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涉民类丧赐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汉代论文,涉民类丧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2)04-0001-09
汉代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助丧礼。所谓助丧，即某家有人亡故，与死者存在某种关系的人送来若干物事，以此帮助丧家办理丧事，其精神内涵为送死助生。一如先秦，汉代的助丧礼同样牵涉纷繁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表现出多重行为指向。①在汉代的各色助丧行为中，国家对平民的助丧因以赐予的方式进行，故可称为涉民类丧赐。涉民类丧赐的发生，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形成为一种互动，有着深刻的政治意蕴和文化内涵，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目前，学界已有若干论著对汉代涉民类丧赐有所论及。②本文拟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国家赐予”的角度对汉代涉民类丧赐作一探讨，以期推进相关历史认识。
一、丧赐行为
从历史上看，助民之丧的做法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周礼》记载周代秋官系统设有小行人，其职责之一是“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云：“赙补之，谓赙丧家，补助其不足也”。③札丧，贾公彦疏：“札谓疫病。丧谓死丧。”④赙，《公羊传·隐公元年》：“货财曰赙”。⑤《仪礼·既夕礼》：“知生者赙。”⑥前者是就赙的内容而言，后者是就赙的功能而言。据此可知，在周代，若某国爆发瘟疫致使国人死亡，小行人将奉周王之命，命令其他国家向该国赙送财物以帮助丧家办理丧事。⑦又《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郑玄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⑧先秦这种收葬枯骨腐尸的做法对汉代涉民类丧赐也应有所影响。⑨
继之于先秦，汉代国家对民众的丧葬赐予呈现出了新面貌。那么，汉代涉民类丧赐是在何种时机发生，具体包括哪些助丧物事，它又是怎样付诸于实践，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反映了汉代人怎样的政治道德理念？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基本的丧赐行为出发。为此，笔者辑录相关材料，制成表1。后文将围绕表中史实展开论述。
观察表格，我们首先看到，两汉之间的涉民类丧赐，西汉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1次，王莽1次，东汉光武帝1次，安帝、顺帝各4次，质帝2次，桓帝3次。合计之，西汉5次，王莽1次，东汉14次，东汉远多于西汉。而东汉又以安帝、顺帝、桓帝三朝为最多，共达11次。
关于两汉之间涉民类丧赐的发生时机，表格显示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自然灾害发生以后。从表格来看，水灾(序号3、4、11、13、17、18、19、20)、地震(序号1、2、7、8、10、12、15、18)之后的丧赐最多、疾疫(序号5、9)、旱灾(序号5、16)之后的丧赐次之，而缘于饥荒(序号2)、风灾(序号11)、狼害(序号14)的丧赐居末。(13)第二种情况是战乱之后。按照常识，战乱的最大受害者通常是平民。两汉时代，各类战争多有发生。然表格中缘于战乱的涉民类丧赐(序号6)所占比例最小。由此可知，汉代国家助丧平民的时机主要集中于自然灾害发生后。
二、助丧物事
涉民类丧赐的发生，归根到底是助丧物事从国家到平民的转移。如表格所示，两汉用于涉民类丧赐的物事主要是棺木、钱财，偶然也有葬地、布帛。
先来看棺木的赐予。在前面，笔者论及先秦时期国家助葬因疾疫而死亡的民众，援引《周礼·秋官·小行人》“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为证。对于“赙补之”，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云：“赙补之，谓赙丧家，补助其不足也，若今时一室二尸，则官与之棺也。”(14)郑众注《周礼》，每以周代制度比况汉代制度。郑玄沿用其注，表明他赞同郑众的观点，即认为：周时诸侯国中爆发瘟疫致使民众死亡，小行人奉周王之命，命令其他国家向该国赙送财物以帮助丧家办理丧事，好比当今汉时一家死两人，官府便赐予其棺木一样。郑众、郑玄分别是东汉前期、后期之人。从他们的注解可以断定，其所处的东汉时代确然实行了赐棺政策，即所谓“若一室二尸，则官与之棺也”。那西汉的情况如何？前些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为我们透露了西汉初年的若干信息，其中的《二年律令·赐律》规定：
一室二肂在堂，县官给一棺；三肂在當(堂)，给二棺。整理小组注：“肂，陈尸，见《仪礼·士丧礼》疏。”(15)
肂，整理小组解释为陈尸。翻阅《仪礼·士丧礼》，有“掘肂见衽”之语，贾公彦疏：“肂训为陈，谓陈尸于坎”。(16)据此，“肂在堂”就是陈尸于堂上。那么，上引律文的大意就是：若一家死两人，所在之县的官员要给予丧家一棺；死三人，则给予两棺。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一家之中死者超过三人，县官府给予的棺木之数又该多少。可惜，已出土的简牍中并没有相应的记载。从前述“二尸给一棺，三尸给二棺”的规定来看，当时似乎遵循了这样的原则：政府赐予平民的棺木数量随一家中死者人数的增长而递升。然而，这一推断缺乏更多的论据支撑。但不管怎样，《二年律令·赐律》“一室二肂在堂，县官给一棺”之规定与郑注的吻合，已足以说明赐平民棺木是从西汉到东汉的一贯政策。
见诸表格，汉代政府赐棺木予平民的实例似乎仅有两个，一是成帝河平四年濒河之郡水灾后，“令郡国给槥椟葬埋”；另一是安帝元初六年会稽大疫后，“赐棺木”。何为槥椟？《汉书·成帝纪》颜师古注：“槥椟谓小棺。”(17)按此，槥椟是一种小型棺木。除此之外，表格中更多地提到了这样的情形，即天灾发生后，由国家“收敛”或“收葬”死者，如安帝元初二年，“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椁朽败者”；安帝延光元年，“若一家皆被灾害而弱小存者，郡县为收敛之”；顺帝永建三年，“一家被害，郡县为收敛”；顺帝永建四年，“收敛稟赐”；顺帝永和三年，“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质帝本初元年，“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桓帝永寿元年，“诏被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桓帝永康元年，“一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上述诸般“收敛”、“收葬”举措，应当包含赐棺、用棺的行为。这是因为在古汉语环境中，“收”有以棺木装殓死者之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裴骃集解：“收谓棺敛。”(18)既然使者、郡县奉皇帝之命去收敛、收葬死者，就应该先用棺木装殓，然后方能安葬。当然，如若吏治腐败，赐棺的举措能否落到实处就另当别论了。
除了赐棺木，两汉政府还经常通过赐钱(棺钱、葬钱)来帮助平民之家理丧。表格所见，赐钱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按户赐予。平帝元始二年，“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二是按人赐予。有赐五万钱者，如王莽始建国元年。有赐五千钱者，如安帝元初二年。有赐三千钱者，如哀帝即位之年，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顺帝阳嘉元年，桓帝建和三年。还有赐二千钱者，如成帝河平四年，安帝建光元年、延光元年，顺帝永建三年、永和三年，桓帝永寿元年、永康元年。对比两种赐钱方式，不难看出：(1)汉代赐钱助民理丧，以按人赐予为常，且多赐予二千钱、三千钱。(19)(2)按户赐予落实到个人后，每人所得葬钱尚不超过一千，远低于按人赐予。
针对赐钱这一助丧举措，有一个问题需要在此提出。笔者发现，表格中的实例，凡提及赐予对象的年龄者，皆指“七岁以上”的人。缘何以七岁作为赐钱的起点？长期以来，无人问其究竟。依笔者之见，这大概与汉代口钱的起征年龄有关。在汉代，人头税按照纳税者的年龄分为口钱与算赋。口钱也叫口赋，“是对青少年所征收的人头税”，(20)最初以三岁为起征点，元帝时改为七岁。《汉书·贡禹传》载：
(贡)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元帝)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21)
汉代口钱的征收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一项不小的负担，足以导致其“重困”，乃至“生子辄杀”。有鉴于此，贡禹上书元帝，陈以实情。经过朝议后，口钱的起征年龄方由三岁改为七岁。既然口钱的征收始于七岁，那么国家在助丧平民时，自会有意识地将七岁作为回赐的起点。
表格中桓帝建和三年的丧赐情况较为特殊。除了赐钱外，国家还赐予“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与其它涉民类丧赐相比，建和三年的丧赐多了一些内容。一是赐予了丧主三匹布。丧主，就是丧事的主持者。(22)二是在城郭旁的官方空闲地——“官壖地”上安葬那些已无亲属存世的死者。壖，《后汉书·孝桓帝纪》李贤等注：“官之余地也。《前书音义》曰：‘壖，城郭旁地。’”(23)这相当于为死者划出了一块葬地。(24)对比汉代的其它涉民类丧赐，建和三年的赐死者葬地、赐丧主布匹算是特例。
三、操作程序
汉代涉民类丧赐主要是由皇帝派遣使者以“案行”、“循行”的方式来实现。如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遣谒者案行”；安帝元初六年，“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安帝建光元年，“遣光禄大夫案行”；顺帝永和三年，“遣光禄大夫案行”；质帝即位之年，“遣使者案行”；质帝本初元年，“使谒者案行”。“案行”乃巡行、巡视之义。(25)“循”与“巡”通，则“循行”亦即巡行。概言之，涉民类丧赐就是皇帝派遣使者到灾区(也应有遭受战乱之地)巡视考察，从而赐予丧家若干物事。
在使者巡察过程中，还有细节性的操作，据表格可归纳出三点：(1)报告受灾状况。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行举，颜师古注：“巡行而举其状也”。(26)(2)核查名籍。哀帝即位之年，“遣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举籍，颜师古注：“举其名籍也”。(27)(3)核查名籍是为了确定死伤情况。顺帝永建三年，“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永建四年，“遣使实核死亡，收敛稟赐。”以上各步骤的进行是为丧赐提供依据。使者巡行之外，州郡县受中央政府之命也参与到丧赐中来。顺帝永建三年，“一家被害，郡县为收敛”；桓帝永寿元年，“诏被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桓帝永康元年，“诏州郡赐溺死者七岁以上钱，人二千”。这些实例反映了汉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涉民类丧赐中的分工与配合。
关于两汉涉民类丧赐的具体执行者，表格显示，西汉主要为光禄大夫，东汉则既有光禄大夫，又有谒者。那么，光禄大夫在两汉有何职权呢？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28)
《后汉书·百官志二》：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凡诸国嗣之丧，则光禄大夫掌吊。(29)
在汉代，光禄大夫主要是掌论议、备顾问以及吊诸国嗣之丧。其虽“无常事”，但“唯诏令所使”表明他们直接受命于皇帝，属近臣之列。这样，在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央政府接到地方政府的奏报，即委派他们巡行地方也就在情理中了。至于谒者，其在东汉的情况要复杂些。《后汉书·百官志二》载：
谒者仆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为谒者台率，主谒者，天子出，奉引。古重习武，有主射以督录之，故曰仆射。常侍谒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时节威仪。谒者三十人。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掌宾赞受事，及上章报问。将、大夫以下之丧，掌使吊。本员七十人，中兴但三十人。初为灌谒者，满岁为给事谒者。(30)
从引文可知，东汉时代的谒者分为常侍谒者、灌谒者和给事谒者，由谒者仆射统领，隶属于谒者台。三者中，常侍谒者负责宫殿内各时节礼仪。灌谒者的职权有三项：一是掌管礼宾接受职事，二是主管奏章通报，三是以使者的身份到将、大夫以下之人的丧礼上吊唁。根据这第三项权责可以推断，在东汉，奉皇帝之命巡行地方，主持涉民类丧赐的谒者应为灌谒者。
四、制度效益
涉民类丧赐之所以从东汉到西汉一以贯之，关键是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承载着王朝管理者最为根本的政治考量——建构统治秩序。两汉王朝如何凭藉涉民类丧赐而达到“建构统治秩序”的意图？这需要我们从“制度效益”的角度发掘，才能获得相应的认识。效益是针对人而言。在涉民类丧赐行为中，赐予者和赐予对象属于人的因素，因而涉民类丧赐的制度效益只能是针对它们生发出来。就汉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平民作为行为客体都在涉民类丧赐中获得了制度效益，且彼此所得效益息息相关。正是在这种效益关联中，行为主体努力实现着建构统治秩序的深层目的。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汉代涉民类丧赐主要集中于自然灾害发生后。从表格来看，那些其后有过丧赐的自然灾害通常破坏范围广，并伴有严重的人员伤亡。如宣帝本始四年，“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元帝初元二年，陇西郡地震，“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哀帝即位之年，“河南、颖川郡水出，流杀人民，坏败庐舍。”安帝建光元年，“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坼裂。”安帝延光元年，“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大风，杀人。”顺帝永建四年，“五州雨水。”质帝即位之年，“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又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桓帝建和三年，大水、地震等灾并发，诏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桓帝永康元年，“秋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自然灾害直接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地震、水灾，往往会在短时间内以人力不可抗拒之势造成无法逆转的破坏。又如瘟疫，因具有无形性，一旦蔓延开来更易引起人们的恐慌。是以对人类生命而言，自然灾害是一种纯粹的破坏力量。在自然灾害面前，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灾害，很快就会暴露出自身的脆弱性，或破产、或流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的救灾措施不力，官民矛盾极易激化，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自然灾害在打破民众正常生活状态的同时，也冲击着王朝统治秩序。如何有效应对各种灾后危机、重新建构统治秩序，着实考验着两汉政府的能力。
自然灾害发生后，平民百姓面临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求得生路，二是安葬死者。前者是关于“生”的问题；后者是关于“死”的问题。求得生路固然最根本。但安葬死者也不能草率而为。毕竟，这是一个关系人类心灵依归的大问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体面地安葬死者是为最基本的愿望。然天灾过后，遭受重创的灾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继续生活下去已是十分困难，焉有闲余之资去安葬罹难的亲属？在此困厄之际，若王朝政府出面赐予棺木或钱财，对灾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雪中送炭式的帮助。这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资助，更带有心理层面的抚慰。究其原因，就在于助丧平民的做法蕴含着“吊问”的精神。所谓吊问，就是吊祭死者，慰问生者。此乃先秦以来的传统，举证如下。
《战国策·燕一》：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31)
《史记·吴太伯世家》：子胥谏曰：“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32)
《淮南子·修务训》：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33)
为政者能吊死问生乃是关心百姓疾苦，“布德施惠”的表现，其精神内涵就是重视民众的生与死。显然，汉代国家助丧平民的举措正是“吊问”精神在政治上的具体实践。它使平民有了安葬死者的基本条件，同时也起到了医治心理创伤的作用。当然，从王朝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这种做法是为了让大灾之后浮动的人心尽快稳定下来，以此化解可能出现的统治危机。
需要说明的是，天灾发生后，皇帝除了“罪己”之外，还有意识地将助丧平民的举措与先王先圣挂钩。这可从汉代皇帝的诏书略见一斑。
《后汉书·孝质帝纪》：永憙元年五月甲午，诏曰：“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寤寐永叹，重怀惨结……又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赖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34)
《后汉书·孝桓帝纪》：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诏曰：“朕摄政失中，灾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疢如疾首。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胔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35)
以上两份诏书体例相同。皇帝都首先承认自己为政有过失，以致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进而提到周文王葬枯骨，遂令有关部门赐葬灾民。周文王葬枯骨一事见于《吕氏春秋》，复见于刘向《新序》。《三辅黄图》采用《新序》之说。(36)
《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髊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其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圣人于物也无不材。(37)
《新序·杂事》：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矣。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朽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38)
上引两段文字只是表述上略有差异，却都称扬了文王之德泽及朽骨，更何况生人。究竟文王葬骨一事是否在历史上发生过，今已不可考。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故事以文王之德为喻，旨在说明有天下者、有国者对百姓负有生而养、死而葬的义务，一如《容成氏》所言“……曰圣人。亓生赐羕(养)也，亓死赐爿歺(葬)”。(39)生养死葬是为中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主题。在笔者看来，文王葬骨是否为史实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赋予了它深刻的政治内涵，即赐葬平民是一种德政、美行，是圣人之举。由此可以想见，汉代皇帝在诏书中之所以以赐葬比附文王葬骨，其主观上必有这样的意图——向世人表明，其所采取的赐葬举措乃是效法先王先圣，也是仁德之举，以此来争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涉民类丧赐的制度效益就在于此。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汉代涉民类丧赐已经形成一套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在具体操作中，两汉王朝管理者借助丧赐向普通民众宣示恩德、仁义，以此凝聚民心，从而重新建构遭受自然灾害破坏的统治秩序。
①据笔者考察，先秦助丧的行为指向主要包括周王对诸侯、诸侯之间、诸侯国之卿对周王姻亲、臣下对诸侯国君、国家对民众、诸侯国君对士、卿大夫之间、亲族之内、朋友之间等。汉代助丧的行为指向主要包括国家对官贵、国家对士卒、国家对平民、官员之间(连带相关家属)、下级官员对上司、地方官对治下之民、门生对经师、朋友之间、乡邻之间、民众对长吏等。
②相关成果有李建民：《中国古代「掩骴」礼俗考》，《清华学报》新24卷第3期，1995年；温乐平：《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救灾举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林兴龙：《关于汉代社会救济的若干问题》，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焦培民、刘春雨、贺予新：《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298页。李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前期掩骴礼俗的用意及其所蕴含的魂魄观。据李先生的界定，掩骴就是掩埋弃置不收或不敛的尸体。这种行为与笔者所讨论的涉民类丧赐有交叉。但李文的主旨是为了揭示掩骴礼俗背后的宗教信仰。本文则是要探究涉民类丧赐的政治内涵。温文、林文分析了汉代国家助丧平民的物事。《中国灾害通史·秦汉卷》则论及汉代赐棺敛葬制度的渊源、内容和社会意义。此三者的论述比较简略，似有待深化。
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三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4页。
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一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5页。
⑤(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9页。
⑥(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三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3页。
⑦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3页。吕友仁：《周礼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页。
⑧(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一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7页。
⑨无论是先秦“掩骼埋胔”，还是汉代涉民类丧赐，都是王朝统治者在丧葬领域内彰示仁德的举措。二者的精神内涵具有一致性。
⑩汉哀帝即位之年是绥和二年(前7年)。是年三月，汉成帝崩，四月，汉哀帝即位。次年改元建平。
(11)此次丧赐的直接缘由不详，或以元初元年(114年)十一月的十五郡国地震为契机。若然，下文讨论丧赐的发生时机，则将此归于地震。
(12)汉质帝即位之年是永憙元年(145年)。是年正月戊戌，汉冲帝崩，丁巳，汉质帝即位。次年改元本初。
(13)需要说明的是，表格中的若干丧赐行为乃缘于几种灾害相继发生或者并发，如序号2、5、11、18，因而在本段的分析中，出现了同一序号归于不同灾种的情形。
(1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三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94页。
(15)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1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三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39页。
(17)(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1页。
(18)(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88-2789页。
(19)关于汉代赐民钱财的数目，已有学者探讨，参见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4-85页；林兴龙：《关于汉代社会救济的若干问题》，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笔者增加了“五万钱”这一数额，并对其它数额增补了例证。
(20)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按，算赋是针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
(21)(东汉)班固：《汉书》卷七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75-3079页。
(22)丧主，《汉语大词典》：“丧事的主持人。旧丧礼以死者嫡长子为丧主；无嫡长子，则以嫡长孙充任。若当家无丧主，则依次以五服内亲、邻家、里尹来担任。”见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第三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页。
(2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页。
(24)清人秦蕙田认为，漏泽园的设立大概与桓帝建和三年赐民葬地有关。见(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五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王力等原编，蒋绍愚等增订：《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26)(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0-311页。
(27)(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7页。
(28)(东汉)班固：《汉书》卷一九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7页。
(29)(西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二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77页。
(30)(西晋)司马彪：《后汉书》志第二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78页。
(31)(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6页。
(3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三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71页。
(33)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一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15页。
(3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页。
(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页。
(36)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7页。关于周文王葬枯骨，另有别的版本。《新书·谕诚》：“文王昼卧，梦人登城而呼己曰：‘我东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礼葬我。’文王曰：‘诺。’觉，召吏视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礼葬之。’吏曰：‘此无主矣，请以五大夫。’文王曰：‘吾梦中已许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闻之曰：‘我君不以梦之故而倍槁骨，况于生人乎？’于是，下信其上。”见(西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80页。对于贾谊《新书·谕诚》中有关文王葬骨的说法，石光瑛先生如是评论：“此说荒诞，不如《吕书》可信，故中垒(即刘向，曾任中垒校尉)不采。”见(西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卷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66页。
(37)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35页。
(38)(西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卷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64-666页。关于这条引文中的“冠”字，石光瑛先生有一番考证：“‘冠’，各本作‘棺’，《吕子》同，《治要》引本书亦同。马骕《绎史》引本书作‘冠’，文义为长，但棺、冠音近，古本通用。本书四卷《宋康王章》‘为无头之棺’，《国策》作‘无颜之冠’。《御览》六百八十四引《桓谭新论》，《治要》引《贾子新书》俱作‘冠’，(今《贾子》作棺。)是二字相通之证。棺乃叚借字，非误字，今从《绎史》本作‘冠’，用本字尔。”见(西汉)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卷五，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65页。
(39)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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