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理论及其中国思想溯源
——《国富论》与《货殖列传》《道德经》比较
刘 刚 廖正贤 梁 晗
[摘要 ]结合经济学思想史对《国富论》“自由放任”这一市场经济核心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深受法国魁奈、杜尔阁等重农学派的影响，而重农学派“自然秩序的科学”思想则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思想与“无为而治”的现实境况。从18世纪晚期开始，西方经济学界越来越认识到：《道德经》《货殖列传》才是“自由放任”思想更为根本的理论渊源，其所提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场交易途径，术有专攻、因时而变的市场主体技能，以及多层次的市场治理手段等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斯密、魁奈更为深刻。
[关键词 ]市场经济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自由放任；无为而治；文化自信
很长时间以来，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市场经济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事实上，中国有超过2000年的市场经济探索史，其中战国到西汉以及唐宋时期产生了两次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普遍认为的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对两宋时期萌芽的深化。[注]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国内学者对战国秦汉以及唐宋时期中国科技的发展与革新、工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以及生产制造的巨大规模早已有了充分的研究[注]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海外也是如此，比如世界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其《中国社会史》中就有详细的分析。[注]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不仅如此，国内外史学界、汉学界的一个共识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转型开始于中国的唐宋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于中国的宋代。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Naito Konan)早在1910年就指出，中国宋代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了几百年，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产生或光大于宋代，包括钢铁冶炼在内的很多工业生产大大超过六七百年之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成就。[注] 内藤湖南研究会：《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289-296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霍布森(J.M.Hobson)基于很多权威资料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奇迹，比如唐末的806年产铁1.35万吨，到宋初的1064年飞速增长到9.04万吨，1078年达12.5万吨，而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1700年才大量产铁，1788年英国铁产量也才7.6万吨。不仅如此，宋朝用100年时间就把铁价下降了80%，而英国从1600—1822年，历经200多年才实现类似的降幅。[注]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46-55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在实践上，中国有比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工业革命早得多的市场经济探索史，理论上又如何呢？亚当·斯密(Adam Smith)一直被公认为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但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不仅中国有市场经济理论思想，而且上述思想经由法国重农学派魁奈(F.Quesnay)等思想家，对斯密撰写《国富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18世纪，以康熙为代表的清廷和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代表的西方之间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礼仪之争”，引发了18世纪“中国热”(chinoiserie craze)在全欧洲范围内的风行。在法国，如当时影响全欧的“启蒙王子”伏尔泰(Voltaire)等则“更上一层楼”，信奉“华化论”(sinophilsm)。[注] 张西平：《西方汉学十六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Gerlach, C.“Wu-Wei in Europe: A Study of Eurasian Economic Thought”.Economic History Working Paper, 2005。 主张全面“华化”的魁奈甚至被誉为“欧洲的孔子”，对当时传入欧洲的中国式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佩服得五体投地。有鉴于此，本文将从英国的《国富论》经由法国的魁奈、杜尔阁(A.R.J.Turgot)回溯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以下简称《货殖列传》)和老子的《道德经》，探寻市场经济理论的中国思想渊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注]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8。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深入探寻市场经济的思想渊源，让中华民族有了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气。
一、《国富论》中的市场经济理论、影响及其问题
(一)核心思想
1776年问世的《国富论》主要在两个地方明确阐述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自由放任。在“论分工的起因”中，斯密认为，为了生存与发展，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但是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为此只能通过交换：“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东西，你就能得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注] ，这就是交易的通义，比如，人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人们也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人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因此，“除了乞丐以外，没有人主要依靠自己同胞的仁慈来生活”[注] 。
另外，在“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这一节，斯密进一步强调，一个企业主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他自己资本的安全，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相反，斯密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利益而经营贸易的人做过多少好事”[注] 亚当·斯密：《国富论》，13、14、32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围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分工、货币、价值与价格、分配、资本积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学说。
(二)世界影响
《国富论》总结并系统描述了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斯密也由此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在对经济过程性质所具有的敏锐见解上，在所考察的不是理论的优美而是经济分析的聪明方面，斯密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都是不平凡的，他是一位在一个很长时间内一直用优美文字来表达思想的经济学大师，而且，“没有多少经济学家可以受到这样的称赞”，即斯密“是经济学著作文笔最优美的人”[注] 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第五版)，45、21、42、22-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更重要的是，《国富论》的出版，适逢正在走出萌芽状态、开始走向高潮的英国工业革命。它在19世纪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英国国家经济政策，随后散播到通过全球殖民完成原始积累的西欧各国和美国，以及日本、大洋洲，然后通过马歇尔、凯恩斯等一代代经济学家的修正完善，终于成为风行全世界的一种经济学理论范式。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之于市场经济犹如万有引力定律之于物理学界一般重要，根据这一思想所衍生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在实践考验之下不断完善并沿袭至今。不仅如此，斯密所提出的理论范式还不断进入管理学、社会学、法学，乃至于历史学等领域。《国富论》成为世界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斯密也成为“公认”的市场经济理论鼻祖。
(三)问题与批判
纵观历年来的高中物理试卷，多是选择题与应用题，这些题目涉及高中物理教材中的各种物理公式、定理定律以及物理现象，知识面较广，但都属于基础性习题。因此，教师要想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就要在平时教学中，引导学生认真听讲，做好基础知识的累积，这样才能使学生融会贯通，掌握科学、正确的提分技巧。要想帮助学生做好基础知识的累积，教师在平日的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多做各种变式练习，通过做各种变式练习，不断总结其中蕴含的物理思想，从而掌握提分的技巧。
国内情况：上周，国内各地区尿素价格周环比涨跌互现。其中上海、福建、湖北、广东、云南、陕西、新疆7省区市尿素批发和零售价格分别上涨1-94元/吨；北京、河北、山西、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海南8省区市尿素批发和零售价格分别下跌9-100元/吨，其余地区价格持稳。
那么，《国富论》究竟为何被“一些人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熊彼特认为，这主要源于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贸易、自由放任等各项政策。[注]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2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斯密的著作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一直以来都为世人所称道、对后世影响巨大且毫无争议：第一是对自由放任的强调，第二是对分工及其价值的分析。但这两个方面都非斯密原创，那么它们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罗斯巴德为它们寻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则强调这些西方根源的东方渊源，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货殖列传》，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经》。限于篇幅，本文重点研究斯密自由放任学说的中国渊源。
二、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农学派渊源
(一)重农学派对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影响
斯密重农业、轻工业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国好友杜尔阁，以及与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事实上，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优点，也延续了其缺点，因为“他从未完全摆脱重农主义者的影响”，即使在批评重农主义的时候，“也总是怀着最高的崇敬心情”[注]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82、83、83、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斯密认为：“在以政治经济学主题所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这个学说(即重农主义)也许最接近真理，因此这个学说非常值得所有细心研究这个极重要的科学原理的人去留意。”[注] 对于重农主义“认为完全自由是使再生产尽可能最大增长的唯一有效方法”，斯密强调：“这种论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似乎都是公正的”[注] 亚当·斯密：《国富论》，48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对于魁奈本人，斯密认为他是“最聪明、最具洞察力的鼻祖”[注] ，并强调他以《经济表》研究了“在完全的自由状态下，因此也是最繁荣的状态下”的生产与分配问题。[注] 亚当·斯密：《国富论》，48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由表1和图1可知，浓香型白酒在贮存过程中，随着贮存时间的延长，总酸含量呈现递增趋势。开始时，总酸含量增长速率较快，随着贮存时间的延长，增长速率趋于平缓。经过5年时间的贮存，52%vol优级酒中的总酸含量由0.76 g/L增加到1.17 g/L，增长比率为53.94%，平均每年增长量为0.082 g/L；而52%vol的一级酒经过5年的贮存，总酸含量增加了0.30 g/L，含量由0.54 g/L达到了0.84 g/L，增长比率为55.56%，平均年增长量为0.06 g/L。
至于延续重农主义的缺点，20世纪前半期在全球经济学领域颇有影响的法国版《经济学说史》的两位作者夏尔·季德(Charles Gide)和夏尔·利斯特(Charles List)强调：“我们还应记住，斯密除了与重农主义者有私人感情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沾染上了他们对农业的偏爱。”[注]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82、83、83、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并进一步强调：“认为斯密是工业主义的先知先觉，并将他与袒护农业的重农学派对立起来，是再错误没有了，虽然大家常有这种看法。”[注]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82、83、83、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776—1789年，斯密对《国富论》反复修改，再版5次，加上初版之前的写作和准备时间，至少耗时20年，但从以下分析可知，杜尔阁和魁奈对此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杜尔阁为指导两个中国学生做好中国问题调查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册子，对分工的重要性、货币(包括资本与利息)理论等方面研究颇深，熊彼特、罗斯巴德无不赞叹其简洁清晰且近乎完美。而魁奈已经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且在关于自发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的持续作用、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自由等方面也有着深刻分析。事实上，若非魁奈在《国富论》出版前两年去世，斯密将会把著作献给他。[注]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82、83、83、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从前文所讨论的斯密对重农学派和魁奈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以相信此非虚言。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英译者在其1898年的译序中，结尾处说：“现在一般都承认，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有不少的地方都具有显著的重农学派的特征。人们可能会发现，对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本文作者注：即《国富论》)一书的写作，重农学派的贡献在另外两方面还更大一些——它使亚当·斯密想到许多他本人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同时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他本人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注] 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二)重农学派的核心思想
魁奈与法国当时“改革开放”启蒙时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样，都崇尚自然，一直视中国为标杆，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则。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思想家也无不崇尚自然法，这种“法”包括自然、秩序、权利、法律等方面的“自然”规则与规律。魁奈与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在启蒙方向上的差别在于：后者侧重对公众的知识普及与教育，而魁奈在启蒙时代就寻求将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学”还原为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学科。[注] 尚杰：《西方哲学史(第五卷)：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578页，南京，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也认为“魁奈和他的门徒们应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真正奠基人”[注]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14、20、16、34、19-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考虑到重农学派对“自然秩序”的广义概括，夏尔·季德和夏尔·利斯特甚至认为：“他们有资格被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注]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14、20、16、34、19-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液体肥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产中劳力短缺和劳力成本问题。自动化施肥可以大幅度节省劳力，但自动化施肥只能选择液体肥。在以色列田间90%以上的作物都是自动化施肥，而新疆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在新疆，请不到人来施肥，自动化施肥成本比人工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先后开发建设了水资源费和水利工程水费收费管理信息系统、长江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预警监测系统、20多套雨量实时监测系统、地下水位在线监督系统、水资源监测实验室LIMS信息管理系统等。2013年张家港市还被省水利厅列为水资源现代化管理试点城市。
自然秩序的精髓是个人权益与集体的共同利益永远不会被割裂开来，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实现：“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
，这无疑是很明显的“自由放任”。斯密和其他英语世界的学者所使用的“自由放任”一词即来自法语词汇laissez-faire。
正如魁奈的一位追随者所完成的著作《自然秩序和政治社会的原理》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重农主义体系的精髓在于它的“自然秩序”概念，另一位学生杜邦(DuPont)(后来移民美国，创建了著名的火药制造企业)对重农主义所下的定义就是“自然秩序的科学”[注]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14、20、16、34、19-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罗斯巴德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重农主义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轻蔑地卸下重商主义的所有包袱，他们提倡国内外完全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取消补贴、垄断权或限制。”[注] 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5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则强调，他们的自由贸易概念在狭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了现代的自由贸易学说。[注]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14、20、16、34、19-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作为魁奈的密友和重农学派的同路人，杜尔阁对于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的论述简洁而深刻，即便是现代奥地利学派宗师哈耶克(Hayek)也未必能像杜尔阁那样说出如此透彻、简明的话：“无须证明，每个人都是他的土地和劳动是否达于最佳利用状态的最好评判者。只有他拥有特定的知识，而若没有这些知识，即使最开明的人也只能是盲目地争吵。他通过重复试验、通过他的成功和他的失败来学习，他获得一种对于经济活动的感觉，这种感觉比无关痛痒的旁观者提供的理论知识更为精巧得多，因为它是由欲望所激发出来的。”[注] 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599-6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自利的欲望是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在自由市场上的个人利益必然且必须总是与普遍利益和市场趋势相吻合，否则就是毫无理性的白费劳动。
总而言之，重农学派不仅为斯密准备了很多他“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和“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而且在经济自由的论述方面也比斯密更为透彻、全面。
三、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
(一)时代背景
既然斯密的重要思想源于法国重农学派，那么重农学派的思想又源于何处呢？特别是如果考虑到重农学派宗师魁奈虽然晚年才转向经济学研究，但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探讨其理论来源无疑更有价值。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回到欧洲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法国的具体国情。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属于常识：反宗教权威，反人性蒙昧，提倡理性和科学，推崇人性尊严。需要了解的一个重点在于：由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与中世纪黑暗教会和宗教神学的密切关系，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在反对中世纪宗教强权的同时，很多学者也大力反对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理论，无论是法国理性主义的开创者笛卡尔[注] ，还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先驱弗朗西斯科·培根[注] 周晓亮：《西方哲学史(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81、244-252页，南京，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都是在反宗教并且在完全不依赖古代经典甚或是在反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基础上，提倡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的原创性新学说。到了18世纪，虽然古希腊哲学的接受和吸纳程度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变，但还有很多学者明确表示不喜欢，典型的如法国的重农学派。
利奇温则在其“导论”里详细分析了20世纪开始以来老子对西方深刻而全面的影响：由于当时世界所谓的机械化、工业化、人的异化而引起巨大的“人类堕落”的悲观，很多人对19世纪攻城略地、征服自然的狂躁的人类文化及道德的不断发展已经失去信心，“顺乎自然”是当时不断发生的“青年运动”的口号之一，这些运动要求人特别是儿童的创造力得到不受阻碍的发展，老子寻求以人道配合天道正是这样的理论。无论是老子，还是后来的卢梭、托尔斯泰，都对习惯法、道德和一般文明等制度的虚伪性持有怀疑态度，这是他们对当时的青年一代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利奇温概括了老子学说连接西方青年一代的三大环节：向内心发展、虚静为道、回归自然，并认为在当时的欧美，“老子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先觉人物，《道德经》变为当代一代人沟通东西的桥梁。自本世纪(本文作者注：20世纪)开始以来，此书不下有八种译本出现”[注]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3-1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利奇温分析了老子与托尔斯泰特别是与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中国哲学家朱谦之在其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甚至认为，卢梭“复归自然”的思想实即得力于老子，因为卢梭与狄德罗往来最密切，而后者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已经知晓老子，并把老子写成“Rossi”[注]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301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在财政大臣柯尔贝尔(J.B.Colbert)和路易十四主持下，加强对中国的考察与联系成为法国的既定国策[注]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路易十四向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派出使节，并亲自给康熙写信致意。这种重视中国的政策，在随后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因袭不改。另外，考虑到当时正值东西方“礼仪之争”的高潮阶段，通过传教士的信件和报告以及学者们的热烈谈论，几乎全欧洲都知道了中国是一个强大、文明、无黑暗宗教势力的伟大国家。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8世纪欧洲大陆掀起“中国热”时，法国，特别是在法国宫廷、上流社会的沙龙上掀起了“华化论”。使用中国特色的物品，流行中国风格的洛可可艺术，谈论一切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成为当时法国的时尚。以至于到1750年前后，人们甚至开始经常称呼法国为“欧洲的中国”[注] Gerlach, C.“Wu-Wei in Europe: A Study of Eurasian Economic Thought”.Economic History Working Paper, 2005. 。
斯密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先驱、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J.Watt)的朋友，在《国富论》开篇3章却引用法国遥远的历史上的例子，而非当时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重要性。大众普遍认为，斯密是所谓的“工业革命的倡导者”，或“制造业利益的代言人”，但20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却认为，恰恰相反，斯密对商人和制造业主持有批判的态度，甚至谴责苏格兰银行支持“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企业”而扩张债务到过于自由的程度。本质上，正如布劳格所说：斯密“从未真正放弃的信念”是“不列颠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农业而不是制造业”[注] 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第五版)，45、21、42、22-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二)重农学派的中国崇拜
魁奈的重农学派与这种风潮有何关系呢？以行医为生并发表过医学和生理学论文的魁奈于1749年成为法国宫廷御医，受到路易十五的赏识，路易十五后来甚至经常向魁奈咨询治国的意见。1757年，魁奈开始研究经济学不久，遇到一位侯爵，后者不满意法国当时的现状，并有大量的闲暇时间。一位宫中重臣，一位有名望的贵族，又生活于“华化论”的浪潮之中，自然，他们领导的重农学派会对中国非常崇拜且神往。正如《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作者——利奇温(A.Reiohwein)在分析魁奈《经济表》时所说：“他企图把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把作为正道的，或如中国人称为世道的自然秩序，和实际的秩序合而为一……他的心理是和中国人相通的，从这种心理上的相通，遂对中国人的国家概念和中国人发生深切的敬慕”[注]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92、94、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魁奈本人在评价当时已经传入欧洲的儒家学说特别是《论语》的时候，明确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德行、有益的工作和统治的艺术而发，这些论集充满了格言和道德原理，胜过希腊七贤之语。”[注]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因此，利奇温也特别强调：“首先我们必须确定这样一个事实，他对中国哲学的估价高于希腊哲学”，因此“他的著作的渊源，不是如所宣称的古代希腊人，而是古代中国人”，而且，事实上，魁奈很少引用希腊及罗马哲学家的言论，即使偶然引用，“看起来似乎不过表示有所根据”而已。[注]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92-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下面一段魁奈学生的话更强烈地表达了重农学派对古希腊的厌恶：“例如正义及善意，是古希腊各共和邦所常常缺乏的，这些国家不知道有自然秩序的法则，他们的历史，是不断破坏和平及人类幸福的记录。这些老是不安定和暴烈的民族，经常从事喋血的战争，把沃野变成沙漠，使地面成了一片废墟……凡正直的思想家，看到本国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必不愿继续承认这种邦国的立国原则，这些原则过去曾被人们认为是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家的杰作”[注]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92、94、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重农学派对古希腊及其哲学家的厌弃态度可以说是溢于言表。
马弗里克(Maverick)对魁奈的重农学派与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的关系有深刻研究，著有《中国：欧洲的模范》(1946年出版)一书，他认为，魁奈及其追随者们是那个世纪深深崇拜中国的欧洲运动的顶峰。魁奈的《重农主义，或对人类最有利的治理的自然准则》一书1767年出版时，特地把出版地标为“北京”。一位学生评价自己的老师魁奈对中国之道的深情时说：“他全身心奉献于孔子思想的教育，目的是恢复得自于上天的人性原初的荣光、原初的美好，(因为这些)都被无知和滥情所蒙蔽，因此，(魁奈)劝诫他的同胞：信奉上帝，并对之保持敬畏”[注] Gerlach, C.“Wu-Wei in Europe: A Study of Eurasian Economic Thought”.Economic History Working Paper, 2005.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之道的强调，前述痛斥古希腊的学生也特别指出：“我们知道，只有中国人，他们的哲学家，从远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贯彻，他们称之为法则或‘天道’，他们的一切措施，都根据于这一个原则：顺乎天意。”[注]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92、94、9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除了天道，重农学派还受到中国哲学哪些影响呢？一位追随者在魁奈葬礼上的悼词说，孔子的整个教义，目的是“……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非理勿为，非理不念，非理勿言。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密理”[注]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92-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知道，重农学派的理论来源包括孔子的儒学和宋明理学，也清楚地看到魁奈这位“欧洲的孔子”作为孔子事功在欧洲的直接继承人在中国学说基础上做出的“新贡献”，当然，也可以发现深受宗教影响的欧洲人把儒家哲学当作“儒教”的曲解。
1931年一位日本学者提到可以从六个方面(信奉自然法，重视自然秩序；重视教育，高唱放任主义；专以农学为主，尊重农业；以综合的方法观察学问；调和个人和国家的利害关系；发挥社会的思想等)去考察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以避免“我们东洋人的一大憾事”，即“现在的一般人都认为近代意义的经济学是发祥于法国或者苏格兰，把其重要的母家国家中国置之于不顾”[注] 。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国专著《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认为，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农业思想、合法专制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等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和魁奈经济学非常相似。[注] 谈敏：“中译本序言”，载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中国学者谈敏在其专著《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和相关论文[注] 谈敏：《重农学派经济说的中国渊源》，载《经济研究》，1990(6)。 中从自然秩序、经济表、自由放任、重农思想、土地单一税等几个方面研究了重农主义与中国有关理论的关系。魁奈的一位同时代人曾说他缺乏新创见解[注] ，为什么呢？因为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来自中国。通过研究，谈敏认为：“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注]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134、2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如所谓“恭己正南面而已”(《论语·卫灵公》)和“垂拱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等之类。
四、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认祖归宗
被谈敏等学者忽视的是，讲到“无为而治”，任何人首先想到的一定不是儒家哲学，而是道家哲学。随着18、19世纪西方对中国了解的越来越深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共识，那就是寻找“自由放任”的道家渊源，包括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关于“自然秩序与自然法则”，魁奈《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第二条就明确指出：“国民明显的应该接受构成最完善的管理的自然秩序一般规律的指导。”[注] 至于自然秩序的具体内涵，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最后一章“对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范例的中国的理论”做的“系统的汇编”中进一步强调了其在《自然权利》中的观点[注] 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332、304-3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并进一步指出：“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法则”，基本物质法则和基本道德法则“这些法则加在一起，形成所谓自然法则”[注]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形成国家的道德体和政治体”[注]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注]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14、20、16、34、19-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关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魁奈认为：“管理工作就在于使实际秩序和自然秩序相适应”，因为“自然法内含着规则，以及规则的显而易见的优点，实在法只是显示规则”[注]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实在法的“目的在于确立政府管理的方式，保证遵守自然法”，即政权的“目的在于运用同自然法相适应的实在法来管理国家”。自然法“是自由遵守的，没有任何强制性，只依靠自利动机的作用，向人们指出遵守这些法则可能获得的好处”。此处对自利动机的强调，显然已经隐含着斯密后来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一更加清晰的概念。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自然法，魁奈在指出“必须使行政权力和国家服从于这种最高的立法”之后，认为 “因为这种立法是通过教育和对自然的研究而获得的理性之光向人们显示出来的，这种立法除了让理性本身自由发挥作用以外，不容许有其他的支配作用”，并强调：“只有依靠理性的这种自由运用，人们才能够发展经济科学，而经济科学是奠定国家统治基础的一门伟大科学。”[注] 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另外，被作用了扭转冲击力的钻头使岩石模型掉落失效的单元更多，但其承受的最大压力值和最小压力值都要略小于正常钻进对应的岩石模型，即钻头在相同时刻承受的压力值要小一些，钻头损坏速度和程度会更低，可有效提高钻头的使用寿命。
(一)西方逐渐认识道家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作者利奇温为德国人，该书德文版1923年出版于德国，1925年被译成英文版在伦敦发行。作者在该书“导论：今日年青一代与东方的智慧”中用不少的篇幅深入研究了老子、道家及其在欧洲的影响，说明20世纪以来道家哲学在西方已经得到很深入的研究。不过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稍晚的时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就已经很明确地指出：因为“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所在的地方[注] ，“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所以“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讲起”[注] ，随后，在讲到中国哲学时，黑格尔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作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孔子曾在耶稣前六世纪往见老子，表达他的敬意”[注] 黑格尔：《历史哲学》，157、160-161、1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至于当时法国的具体国情，在刚经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即30年战争(1618—1648年)后不久，宣称“朕即国家”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即位后亲自发动了法荷战争(1672—1678年)、大同盟战争(1688—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等三次重大的战争。战争负担使这位1680年开始就被誉为欧洲霸主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晚年招致怨声载道，伴随着民不聊生。紧接着的1689—1763年，英法两国又因为争夺殖民地展开四次大规模战争，并以英国大获全胜告终，法国因此几乎被剥夺了所有海外殖民地。与此相反，此时的英国不仅已经完成“光荣革命”，王权受到了限制，自由得到了保证，宗教势力也遭受到相当大的压制，苏格兰和英格兰还在1707年完成了合并，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着英国的发展。两相对比，法国无疑更加落后，因此，18世纪的法国急需“改革开放”。
女警官道：“举报者说，被绑架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盗墓者，我们很难找到了；另一位是省城的，叫什么名字，他讲不出来。”
关于这种欧洲历史上第二次在精神上与东方的接触，利奇温犹疑中带着几分确定地说：“是否注定向西方仅仅揭露西方的衰败和重新引导它自力更生，还是西方世界调整整个精神境界的伟大变化的真正开始，在未来的世纪便可以判断。”[注]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3-1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当然，后来的事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紧接着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危机，以及随之而起的持续到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又是持续到60、70年代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铁幕”一般的壁垒森严，所有这一切，无疑大大深化了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特别是老子之道的研究。于是我们看到了当代哲学家克拉克(J.J.Clarke)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陆续完成的“东方三部曲”：1994年首版的《荣格与东方思想：与东方的对话》研究了道家、瑜伽、佛学与荣格的关系[注] Clarke, J.J.Jung and Eastern Thought :A Dialogue with the Orient . London: Routledge, 1994.；1997年首版的《东方式启蒙：亚洲与西方思想的相遇》研究了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崇拜(China cult)、18—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印度转向、19世纪对佛教的热衷(Buddhist passions)以及20世纪以来出现的贬低东方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各种表现[注] Clarke, J.J.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 London: Routledge, 1997.；2000年首版的《西方之“道”：道家思想下的西方转型》对道家思想的源流、内涵以及西方世界对道家的解读做了完整的梳理，然后系统、全面地研究了道家思想对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影响：宇宙论、科学、环保主义、道德、伦理、政治、女性、长生、健康、内在修炼、神秘主义、风景画、超越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注] Clarke, J.J.The Tao of the West :Western Transformations of Taoist Thought . London: Routledge, 2000.有鉴于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道德经》开始不断地风靡西方世界，并越来越受到追捧，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发现，当今世界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名著中，《道德经》仅次于《圣经》，名列第二。
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这要求进一步完善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对贵州骨干水源工程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积极推进夹岩、黄家湾、马岭等大型水库建设，开工建设一批中小型水库和引提水工程项目，到2020年全省工程供水能力达到159.4亿m3。
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影响毋庸置疑，但其理论的原创性却一直饱受争议。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在其多次再版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中，用了十几页的篇幅介绍斯密以前的经济学理论，如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随后在“亚当·斯密”一章开篇就指出：“现在已经没有人从头到尾阅读18世纪的宏伟著作了，现今我们……只读《国富论》的前十章”[注] 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第五版)，45、21、42、22-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并强调：“人们不能说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坎替隆(R.Cantillon)、魁奈和杜尔阁更有资格享有那个荣誉。”[注] 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第五版)，45、21、42、22-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熊彼特(J.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的第一卷中，也对《国富论》的创新性提出质疑，并将《国富论》之后100年间经济理论的种种争论归咎于斯密。[注]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28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罗斯巴德(M.N.Rothbard)也在《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中强烈批判了《国富论》的原创性。[注] 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678-6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二)“自由放任”的认祖归宗
下面我们重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梳理《货殖列传》《道德经》的重要价值与启示。早在1964年，斯宾格勒(J.J.Spengler)就已经研究过道家和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但遗憾的是，作者认为，司马迁只是一个不成功的自由放任提倡者，并且没有对西方的经济理念产生什么影响。[注] Spengler, J.J.“Ssu-Ma Ch’ien, Unsuccessful Exponent of Laissez Faire”.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 1964, 30(3): 223-243.不过30多年后的1996年，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甚至认为两个非常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典籍的中国学生与杜尔阁的交流传达了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并对斯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彼时恰逢斯密作为英国来访者与杜尔阁展开经济学交流之际。杨格(Young)不仅认为司马迁首创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若水之趋下”，而且很深刻地指出，司马迁的“看不见的手”比斯密阐述得更加明确、清晰，因为司马迁将之与价格机制做了直接的关联——“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货殖列传》)，遍观斯密《国富论》，无此清晰、明白的表达。[注] Young, L.“The Tao of Markets:Sima Qian and the Invisible Hand”.Pacific Economic Review , 1996,1(2): 137-145.因此，司马迁被誉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自由放任经济学家”。
1999年，麦克米克(K.McCormick)发表《自由放任之“道”》一文，进一步明确、系统地结合《道德经》《庄子》以及海外权威汉学家对道家的解读，研究了道家的“自由放任”学说。遗憾的是，作者认为，道家的自由放任与斯密的自由放任属于经济学历史上由不同学者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得到相同结论的纯粹的历史巧合，否认前者影响了后者，因为斯密的理论渊源在于古罗马的斯多葛主义和牛顿的自然秩序哲学。麦克米克对道家的研究是深刻的，但另一方面，对斯密的辩护却是缺乏说服力的，至多不过是根据结论反向证明而已。[注] McCormick, K.“The Tao of Laissez-Faire”.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 1999, 25(3): 331-341.同年，麦克米克还发表了另一篇论文，反驳杨格1996年发表的论文，认为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并在更早的《天文学的历史》中使用过“看不见的手”，因此“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概念不是源于中国，也与杜尔阁、魁奈无关，而是源于斯多葛派、牛顿，以及格劳修斯(Grotius)、普芬多夫(Pufendorf)等启蒙运动早期以来的自然法哲学传统。[注] McCormick, K.“Sima Qian and Adam Smith”.Pacific Economic Review , 1999, 4(1): 85-87.同一刊物另一篇论文还提供了其他证据来反驳杨格，比如早前曼德维尔(Mandeville)就在《蜜蜂的寓言》中讲到了自利动机的公利价值，斯密在到法国进行三年游学之前就在格拉斯哥大学讲到了酿酒师、屠夫的自利动机；至于杨格提到的价格机制，在《国富论》中也有关于供给与需求的分析。[注] Chiu, Y.S., Yeh, R.S.“Adam Smith versus Sima Qian: Comment on the Tao of Market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 1999, 4(1): 79-84.作者还认为，正是因为斯密生活于工业革命早期，所以很欣赏分工与市场分配机制的价值。不过这些西方中心论者显然忽视了，重要的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自由放任的整套经济学体系。至于工业革命与斯密的关系，无论正统的经济学思想史学家(如布劳格)，还是“异端”的经济学思想史学家(如罗斯巴德)，都明确予以否认。差不多同时，瓦提克奥蒂斯(M.Vatikiotis)发表了一篇论文，根据前述克拉克的著作明确认为，斯密的自由市场哲学乃是经由魁奈得之于中国的“无为”思想，魁奈还首次用法语的laissez faire以表达中国“无为”的内涵，因为晚明清初到中国的西方旅行家看到了中国庞大、自由、高效的经济体与政府无为而治之手之间的关联，作者认为“无为而民自化”(《道德经》五十七章)这个观点就很好地体现了“无为”的内涵。[注] Vatikiotis, M.“Capital Idea”.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1999, 162(23):55.
21世纪以来，除了克拉克外，对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与无为而治国家模式有深刻、系统研究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系格拉奇(C.Gerlach)，他2005年在网络上发布了40多页的工作论文，通过回顾1648—1848年这200年的历史，系统研究了中国“无为”思想在欧洲的输入、成形与落地生根的完整过程，该文的重要观点包括：17世纪，与欧洲充满神鬼巫术的宗教绘画艺术完全不同，描绘中国田园式自然、和平、幸福、美好生活的瓷器等艺术品大量涌入欧洲，强大的视觉冲击带去了东方异乎寻常的新的世界观，加上同时输入的传教士们对中国社会的美好描绘，让低地国家荷兰联合省(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充分领略了中国的“以人为本”而非“以上帝为本”的社会内涵，“民本”与“无为”思想也因此输入低地国家，其后，才有了法国魁奈重农学派结合儒家形上学说的比较系统的“无为而治”，最后，中国“民本—农本”的无为思想输入阿尔卑斯山地国家瑞士，并结合瑞士“商业亦本”的本土背景，最终于1848年在瑞士联邦产生了世界第一个“工农皆本”的真正“无为而治”的繁荣发达的现代国家。[注] Gerlach, C.“Wu-Wei in Europe: A Study of Eurasian Economic Thought”.Economic History Working Paper, 2005. 在论文中，作者一方面对麦克米克及其追随者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另一方面也极力反对格劳修斯等“自然法”哲学家及其追随者对古罗马利巴涅斯(Libanius)“地理环境导致贸易产生”这一所谓欧洲自由经济传统的过度强调，并指出：“相对客观而言，欧洲恰当的定位只能是——她对于非欧洲‘无为’思想信息的拥抱、接纳，以及融合与转化”，然后才让欧洲本土的所谓自由放任、“无为”传统得以激活与复苏。没有中国思想的输入与刺激，利巴涅斯等人大概依然被尘封在历史文本中无人问津。
格拉奇论文所述的“无为而治”思想是什么呢？结合当时的汉学研究成果，作者在“导论”部分就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各类不同“无为”的内涵以及“无为而治”通过汉初的实践，经由唐朝的强盛最终成为一种治国模式的大致过程，都是道家的思想，或者汉学家们对道家“无为”的系统研究。贯穿全文的“无为”内涵是：“为无为，但不是什么都不做(action by non-action or doing nothing, yet there is nothing that is not done)”。正如路易十六尚为王储时，曾问魁奈：“你为国王，如何行政？”魁奈说：“鄙人将无为。”王储接着问：“若此，将由谁来统治？”魁奈回答：“由自然秩序统治。”[注] 李非：《无形之手与自由放任的异同——斯密与魁奈的对比》，载《南开经济研究》，2001(1)。 这段对话无疑深得中国汉唐时代“无为而治”的要旨。
早在1995年，罗斯巴德就在其经典著作《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第一章，狠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人经济思想的平庸陈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章最后一节，却以全章1/5的篇幅(8页，而传统认为的经济学创立者色诺芬“论家政管理”仅有1页多的简要介绍)，用了很多个“最”、很多个“第一”盛赞“古代中国的道家学说”，包括老子、庄子、司马迁等。[注] 看到这些对古代中国的赞誉以及对古代希腊的贬抑，恍然有“自然秩序的科学”学派复生之感。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除了让学生掌握文字的表达、理解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训练学生的思维，或者通过专业的思维引导来提升学生语文学习的效果。类比思维的运用是一种较好的教学解释说明的思维方法，可以通过更为形象生动的举例或者比喻来解释语文知识内容，开阔学生的视野空间，同时也可以有效地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成效。要充分地掌握小学语文教学中特点，合理地运用类比思维。
对于道家和老子，罗斯巴德认为，老子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政治哲学家”，“道家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第一个认识到政府干预的系统后果的政治经济学家，老子在援引人类的共同经验之后，得出了他的富有洞察力的结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德经》五十七章)，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使政府保持简单和无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道德经》五十七章)。
对于司马迁，罗斯巴德认为“是一位自由放任的捍卫者”，并认识到了“人是财富的本能的追求者”，“专业化和分工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对市场……产生影响”，“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注] 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37-44、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如《货殖列传》所言：“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而具体的“自我矫正”方法则是通过“企业家对时机保持敏锐目光”：“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货殖列传》)。
“你们是干什么的？过来！”从“月影馆”那边传来一阵喊叫声，霍铁扭头一看，只见蜡像馆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聚集了三四个人。张大爷有点儿紧张，赶紧招呼道：“走，跟我过去！”
(三)《货殖列传》与《道德经》的市场经济思想
亚当·斯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重农学派则对历史上中国无为而治的国家治理模式顶礼膜拜。自18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这些国外学者的研究终究难以系统地呈现《货殖列传》《道德经》中所蕴含的市场经济思想。通过对这两部典籍予以剖析，我们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已经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开展过较全面、深入的探索，甚至在一些方面比斯密、魁奈更深刻。
首先，《货殖列传》深刻阐述了斯密“经济人”的思想，以及利他才能自利的途径，且这种“利他以自利”的思想比斯密纯粹“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更加合理，也更加科学。一方面，人类在基本需求上，“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即人总是想满足自己对美味、美音、美好事物的追求与享受，并向往有权有势地位的虚荣。但另一方面，要想满足这些欲求，并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与除了头脑之外在其他很多方面都可能比人类更有优势的飞禽走兽竞争，人类社会就需要利他以利己，需要分工合作，因此，《货殖列传》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如果没有分工合作，就没有家庭的富裕、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正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货殖列传》)通过分工合作，市场交易，在利他基础上实现人的自利，在满足别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对分工合作、利他才能利己的多层次作用的强调，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斯密对分工重要性的分析，原因在于：斯密对分工的分析仅限于微观层次的效率与效果。基于这一人性假设，在宏观管理上，老子深刻地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
其次，在市场运行与价格机制上，正如杨格所指出的：《货殖列传》也比《国富论》阐述得更清楚，比如：“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认为物价贵到一定程度就会极度贬值，贬值到一定程度又会触底反弹。有鉴于此，在价格的高点卖出要毫不吝啬，正所谓“贵出如粪土”；在价格的低点买进要毫不迟疑，正所谓“贱取如珠玉”。因此，市场主体应该“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再次，正如罗斯巴德所分析的：“自由市场是自我管制的”，并“倾向于自我矫正”[注] 默瑞·N·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老子反复告诫：“行于大道，唯施是畏”(《道德经》五十三章)，强调遵循天下大道，切忌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万能，以为计划万能，但遗憾的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道德经》五十三章)，认为天下正道原本平坦通畅，但总有人急于求成，喜欢走捷径，结果只能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二十九章)。为此，老子推崇“无为而治”的思想，认为应当“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道德经》六十四章)，做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道德经》四十七章)。然而，值得深究的是，为何看上去放任自流、“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的无为之治，反而能够导致“我无事而民自富”(《道德经》五十七章)、“民莫之令而自均”(《道德经》三十二章)？原因在于：任何市场主体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希望获得财富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货殖列传》)。而市场主体需要术业有专攻，并通过不断尝试、不断实践来积累知识和经验以达成这一求富欲望，正如商圣白圭那样，“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货殖列传》)，只有通过反复的试验，发现各自的专长，才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货殖列传》还指出：“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主张只有通过智慧才能求取、创造财富，而不是不遗余力争夺、窃取、非法占有他人的财富。市场主体经过市场的摸爬滚打，积累经验教训，皆可以“取与以时而息财富”，达到“其智足与权变，勇足以决断，仁能以取予，强能有所守”的程度，才能“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货殖列传》)，在市场竞争中做到游刃有余。
目前有很多高校仍然使用着以前的不同级别的原则，在一所学校内有着多个不同的行政级别，而且还有着很多部门，划分得过于细致，同时学校内的超市、学生公寓和医院等机构都被纳入行政机构中，使得机构职能重叠严重，权责划分不明，而且人员常年都处于只增不减的状态，使得机构的管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在决策力和执行力时，由于机构和人员过多而严重分散，导致办事效率差。一般很简单的小事都会牵扯到很多机构部门，而各部门间又权责不明，合作不够协调，导致出现极大的物力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最后，《货殖列传》还提出了有效的治理之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对于政府而言，最好的治理策略是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通过利他以实现自利；其次，通过推行有效的政策，来引导百姓去追求各自的财富与幸福；再次，如果百姓知识与能力不足，就通过教育的方式让他们掌握相应的技能，以“授人以渔”的方式帮助他们去追求富足与安康；再者，需要运用适当、适量的刑罚来规范市场的运行；最糟糕的治理方式则是“与民争利”。显然，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上述多层次的治理手段缺乏清晰的阐述。
如今，53度飞天茅台酒的优良品质早已在市场上深入人心，俨然成为了中国优质白酒的代名词。而从此次盲选“国评”茅台酱香系列酒狂揽四个第一不难看出，“茅台出品”也是如此。
五、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极大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实践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由于时代际遇而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源头，但其最有价值的“自由放任”思想却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法国重农学派，即“自然秩序的科学”学派。而以魁奈为宗师的重农学派几乎所有观点皆源自中国哲学与中国实践的影响。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魁奈及其追随者们认为其思想源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更注重中国儒家哲学形而上的部分，即自然秩序、自然法则、自然权利，以及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等。
从卢梭，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西方知识界开始认识到道家哲学和老子《道德经》在自然哲学与“无为而治”等方面的本源性地位，并在20世纪前二三十年出现了一波研究老子和道家的热潮，贯穿20世纪前70余年的世界动荡局势进一步加深了西方世界对道家各方面思想的研究、认识和接受，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再次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高峰。事实上，市场经济理论“自由放任”这一核心思想不仅可以追溯到《货殖列传》《道德经》，而且这两部典籍中所提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场交易途径，术有专攻、因时而变的市场主体技能，以及多层次的市场治理手段等思想，其中一些方面比《国富论》的论述更为深刻。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Its Origin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Biographies of Merchants &Tao Te Ching
LIU Gang, LIAO Zhengxian, LIANG Han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laissez-faire” that was the core concept of market economic theory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Our research finds that Adam Smith’s market economic theory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chool of Physoicrats represented by Quesnay and Turgot.The thought on “the science of natural laws” of Physoicrats was derived from the “nature philosoph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alities of “actionless governance”.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e western scholars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ao Te Ching andBiographies of Merchants were the ultimate origins of “laissez-faire” thought and proposed such thoughts as the inherent desire of human being for wealth, the means of market dealings driven by self-interest through altruism, the market subject’s skills that should specialize in specific field and vary over time, and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methods against market system.Some thoughts were even more profound than that of Adam Smith and Quesnay.
Key words : market economic theor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aissez-faire; actionless govern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作者简介 ] 刘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廖正贤：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梁晗：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林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