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军阀论文,原因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袁世凯死去后，北洋军阀首先分裂而成三大派，加之原先一些地方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民初军阀林立、割据的政治局面。至于军阀割据之所以形成的原因，论述者很多。梁启超曾用向心力和离心力来分析之。毛泽东曾概括两个根本原因，即“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一些研究者也都曾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但他们多从社会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论述。本文不揣冒昧，从文化学角度来剖析民初军阀、军阀割据形成的原因，并揭示其迅速走上统一的历史必然性。
一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它保持着两千多年的延续，并且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得以阐述和发挥，可谓深入人心。及至进入近代以来，虽然有极少数的先进分子接触了西方文化，但是又有几多人能真正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呢？即使接受了西学的人，也只能称之为“狮面人身”——看上去是舶来的（狮子便是从国外泊来的），骨子里却仍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康有为是矣！严复是矣！正如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进行概述时说：“对伦理价值的充实与发扬——不管一个人的思想是如何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但谁也不能否认或抛弃中国人对家庭以及亲情的重视。中国人在朋友关系上讲道义信守、在家庭关系上讲父慈子孝，是因为人在其中可以得到自己的满足。”②这是相当深刻的剖析，也是中国为何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军阀的产生亦然。“军而成阀，总是成串成团，单独存在不能称阀，它上有源，下有根，上上下下自成系统。系统内下级要服从上级效忠上级”。③儒家传统文化、尤其是它的伦理道德观对宗派的产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宗派又是军阀的基础。因而，可以说传统文化是形成中国近代军阀的一大思想根源。要分析军阀割据则须分析军阀的形成。没有军阀，则没有军阀割据，也更没有军阀混战。而军阀的形成则又是帮派集团的不断发展的最终结果。一谈及宗派集团，自然要想到儒家的传统文化——里面杂揉了很多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观念。军阀、军阀政治、军阀割据都是凭藉着帮派宗社集团得以发展维系下去的。
奉系军阀张作霖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起于草莽、啸聚狂徒，或称之“东北王”，或称之“枭雄”。想当年少年无赖，食不果腹，后来却统治整个东北，并曾一度把持北京中央政权。成功之道何在？张作霖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在张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所以在创业时是同生死共患难。及至后来办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是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还采用结秦晋之好、收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张对部下常施以恩惠，以一严慈的家长身份出现。通过种种方式，张作霖在奉系军阀上层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这些人最起码在张的创业过程中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取得对外矛盾的一致性。就因为张有这样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才使得他能很快统一控制东北，才使奉系成为民初除直皖两系外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统治时间最长的军阀。令人深思的是奉系军阀的凝固性是其他军阀所不能比的。
当然，军阀头目在建立自己宗社集团的方式上，有些是很细腻的，而且不拘于一格。对中国近代军阀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头面人物曾国藩，在这方面是颇有建树的。虽然他还称不上是一个军阀，但是其治军、治政的方法却很为其后的军阀所称道、所效仿。曾国藩在对士兵训练方面特别注重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与家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同乡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关系，极大地减少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磨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也在所不惜。尤其是曾国藩的官职私相授受的做法，民初军阀无一不是如此。有人说，曾国藩“在军事方面深远影响，主要关键在于曾以儒学的道德观念纲常伦理去治军、去培植私有势力。从此以后，在一般武人、军阀们的心目中便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观念，要使自己的地位长久不衰、永世流传，达到这个目就必须有兵权，要有兵权，就得培植自己的军队使之绝对服从自己、绝对忠于自己。这就必须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去教育下属，影响、驾驭和控制兵将。李鸿章是这样，袁世凯是这样，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新军阀更是这样”。④
统治广西长达10年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其发家史是相当典型的。他二岁丧父，十岁丧母，曾做过伞店学徒，生活十分困苦。后来到中越边关落草绿林，上山为贼。他纯粹是以封建式的拉帮结拜不断壮大起来的。在其早年的绿林时期有“三荣”之说，即结义的陆荣廷、韦荣昌和莫荣新。当然，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三人，如曾少魁、黄榜标、汪永隆等，后来在清军防营时的谭浩明、陈炳焜、林绍斐、沈鸿英等他们都是陆荣廷的结义兄弟，这班人组成了旧桂系的最高领导层。在中下层军政人员中又有各自的拜把集团，这些人都称兄道弟、互相延揽，成为团结内部的精神力量。除此之外，陆荣廷还收有许多的义子，如马济、陆福祥、韩彩风、陆德标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在军政中任居要职。同时，这些结义兄弟或上下级间还纷纷联姻建立裙带关系，如陆荣廷的三子陆裕藩娶了谭浩明的九小姐为妻，四子娶了谭的十小姐，陈炳焜与李耀汉、莫荣新与沈鸿英都是儿女亲家，上行下效，互相攀结。此外，陆在任人方面还特别器重武鸣老乡。据《武鸣县志》记载：陆荣廷时代武鸣派出去任广西县知事和县级的政务官就有50多人。⑤
陆荣廷通过结义、联姻和乡亲关系结成了桂系军阀的最高领导集团，推行家长制来维护巩固桂系军阀的政权。这是陆之所以能割据广西长达10年之久的人力基础。没有他们，便没有桂系，便没有桂系军阀，则更不可能形成其割据。
历史事实证明，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就能在军阀割据竞争中存活下去并得以发展。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方军阀，都是这个道理，正如孙中山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北洋三杰之二段祺瑞与冯国璋间的斗争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冯没有一批死党，没有一支服服贴贴的军队，而段手下却有号称“四大金刚”的徐树铮、靳云鹏、曲同丰和倪嗣冲为其撑腰，所以自1918年10月冯离去总统后便退出政治舞台，结束其政治生涯；而段则几上几下长期操纵着北京中央政权。老奸巨滑的阎锡山能始终龟据山西而长期不受染指，也是由于他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土壤，结有自己的私党死党，形成阀，从而割据称雄。而唐生智的垮台则由于他势力发展太快，没有一支忠诚的领导“班子”，只注重了军队的扩编，而没有加强高层领导的团结，所以唐生智集团在形成后不久马上就垮台。
当然，民初军阀分裂割据的首要原因是根植于小农经济的皇权主义。有皇权就有一般人顶礼膜拜的重心，也就可以用它来维护统一的局面了。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膜拜的重心顿失。不过，袁世凯和孙中山仍勉强可以称得上重心，袁在落后的人们中颇有威信，故他能短暂地维持统一局面，然他一死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其位子。虽然孙中山在觉醒的人们中有威信，但当时觉醒者太少，在与袁的斗争中又不能取而代之，因此乱了套。其实袁世凯在死之前，就因称帝而丧失威信，故尔在那时便已埋下了分裂割据的种子。然而，大一统的思想又使人们不满于分裂割据，因此一旦有强大的势力来实现统一，如北伐战争，有强大的人物来领导统一，如蒋介石，人们还是欢迎的。蒋介石底子不好是众所周知的，但乱世之下，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统一，别的人（如李宗仁、冯玉祥）就不行。人们希望统一，也就可以原谅蒋介石的不良品质。至于宗派主义，毕竟要让位于人心所向，这是众望所归。
二
上面主要分析了军阀集团的上层，仅有官，没有兵也是不可能形成军阀割据局面的。民初军阀迅猛发展，军队人数急剧膨胀，那么，哪来那么多的兵源呢？而人民又为何甘愿为军阀们充当炮灰呢？很多人士都曾指出这是由于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而城市资本主义工业的不发达无法接纳破产农民，农民（游民）只好被迫去充军。诚然，这也是理由，但是，“被迫”用在这里似乎有些生硬。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在民初军阀混战时期却兴起了一股热潮即从军。当然，这个“热”字还不能与今天的风靡一时相等义。但当时毕竟是掀起了一股从军的热潮。下面就从两个断面来分析一下这股热潮背后的人们社会心理，看看人们的经济观和社会价值观。
对于一般的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农民和游民来说，他们的出路是极其狭窄的。从中国人的性格来讲，他们有着极大的忍耐能力。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学者阿瑟·亨德森·史密斯（1848-1932）说：“中国人能忍受别的民族不能忍受的痛苦和不幸。”⑥以致使他感到惊讶。他曾“锲而不舍地问”处于破产和处于极端困苦下的人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得到的答复却都是四个字：“不敢！不敢！”而从经济观和社会价值观来考虑，在民初当兵去却是收入相当可观，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实现政治抱负。
曾有人对四川地区军阀研究认为：清兵每月平均银二两五钱，一年共30两，可买十三石黄谷（净重5850斤），这至少可以养活四口之家。民初一般士兵与清军差不多。⑦还有人也引用大量史料说明“当兵能过上较好的生活。”⑧当时班长月饷是9元3角（每元折银七钱一），排长是25元9角，当兵的最低月饷也有5.4元。广东地区的士兵则达12元。如果士兵们再搞点打砸抢或顺手牵羊之动作，那么收入就相当可观了。再看当时手工业工人一般月薪仅为5元，商店工人为3元，农村雇工平时为3元。而当兵只要招集了十几个人，就可以当上班长、排长之类。“通常是一个人在军队里呆了几年，通过积累或抢夺聚集了一笔财产后便“开校郏”跑掉。⑨当时，有好多家庭是依靠在外当兵的丈夫或儿子来生活的。据统计，一个旅里“有68%的人把钱寄回去养家（根据主观的估计，有73%的士兵认为他们的家庭是贫困的）”⑩彭德怀自述也讲他的祖母、父亲和弟弟都是靠他的当兵的月饷六元大钱来维持生活，当兵对很多人来说显然已可说是一种职业，虽然它有死亡的危险性。
在经济观上，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当兵去，足以养家糊口，有的甚至可以赚钱发财。诚如齐锡生先生分析，“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它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愈来愈严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调，农村耕作缺乏技术革命，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虽然社会传统观念“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使人们不愿去当兵。但“情况艰难时，军队常常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正如一位学者曾说：“在中国社会中，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为想改进自己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人提供选择的机会。但他们懂得，低下的地位、职业和能力，并不能常常带来成功’。在2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中国农民没有理由轻视军队，事实上，参加军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齐锡生还得出结论，“与传统习惯和当时普遍认为的中国人讨厌军队生活相反。我们发现赤贫的经济情况造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农民并不把当兵看成灾祸，而是避免饥饿和绝处逢生的好机会，”“从理论上说，如果农民由于贫穷而纷纷当兵，那么，一个地区愈穷，这个地区的农民就愈想去当兵。”(12)
另外，在军阀混战时期各军阀头目大肆搜刮，举借外债，然而这些钱却又基本上投到军队上去。谢本书有统计，从1912-1927年军阀政府共借外款总额达13亿美元以上，用来支付军费的开支达54%以上。(13)盘剥地方的钱同样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作军费开支的。军阀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兵，通过军费开支又回到人们手中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可以说是走投无路的农民的奶娘。
有一情况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即“这一时期无论各军文件或报纸书刊均无强行征兵、拉壮丁的记载”，“至少在民国十八年前它不是军阀的兵源。”(14)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出一般农民的普遍心理还是愿意去当兵。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知识分子，这是最能体现文化现象、社会心理的一个阶层。在中国近代史上对知识分子来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仕途之路，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A·柯白所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极为重要，因为从此切断了传统教育同做官发迹之间的纽带，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正是依靠这一纽带才取得高官厚禄的，科举考试的废除，但是一时却没有新的现成的做官发迹的途径来填补这个空白”。(15)郭汝瑰的父亲郭锡桂刚好在这一年“本应录取为秀才，因为废科举，才落了空，为此感到终身遗憾”。(16)庆幸的是他有个当营长的堂侄接他去做了军需。那么大批没有“堂侄”的童生应该怎么办呢？
在清末民初，由于社会混乱，这给一批从军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这批从军者凭借个人的钻营机巧和实力开辟了一条通向升官发财的新路子，一举成为新兴的军阀，如曹锟、张勋、吴佩孚等人出身于小商贩之家；冯国璋、陈济棠等出身于贫农之家；徐树铮等人出身于教师之家。这些行伍出身的军阀以军队起家，他们以军为命，且接触了西方科技，开办军事院校培养军官，如北洋武备学堂、保定陆军学校、东三省讲武堂、云南讲武堂等，造就了大批有志青年。事实证明，报考军校或直接参军对青年来讲的确是一条路子，毕业出来后绝大多数人任职军官，如唐生智1914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便被分到湖南陆军混成协任见习军官。阎锡山1909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次年便被任为山西新军86标标统，其他如张治中、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等均为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生。在军政不分的军阀割据时期，因为以军代政，因为战争频仍，不走从军一路是很难很快实现远大抱负的。这样就势必掀起一股从军热。大批有志青年如郭松龄等从军校（包括讲武堂、武备学堂）走进军队，充实了军阀集团的中下层领导，提高了军阀军队的素质，他们充当了军阀混战的前敌指挥，为军阀割据称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军阀赖以割据的有力基础，是军阀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其中一校郏分人还上升为军阀头目，如唐继尧、唐生智、阎锡山。
有一些人或说是粗通文墨，或说为人机巧，他们则不走军校这条路而是直接进军队，靠个人小聪明钻营，结果也混出个一官半职。此类人在当时为数很多，因为时人还是文盲、半文盲居多数。当然，这些人一般充任下级军官，上升为军阀高层领导者为数极少，如韩复榘。
十载寒窗，皓首穷经，最终目的还是进入仕途。但是，功名不易，青云直上的机会更难，当兵去则是舍难就易，尤其是在中国传统仕途被堵塞之后，一筹莫展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纷纷弃文从武，大批有识有志青年投笔从戎，于是形成了一股从军热。这些人或充任中下级军官或充任文职秘书幕僚等，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最有生命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他们给任人唯亲的腐朽军阀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军阀们得以苟延残喘割据下去，甚至有极少数一部分人上升为军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有知有识的人来说，当兵虽有经济观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应是社会价值观的因素。他们来到军队中主要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为了升官发财，实现政治抱负。的确，很多人也是达到了这一目的。
老百姓愿意当兵吃粮，这是军阀分裂割据的兵源条件。但这对整个社会的人来讲，不过是饮鸩止渴。当兵的人越多，生产遭到废驰，社会就越乱，人民就越穷。故从老百姓当兵的初衷（生计）而言，也是结束分裂割据的因素。
三
军阀为什么要分裂割据？是什么哲学思想支配着军阀集团分裂割据？“总起来看，人们一般不认为这些武人、军阀、政客有何思想而言”，(17)“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思想的定义。戴维·E·阿普特(David·E·Apter)把它定义为：‘关于政治准则明确和清晰的表达’。这个明确表达必须是有条理、有系统和有组织的，因为思想的形成是知识和道德成熟的过程。”(18)当然，这种定义狭隘了点，虽然军阀集团粗鲁野蛮，但任何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和他们奉行的准则都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对军阀混战割据的哲学思想试作一点剖析。
毛泽东早在1929年曾提出军阀主义这一概念，但没有作具体的解释，大意指“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18)C·M·威尔伯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指出“军阀主义(militarism)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权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19)但这种理论上的分析仍不够具体、不够全面。在中国近代，军阀割据的辖区对军阀来说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军阀们就是无冕之王、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军队对这些土皇帝来说是命根子，有兵则有权，有权则有一切。“如果手中没有军队，他们在政治上就极少或根本没有权威，在政治斗争中，‘有枪则有权’，而不是凭资历”。(20)这对军阀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这一真理可以概括为“军阀主义”，即指那种因军治政，以军代政、拥兵自重、扩军备战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是重兵观念和实用主义，一切行为的准则是是否有利于其军队和统治。
实用主义的军阀主义既盘踞一方，又唯利是图；既割据，又混战。这一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地方主义。军阀间的斗争较其他任何斗争都是相当残酷的，其结果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而军阀们一般是盘踞一地，而不轻易离开其老巢——“根据地”。每个军阀集团都首先有军队，其次便是势力范围，这是其士兵来源、经济来源和活动发展的空间舞台。如段祺瑞的皖系拥有安徽、奉天、山东、福建等省；直系拥有江苏、江西、湖北等省；阎锡山是始终龟踞山西；陆荣廷统治广西也长达十年之久等等。那么，这种地方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或说两个原因：一是身为中央政府领导的军阀们在争夺中央政府的领导权时，因实力相差不大，不得独揽中央政府的政权，转而分赃瓜分起地方，以求经济来源，士兵来源和发展空间，把地方做为其政治斗争的后盾和根据地，如皖系和直系等；其二，地方武人不断扩张势力扩充地盘，但他们却无能、无力一统中国，便只好割据称雄一方，如桂系、滇系等。这两种地方主义带有极大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在其势力范围内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绝不允他人染指。当然同时又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主要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第二个表现便是追求“不变的利益”的混世思想。记得一位英国首相曾说过：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不变的利益。军阀与军阀间，军阀与帝国主义间亦是如此。张宗昌出身绿林胡匪，投机过革命，不能跻身于军阀行列，他先后投靠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曹锟、张作霖，后终于在奉系卵翼下发迹，拥兵数十万，威镇全国，成为山东一省之“主”。韩复榘为了三十万大洋从冯玉祥手下转而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石友三本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曾三次叛冯，他投过蒋介石，也打过蒋介石，投过张学良，又打过张学良。他们的信条只有一个追求“不变的利益”，没有朋友可言。弱小军阀投到强大军阀的卵翼下，而强大的强阀则又纷纷寻找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如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奉皖两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等等。军阀投靠帝国主义本是希图能从他们那儿得到帮助，结果是反被帝国主义利用来维护其在中国的统治利益。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支配着军阀们纵横捭阖，纷争割斗，这便加剧了中国的动荡和反裂。
第三，军阀们不提倡“主义”没有信仰，无论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但不是无信条可言。张宗昌一次曾沾沾自喜地夸口：“我亦有主义，“三多主义，亦称三不知主义，即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20)这个“三多主义”看似粗俗，却可以说是民初军阀所普遍追求的实在。正是在这一信条的驱动下军阀间不断纷争混战割据。“三多主义”是军阀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主义，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和“三多主义”构成了军阀主义的有机内容，这一哲学思想是军阀分裂割据的一大原因。这一哲学思想就军阀们本身而言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仅寓于他们行动之中，在无形地发挥着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割据的军阀从不自承认其割据，往往是把“统一”作为一种口号或招牌。无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等人都曾高唱“统一”，希望以自己为中心来“统一”其他派系。一些官僚、政客也仰军阀鼻息追随呐喊，组建“统一党”、“统一促进会”等。这显然是虚假的，真正目的是要骗取民心，为扩充势力。然而仅此主观之目的，在客观上却大顺民心，是完全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必然决定了军阀主义的短命。
回顾过去的历史，军阀不是近代仅有，军阀割据在东汉末年就产生过，他们相互吞并后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唐末的藩镇之乱，也是军阀割据。纵观之，军阀割据是一种暂时性的政治局面，在一个旧的统治秩序被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前往往会出现，但它最终只能是向统一的一种过渡。中国近代的军阀割据亦然。
注释：
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新版《毛泽东选集》（一）49页。
②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第3-4页。
③来新夏《关于军阀史研究》，《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三）第4页。
④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见第7页。
⑤苏书选《略谈陆荣廷的治桂权术》，《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二）第226页。
⑥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第113页。
⑦以上参见胡汉生《四川军阀割据时期之兵源考》，《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二）第137页。
⑧转引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11、第125页。
⑨⑩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73页。
(11)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见第71、74页。
(12)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序言。
(13) 以上参见胡汉生《四川军阀割据时期之兵源考》，《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二）第137页。
(14) 转引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11、第125页。
(15)《他曾经是蒋介石的亲信——郭汝瑰回忆录摘录》，见《人物》1987、1、第35页。
(16)姜义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轨迹的新探索》，见《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第60页。
(17)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见第49页。
(18)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新版《毛泽东选集》（一）第86页。
(19)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见第1页注释。
(20)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60页。
(21)吕伟俊著《张宗昌》，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