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现象”与人口素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现象论文,人口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普”、“四普”、“五普”资料显示，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处于中下水平。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1978～200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全国第12位跃至第4位。本文对受教育程度处于全国中下水平的浙江人口群体创造了全国一流经济业绩的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且认为，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是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一、解读“浙江现象”的人口素质支撑
浙江省本是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政策优惠的“三无”小省，可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奇迹般地一跃而成为“经济大省”，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浙江省的人口文化素质并不高，一直处于全国中下水平，难道在资源禀赋并不丰裕的浙江大地上创造一流的经济业绩不需要一流的人口素质支撑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众多学者试图破解的“浙江之谜”。
“浙江现象”可从多个角度解读。制度创新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区位特点也引人注目，地域文化传统经常被提及。然而，人世间一切奇迹都是靠人来创造的，人的素质对创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无可怀疑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人的素质以及人的素质与创业的相互关系。
笔者认为，在分析浙江经济业绩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时，为了避免简单化和草率下结论，以下几个问题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
首先，对人口素质应作全面理解。
人口素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都较难把握。人口学界关于人口素质的两要素、三要素、四要素甚至更多要素之争由来已久，至今尚未止歇。有些学者主张人口素质主要包括健康素质和文化教育素质两方面，认为“人口的伦理道德素质是客观存在的，而实际上这已经进入厂伦理学、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人口学也在事实上放弃了对它的深入研究”[4]。笔者认为，人口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从根本上说，人口素质可分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两大类。然而人口素质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有系统性，又有层次性，甚至还具有时代性，因而它的外延边界是模糊的，开放的。人口的社会素质比自然素质更为复杂，它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学校正规教育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作用，但人的社会化途径并不限于学校正规教育。
其次，应充分重视创业者精神素质的作用。
不同的社会角色或同一社会角色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素质要求。作为人口群体中的一部分，创业者尤其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的创业者，既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如较好的身体素质、起码的知识素质和技能素质等，而且还需要具备某些特定的精神素质，如不墨守陈规、勇于开拓创新等。
1999年完成的“全球创业监测”项目首期研究报告指出：“大学教育与创业活动关系较弱，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创立了3/4的企业”，“广义的文化在创业活动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创业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这里所说的广义文化，既包括知识、技能等智力素质，也包括人的意识、观念、思维方式、志向、毅力、事业心、吃苦精神、协作精神、诚实守信等非智力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体制的转换期，创业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有无开拓创新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浙江的创业者包括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多数是没有受过良好正规教育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和农民。《福布斯》2001年度中国内地100位首富排行榜中，浙江籍企业家占了15位。他们是鲁冠球（万向集团）、吴良定（浙江中宝实业集团）、黄巧灵（宋城集团）、周庆治（南都集团）、李书福（浙江吉利集团）、楼忠福（广厦集团）、徐万茂（宁波华茂集团）、陈金义（浙江金义集团）、南存辉（正泰集团）、陈士良（浙江桐昆集团）、李勤夫（莱织华集团）、胡成中（德力西集团）、沈爱琴（万事利集团）、陆汉振（浙江金轮集团）、王建沂（杭州富通集团）。笔者在网上查询后发现，在这15位上了首富排行榜的企业家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竟有10位，占2/3。其中有1位是小学学历，有6位未完成初中或高中学业，辍学后曾当过铁匠、裁缝、修鞋工、木匠、泥瓦匠等，有的也干过农活。2002年杭州市政府曾出资900万元重奖三位企业家，他们是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娃哈哈集团总经理宗庆后、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这三位曾为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享誉国内外的创业者，他们创业前所接受的正规教育都只有初中及以下程度，其中冯根生为小学毕业，自称“小学本科”。最令人称奇的是湖州市的农民企业家潘阿祥，他一手创办了年销售量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振兴阿祥集团，下辖12个工业企业和两家科研机构，可他本人却是个文盲。在他的电话号码本里，布满了只有他本人才能辨认的“象形文字”。可是他能够通过听广播看电视及时捕捉商机，甚至还能适时地与人大谈“大鼻子流涕”（WTO）。
在上世纪80年代，浙江人凭什么率先在浙江大地上掀起创业的浪潮？这只要看看浙江人是怎么创业就知道了。他们是抱着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不等不靠，白手起家。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重活累活都愿干。他们走南闯北，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理发、补鞋、弹棉花、配钥匙……“既能做老板，又能睡地板”，是对浙江创业者的生动写照。他们机动灵活，讲求实效，赚十万元不嫌多，赚一分钱不嫌少，一种办法行不通就换一种思路，一个地方缺少发展空间就拉家带口寻找新的希望之地。正如人们所说：“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红火的专业市场！”可见浙江人创业，凭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改变现实的愿望，凭的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求发展、自强不息的自主精神，凭的是敢闯敢拼、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一股韧劲，凭的是机动灵活、不图虚名、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凭的是“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市场经济意识。一句话，浙江人创业首先凭借的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浙江精神是在较为宽松的改革开放社会环境下培育出来的，但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浙江人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早就有凭借自己技艺外出谋生的习惯。“义利并重”和“工商皆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孕育了浙江人的商业头脑和务实品质。“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华大地时，浙江人便率先在商海中畅游起来，浙江精神由此而熠熠生辉。
第三，不能忽视“干中学”的作用。
人的素质提高过程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对一个创业者来说，他的知识、技能和基本素养的获得，学校教育固然是一个重要途径，但并非惟一途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技术和知识资本是人力资本的核心，而技术和知识资本的取得，主要通过专业学习（大学教育）、在职培训（on the job training）以及“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等途径。浙江省创业者文化素质较低，主要是他们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不够充分，起点较低。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奋发进取，艰苦创业，这种创业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创造的过程。他们通过创业，无论在获取信息的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方面还是在生产活动中的技能技巧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浙江人不仅走遍全国，而且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在国外务工经商的浙江人，不仅自己获得大量信息，学到了各种技能技巧，而且对其他浙江人起到了传播知识、信息和技能技巧的作用。
在创业过程中，尤其是在非生即死的市场搏击中，浙江人深感自身的不足，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学习深造的积极性。例如，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起初只是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修鞋匠，可是当他把一家小打小闹的家庭作坊办成全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的第5位大型企业集团时，他也由一个初中生变为一位博士生（他已获得首都经贸大学专科文凭和中国人民大学MBA硕士文凭，现正在南京的一所大学攻读经济管理博士学位）。曾经是南存辉同学的胡成中，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就失学了。如今他已是拥有17亿元人民币资产的德力西集团董事长，在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居第83位。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他不断充电，先后在上海交大、美国加州大学等著名大学求学。2000年11月他出版了《企业集团创新论》专著，探索民营企业的创新思路，总结出“新温州模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今他又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像南存辉、胡成中这样在创业中不断成长的创业者何止一两个，他们只不过是成千上万创业者中较为突出的代表而已。
第四，不能忽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人力资源的效用既取决于存量的大小，又取决于开发利用的程度。浙江的经济是“老百姓经济”。它的活力来自植根于浙江本土、由许多企业集聚而成的专业化产业群，又叫块状经济。通常一个块状经济集聚了成百上千小企业，分工极细，一个甚至多个小企业只生产一个零部件，从而大大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或创业的门槛，只要辛勤劳作，善于学习和模仿，就不难就业甚至不难成为小老板。在这种专业化产业区，创业者或就业者可以借助邻里效应，选择最适合自己能力的产品或工种，体现了最佳的社会分工。专业化产业区内的众多小企业基本上都是由个人创办和经营的，为了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创业者或就业者都尽可能将自己的智能和体能发挥到极限。因此，浙江人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由于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因而在经济建设热潮中还是取得了特别显著的业绩。
从创业的动机或基础来看，创业可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的创业活动，多数属于白手起家的生存型创业。创业需要一定的人口素质支撑。然而如前边所述，人口素质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一两个单项指标很难确切地反映人口全面的综合性的素质。人口素质的高低也是相对的，只要人口素质基本上与当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相适应，就能取得较好的经济业绩。从总体上看，浙江人口的身体素质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计算，浙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1990年达到72.03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48岁；2000年达到74.97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57岁），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精神素质具有一定优势。这样的人口素质状况对于经济体制转型期以生存型创业为主导模式的创业活动来说是基本相适应的。浙江人的创业活动掀起之时，我国的经济尚属短缺经济，市场缺什么就可生产什么，生产什么就能卖什么，创业者的成败往往取决于能否冲破旧体制的束缚走向市场，能否自立自强、苦干实干。在这一阶段浙江人虽然受教育程度较低，但他们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于是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业绩。
二、“二次创业”呼唤人口素质的提升
上个世纪的后20年，对浙江人来说变化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因为人们终于从整体上告别了贫困，告别了短缺。普通百姓的钱袋日益鼓起来，不再为一日三餐而发愁，开始讲求生活质量。进入21世纪后，浙江省经济领域依然是捷报频传。然而，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浙江创业者们所走过的足迹，就不难发现眼下所取得的业绩是初步的，基础性的，20多年来的创业活动对于追求现代化的跋涉者来说，只不过是个热身运动。
从后发展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通常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模仿性追赶，即对于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生产技术、经营经验和管理经验等采取“拿来主义”，依葫芦画瓢。韩国汉城国立大学金林素教授认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公司通过反求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对现有外国成熟产品进行复制性模仿。大多数第二和第三层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此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创造性追赶，即在模仿的基础上逐步使发达国家的技术、经验本土化，关注点由复制性模仿转向创造性模仿，逐步生产具有新型功能的仿制品和具有区域特色的新产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增强。第三阶段是创新与竞争，也就是说当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到达前沿时，着眼点即从模仿转向原创，竞争对手也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浙江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省份，过去20多年的创业活动基本上还是处于追赶西方先进技术的第一阶段。由于仿制成熟的产品可以省去试错过程，因而入门快，成本低，加上浙江人模仿能力极强，所以在这一阶段浙江人如鱼得水，成绩辉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制性模仿的局限性已逐渐暴露出来。
2003年初，浙江省科技厅就如何建设科技强省、再造浙江经济新优势问题组织调研组赴各地作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许多企业家反映：“企业越活越累，利润越来越低。”企业家们发问：“一流设备、二流产品、三流效益。我们的企业怎么了？”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统计，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产量居全国前10位的有336种，占63％，但几乎没有一样是原创品。这表明浙江的制造业模仿力极强，创新力极弱。
种种迹象显露，浙江的企业和产业目前正面临升级换代的问题，也就是在追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进程中，应当由初始阶段的模仿性追赶转变为创造性追赶。这种转换的关键在于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对于广大创业者而言，则面临严峻的二次创业问题：或者实现从复制性模仿向创造性模仿的历史性跨越，甚至直奔先进技术前沿，抢占高新技术的制高点；或者被严酷的市场淘汰出局。
如前面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在模仿性追赶阶段，浙江人扬体制和机制优势之长，扬肯吃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素质之长，有效地避开了受教育程度偏低之短。在这一阶段浙江省的创业者们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然而在创造性追赶阶段，人口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将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
企业研发能力的培养和扩展是由模仿性追赶阶段进入创造性追赶阶段的重要标志。在这一阶段，企业不仅要会依葫芦画瓢，而且要善于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市场需求来修改这只“瓢”。这一过程就是世界先进技术本土化过程和创新过程，需要一定的试错程序，因而在这一阶段企业需要有一大批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专业知识、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才。
此外，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还必须有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已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第二产业的重点放在培育和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上。如何培养“蓝领”阶层，提高他们的素质，将是关系到浙江制造业发展前景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现代农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是二、三产业职工的后备军。因此，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如何也直接关系到全省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在新的起点上，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靠人，自主技术创新靠人，提高产品质量靠人，对企业实行现代化管理靠人，国际间资源优化配置还得靠人。要实现由模仿性追赶到创造性追赶的历史性跨越，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结构。如何快速地全面地提升人口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浙江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摘自《人口与经济》（京），2004.2.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