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大学——不平等世界的神话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化与论文,现实论文,神话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1—0092—18
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讨论了。有人认为，全球化、互联网（Internet）与科学共同体可以使各国在知识相互依存的新时代，在高等教育这一竞技场获得平等的机会。有人则宣称， 全球化不但意味着世界性的不平等（inequality），而且会导致大学“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也有人认为，当前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压力，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私立高等教育的增长，都是全球化的结果。在这些假设中，有些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也存在不少误解。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真实状况，着重讨论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影响方式。本文特别关注的是：全球化在怎样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国家。[1]
长期以来，大学深受全球环境的影响，因而受到校园外以及跨国界的环境的影响。然而，当人们分析21世纪的全球化时，往往忽略了这种现实。由于大学的深厚历史根源及其对大学气质和治理方式的持续影响，当我们考察大学时，采取一种长远的视野是有裨益的。正如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指出的，那些16世纪20年代以前成立的机构（institutions），其中只有85个至今仍然存在，包括罗马天主教教会、英国议会、几个瑞士行政区和约70所大学；在它们之中，可能大学的变化最小。[2] 从一开始，大学就代表着全球性的院校机构，因为它们使用统一的语言——拉丁语，并且为国际顾客即学生服务。当时的教授同样也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所传授的知识反映了当时西方世界的学问。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除了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以外，均起源于共同的渊源——中世纪欧洲大学，特别是有教授治校传统的巴黎大学。由于殖民统治的缘故，非西方世界很多地区也输入了欧洲的大学模式。即便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国家——如日本、泰国、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接受了西方学术模式。[3]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中国、尽管该国业已建立坚实的本土学术传统。中国大学表现出了国际性和中世纪欧洲大学传统的特征，譬如院校的基本结构和教学方向。
美国大学结构在全球影响深远，表征着世界各地大学特征的基本结构，但其自身也是熔铸了各种国际影响的混合物。最初的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学院模式，与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及美国式的服务社会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美国大学模式。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方式，外国模式与美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随着欧盟迈向在“共同欧洲空间”（common Europe space）内寻求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外来影响再次凸显出来——学位结构、课程学分制和其他改进中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不断演化的学院校模式。就如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建立本国的大学系统时，吸收了德国院校模式和一些美国理念一样，欧盟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
今日的全球化，最起码对高等教育来说，并不缺乏先例。从一开始，大学就在协调国家现实与国际趋势之间的张力。英语现在已经成为主导研究和学术的语言，但德语像在它之前的拉丁语一样一度占主导地位。学生到国外学习，学者在国外工作，这一直是一种普遍现象。的确，21世纪的全球化遍及全球——很少有地方可以躲避这种当代趋势，而且借助于现代技术，创新和实践可以极快地传播开来。当然，这种类似趋势在历史上一些时期也曾出现过。
由于知识经济对21世纪发展的核心作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高等教育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这是由其在培养适应新经济的人才和创造新知识方面的作用所决定的。[4] 如事实所示，世界贸易组织（WTO）现在聚焦于高等教育。当前关于《服务贸易总协议》（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简称GATS）的争论，就是一种由跨国公司和富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发起的、争取通过WTO将高等教育纳入世界贸易规则体系的努力。这表明，在当今世界，大学和知识是多么的重要。[5]
一、定义
当我们进行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时，有必要界定几个术语的涵义。对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意味着一切；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全球化只不过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集中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目前所处的特定国际背景，以及全球化对它的影响。这样，本文的焦点并不是讨论高等院校管理之类的宽泛问题，诸如大学怎样应对大众化入学或高等教育私营化，等等。
本文将全球化定义为，对高等教育有着直接影响的广泛的和不可避免的经济、技术和科学发展趋势。院校系统和机构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容纳和体现了上述方面的发展趋势，并且无法忽视这些发展趋势。这些现象包括，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科学交流中通用语言的使用、高等教育大众需求（大众化）与对受过良好教育人才的社会需求带来的双重压力。
国际化包括，为了适应全球化需要或利用全球化机遇，由政府、院校系统和乃至院系和研究所承担的各种政策和项目。国际化是为了适应变化的自愿的及可能是创造性的方式。给以更大的首创空间，院校机构和政府部门就可以选择它们应对新环境的方式。尽管人们无法完全控制全球化的力量，国家和院校机构并不是非得受全球化或者与之类似的力量的控制不可。国际化意味着较高程度的自主权和首创精神。[6]
本文还关注高等教育的一个新趋势——跨国化（multinationalization），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国的学术课程和院校机构出现在其他国家。经常是参与方共同承办一些学术课程，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在两国或者更多国家院校机构之间进行的合作学位课程是跨国学术事业的一种形式，一般被称为“联合办学”（twinning）。在境外设立院校机构成为这一趋势的一种变式，它可能是以授权形式而设（有时被称为“麦当劳化”），或者仅仅是开设分校。[7] 渐渐地，互联网也被用来传授跨国学术课程。
我们无法完全回避全球化。历史证明，当大学切断自己与经济和社会潮流的联系时，它们本身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变得无关紧要了。举例来说，欧洲大学就是因为忽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而导致了被边缘化。事实上，当法国大革命完全将大学踢在一边时，冯·洪堡（van Humboldt）正在潜心发明一种新的德国大学模式。[8] 与此同时，关于怎样应对全球化，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系统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这样，那些坚持认为21世纪高等教育只能有一种模式的人显然是真的错了。
二、不平等环境中的中心与边缘
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界极为不平等。
关注那些发展中国家和力量薄弱的院校系统，就可以发现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当有人认为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其他表现形式预示着将知识平等带向世界时，我们还看不到证据。在某些方面，全球化为学生和学者有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学习和工作打开了通道。但是，在许多方面，全球化只是强化了现存的不平等，并且形成了新的壁垒。关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讨论了。经济学家约瑟夫·斯提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和达尼·洛德里克（Dani Rodrik），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全球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9] 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反全球化，而且都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的批判揭示了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常常为主流观点所忽视。
强势大学始终控制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那些薄弱的院校机构和系统则因为资源短缺和学术标准低下而亦步亦趋。学术中心引领着科学和学术的方方面面，诸如研究与教学、大学组织模式和办学方向，以及知识传播。学术中心一般位于大国、富国，它们受益于所在国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经费；基础设施，如研究所需的图书馆及实验室；具备相应资格的学术人员；支持学术自由的传统和规章制度；教授、学生和院校机构对更高成就的追求。典型情况是这样的，那些顶尖级院校机构在教学与研究中使用某种主要国际语言，而且得到了政府的有力支持。
现在，世界的学术中心和边缘之区分比以往更加复杂了。[10] 主要的国际学术中心，也就是北半球的那些领导型大学，尤其是那些使用某种通行语言（特别是英语）的大学，占据了学术层次的顶端。世界一流大学在其他地方也存在，例如在日本和几个欧洲小国。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一些大学在努力向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迈进。21世纪初，即便是处于世界院校系统中心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包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也存在许多边缘院校。例如，美国的3200所中学后院校（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中，只有约100所可以称之为研究型大学。这些大学获得了政府拨付给大学的研究经费的80％，主导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多数方面。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大多数院校处于学术中心的边缘位置。其他国家的院校系统也呈现出类似的层级化。也有一些大学发挥着区域中心的作用，传播知识并联结着世界顶尖级大学。例如，埃及的主要大学在阿拉伯世界担任学术领导的角色，成为联结主要学术中心的桥梁，但其自身对学术贡献相对有限。中国的重点大学是主要服务于国内的重要科研生产者，同时也是联结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纽带。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界的一个重要成员，也就是获得“中心”地位比过去更难了。[11] 这是因为，进入的门槛提高了顶尖级研究型大学需要大量资源，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都需要实验室和设备方面的大量投资。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来建立完备的网络设施，这需要高昂的费用，图书馆建设以及联结相关数据库也是如此。在一些国家，大学如果不能获得雄厚的财政资源，就不能跻身顶尖级院校之列。实际上，一些新建院校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不管它们置身何处。
处于学术边缘的高等院校，事实上乃至发展中国家或一些工业化小国的整个院校系统都依靠学术中心的研究、学术交流和高级训练。主要学术期刊和数据库都位于主要大学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主要大学之中，因为重要的国际科研学术期刊大都用英语出版。全球绝大多数大学都是教学型院校（teaching institutions）。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尤为如此，它们必须依靠其他地方的新知识和分析。例如，很多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科研设施，不能提供学士以上学位，也没有经费购置最新的期刊和数据库。在全球学术界，结构性依附（structural dependence ）是很普遍的现象。
任何关于全球化的讨论都无法否认，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深刻的不平等。全球化给高等教育中现存的不平等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本文将回到全球化这一背景，讨论高等教育领域内全球现实的一些具体方面。
三、一种新新殖民主义？
冷战时代的特征是，超级大国从“身心”上控制世界各地的人民。前苏联、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斥巨资于学生交流、教材补贴、书籍翻译、学校建设以及其他活动，尽可能地影响世界各地的学术领袖、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这些目标均与政治和经济利益挂钩，而高等教育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主战场。这种实施原理有时候表现为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但是更多的情况是被包裹在合作的外衣里。
这些计划往往给接受者（recipient）很可观的收益，包括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出国留学，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大学教材、科研设备和其他资源。同样，这样的计划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但是，由于资源短缺，到后来情形就变得难以自己控制了。接受，意味着与捐赠国及其大学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对援助国的长期依附。例如，为了保证实验室设备的齐全和计算机的充足，接受者不得不长期地依靠提供者的设施、训练以及其他东西。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权力和影响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的时期。政治和意识形态让位于利益，前者为市场驱动型政策服务。目前，跨国公司、媒体集团，甚至少数居于领导地位的大学都可以被视为新新殖民者（new neocolonists），他们寻求商业利益而不是为了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没有完全置身事外，它们在国内寻找合作公司，并且对于维持其国际影响兴趣盎然。就像冷战时期的情形一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大学今天并非是被迫接受资助、交流或互联网产品，但是它们自愿参与这些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大。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科学和学术界，获得一些显在的利益，这些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结果基本是一样的，弱势国家和群体失去了知识和文化的自主。
四、英语的角色
英语是21世纪的拉丁语。在当前，要进行全球范围的知识交流，英语至关重要。从即便是那些不使用英语作为高等教育用语的国家的教学，到跨国学位课程及其他课程计划，都是这样。英语获得这种统治地位并让人惊奇，如果说全球高等教育意味着必须把握英语的话，那么英语就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值得分析的因素。[12]
作为世界上最广泛学习的外语，英语还是非英语国家最广泛使用的第二语言。在很多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而且除此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英语不仅是当前差不多所有国际通行科学期刊的共同用语，还主导着其他学术领域。大多数国家都很看重其教授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些论文基本上以英语为媒介，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语言的优势地位。科学和学术互联网站点也基本采用英语。实际上，英语成为科学和学术交流的语言。赴英语国家大学留学的国际学生群体规模最大。
在那些拥有最卓越学术系统的国家里，英语是主要的教学语言。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容纳了世界上最多的留学生。新加坡、埃塞俄比亚和很多以英语为母语的非洲国家同样将英语作为基本教学用语。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也往往使用英语教学。还有一些国家正在逐渐提供英语学术课程，以吸引一些不以学习本地语言为目的的留学生，并提升本国学生的英语技能从而帮助他们在国际大舞台工作。许多国家，从阿塞拜疆、保加利亚到吉尔吉斯斯坦和马来西亚，设立了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许多国家，如日本、荷兰、德国、墨西哥等等，都在当地大学开设了英语学位计划和课程。许多欧盟国家还提供英语学习，以之作为吸引欧盟内其他地方学生的途径之一。英语的确是全球高等教育界的一种通用语言。
那么，这对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英语的地位影响着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学生和学者的工作。英语处于学术交流的顶端、给美国、英国和其他富裕的英语国家带来了明显的优势。而美国则因为其具备世界上最大的学术系统和最重要的英语使用者，拥有双重优势。举例来说，很多科学期刊都是在美国编辑的，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这就给美国作者以便利，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可以用母语写作，而且其同行评价体制也是以美国学者所熟悉的语言和方法论来进行的。别人要与他们交流的话，就不得不采用外语，并且要尽量适应这种陌生的学术规范。如前所述，许多地方的学者面临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压力，人们认为在“最佳”科学期刊发表论文是学术工作成绩的必要证据。这样就使得国际和区域会议逐渐以英语为专用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掌握这门语言的优势。
各种各样的英语产品主导着国际学术市场。这在期刊和教材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基于美国或英国国情的教材销售到世界各地，影响着很多国家的学生和学者，为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出版商带来了利润。各学科的英文数据库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的使用。大学必须为这些资源付费，其价格对欧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前者相对便宜，对后者则非常昂贵。然而，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课程、考试资料和其他产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拥有稳定的市场。
那些使用“小语种”的国家可能面临着这样的状况：来自外部力量诱使它们放弃自己的语种而选择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关于这个问题，荷兰进行了一场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尽管英语学位课程在这个国家已经很盛行了，荷兰暂时不考虑荷兰语的长期生存问题，而坚持以荷兰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也有一些国家提供合作学位课程，如马来西亚，该国使用的高等教育教学语言基本上一直是英语，而不是本国语言。
英语正在取代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语言。作为学术界的国际语言，这些语言不用担心自己会消失于高等教育界，但是它们的世界地位已经收缩了。使用英语，让那些使用英语的国家取代母语教学的国家逐渐向主要英语国家的学术体系方向发展，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后者的影响。如果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英语是当前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语言。
五、全球学生学者市场
中世纪以来，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一个如此巨大的游学国外的学生群体，他们最多时达到了150万人以上。大量的学者和科学家为了从事研究或教学，暂时旅居国外。对学术工作而言，这意味着大量的学术移民。全球化鼓励这种流动，而且会确保这种流动持续增长。随着学术系统的日益接近，学位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移民规则越来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以及大学本身也越来越向全球杰出人才开放，这一全球市场肯定还要扩大。
各种层次水平学术人才的流动一般都是从南往北，也就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学术系统。现在，全球国际学生当中也许有多达80％的人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他们基本上在北半球留学，这些学生中绝大多数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和其他专业学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学成后并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在求学于美国的留学生大军中，约80％来自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大量科学家纷纷从这个国家流向西欧和北美。另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学生在国外学习，通常并不是为了获得学位，他们花一两年时间待在国外，是为了拓宽视野，掌握某种语言，或者获得一些他们在本国无法获得的知识。
大多数留学生都是自己付费上学，这样就为东道国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同时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种榨取。据估计，某些发展中国家用于海外留学的费用比该国所获得的国外援助还要高。这些留学生不仅获得他们专业领域的训练，还吸收了他们置身其中的学术系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往往热衷于用他们在国外习得的方式来改造大学，而这样的行为往往证明是不现实也不可行的。留学生起到了国际学术文化载体的作用，而这种文化反映了主要发达国家大学的规则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学术人才国际移民潮的日益壮大，人们主要从南半球流向北半球。目前，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在发达国家工作。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访问学者到国外担任临时教学岗位或者从事研究工作。2000年，美国大学吸收了8万名访问学者。尽管没有确切统计，估计全球共有20万名访问学者。学术移民主要是自南向北流动，工业化国家内部的学术人才流动也很频繁。人才流动的形式还包括区域内流动，如在拉丁美洲内的流动。大多数访问学者在旅居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但也有一些人利用他们的工作机会实现了永久移民。
为数众多的人才移民是为了在其他国家找到工作。重申一下，这种流动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如前所述，相当多的留学生学成后并没有回国服务，他们一般都在授予他们学位的国家找到了工作。另外有一些人则想方设法在国外谋职。尽管我们无法获得确切的国际统计数据，这种现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譬如，大量拥有博士学位的埃塞俄比亚人都在该国之外工作，30％的受过最好教育的加纳人和塞拉利昂人在海外生活、工作。[13] 很多非洲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南非每年都有大量高禀赋的学者流失到北半球；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才从非洲其他地方流向该国。这种移民潮已经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机构。
移民不只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学者们倾向于在那些能够提供更具吸引力的机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国家工作。目前，因为工资低廉、工作条件日益恶化，英国和加拿大每年都有为数不多但相当出色的人才移居美国，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且持续不断。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恶化，英国政府已经拨付资金，用以将他们的最优秀教授留在国内。那些处在报酬优厚的小国，如丹麦、芬兰的学术系统的学者有时候也会被吸引到世界级学术中心去，因为在那里有置身研究前沿的前景，并且有机会使用最先进的科学设备。在某些领域，譬如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方面，在美国工作的教授中相当高比例的人都来自国外，这反映了在美国这些领域半数以上的博士生都来自外国的事实。学术系统的各个层次都有学术移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信息技术和一些管理领域。那些处于学术系统顶端的院校更能够吸引学术移民，这是因为世界著名学者容易获得顶尖级大学的高薪；而低层次院校，其较低的工资无法吸引本国申请者，但对国外学者具有吸引力。
学术移民遵循着复杂的路线。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很多学术人才都在阿拉伯湾的大学工作，这里提供了比他们本国优越得多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则既选择到这里工作，也流向东南亚。新加坡和香港吸引着来自全球的学术人才。墨西哥和巴西聘用来自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学者。目前，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将非洲各地的人才补充到自己的国家。一些来自俄罗斯和中欧的最优秀学者和科学家在西欧和北美找到了工作岗位。随着欧盟协调院校系统政策的实施，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人才流动肯定会大大提升。
最重要的“拉”（pull）因素包括：更优厚的工资、更优越的工作条件、处于世界科学和学术的中心。[14] 南北半球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存在差距，这意味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难以指望过上中产阶级生活，或者拥有进行科学研究和学术的必要工具，包括获得最前沿的知识以及与国际学术团体进行交流。在众多“推”（push）因素中，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学术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局限，学术有时候屈从于各种限制，如果研究背离官方批准的主题的话，学者们甚至有可能因而被捕；在学术任命和晋升方面以及其他领域的任人唯亲乃至腐败都有可能侵蚀大学的学术氛围；有些地方，要想获得工作安全感和稳定感几乎不可能。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以下问题：资源短缺、日益增加的学生数对不堪重负的院校机构和系统造成压力。位于学术中心的“拉”力难以改变，但“推”力是可以缓和的。然而，总的来说，在当前的全球化环境里，学术人才的移民还会继续下去。
学术人才的移民一度被视为人才外流（brain drain）， 因为人们认为这些移民离开他们的祖国后就意味着永久流失了，他们给原来国家只是带来了负面影响，或者变得与祖国毫无关系。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15] 很多学者离开自己的祖国后还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原来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维持着科学和学术方面的联系。有些人甚至在祖国的学术条件有所改观后又回归了，尽管此时他们已经在国外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譬如，一旦出生地的学术工作条件、工资及学术自由得到改善，一些来自韩国、台湾地区的学术人才就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回去了，并且获得了高级学术职位。更普遍的情况是，学术人才是以做学术报告、咨询、与出生地国家的同事进行合作研究或者接受客座教授职位的方式回去的。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这些联系逐渐被认为是合适且有用的。这种趋势在那些建立了坚实学术系统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南非和其他国家越来越明显。
学术移民一般是由工业化国家促成的，它们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工业化国家制定的部分移民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是为了鼓励学术人才进入并且定居下来。在很多国家，其院校机构本身就能够促使外国人易于适应当地的职业结构。那些对外人才设置障碍的国家，譬如日本，则因此而遭致了损失。然而，一般而言，工业化国家受益于拥有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家和学者，他们当中一些人是由发展中国家培养出来的，他们选择到那些出得起最高价钱的地方来施展自己的天赋和才能。这样，发展中国家就为北方发达国家维持其已经获得的科学和学术领先地位作出了贡献。尽管那些已经移民的学术人才与自己祖国的联系已经有所改观，但是基本情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那些小一些、边缘一些的工业化国家也不例外。
六、课程国际化
商业和管理领域的研究表明，其主流思想来自主要英语国家的院校系统。在绝大多数国家，工商管理是一个新的领域，也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才建立起来的，旨在培养将来在跨国公司或者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人才。其专业学习的主导模式就是培养MBA——美国式的工商管理硕士。 这种学位的缘起是为美国人在美国公司工作而作准备的，基于美国的课程理念和商业实践。MBA 课程的一个关键成分是案例研究（case study），它也是产生于美国土壤的。现在，许多国家都仿照这个模式，一般都是在本国高等院校实施，也有的情况是由美国高等院校与本国合作伙伴联合办学，或者是美国方面直接前来设立分校。尽管课程计划有时候进行了修改，以适应当地情况，但是基本的学位结构和课程科目还是美国式的。
许多国家在考虑将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纳入本科学位课程。几个世纪以来，作为美国本科课程的一部分，通识教育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技能的同时，还赋予他们以广阔的学科知识背景。《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eril and Promise）这份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完成的颇有影响力的报告倡导通识教育，认为它可以替代当前充斥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专业化课程。[16]
如前所述，教材已经进入了国际流通市场。在全球，由于跨国出版公司、互联网和数据库的影响日益增大，也由于归国学者不断输入他们在国外获得的课程教材理念，这些因素促使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共同的教材、课程资料和大纲。而这些资源主要源自北半球的几个大国尤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院校系统。如果对教材使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数据库使用进行考察，就会得出类似的发现。
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全球同一化（globally homogenous）程度并不一致。 有些领域如商业研究、信息技术和生物科技几乎完全被主要的学术中心主导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他领域如历史、语言研究及一些人文学科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本国国情，尽管它们在研究与解释的方法和途径方面受到了外国的影响。课程国际化，就如全球化的其他一些方面一样，也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七、高等教育跨国化
全球教育市场是以一系列跨国高等教育创举的形式出现的，从不同国家院校之间的联合办学到一国大学在国外设立分校不等。各种跨境高等教育投资项目包括应用互联网和其他远程教育方式传输课程。许多营利型公司和机构已经积极投资于跨国教育，不少传统的高等教育院校也在从事这种活动。
高等教育跨国化有其历史渊源。远在殖民时期，宗主国的大学就经常在殖民地设立分校或者建立新的院校。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的例子有英国在非洲和亚洲、荷兰在印度尼西亚以及法国高等院校在非洲和亚洲的活动。罗马天主教教会大学在拉丁美洲和菲律宾设立新校，宗教团体如耶稣会，或许更早就已经开展当前所称的跨国高等教育活动了。19世纪，美国的新教传教士在黎巴嫩、埃及、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设立了美国式的大学。这就是其历史背景，如贝鲁特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有些以国外大学为模式而新成立的大学，与其模仿对象保持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历史证明，院校机构的输出以及与不同国家的院校机构之间的联系，往往代表着不平等盟约的存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国外的高等院校往往主导着本地院校，或者说新成立的院校一般基于外国理念和非本土价值观。到了21世纪，情况仍然是这样。当一国从另一国引进院校机构或者某种创举时，往往是强势方的院校模式、课程和教学计划大行其道。因此，澳大利亚与马来西亚的高等院校之间建立了联系，其目的在于在马来西亚设立由澳大利亚方面设计的新的院校机构。反之，从边缘传播到中心的院校创新，即使有也很少见。
高等教育界存在着多种跨国高等教育模式。院校模式从一国向另一国的输出在持续增长，但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当然，无论是传统的殖民主义还是冷战时期政府资助的外国援助项目，都是将院校模式、实践和课程从发达国家传播至不发达国家。在过去一些年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学术输出日渐增多，尤其在那些输出国。譬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院和大学对日本很感兴趣，它们看到了这里的市场。大约有几百家美国院校拓展日本“市场”，其中十几家还在日本建立了校区，这些校区一般都是与日本的高等院校或者企业合作。[17] 少数日本高等院校看到了与美国方面建立联系的可行性，有的甚至还在美国设立了分校。然而，大多数日本项目旨在将日本学生带向美国，而美国项目则着重为在日本的日本学生提供教育。这些到海外办学的美国院校并不是著名大学，这很少有例外。到2000年，只有几家分校还在惨淡经营。在日本，最主要的困难是难以获得该国文部省的认可，而双方的积极性又因为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而大受挫伤。美日之间的联合办学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并不常见。
当前，一些高等教育项目的输出是全球趋势的标识。在美国，少数高声誉大学在全球一些地方设立了分校，一般都是开办热门专业如工商管理。目前，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西班牙建有分院，着眼国际视野，授课教师基本上来自芝加哥大学，采用标准的芝加哥大学课程，授予来自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学生以芝加哥大学学位。其他一些美国大学也设立了与之类似的项目。在新加坡，有一种很有意思但又不常见的跨国高等教育形式，即邀请一些世界著名大学或其院系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到新加坡开办项目。那些被新加坡政府精心挑选出来的大学在受到激励后，前往新加坡办学。类似地，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也建立了一些由美国支持的大学。这些学校基本上源自本地的倡议，与美国的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一般都得到了美国专家的指导，并且获得了美国方面的认证。它们使用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课程也来自美国。
为了维持更加高标准的输出模式，工业化国家的大学会应东道国邀请在国外设立课程计划，但不一定是在发展中国家。邀请方可能是与教育毫不相关的企业，也可能是教育机构，或者是二者的结合。马来西亚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以此满足当地学生的需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在马来西亚很活跃，它们的课程计划也激起了相当多的抱怨——质量低下、疏于指导和沟通不足。在以色列，当政府逐步开放市场后，美国一些小型学院和大学（通常质量不是很高）开始在这里提供学位。因为受到的批评太多，以色列后来开始限制这些课程计划，多数计划被迫终止了。
有时候，外国学位课程仅仅是由本地院校“授权”开办。外国大学出让其名称和课程，对当地院校机构或商业公司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指导与质量监督。新设机构获得了对本地学生授予外国院校学位的权限。这些授权协议导致了大量的赝品和批评。英国媒体的一些批评文章尖锐地指出，英国高等院校特别是那些名声一般的院校，纷纷加入海外教育市场，严重地损害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好名声”。与此同时，“买方”也就是付费的海外学生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标准的英国学位，殊不知这些学位实际上不可与英国国内院校的教育水准同日而语。
当前，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联合办学”项目。它的意思是，某国的院校与另一国伙伴院校合作办学。典型的情况是，北半球院校与南半球院校合作，北方的大学提供基本的课程和办学方向。在这种体制下，学位由双方共同授予。合作办学的优势在于，促使南方的大学发展新的课程，当然这些课程打上了某一外国大学的烙印。
正如这一简要讨论所揭示的，全球高等教育跨国化有很多方面。但是，可以确认其中一些共同视角和课程。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s）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相关利益者的核心目标在于营利，这很少有例外。那些为高等教育跨国化这一新事物所吸引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或许对挣钱也感兴趣，但是它们还关心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以及开办本地院校难以提供的新型学位课程。就像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其他方面一样，南北院校之间的跨国合作也打上了不平等的印记。
八、信息技术与全球化
信息时代潜藏着高等教育的革命性变化。[19] 信息技术革命的因素拥有促使高等教育转型的力量，包括知识的传播、储存和检索。图书馆，这个一直以来存储书刊的宝库，现在同样也具备提供数据库、网站和一系列基于信息技术的产品的能力。[20] 学者们逐渐习惯于依靠互联网来开展研究、分析，传播自己的工作。高等院校现在开始应用信息技术来传输学位课程和其他课程给那些非住校生。远程教育开始在国内和国际间迅速发展起来。信息技术开始重塑教与学，并且改变着高等院校的管理方式。
信息技术与全球化正在走向联合。实际上，互联网起到了作为知识与交流的全球化的基本工具的作用。由于全球化的多面性，这也就导致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不可避免的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信息和知识的数据库反映了全球知识体系的现状。数据库和检索系统使得联结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进电子科学系统易于进行，但是联结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网络则并不容易。
对于那些缺乏好图书馆的大学及其他学术机构的学者和科学家来说，互联网简化了他们获取信息的过程。这一转变能够给科学交流和信息获取施加民主化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很多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利用互联网的机会很有限。[21] 譬如，非洲直到最近才得以完全接通互联网。
互联网和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库一般都由北方国家的主要大学垄断。互联网的运行语言一般都是英语，它所承载的资源也以英文为载体。这些现实反应了人们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情况。跨国知识集团已经成为其中的关键角色，他们是数量繁多的数据库、期刊和其他信息资源的拥有者。那些难以为这些资源付费的院校机构和国家会觉得自己很难完全融入这一网络之中。基于国际条约和规则而制定出来的严格的版权和所有权限制，则更加强化了所有者的所有权，并且限制了后来者的机会。[22]
远程教育就是高等教育深受信息技术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方面。当然，远程教育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例如，南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几十年来一直通过函授提供学位。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就已经卓有成效地借助结合远程方式来传输其深受好评的课程计划。在远程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信息技术已经大大扩展了远程教育所能到达的范围，并且还增加了其方法的复杂性。在当今世界十个最大的远程教育机构中，有七个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它们的课程计划或多或少都采用了信息技术。工业化国家的大学和其他教育提供者正在采用信息技术为其全球范围的学术项目服务，其中相当多的项目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在某些领域如工商管理，其完整的学位课程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而且绝大部分教育提供者都视国际市场为他们的课程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这些提供者包括公司，如一些重要的跨国出版公司、营利型教育公司如森林教育集团（Sylvan Learning Systems）及其他公司。现在，一些大学也通过互联网向全球的学习者提供学位和证书课程。有些公司如微软、摩托罗拉公司等，正在提供一些与它们行业相关的能力证书和其他培训项目。
正如本文谈到的全球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样，信息技术行业的领导型提供者包括跨国公司、高等院校和工业化国家的其他组织。今日的互联网同时承载了公共服务（从E-mail到众多免费网站）与商业行为。许多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书籍及相关知识产品都为那些主导其市场的营利型公司所有，通常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
当然，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能够从信息技术中获益。比如，使用远程教育的规模最大的大学一般都在发展中国家。非洲虚拟大学（Africa Virtual University）就是一个由非洲国家发展出来的创举，这所大学利用互联网和其他远程技术满足当地的需求。E-mail则被广泛地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和学者之间的同行交流乃至创建学术网络。
九、国际协议和框架
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在迈向一个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新时期，其特征表现为人们制定了新的国际协议和规则来管理全球互动。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包括，从有关学生和教师交流的双边协议到相互认可学位等。例如，美国的富布赖特（Fulbright）学者交流计划就是在多边协议下运作的。就当前关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协议来看，最复杂的或许要属欧盟的了：有的协议被设计来引进变革以协调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博洛尼亚框架， 也有强调交流和学术计划的协议如依拉斯玛斯计划（ERASMUS）和苏格拉底计划（SOCRATES）。与之相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NAFTA）则对区域内的高等教育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通过服务贸易总协议条款，在WTO框架内进行的关于高等教育和知识产业的讨论，已经显示出全球化对它们的潜在影响了。尽管服务贸易总协议目前还没有完全形成，而且它也没有成为WTO框架的一部分，然而它还是很重要的， 这不仅因为它具备相当的影响力，而且因为它揭示了全球化的现实。服务贸易总协议寻求建立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知识产品的“开放市场”。由于这一原因，服务贸易总协议背后的理念——全球化观念就是，知识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它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买卖。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坚持认为，允许理念和知识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知识的自由贸易就会给每个人都带来利益。
服务贸易总协议及相关协议都寻求建立一个合法的约束框架，以促进教育服务流通与知识产权保护。这样，服务贸易总协议和WTO都非常关心《知识产权保护协议》（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TRIPS）和版权规则。制定种种规范性框架的驱动力，就是要让知识贸易在全球合法化，并且确保市场开放，以及保护知识产品所有者的权利。WTO 及其相关协议包括已经具备了法律约束力量的国际版权公约等等，它们是由法律体制支持的国际条约。这些条约的产生就是为了保护卖方以及供应者的利益，而不是买方和使用者；其必然结果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23]
那些受惠于服务贸易总协议和其他规范框架的一般都是卖方和所有者，也就是跨国知识集团、政府鼓励的出口机构以及其他组织。[24] 譬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简称ETS），跨国出版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公司、营利型教育提供者如森林教育集团以及其他一些介入全球教育的商业公司都视服务贸易总协议为符合它们利益的。在很多国家，政府机构中最关心服务贸易总协议的不只是教育行政部门，而是贸易和出口部门。以美国为例，在这个国家就是由商务部而不是教育部来主理服务贸易总协议有关教育方面的事务。在英国，则是贸易产业部处在最前线。美国、加拿大和一些国家的教育团体对TATS条款表示怀疑或反对。譬如，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这个代表绝大多数美国大学校长的协会，明确宣布反对服务贸易总协议。现在，发展中国家尚未就教育和知识产品的自由贸易表达立场。
尽管现在还没有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总协议的细节规定，其基本条款所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教育应该被视为可以进入市场的产品吗？其运作规则就如汽车和香蕉一样吗？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新近一次访谈中所言：“我很怀疑，用贸易谈判来解决教育问题，这有益处吗？……最初，许多教育机构都是非营利的，它们的动机与我们所了解的贸易领域的商业公司的动机不一样。或许我们应该看到目前的真切现实，但是我还是对之表示怀疑，人们有必要用处理金融服务、保险业或者国外投资的方式来对待教育吗？”[25]
在服务贸易总协议将发展中国家带入高等教育的全球商业与交流框架的同时，它有可能剥夺这些国家在教育决策方面的某些自主权。自由贸易规则向教育领域延伸，将促使一些国家打开国内市场，向那些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议的国家的考试服务公司、远程教育提供者和其他机构开放。即使不是不可能实现，要对这些国外机构作出规制和管理也很难。一般而言，各院校机构和公司都希望进入国外教育市场。既然发展中国家通常是进口，而不是出口教育产品和院校，服务贸易总协议也就不大可能推动这些国家的教育输出。发展中国家是工业化国家的卖家急于进入的市场。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都几乎没有教育“产品”出口，市场机会为跨国教育提供者所垄断。
当前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处于其中的所有国家都能够维持教育进出口的权限，并且服从以下条款，如国际版权公约、专利条约等等。就如本文所指出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大量的国际高等教育交流得以进行。有人坚持认为，国际高等教育交流不需要附加条款。全球范围内的跨境教育交易在以各种形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目前，发展中国家是国际教育产品和服务的主要进口者。
十、结论
高等教育和科学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的观点看，学术界自始至终表现出程度不一的国际化，而且从来就是不平等的。现代科技、互联网、日益频繁的交流、学生及受过良好教育人员的跨境流动，都促进了全球化。没有一个院校系统可以在21世纪孑然自立。
当前的挑战是，承认当代环境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然后寻求创建一个全球学术环境——一种能够认识到有必要强化一个尽可能平等的学术关系的环境。承认不平等的存在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建立一个能够改善这种不平等的世界。在市场化背景和大众高等教育的压力下，这些任务都不易完成。然而，强调全球化不会变成21世纪的新殖民主义，这一点十分重要。
本文英文版载于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2004,No.1
收稿日期：200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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