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根本的立论：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怎样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探索。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经济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内容及其发展，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摆脱了种种空想的束缚，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大特征，它的丰富内涵和创造活力，都根源于此。
从社会主义原则高度看待经济问题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他们针对当时黑格尔派试图用一种新的道德要求来消除人们所受到的束缚，以实现他们的“实在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唯心思潮，就意识形态与物质环境、特别是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系统的历史论证。根据这一论证，共产主义不是什么观念和观念批判的思维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冲突的产物。”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而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①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划清社会主义问题上空想与科学的界线提供了思想武器，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可以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面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作出大体是正确的指导。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再次被陷入空想，与18世纪资本主义初期空想社会主义避开阶级斗争追求社会改良的形式不同，现代社会主义空想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漠视经济发展追求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我国在1957年以后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到普遍化，由党外延伸到党内，由思想文化领域上升到全局夺权，终至演成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成了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发展生产力被撇到一旁。
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进行了冷静的审视和深刻的总结。他一方面对1957年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期作了区分，指出前一段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后一段则犯了“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而“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的某种忽略”。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我们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中，可以多处看到这样的论述。
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原则高度提出和看待经济问题的，是把发展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看的，正是因此，所以他把怎样看待经济问题当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命题向全党严肃地提了出来。用这样的认识来审视历史、总结经验、以从根本上端正党的指导思想，在我们党内，在党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意义非常重大。
第一,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立起了科学的认识。
过去，我们曾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概括为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这一概括不能认为是准确的，因为它虽然包括了正确的东西（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但是也包括了不正确的东西（计划经济）；这一概括更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它只涉及经济关系（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和经济活动形式（计划经济），没有提到生产力这个决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形式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而不讲生产力，不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的客观依据，这一概括就成了笼统的抽象原则，使得其中即使是正确的东西也不免被扭曲，错误的东西更为严重。结果，造成了所有制关系上的“一大二公”，分配关系上的“一平二调”和经济体制上的“统包统配”。而当这些错误的做法在实践中不能行通和受到抵制时，阶级斗争就被当做“一抓就灵”的手段来为它们的强行贯彻扫清道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就形成了与唯物史观相悖离的逻辑：把生产力归结为经济关系，把经济关系归结为社会关系，再把社会关系归结为阶级斗争，直到被林彪、四人帮归结为纯粹的精神运动（林彪鼓吹“四个第一”、四人帮鼓吹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被看成是与经济发展相脱离甚至相对立的运动，被看成是某种政治原则的目标强化和自我实现。在社会主义问题上这种愈来愈“左”的认识和做法，几乎把社会主义拖入了绝境。
在这种情况下，便迫使邓小平不得不回过头来从社会主义的ABC讲起，反复论述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一是从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来论述，指出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消灭我国的贫困落后；二是从巩固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来论述，指出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三是从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方面来论述，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四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方面来论述，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这就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五是从实现共产主义方面来论述，指出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总之，邓小平谈论经济问题，不是就经济论经济，而是把经济问题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待的，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离开发展生产力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观念，划清了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科学与空想的界线，正确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二,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深刻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间，全党进行了两次较为集中的经验总结。第一次是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为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大改进中的错误所进行的经验总结。面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混乱局面，毛泽东对“左”的偏差已有所觉察，要求全党联系实际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时在全党也出现了普遍要求纠正“左”的错误的呼声。经过对公社的初步整顿和对计划指标的初步调整，使不断升级的共产风、高指标、高估产开始降温。但是，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中途，当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进一步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时，会议主题由纠“左”而变为反右倾，总结经验的任务宣告流产。第二次是1960年10月到1962年8月为纠正被反右倾斗争进一步扩大了的上述错误所进行的经验总结。这时，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后果已充分暴露，全国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急剧恶化。对此，毛泽东承认他自己“犯了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有很大的盲目性”，认为“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为此，中央举行多次会议继续进行被庐山会议反右倾打断的纠“左”的工作，在农村普遍开展了整风整社，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然而，经济形势刚刚开始好转，在1962年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断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矛盾，要全党对这个问题“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形势继续向着“左”的方面发展。尽管由于面临基本生存的威胁使得国民经济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但全党的视线已实际转向了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以“四清”、“五反”和思想文化批判的形式在全国普遍推开。毛泽东认为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突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两次经验总结其所以未能奏效，毛泽东其所以未能从中吸取教训，清醒头脑，从根本上消除自己的错误观点；全党其所以虽然经过了一些抵制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错误主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全党特别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一空想是从阶级斗争方面而不是从发展生产力方面来看待社会主义的。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倾错误和路线的根本特征。当时全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也未成熟到把出现的问题提到社会主义进行科学鉴定的高度，提到社会主义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统一的高度，因此，也就不能真正认清“左”的错误和路线及其特征，不可能从根本上划清同“左”的错误的界线。即使是两次经验总结中反映出的某些正确的观点和主张，包括毛泽东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发表的正确见解，也只是对左的错误和路线的局部修正，而未能触及到要害。
真正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的。同以往的做法不同，邓小平其所以能使我国在重创之后发生巨大的历史转折，不仅在于他及时地、果断地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根本方针，而且在于这一根本方针是在全党对过去“左”的路线进行彻底批判、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同全党一道，彻底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错误区别开来，彻底清理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提出这一错误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这说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他之所以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要求全党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全党弄清这个问题。这就是说，他对经验教训的总结，既抓住了过去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又从问题产生的根源上指出对社会主义认识方面的重大偏差。我们从邓小平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他最为关注、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是从这个方面抓住了“左”倾错误的特征和根源，从而对“左”倾错误的批判是非常准确的、深刻的，使我们对历史的经验教训获得了全面的科学的认识，大大提高了我们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出现了比五六十年代更为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情况，全党都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偏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没有重蹈过去轻易改变正确路线那样的错误。
第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从社会主义高度提出经济问题或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弄清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是弄清社会主义条件怎样发展生产，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弄清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而弄清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又是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引导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的全面探索。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邓小平多次作过系统阐述。他指出：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认定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但坚持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依据这个道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否则，社会主义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而在僵化的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形成严重的障碍和束缚时，“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这就使我们走上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变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此同时，他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他透彻地阐明了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样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他一方面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着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又在这里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所必须坚持的“两个基本点”。随后，党的十三大据此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正式加以确认。在这个骨架的基础上，邓小平展开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全面论述。邓小平指出，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从社会主义原则高度提出经济问题或发展生产力问题，有了发展生产力与发展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基本立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就获得了基本的逻辑起点。因此，尽管在改革开放过程的每一重大举措和重大步骤都遇到了姓“资”姓“社”方面的疑虑，但是，这些疑虑都由于有了上述根本性的正确原则而逐步得到消除，并未构成现实发展的重大障碍，而且随着这些疑虑的消除，引起了我国一次又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和实践上的突破，推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原则高度看待经济问题，意在从认识的源头上把经济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弄清楚。这当然不是说经济问题的根据要从社会主义原则上去找，而是相反，社会主义的根据要从经济问题上去找。邓小平始终注意从经济上认识社会主义和把握社会主义，他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从经济上因而也是从本质上展开的社会主义观。他从社会主义原则高度看待经济问题，与他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前者把社会主义的根据落在经济问题上，后者则是具体指出这些根据，阐明社会主义是怎样在经济上展示其科学本质的。具体地讲，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包含着以下内容：
（一）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是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否有正确判断为依据的。在1957年以后一个长时期内，我们其所以发生严重失误，就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错误地判断为两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②十三大把这一诊断概括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使我们打开了从经济上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思路，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首先，这个主要矛盾是着眼于经济、以经济为依据确立的，因而是具有经济性质的矛盾。当社会生产力由于落后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的需要，因而人民生活贫困的状况不能根本改变，当人民的需要不能形成对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因而生产力不能以资本主义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的时候，矛盾双方相互连接、相互对立，形成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主要的制约，这一制约就是经济上的制约。其次，这个主要矛盾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和实现这一目的手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把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当做自己的根本目的，这一目的必然要求以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作为实现它的根本手段。当目的与手段由于生产力落后而发生矛盾时，解决这一矛盾，就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要改变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使之由落后的生产力改变为高速发达的生产力。这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心是经济建设，使我们找到了消除制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途径。再次，这个主要矛盾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指出了解决一切其他矛盾的关键和基础是发展经济。邓小平从多方面对此作了阐述。他谈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的关系时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③在谈到政治稳定与经济的关系时指出：“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④在谈到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的相互关系时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⑤谈到思想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⑥谈到国防建设时说：“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⑦谈到和平统一台湾，谈到对外政策时，都强调发展经济是基础。这样，就使我们确立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类矛盾、各种关系的准绳。最后，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这个主要矛盾正确地解决了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这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类矛盾和各种关系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过去我们出问题，就出在不能正确处理这个关系上。邓小平在这一方面的新贡献，不仅在于正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在于科学地辩证地分析了主要矛盾和阶级矛盾、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提出了一套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确保全党工作着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有效原则、政策、方针和方法。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敌对分子已形成为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不能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能认为在基本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不能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会形成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对敌对分子的打击和斗争是必要的，并要长期进行下去，但这种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阶段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全国来说这只是在一定范围里的存在，而不是主要矛盾。⑧邓小平还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指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这场斗争作为思想路线上的阶级斗争至少要持续到下世纪50年代。但是，他同时指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可怕，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影响不了我们的既定的政策，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鉴于过去对这样性质的事在处理上存在扩大化、简单化的“左”的错误，现在采取了温和的处理方式，坚持不搞运动，尽量缩小问题范围，减轻问题的性质和份量。当然不能忽视必要的斗争，但这一斗争过程同时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而“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⑨这些论述，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阶级斗争有了冷静审慎的态度，从而紧紧抓住了主要矛盾，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确保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科学地选择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
前面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与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其根本目的与坚持其根本手段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既同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忽视生产力发展有关，也同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忽视人民的需要有关。也可以这样说，过去我们其所以忽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忽视人民的需要这一根本目的有关。“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口号，更是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歪曲到了极点。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复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性质，批驳了“四人帮”的谬论，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⑩“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1)这就清晰地为我们选择了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一目标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富民强国。
邓小平的“富民强国”方针，从根本目标上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是他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首先，它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标志。过去，我们常常把社会主义发展毫无根据地寄托在经济关系的变革和阶级关系的净化上，没有止境地追求所有制的穷过渡和强化阶级斗争，以为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标志，其结果，对国家、对人民造成了危害，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提出的富民强国方针，为社会主义发展找到了正确的目标或标志，这一目标或标志就是经济目标或经济标志，这就使我们告别了以往那种不利于富民强国的穷社会主义，抛弃了“四人帮”那种祸国殃民的假社会主义。邓小平对这一目标或标志，作了多方面的阐述和概括。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12)他又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3)他还进一步提出姓“资”姓“社”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富民强国”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归结为社会主义的特点，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一方面充分地表明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基本标志，不是什么空洞的幻想和政治原则，而是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物质的、经济的标志。这个物质的经济的标志当然不能是物质贫乏、经济短缺的东西，而必须以发达的生产力提供丰厚的物质资料为其内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物质标志和经济标志，从另一角度上看也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内容和经济内容。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一基本标志，不是什么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发展生产力之所以特别为社会主义所关注，唯一的原因仅仅是，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不能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能有国家的兴盛强大来保障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没有其他特殊的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因此也是社会主义的最高政治原则。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当做当前最大的政治，当做全党的政治路线，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他说他对经济问题是从政治角度上考虑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其次，它指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深刻发展已不能由自身加以克服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型社会制度。它所建立的新的经济关系，理应能够容许生产力以资本主义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远未得到很好的发挥，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好些方面显得十分落后，我们还不能说社会主义已经赢得了这种优势。这样看问题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我国的生产力状况和人民生活状况。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14)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15)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比较，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比较，社会主义经过这种比较显示出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表现在民富国强上。
再次，它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途径。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时，又明确指出：“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6)必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国人民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7)提出：“先富”政策，在邓小平的富民强国思想中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理论创造。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空想观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把社会主义及其目标看成是某种政治斗争和思想理念之类的东西，看不到它们都源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且表现为即使在经济上，社会主义也是被浸在平均主义的理性里，被马克思称为“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空想，是对社会主义的歪由，历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严正批判。这种批判所针对的是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是对在生产结果上反映出来的平均主义的批判，其目的在于强调按劳分配。邓小平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历史的经验教训，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有论述，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论述。他把对平均主义的批判，由人与人之间延伸到地区与地区之间；由分配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由发展目标延伸到发展过程。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不能吃大锅饭，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地区与地区之间也不能一拉平，要允许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因此，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其所以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归根结底是由于生产条件存在不平衡，生产不可能平均发展。因此，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要让这些人和这些地区在经济上率先发展起来。上述状况表明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不仅一般地说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且只有依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条件分步骤、分阶段实施才能实现，因此，这个发展目标也同时是一个发展过程。共同富裕不仅不是对生产成果分配的平均化，也不是对生产成果形成发展过程的平均化。离开“先富”这一发展过程谈论共同富裕，同离开按劳分配谈论共同富裕一样，也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空想。“同步发展”、“同步富裕”，其结果“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邓小平的“先富”政策，是对平均主义的彻底纠正，使共同富裕或富民强国这一根本目标找到了实现形式和实现的捷径，成为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方针。
（三）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
社会主义是新型的社会制度，它的建立显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既不能在旧社会里孕育形成，又不能脱离旧社会所提供给它的落后的物质文化基础，使得这一新型制度难免带有缺陷。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之日起，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靠什么东西来完善自己，从另一方面讲，就是社会主义要以什么为发展动力。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18)因为有这些基本矛盾，所以阶级消灭了，……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这些提法纠正了关于社会主义无矛盾的传统认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当做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基本矛盾作为人类各社会形态共有的一般形式，用来具体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又显得过于笼统，缺乏明确的具体指向，其内容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也可以作那样的理解。因此，由这一基本矛盾引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及社会制度的改革，便有可能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两个东西。毛泽东从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以后，愈来愈从“左”的方面来理解这个基本矛盾，把生产力发展问题归结为生产关系，过多地着眼于所有制方面的升级过渡，并进一步把经济基础问题归结为上层建筑，把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的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他虽然也看到了经济体制方面集中过多的问题并试图作些调整，甚至同意过陈云在“八大”期间为克服所有制关系的缺陷而提出的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经济体制的意见，但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严重估计，使他最终抛弃了这些看法。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一方面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另一方面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对这一基本矛盾进行了具体分析，引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与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有以下区别：一是这一改革是在确认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方面的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在整体上具有经济性质。而后者是在确认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政治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在整体上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二是这一改革是以经济体制为中心的改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相应的其他体制，邓小平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改革当做一场革命的。而后者是要进行一场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上层建筑领域里谁胜谁负的问题即政治问题，毛泽东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它称做革命的；三是后者把政治思想斗争这样所谓的改革置于经济建设之上，既当做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动力，又当做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被推到次要的位置。而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并围绕着经济建设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改革是推动经济建设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的举措及进程最终要依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来决定。就是说，邓小平对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提法，作了双重的改变，一方面改掉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或根本任务的地位，代之以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改掉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地位，代之以经济体制的改革。前者提的是发展生产力，后者提的是解放生产力。只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由政治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把社会主义的目标由政治目标转变为富民强国的经济目标，还不够全面，还不能说是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因为这还没有回答怎样去排除在实践中必然要出现的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没有回答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全面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说：“应该把解决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就是强调要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统一起来。而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只能首先是并主要是经济改革。这一点构成了邓小平从经济上把握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
②③⑤⑧(14)(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123、214、155及168-169、215、142页。
④⑥⑦⑨⑩(11)(12)(13)(1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89、128-129、204、155、265、172、265、10-11、15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356页。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