“首先要送电影检查局审查，经批准认可后，才可以放映，从而保证了这些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14)。新加坡政府、社会、传媒对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视与协同，更是促进了高校公民道德教育与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整体一致性，大大增强了教育的效果。 (二)重视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大学生作为公民道德教育主体的参与性、主动性 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公民道德的培养必须与参与建制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样才能使得国家制度及其运行过程获得其合法性的源泉，另一方面，也才能促进社会基于协商的共识达成，也只有这样，民主国家对于时代的回应性与反思性才能得以体现”(15)。新加坡高校既注重大学生参与校内社团活动对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也注重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提高公民道德能力。新加坡高校里社团多样，活动内容及形式丰富多彩，高校因势利导，尊重大学生的独立性、积极性、参与性，让学生在参与社团活动中形成责任意识、团队意识、奉献精神、动手能力、宽容与尊重他人的心态，以培养与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公民意识；同时，学校也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活动。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国家意识周”、兵役制等以外，还组织学生通过参与国家大型工程、大型活动，参观国家发展成就展览等。高校将学生参加每年的“文明周”、“礼貌周”、“环保周”等活动作为学生综合考评的依据之一，从而也强化了大学生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此外，新加坡高校也从反面教材中使大学生受到法制教育，将法制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比如，定期组织学生参观禁毒展、监狱等。在新加坡高校内，简单地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理论的灌输并不多见，而是多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社团活动，组织参加社区活动，因为他们认为“大学师生参与真实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才是现代民主制度得以建立与发展的基础”(16)。在这其中，大学才能发挥其“世俗的教会”的功能，并因造就公众的心灵而成为“社会的灯塔与领袖”。 四、在“新加坡共享价值”的持续探讨中发挥其在道德教育中的引导性 处于特定社会环境里，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纲领采取“求同存异”的方略。这种方略的指导思想在于：在华裔占人口多数的新加坡不能以华人的普遍认同而对其他种族、民族实行同化政策，即尊重并保护不同种族保持自己的宗族、宗教、文化等认同，但这种认同又必须与国家、社会的普遍利益保持一致。“这种策略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在各种族团体中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存是可能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交换关系：各种族出于对国家容忍种族差异的感激而忠于国家。”(17)对于新加坡高校来说，确立未来社会精英及劳动人才共同价值观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公民道德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加坡由于其经济社会的再次转型，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希望与要求，加之宗教教育与此时的主导意识不一致，使得新加坡政府正式放弃宗教教育作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公民课程体系得到迅速发展，公民道德教育也成为高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明确地将高校公民道德教育目标之一定为发展国家意识。1988年的10月，时任新加坡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首次提出：“确立和发展新加坡国民意识应该作为新加坡的首要任务，为此制定和完善一套新加坡各个种族、各种信仰的群体都能理解并接受的共同价值观，是未来新加坡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18)为此，他“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共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19)。随后，新加坡社会各界持续地关注和升温了这个问题。在新加坡关于国民意识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将整个社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要因素……如果新加坡人坚持个人权利和特权，拒绝为了更大的国家利益作出妥协，将限制可以获得的选择”(20)。到1991年的元月，终于形成了政府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21)作为新加坡的共享价值观，这也是对先前提出的“国民意识”作了基础性注释。在这种国民意识中，“共同”与“共享”的价值观被认为是由于新加坡“核心”与“关键”的利益所在，而这种利益正是新加坡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才有利于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形成，而这种基于共享价值观的国家意识与责任感，是巨大而积极的社会资本。新加坡确立其公民共享价值观的做法，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无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14－04－20 注释： ①［新加坡］岑仲坚：《道德教育之成败，影响国家之兴衰》，《联合早报》(新加坡)1989年9月7日。 ②［新加坡］李光耀：《伦理道德水准若低落，我国就会日渐走下坡》，《联合早报》(新加坡)1994年8月14日。 ③［法］P.布尔迪厄著，杨亚平译：《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42－682页。 ④冯俊、龚群：《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3页。 ⑤赵明玉、饶从满：《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建构与公民教育》，《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⑥陈祖洲：《试论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⑦［美］Pierre L.V den Berghe,Race and Racism.New York,1967.P34; Ali A Muzrui,'Plural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in Leo Kuper and M.G.Smith eds.Pluralism in Afri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49-333. ⑧［新加坡］黄金辉：《总统施政演说》，《联合早报》(新加坡)1989年1月10日。 ⑨魏晓文、孙淑秋：《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的特点及启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12期。 ⑩［新加坡］李光耀：《儒家价值观的熏陶，使新加坡人克服困难和挫折》，《联合早报》(新加坡)1994年10月6日。 (11)［新加坡］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页。 (12)朱晓苑、唐帼丽、王璇：《对通识教育现实发展的思考》，《中国国情国力》2007年第4期。 (13)持此观点的有新加坡政要李光耀、黄金辉、吴作栋以及教育界里的诸多有识之士。 (14)魏晓文、孙淑秋：《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的特点及启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12期。 (15)［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16)Adrian Ziderman.Student Loans in Thailand:Are they effective,equitable,sustainable? UNESCO-Bangkok/IEEP,2003:71-80. (17)陈祖洲：《试论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8)［新加坡］Goh Chok Tong.Our national ethic,Speeches,Vol.12.No.5,1988.13. (19)陈祖洲：《试论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0)M.Ramesh.Social security in Singapore:Redrawing the public-private boundary.The Straits Times.1991-01-06. (21)［新加坡］Parliament of Singapore.White Paper on Share Values.Singapore,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