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阶级批判：齐格蒙特#183;鲍曼的消费观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阶级论文,蒙特论文,消费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费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重点之一，但在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眼中，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只限定在生产社会的语境中，而他力图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关注消费问题，以展示当今“新穷人”孤独化与边缘化的生活状况。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下辨析鲍曼意义上的消费问题，特别是“新穷人”及其所揭示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当前消费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消费与新社会价值标准 鲍曼认为，西方社会已经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主导人们行为和观念的消费主义上，它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换言之，衡定社会价值的评价标准发生了转变。在生产社会中，“工作”的核心地位体现在它是个人、社会、系统三者连结在一起的中心纽结。对于个人，“工作是主要的定位点，所有其他的生活追求都可以依据这个点作出计划和安排”①。个人的存在就在于他从事的工作，它是“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即你受雇于哪个公司以及在受雇公司中的职务；工作场所是社会集合的主要地方，人在社会中工作，就是在具体的单位中工作，成为“社会人”即是成为“单位人”，失去工作就意味着脱离社会秩序，失去社会关怀和社会援助；工作还是一个社会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人在工作中就是在为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作贡献，政府的工作之一是为社会系统创造更多的生产岗位(就业)。“简而言之：在用以分析的可区分的现代体制的三个层面上——个体、社会和系统——工作都占据了焦点的位置。此外，工作还是把三个层面连结在一起的关键，同时也是使三个层面的沟通合作能够得以协商、实现和保留的主要因素。”② 工作成为社会区分和社会评价的标准，成为判断社会合格个体成员的价值标准，他拥有工作就有社会地位和价值，有工作、去工作，体现了人的“勤劳”美名，失去工作就意味着他游离于社会价值体系之外，失业者往往会背上“缺陷的人”或“懒惰者”等污名，个体成员就有一种羞耻感。“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项高贵并且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工作就是好事，而不工作，是种罪恶。”③生产社会遵循的是这种工作伦理。工作人口数量(就业量)成为社会衡量政府业绩的重要尺度，换言之，判断政府的好坏及其合法性，在于它是否为民众提供充分的就业，充分就业是政府职责，失业是政府失职。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抗，总是与工作有关，或是因为造成失业，或是由于工作环境、工作报酬、工作保障等问题。“‘生产社会’，是因为其中的社会成员首先是作为生产者的；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法受社会角色分工的需要和既定社会标准左右，对其成员而言，这个标准就是是否有能力且愿意去担任不同的角色分工。”④ 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形成和构造起了一种新的社会评价体系，它替代了由“工作”为核心的社会评价标准。鲍曼从当代消费现象切入，对消费带来的新社会关系的重构、对政治社会的消解等进行分析。 鲍曼认为，在消费社会里，技术进步使得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即使技术“吞噬”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社会财富也能够增加，“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法首先是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要和既定社会标准的摆布，对其成员来说，这个标准就是扮演消费者角色的能力和意愿”⑤。换言之，社会需要塑造更多的消费者，社会成员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角色转换，社会成员合格的标准在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社会是一个制造诱惑和唤醒欲望的社会，这既是它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存在根据。“为了提高消费能力，决不能让消费者休息。他们需要不断被置于新的诱惑之下，以便于一直保持激动状态，永不让兴奋萎缩”，消费者是被制造的，这还仅仅是社会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消费社会中的个体方面，“消费者会积极地去寻找让自己被诱惑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从一处吸引到另一处吸引，从一个诱惑到另一个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去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有些不同，而且或许比之前的更要强烈”⑥；因此，消费社会是一个只注重当下的“现世”社会，“消费者的满足应该是即时的：这是双重意义上的。显而易见，被消费的商品应该能立即使人满足，而且无须要求任何技巧和繁琐的准备工作；但是满足也应该在完成消费所需要的时间之后‘立即’结束”⑦。这样，消费社会和消费者始终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在鲍曼看来，这就是消费型社会的核心与实质，它集中表现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综合症首先在于断然拒绝延迟的价值以及推迟满足的正当性与可取性——这两者是由生产主义综合症所支配的生产者社会的两种价值支柱。”“消费主义综合症贬低持久性，抬高了短暂性。它把新奇性之价值放在持久性价值之上。”⑧而支配消费社会“流动性”之运行逻辑，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吸引、诱惑消费者之“潜规则”的是美学原理，“消费者必须受到美学旨趣的引导，而非伦理规范”⑨。消费社会是一个美学战胜伦理学的社会。 二、消费与新穷人阶级 在消费社会中，鲍曼关注的是由消费活动带来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即新穷人的产生。鲍曼认为，穷人总是与我们同在，任何社会都有穷人。贫穷意味着达不到社会正常标准。在生产社会中，穷人是与就业、失业或劳动能力欠缺等有关，在消费社会中，情景则完全不同，“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⑩。在消费社会中，穷人就是失败的消费者，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能力上达不到社会的正常标准，消费能力成为消费社会中人的能力表现，是穷人与富人的“划界”准则。这种与生产社会不同途径所产生的穷人，鲍曼称之为“新穷人”，由这些人所构成的一群人就是“底层阶级”，由他们所构成的社会就是“底层社会”。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试图以技术进步来解决和消除新穷人和新富人之间的阶级差异，也是很难的。鲍曼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来说明这种阶级差异的扩展，他认为：“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11)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原本试图以技术进步来消除贫富差别，使人类状况趋向统一，但事实上却进一步造成了两极分化，这在空间消费上实际地表现出来，“当今之世，有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撤离任何地方，而其他人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所居住的唯一的地区从他们脚下移开”(12)。这是消费社会中旅游者和流浪者的区别，他们都是消费者，不过流浪者是有缺陷的消费者。在此基础上，鲍曼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 首先，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批判。鲍曼认为，“新穷人”由于自身消费能力的欠缺或不足，被排挤在社会正常生活之外，“被排挤者自身也因为被排挤产生负罪感”(13)，即他们会因为自身没有消费选择行为而产生一种似乎是“错误”的自责感和负罪感。之所以如此，鲍曼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虚伪性来说明，他指出，福利国家标榜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就是保障所有人的福利，因此，它制造出了一种假象：其中的所有人在工作和消费上都是平等的。但是正如最敏锐的当代趋势分析家克劳斯·欧菲(Claos Offe)所言：“矛盾在于资本主义无法与福利国家共存，却又不能离开其生存。”(14)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客观上存在着种种不平等，包括消费的不平等。于是，贫困难以消除，穷人依然存在。但是，这种假象却给社会造成对穷人的不公正看待，似乎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是一群懒人，一群与社会秩序格格不入的人。福利国家的实质之一是：“意欲通过将那些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边缘化，以激发对于不平等的接受。”(15)在这种福利国家的幻境中，那些边缘化的新穷人也就会因自己的消费能力不足而自责地“产生负罪感”。 其次，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鲍曼认为，在生产社会中，从事工作的劳工阶级“这一阶级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担当一种角色，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对社会做出了有用的贡献，因而也期望得到相应的补偿”(16)。劳工阶级以自身的劳作对社会同样做出了贡献，社会不能没有他们的劳作；但在消费社会中，由新穷人组成的底层阶级则不同，“人们超出了阶级而在等级制度之外，没有机会也没有需要被重新认可；人们没有角色，对其他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有用的贡献，原则上超出了救济的范围”(17)。即底层阶级对社会没有贡献，被排挤在制度和救济之外，不被社会所认可。新穷人被社会所抛弃，他们的唯一出路在于消失，从城市的大街上、公共场所中消失，以便为消费社会中有能力的消费者提供更便利、更舒适的消费选择；新穷人被政治所抛弃，没有人会关注新穷人的政治存在，“毕竟，贫穷和懒惰的人，不能糊口维生、自食其力的人总是少数——甚至是政治上可以忽略的少数。此外，他们也不会去投票；忽略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一向相当容易，而且绝对不会危害政客的政治生涯”(18)。可见，消费社会中的民主政治就是建立在对消费能力不足的底层阶级和新穷人的完全忽视之上。 三、消费的新阶级批判 马克思早期理论中对消费的分析，是从消费中批判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其目的是要揭示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例如，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消费活动成为人与人异化关系的契机和表现。因为，你的需要、愿望和意志“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19)这就是说，人的需要的满足不但不能实现人的发展，反而迫使自己走上奴役的社会关系之路。在此逻辑思路上，显然，鲍曼是相同或相似的。鲍曼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从消费现象切入，对消费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对“新穷人”和“底层阶级”社会异在感之存在样态的揭示，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它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消费、福利、技术进步等种种虚假幻境来遮掩其剥削本质，但它终究无法掩饰“新穷人”的事实存在，无法掩饰“底层阶级”被边缘被抛弃的虚假民主。鲍曼的这种揭示无疑具有本质性和深刻性，极富时代性和启发性。 虽然在生产社会语境中展开消费理论，马克思还是极富寓意地展示了消费的社会功能，预示出当今消费社会的某些特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20)假如抛开生产社会的语境，我们可以领悟到，马克思的论述包含着消费活动塑造着消费者主体，消费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社会需要，从而引导着社会等思想；而鲍曼关于消费社会中消费者“他们的生活从一处吸引到另一处吸引，从一个诱惑到另一个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去寻找另一个诱饵”，消费社会“是一个欲求社会”等论述与马克思的思想是如出一辙，区别只是鲍曼将消费的社会功能凸显而出，并扩展到全社会，把其归入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而且鲍曼也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深刻地指出，在私有制的异化状态下，一个人的消费需求是他走向奴役之路的缘由，这多少表明了鲍曼在消费社会批判的立场上是值得追问的。 当然，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野下，鲍曼的消费型社会理论直接显露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鲍曼对马克思“工作”、“实践”的误读。鲍曼把“工作”看做是征服自然的活动，认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17世纪以来的近代学者都是如此看待“工作”的，“卡尔·马克思把历史的进步界定为：人类不可抵挡地朝着主宰自然的方向迈进”，“一旦这一终极目标确定，实际工作所产生的唯一意义，便是缩短人类和彻底征服自然之间的距离”。(21)鲍曼还从他的角度谈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他说：“人类的实践活动——扎根与人类努力避免之事以及努力实现之事。……现实，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坚持认为的那样，需要被看成‘人类感性活动，实践’——因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2)在此，鲍曼把马克思的“实践”极为空泛地理解为人类“努力避免”和“努力实现”的任何事情，并在生产社会的语境中理解为“工作”。的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有将“实践”与“生产”、“劳动”相提并论，具有“工作”之意。但是，马克思的“实践”、“工作”是否能够在近代意义上被理解为对“自然”的一种征服呢？显然不能。因为正是在上述《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从实践领域来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3)这是马克思把“实践”当作实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活动基础，是实现人的本质复归的一种方式，身处近代的马克思已经显现出超越整个近代的哲学思维。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其实质意义是：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基础；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存在方式，因此实践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不是所谓的“主宰”。马克思的“实践”和“工作”显然不能从近代意义上为追求“进步”而“征服”、“主宰”自然来解释，它也不能被简单而空泛地理解为任何活动，从而失去它蕴含的哲学革命意义。 其次，鲍曼的分析方法是个人主义和原子主义的。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不同，鲍曼主要谈论的是“消费者社会”(consumer society)，即作为消费者个体在消费社会的存在状态，主要分析消费个体在消费社会中的处境和困境，他们是如何从被围困的社会到被围困的个体。他认为：“消费是完全个人、独立且最终是孤独的活动；完成这一活动要通过抑制诱发，缓和或刺激那种通常是私人的、且不易传染的欲望。没有类似‘集体消费’这种事情。”(24)因而当消费者个体被排挤沦落为“新穷人”时，“每个有问题的消费者孤独地承受各自的痛苦”，“他们感到孤独和被抛弃，被遗弃很长时间后，他们会成为不合群的人；他们看不出社会如何帮助他们，他们也不希望被帮助”。(25)这种原子主义的方法只能看到个体的“阶层”存在，看不到他们的“阶级”存在。至于阶级，列宁曾经典地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6)可见，阶级绝不是指个人及其偶合，它是一个集团和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之集团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为，因此，尽管鲍曼也谈及“下层阶级”和“底层阶级”，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阶级概念。正因为鲍曼在分析方法上的个人主义，使得他消除新穷人的解决方法就只能是社会的伦理批判和希望新穷人得到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回复，呼吁社会对新穷人的重新认同。 最后，鲍曼把新穷人问题看做是一个社会区分和社会认同问题。他指出：“穷人总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从大众的智慧中便可知晓这点。穷人如何成为穷人，如何被视为穷人，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和被视为穷人，取决于我们——这些既非贫穷也不富有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和其他人如何赞许或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27)由于鲍曼撇开或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穷人的社会问题归结为“被视为”的社会大众认同问题，从而规避了解决问题的实质，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制度局限性的要害，因而在根本上无法寻找到解决穷人问题的社会力量，至多只是寻求社会的道德批判。因此，他很自然地误读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认为“卡尔·马克思几乎两个世纪前对资本的双重指控——它的浪费与道德上的不公正——都没有失去任何话题性。发生变化的只是浪费与不公正的幅度：两者如今都已获得了全球范围之规模”(28)。鲍曼对马克思的这种误读恰好折射出他的理论兴趣点是消费，他的社会批判方法是道德批判，表明了他只是在自己现有局限性的立场上解读着马克思。正因如此，他赞同迈克尔·丹宁(Michael Denning)的观点：“怎样创造出一种没有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并自己补充道：“这是一种没有历史代理人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没有大多数拥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信仰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孕育出肩负其自身革命性变化任务的承担者。不只是无产阶级才被作为一种注定失败的事业被一笔勾销，彻底告别了。”(29)正如鲍曼回避阶级分析方法一样，他也否定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这对于寻求新穷人之困境的解决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以消费能力来区分穷人与富人，以社会认同来解决穷人“底层阶级”的社会地位，这肯定不是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方法。马克思认为，作为“历史代理人”，“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30)消灭私有制，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这才是一条现实而可行的解决困境之路。 总之，鲍曼通过消费社会中的消费现象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虚假性，以及新穷人和底层阶级的社会异在感，可谓方法独特，批判锐利。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阈中，他依然显露出一定理论立场的局限性，表现出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以及缺乏阶级批判的视角，这在当今社会理论中显然是不足的。可见，消费活动本身并不是人的一种单纯的享受活动和过程，它还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的纷争与掌控领域。 注释： ①[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55页。 ②同上书，第57页。 ③[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35页。 ④同上书，第64页。 ⑤同上。 ⑥同上书，第67页。 ⑦[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8页。 ⑧[英]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⑨[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75页。 ⑩同上书，第85页。 (11)[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第17页。 (12)同上书，第17页。 (13)[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184页。 (14)转引自同上书，第98页。 (15)同上书，第97页。 (16)同上书，第135页。 (17)同上书，第135页。 (18)同上书，第11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3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第691—692页。 (21)[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41—42页。 (22)[英]鲍曼：《流动的生活》，第4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 (24)[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74页。 (25)[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196页。 (26)《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1页。 (27)[英]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第29页。 (28)[英]鲍曼：《流动的生活》，第157页。 (29)同上书，第15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