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歧视的研究进展_农村人口论文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歧视的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农民工论文,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城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歧视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现象，也是劳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歧视与不平等密切关联，学者对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相关的政策降低甚至消除歧视，进而降低不平等程度。歧视一般体现在职业隔离和工资歧视两个方面。职业隔离，即某一个群体难于进入另一个群体所在的行业。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尽管职业隔离的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其对女性的影响依然存在(Sorensen，1990；Groshen，1991；Macpherson & Hirsch，1995)。工资歧视，即某一个群体所获得的工资比支付给与他们具有相同教育经历、工作经验且处于同一职位的另一个群体的工资低。研究发现当女性的生产率特征与男性相同时，女性的平均工资报酬仍然小于男性，也就是说两群体间存在工资歧视(Oaxaca，1973；Kim & Polachek，1994)。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歧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同样存在歧视。性别歧视是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表现。大量的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性别歧视(Meng，1998；Liu et al.，2000；Gustaffon & Li，2000；Rozelle et al.，2002；张丹丹，2004；王美艳，2005b；葛玉好、曾湘泉，2011)。由此可见，因个人偏见、统计、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等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并不是哪个国家或地区所特有的，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城市劳动力市场发展中的歧视具有特殊性。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打破了原有的就业体制(Meng，2000；邢春冰，2005；陈弋等，2005)，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就业歧视凸显(张车伟、薛欣欣，2008)。同时，劳动力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Lewis，1954；Todaro，1969)，但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对城市中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员的歧视(蔡昉，2005)。根据户籍的定义可以将流动人口分为乡城流动、城城流动、乡乡流动和城乡流动四类，这四类流动人口在个体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马小红等，2014)。不同群体所面临的就业环境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应该区别讨论。另外，乡城流动的人口占四类流动人口的比例超过60%(马小红等，2014)，2014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74亿，超过了全国就业人员的1/3，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①。由此可见，乡城流动人口不仅占流动人口的比例最大，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相当大。结合乡城迁移与其他迁移在人口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现实，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现有文献关于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歧视已经有了大量积累，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梳理，从而更加有助于了解和认识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歧视。

      已有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歧视方面的研究综述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市场分割方面，并在梳理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础上讨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赖德胜，1996；葛苏勤，2000；姚先国、黎煦，2005；巨文辉，2005；陈广汉等，2006；肖文韬，200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虽然与劳动力市场歧视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但不是替代关系(陈广汉等，2006)。针对中国户籍制度下的乡城流动，学者们从制度、迁移与市场的角度(赵忠，2004)以及迁移与发展的角度(高文书，2010)进行了相关文献梳理。上述研究综述都没有针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进行综述。尽管赵忠(2004)关于中国乡城移民的研究综述中涉及了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内容，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推进，劳动力市场歧视也必然发生一些变化，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补充。另外，郭继强等(2011)关于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的述评重点在于分解方法，而非在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实证结论，故缺乏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歧视的认识。鉴于此，本文重点在于依据不同的制度背景，结合分解方法以及不同的分解视角梳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从而能够多视角地认识该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定基础。

      二、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政策起源与演变

      Becker的《歧视经济学》(1957)是关于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最早著作。该书分类讨论了雇主歧视、雇员歧视、顾客歧视，由于个人偏见的存在，为了满足这种偏见雇主宁愿放弃一部分利润。在此基础上，Arrow(1972)和Kahn(1991)分别对雇员歧视和顾客歧视进行了深入讨论。个人偏见歧视的分析基础是雇主和雇员都处于完全竞争性市场，是价格接受者。然而，由于市场存在非竞争性，雇主对支付的工资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非竞争下的歧视来源包括拥挤效应(Bergmann，1974)、双重劳动力市场(Doeringer & Piore，1971)、搜寻成本(Black，1995)、统计性歧视(Phelps，1972)和前劳动力市场歧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除了具有一般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外，更突出的特征在于作为经济体制组成部分的就业制度处于转型中。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统包统配制度下，劳动力配置由政府决定，是非市场化的。同时，为了保障城市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赖德胜，1996)。基于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福利，制度性歧视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突出特征。大量学者讨论了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面临制度性歧视(郭正模，1994；卢周来，1998；蔡昉，1998)。由此可见，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歧视与制度具有密切联系，而随着制度的改变或者是制度存在的条件改变，农民工面临的歧视也将会发生一定变化。

      (一)限制乡城迁移的政策来源

      户籍制度是本地与外来人员之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户籍制度开始于1951年，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监察人口迁移，而非控制人口迁移(陈金永，2004)。1955年正式建立了户口登记制度，但也未限制人口的迁移。直到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才制定了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和变更更正7项制度②。虽然该条例出台时明确指出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是一般认为1960年之后在大跃进和大饥荒背景下该条例才被执行(陈金永，2004；杜鹰，1997；Wu，1994)。另外，该条例的草案说明中体现了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特征。林毅夫等(2002)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出发分析了施行户籍、人民公社等制度的必要性，通过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剪刀差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基础。尽管该条例草案说明中明确指出要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但是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其他14种制度③，不仅阻碍了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也阻碍了农村与农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流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依然将流动人口分为乡城流动、城城流动、乡乡流动和城乡流动四类(马小红等，2014)，足见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分割具有深远影响。

      从1960年开始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被严格限制。在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在城市实施的就业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农民被限定在农业部门。此外，如果迁移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那么将无法获得食品配额、城镇工作、住房、医疗、子女入托和入学，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迁移人口都无法在城市生存(Cai，2001)。在如此严格的制度限制下，除了极少的一部分人通过升学或者参军、家庭团聚和城镇招工实现户籍迁移(赵忠，2004)，乡城迁移几乎无法发生。1957年颁布的《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限制了城镇单位从农村招工。这一系列政策使1960-1978年期间，农村人口占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见图1)。

      (二)乡城迁移的限制开始减弱

      1984-1988年，户籍制度的限制逐渐降低，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的基础上进入城镇(Huang & Pieke，2003；宋洪远等，2002)。尽管1981年颁布的《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中明确限制从农村招工，但是该限制并没有继续贯彻下去。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④放宽了农民向城镇流动的限制。之所以放松，是因为限制人口流动的两个原因发生了改变。一是食品缺乏得到缓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和产量(Lin，1992；Zhao，1999；Cai，2001)。随着农业生产率提高，食品供给增加，统购统销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终止(Zhao，1999；Cai，2001)。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逐渐被改变。1978年之前也进行过相关改革，但是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不触动传统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78年之后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逐渐深入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农村政策环境。这些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在1980-1989年期间不断提高(林毅夫等，2002)。

      

      图1 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1949-2004年数据来自于《新中国55年资料汇编》，2004-2011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离土不离乡”的政策背景下，他们进入了农村的非农业部门(Cai，2001)。同时，在城市实施的改革推动了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Cai，2001，Meng & Zhang，2001)。

      (三)户籍制度下的地方保护

      1989年是农民工流动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前农民工更多地集中于乡镇企业，然而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以及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乡城迁移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主要方式。“民工潮”的出现使政府开始对乡城移民进行干预和限制。1989-1991年控制盲目流动，1992年之后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对下岗职工实施的再就业使部分省市出台了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及外来劳动力务工的规定和政策(宋洪远等，2002)。

      蔡昉等(2001)对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进行了详细讨论，并梳理分析了北京市政府对外地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政策。与宋洪远等(2002)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分析一致，1989-1991年是规范限制时期，1992-1994年是政策宽松时期，1995-2000年是严格控制时期。当城市本地劳动力面临就业问题时，政府出于对本地劳动力的保护，限制外来劳动力。从1995年开始，下岗职工再就业成为北京市政府的重要工作，由于把外来劳动力视为本地劳动力的竞争者，在实施再就业的同时对外来农民工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北京市严格限制外地务工经商人员进京的政策不断完善，形成了总量控制、用工审批、工种限制、“腾笼换鸟”和管理收费的政策体系(宋洪远等，2002)。从粮食的紧缺程度和城市的就业规模来看，粮食紧张程度决定了改革前迁移政策的松紧，而居民就业对于迁移政策的影响在改革后逐渐显现，而此时粮食紧缺对迁移的影响已经无足轻重(蔡昉等，2001)。

      (四)基本公共服务趋向均等化

      针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保护，蔡昉等(2001)提出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其改革有赖于一系列配套改革的完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蔡昉，2000)，城市偏向政策下保护城市就业歧视外来劳动力的政策，从长期来看维持了产生矛盾的制度根源。由此可知，当歧视性政策减弱以及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制度均等化时，农民工受到的制度性歧视将会减弱。自2003年开始的政策变化体现出了社会福利均等化的趋势(见图2)。

      2003年废止了自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减弱了对农民工的限制。另外，农民工能够获得的社会福利逐渐增多。2001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此后，基本公共服务政策逐渐出台。2003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进一步，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学生在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进行了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据此，农民工的适龄子女可以在打工地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200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涉及农民工享有打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等诸多内容，包括就业服务和培训、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居住条件等。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2010年特别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

      

      图2 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注：农民工估计数量=城镇人口-非农业人口。

      三、不同时期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

      这部分将根据劳动力市场歧视政策的不同阶段梳理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基于研究数据的限制，严格限制时期和限制开始减弱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歧视研究处于空白。本文主要集中于城市就业保护时期(1989-2002年)和基本公共服务趋向均等化时期(2003年至今)。

      (一)城市就业保护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歧视

      随着农民工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状况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之间的就业环境和工资差距成为研究的焦点。微观调查数据成为这类研究的基础，但基于微观调查的各种困难，直到1995年才逐渐获得相应数据。1995年恰逢城镇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突出，此时的城市就业保护政策较强。因此，该时期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歧视较强。

      就职业隔离来看，Meng & Zhang(2001)利用1995-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调查，将职业分为白领职工和蓝领职工，其中蓝领职工又被分为批发零售人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及其他人员，分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职业获得和工资上的差距。该文是一篇比较早的详细讨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的研究。研究发现，有6%的农民工本应该成为白领职工，但是却被限制在蓝领工作中；有22%的城市本地居民本应该从事蓝领的工作，但却获得了白领的工作。就细分的职业来看，农民工中生产及其他人员应该下降26.46%，这些人员应该进入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和白领职业；城市本地居民中白领职工应该下降22.20%，这些人员应该进入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由此可见，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居民的就业岗位存在很大差异，农民工集中于生产及其他人员，而城市本地劳动力集中于白领。

      就体制隔离来看，王美艳(2005a)从扭曲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制度和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出发，将就业岗位分为自我雇佣、公有单位职工、非公有单位工人和非公有单位行政管理人员四类。利用2001-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调查(CULS)，同样采用Multilogit模型分析了外来人员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的就业岗位差异。研究发现，外来人员从事自我雇佣的比例应该下降31.38%，公有单位职工的比例应该上升28.07%；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公有单位就业的比例应该下降52.49%，从事自我雇佣的比例应该上升45.41%。可见，虽然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但是城市本地劳动力依然过多地集中于体制内的公有单位，而农民工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无论是从白领—蓝领的职业隔离来看，还是从公有单位、非公有单位、自我雇佣的体制隔离来看，农民工都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存在巨大差别。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职业隔离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将存在非竞争性歧视，如拥挤效应、双重劳动力市场效应以及农民工特殊身份带来的统计性歧视。这些歧视因素并不能完全分割，可能因相互之间的联系而加强，但其最终将会落脚在工资差异上。因此，Meng & Zhang(2001)、王美艳(2005a)在分析就业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工资差异的来源。Meng & Zhang(2001)采用Brown分解以白领职工、批发零售人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及其他人员为职业分类分析了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之间的工资差异来源。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平均工资的差异中有50%不能由个体特征差异解释，即来自于歧视。然而，当考虑职业之后，歧视所占的比例超过100%。职业内部的工资差异更大，工资差距的大部分来自于职业内歧视，职业隔离导致的工资差异仅占总差异的6%。该研究的结论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竞争性行业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刚性被打破，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职业间隔离；二是，其职业分类比较少，将部分职业间歧视变为了职业内歧视，从而加大了职业内歧视；三是，白领—蓝领的分类方式降低了中国就业体制的影响，将就业体制的隔离内化在白领、蓝领之内。例如，白领职业内的文职人员，其可能在国有单位，也可能在非国有单位；蓝领中的劳动力也存在该问题。王美艳(2005a)的岗位分类突出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体制特征，同样采用Brown分解以公有单位和非公有单位为划分依据分析了外来人员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来源。研究发现，岗位间工资差距占总差异的58.73%，岗位间工资差异中的45.84%来自于歧视，外来人员与城市本地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中有42.88%来自于歧视。综合这两项研究可以发现，尽管各行业间的工资差异非常小，但是体制间的工资差异却依然可以很大。况且，王美艳(2005a)所使用的2001-2002年数据晚于Meng & Zhang(2001)所使用的1995-1996年数据。1995-1996年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刚刚开始，其体制特征应该更明显，而2001-2002年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就业刚性和工资刚性已经被打破，体制特征却依然显著存在。

      虽然Brown分解在Oaxaca-Blinder分解的基础上考虑了职业隔离问题，但它依然是对工资均值的分解，不能体现出工资分布的特征。基于均值分解的缺陷，邓曲恒(2007)采用分位数分解的方法对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居民的工资差异来源进行了分析。收入条件分布的Quantile分解结果显示，歧视随着收入排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中，歧视是造成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对于收入的条件分布最高端的10%的人群而言，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特征效应所致。由此可见，处于收入条件分布低端的流动人口通常是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对象。

      (二)基本公共服务趋向均等化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歧视

      2003年之后农民工获得的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的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也发生着变化。以工资作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外在反映，蔡昉(2010)的研究发现2002年之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大幅提高，而在2002年之前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率几乎没有变化，而且很低。据此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虽然针对该判断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刘洪银，2009；Yao & Zhang，2010；田岛俊雄，2008；刘守英、章元，2014)，但是“民工荒”的现实存在却说明即使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市场上针对农民工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上的该变化恰好满足Solinger(1999)提出的劳动力市场不再有歧视的时机之一，即劳动力需求格局的变动。城市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提高，可能成为体制转变的契机。也就是说，从2002年之后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关系的变化将会使农民工受到的歧视减弱甚至消失。如前所述，农民工获得社会福利的范围逐渐扩大，满足蔡昉等(2001)提出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将减弱劳动力市场制度性歧视的观点。在劳动力市场和政策制度双重有利于农民工的情况下，农民工面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应该减弱。

      从工资均值来看，2005年之后的数据分解结果显示歧视普遍较低。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发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异中有90%左右是由劳动者个体特征差异造成的；价格差异带来的歧视仅占10%(邢春冰，2008)。当考虑了社会资本之后，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之间的工资差异完全是由特征差异造成的，两者之间并没有歧视(庞念伟、陈广汉，2013)。从城乡的不同维度来看，一是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工资差异中有13.7%来自于歧视，二是外地户口与本地户口之间的工资差异中歧视仅占3.4%(徐凤辉、赵忠，2014)。从发展趋势来看，2002-2007年期间人力资本差异是城镇居民和外来人员之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且解释力不断增强，歧视的贡献从2002年35.18%下降到2007年的25.08%(程诚、张顺，2013)。与上个时期的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进行比较，显而易见的是，劳动力市场歧视大幅下降。在同一个研究中的比较亦可以发现，歧视的比例不断下降。两时期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的比较印证了前文歧视应该下降的推断。

      从分位数来看，特征差异是造成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但不同分位点上却不尽相同。就截面数据而言，邢春冰、罗楚亮(2009)使用2005年全国抽样调查的研究发现，特征差异是造成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反事实工资的结果比较发现，如果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回报相同，其收入反而比实际获得的收入更低，同时获得中等收入的比例下降，获得低收入的比例上升，反而加剧了农民工收入的内部不平等。基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民工流向等问题，孟凡强(2014)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GSS)对东中西部的劳动力市场歧视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歧视依然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工资差异的主要来源；对农民工需求较大的东中部的歧视程度比较低。

      随着微观调查的丰富，使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余向华、陈雪娟(2012)使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1993-2009年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劳动者的工资差异。CHNS数据库的跨期比较长，几乎涵盖了城市就业保护时期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歧视，该研究的分解结果印证了本文的分析逻辑。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之前，农民工进城并不会对城市本地劳动力就业带来很大冲击，在城镇企业中，农民工对城镇劳动力的替代程度不高(Knight et al.，1999)。1993年的分解结果显示，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之间并不存在户籍歧视问题。在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和下岗之后，户籍歧视表示的尤为突出，1997年两者的工资差异主要来自于歧视，甚至在大多数分位点上特征效应趋近于0；2000年时虽然歧视比例下降，但依然占工资差异的50%左右。随着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的变化，2004年和2006年的工资差异中特征效应均处于主导地位。然而，2009年并没有延续2004-2006年期间的趋势，歧视成为工资差异的主导因素。这可能与2008年金融危机具有一定关系。当经济受到负面冲击时，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更可能失业(孙婧芳，2013)，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失业保险等相关救助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能够获得就业机会，存在压低工资的可能性。庞念伟、陈广汉(2013)对2002-2007年数据的分析，与余向华、陈雪娟(2012)对2000-2006年的分析一致，即歧视程度下降。屈小博(2014)的结论却与上述研究不同，研究发现2001-2010年期间工资差异中特征效应不断减弱，歧视不断增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歧视普遍下降的研究中，低收入群体的歧视也没有改观。

      即使在工资决定中加入了职业、单位性质等变量，Blinde-Oaxaca分解和分位数分解都无法充分地体现职业隔离问题，仅反映了不同就业岗位的工资差异，而无法反映进入该岗位的难易程度。Brown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隔离问题，而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过程中，隔离又是不可忽略的部分，因此诸多学者依据Brown分解和其他反映职业隔离的方法对职业隔离背景下的工资差距来源进行分析。

      从农民工的就业分布来看，体制隔离是该阶段分析的重点。虽然采用了不同方法来考虑体制隔离问题，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显示体制隔离依然存在。农村户籍在进入国有部门、管理岗和技术岗时存在普遍的歧视(余向华、陈雪娟，2012)；如果农民工与城镇工人获得同等对待，则其在公有单位的比例将大幅提高(田丰，2010)；农民工中有45%的劳动力需要被重新分配，其中大部分将被分配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当中。

      从总收入差距来看，在考虑职业隔离之后，2006年的数据显示，歧视仅占城市本地劳动力与农民工之间收入差异的13.43%(金成武，2009)；2008年CGSS的数据显示，歧视依然占城市工人与农民工收入差异的61.79%(田丰，2010)。这两个结果之间的巨大悬殊可能来自于数据、分析方法等多个方面。采用调查口径和方法更加统一的CULS数据的研究表明，歧视在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外来人员工资差异中所占的比例从2001年的56%下降到2005年的54%，尽管该趋势比较小。就岗位内与岗位间的区别来看，城镇工人和农民工在岗位内的工资差异完全来自于特征效应，歧视基本消失；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完全来自于岗位间的工资差异(田丰，2010；吴晓刚、张卓妮，2014)。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Blinder-Oaxaca均值分解、分位数分解，还是考虑职业隔离的Brown分解大多显示出，2005年之后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歧视小于城市就业保护时期所受到的歧视，体制隔离在进入歧视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农民工难以进入国有单位。国有企业通过户籍制度和较高的教育门槛降低了进入比例，进而维持其较高的工资溢价(余向华、陈雪娟，2012)。然而，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城市本地劳动力与外来人员之间，也同样存在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内部，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报酬机制(张车伟、薛欣欣，2008)。因此，国有企业应一步深化改革，以解决相关的进入歧视。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诸多制度改革。劳动力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引致性需求，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也将发生变化。本文以此为线索，梳理了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歧视的相关文献，从均值分解、分位数分解，就业隔离等多个角度讨论了不同制度政策时期，农民工面临的歧视问题。通过分析整理发现，在该领域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第一，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歧视变化的研究。虽然本文对各时期内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且比较了不同时期对农民工歧视的变化，但是这种比较缺少一定的一致性。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地区的发展程度必将会对农民工的需求产生影响，对农民工的歧视也将存在不同。孟凡强(2014)关于东中西部农民工歧视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微观数据可获得性，学者只能通过得到的数据进行研究，这样数据来源将会存在很大差异，从而研究结论也将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扩展，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农民工歧视问题进行了研究，当研究结论与之前的研究结论出现分歧时，可能会倾向于通过研究方法的不同来解释结果的差异，例如吴晓刚、张卓妮(2014)将他们的研究结论与Meng & Zhang(2001)的差异归结于职业分类标准的差异。采用方法的不同必然会使结论存在差异，即使使用相同数据也存在这种差异(例如，Meng & Zhang(2001)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和Brown分解的结果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更何况使用不同的数据。因此，随着微观数据调查的丰富，有必要对农民工歧视的变化进行一致的研究。例如：数据来源的一致性，以及研究方法的一致性，避免由数据和方法不同导致的结论差异，从而能够更直观地比较和了解农民工歧视的变化。

      第二，前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的研究。当前关于农民工歧视的研究都是使用了当期的调查数据，然而，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每个人都是在通过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积累人力资本。这个过程必然导致人力资本的差异，从而带来就业、工资等方面的差异。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无论是将其作为技能的提高还是筛选机制，都对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产生重要作用。已有研究也发现，教育差异对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工资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邓曲恒，2007；邢春冰，2008)。中国城乡教育质量存在很大差异，这必然导致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教育差异。另外，教育可以被视为一种投资，农村家庭中可用于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源也相对有限，这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有密切关系。因此，农村与城镇之间的教育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公共教育的差异，这种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将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

      第三，关于农民工自我雇佣问题的研究。自我雇佣与受雇于雇主的就业之间存在一定区别，自我雇佣不仅包括劳动力收入而且包括资本收入，因此大量关于农民工就业的研究都剔除了自我雇佣的群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我雇佣在农民工中占很大比例(王美艳，2005a)，忽略了该群体的讨论，将难以充分认识农民工的就业及其变化。问题还在于，农民工选择自我雇佣是因为他们无法从事其他就业而被迫自我雇佣；还是因为自我雇佣具有特殊优势(例如工作时间灵活)，农民工自愿选择从事自我雇佣；或者是，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农民工工作经历的变化，从事自我雇佣经历了从被迫到自愿选择的转变。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数据来源：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

      ③这14种具体制度法规是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供给制度、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参见郭书田、刘纯彬等：《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80页。

      ④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7/content_25583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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