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对话”学术座谈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座谈会论文,人文论文,学术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反对愚昧和迷信，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中国文化报社与江西教育出版社从去年9月至今年4月联合主办了20期“科学与人文对话”活动，对话在社会各界产生强烈反响。7月3日，两家单位再次合作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人文对话’学术座谈会”。会议邀请了在京的部分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何祚庥、王绶琯、任继愈、李学勤、罗哲文、李佩珊、胡亚东、邱仁宗、范岱年、中杰英、徐刚、王直华、李申、任定成、刘兵、李大光等30余人与会。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崇尚科学破除迷信问题”以及“如何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科学与人文脱节的现状
这是所有与会专家学者首先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近年来一些有眼光、有思想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乃至政府官员们十分关切的话题。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先生认为：关于“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问题的提出，大致可以追溯到英国学者斯诺于50年代的呼吁。斯诺认为，在整个西方世界里，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相互隔离的鸿沟，而这种文化的分裂，对于社会是一种损害，一种损失。当然，在斯诺之前，也还有其他人提出过两种文化的问题。但正是斯诺使得这一问题真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认为：在古代和中世纪既不存在两种文化对立的问题，也不存在学科之间的联系问题。中世纪的中国崇尚经学，而中世纪的欧洲崇尚基督教，一切学问都包含在经学和基督教之内了。问题产生在近代以后，随着学科越分越细，门类越分越多，隔行如隔山，以致发展到今天连同一专业内部也越来越难沟通了。
著名剧作家中杰英先生认为：由于科学与人文的逐渐分裂，老死不相往来，你很熟悉的我很陌生，结果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文化跛足。就目前作家这个群体而言，除了少数科技外来户，如夏衍、丁西林、叶楠、张弦、蒋子龙、程树臻、毕淑敏等外，多数人的科学素养确实比较差。一次，我和一位知名剧作家同坐一艘轮船，没想到他竟然在船上摆开了卦摊，拿硬币和《易经》给人算命。他认为，《易经》是万能的科学，可准确推测人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剧作家算来又算去，竟然没能算出自己最后死于车祸。问题的严重性还远不在此。如果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如今在大小书摊乃至大书店里，都堂而皇之地摆放着五光十色的伪科学的畅销书，而其中不少就是我们的作家和学者写的，是我们的正式出版社出的。文学疏远甚至糟蹋科学，而科学技术群体对人文修养也相当地轻视。曾经有一位知名的数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符号演算。由于语文水平太差，为了将几十万字的论文浓缩到几万字，他不得不求助于导师并耗去了多年的时间。虽然我们不应苛求于一位痴迷型的学者，但绝不能赞同有的评论者将此事作为美谈，因为文字表达能力对科学工作者来说也一样重要。何以会发生这种现象？中杰英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致；二是应试教育带来的弊端；三是与我国多年来单一的政治标准取代人文学说的多元性有关。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王绶琯先生认为：由于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难。有的人很着急，有的人很淡然。我倒觉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乐生的人、乐群的人，只有乐生乐群的人才是自然的人。既然活着，被承认是一个人，社会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给他充分的机遇。如果他是爱因斯坦，就应该让他选择科学，他会拉小提琴但肯定不会超过梅纽因，人们没有必要诱导他去当艺术家或总统。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更需要一个搞科学的爱因斯坦，而不是一个什么都懂的爱因斯坦。而如果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爱因斯坦，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专业的爱因斯坦，我们的社会不就更美好了吗？我认为，科学是没有功利的，它纯粹以发现自然为目的，爱因斯坦进行科学研究没有功利目的，虽然回过头来看人们对他的发明不无责备。徐迟先生曾把陈景润写得很苦，其实不然，陈景润实际上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我们应该给这样的科学精英一个相对宽松、宽容的环境，自由发展的机会，不要责备太多。人文和科学应该相互理解。
著名作家徐刚先生以《人类的一半天性已经死去》为题，阐述了科学与人文的不和谐现状，以及由此已经和将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认为，科学与人文本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自然。最初，科学用来解释自然，人文用来歌颂自然。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情感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没有自然就没有一切。而事实上，科学在其发展初期，从来没有为自己假设过这样的目标：科学是至高点。爱因斯坦说：“任何一位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规律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地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应当在这一种精神面前感到渺小。”洛弗尔说：“科学并非是至高点。”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显然没有把这些话放在眼里。今天的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人类无所不能而且无所不为，科学或科技已被视为至高无上，成了唯一的至高点，而睥睨千古。人类已经把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急迫地集中到了“未来”上，而不再认真地看一眼历史，从而犯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误：把天地万物均视为未来可用之物，而完全忽略了它们是历史创造之物。当我们把此种历史性放逐的时候，也就放逐了所有的神性与神圣。在人文方面，已经很少有人仰望星空歌颂自然了，而当我们不再为大自然的精神所感动时，我们就很容易为世俗所推动。于是，我们已经并将继续为此而受到惩罚。20世纪科学与人文的日益不和谐并由此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毫无疑问，20世纪是公认的科学的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已经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它使人类已经占领了地球上所有的生态领域，并确立了人类的统治地位。然而，与人类全球王国建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自然资源的日益紧缺。地球，已在人类借用科技手段的统治、勒索、摧残下，变得疮痍满目、伤痕累累。特别令人深思的是，刚刚发生的南斯拉夫战争，一方面是美国、北约导弹的狂轰滥炸，另一方面是贝尔格莱德的广场音乐会，但音乐之声在巡航导弹面前显得多么渺小而无能为力。于是，有人不免要问，要是那些控制原子弹发射按纽的人如克林顿之类一旦疯了，世界将会怎样？答案其实很简单，人类和地球将要遭到几十次的毁灭。
科学与人文本是盟友
两种文化鲜明的分野和对立的现实，令人们自然而然地重新将目光移到人类文明产生之初，试图重温科学与人文的“蜜月期”，来寻找方法解决当今的难题。同时人们也坚信，只要持之以恒，科学与人文的盟友关系一定会再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报》组织的“科学与人文对话”进行过多次讨论，由于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专业，有着不同的经历，自然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科学和人文是互助合作的关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互利互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越到高层次它们越趋于一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要从人文精神中获得教益，而人文的发展也要从科学精神中汲取营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先生认为：“科学是人文之一种，人文是科学之一支。”人文或称人文主义，首先是指几个学科。从和自然科学对立的意义上看，人文主义属于社会科学。如果承认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的话，则人文主义并不与科学对立。当时，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大都提倡以人为本的精神，与以神为本的宗教精神相对立。人文主义兴起之后，就是自然科学的革命。从与宗教对立的意义上讲，科学正是人文主义的盟友。他认为，人文是科学的对象。《周易》中即有“观乎人文而化成天下”之说。与人文对立的是天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我国近代学者用“人文”一词去翻译文艺复兴时期的几个学科，是正确地继承了古代“人文”概念的内涵，也正确地理解了那几个学科的实质，即这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人的问题的学科。研究“天文”即日月星辰到原子等等的运动构成了自然科学的内容，研究“人文”即人类的活动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内容。因此，科学和人文是研究对象的对立，而不是两种行为方式的对立。恰恰相反，科学正是人文之一种。无论谁都不能否认的是，科学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的活动，是人类文饰自己的一种方式。科学，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不仅是人文之一种，而且它们和其他人文形式一样，也是人所需要、由人创造、为人服务的。人类不能没有道德，没有艺术，同样也不能没有科学。而它们的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工作，是科学之一种，也是人文之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学勤先生认为：其实，人类的文化知识从来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拼凑起来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学科的边缘是非常清晰的，原因在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但因为人生有涯，所以只好分科。科学没有人文就不能前进，人文没有科学也不能前进。
国家文物局研究员罗哲文先生认为：我搞的是古建筑，我觉得科学与人文必须结合，不结合什么也搞不好。郭沫若、鲁迅原来是学医的，有些老科学家的人文功底也非常好。搞文学艺术的要学点科学，这我很赞成，但绝不能把古代的东西全当成迷信。比如“风水”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欧美很多搞建筑的对中国的风水很感兴趣，我们现在建筑选址也讲地下水的流向，风水中实际上包含了环境科学和地质科学等多方面的科学成分，当然其间也掺杂了很多迷信的内容。我建议科学界能对此总结一下，以确定什么是科学的东西，什么是不科学的东西。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先生认为：无论是从科学与人文结合角度看，还是从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角度看，中国都应该大力加强科学研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科学是一个褒义词，凡是科学的就是正确的，于是什么东西都被冠以科学，连电影艺术也被说成是一门科学。这是错误的，艺术就是艺术。一个社会，迷信是否泛滥，当然与其对自然问题特别是人生苦难的认识与解决程度有密切关系，但与其社会心理学研究薄弱，人文科学研究薄弱也关系十分密切。由于中国人理性思维不发达，中国有造神的传统，而一旦没有了神，别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美国虽然也有这样的问题，但高层科学家中迷信的则很少。我觉得，人文与科学的联系最密切的并不在物理学，而在生命科学。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进展，人类基因组排序预计在2001年就可以搞出来，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如取样问题、专利问题等等，有些人士据此还提出了基因殖民主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很有意思，它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都很有价值。美国科学家甚至认为，种族这个东西不存在，皮肤以下都是相同的。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李佩珊先生则从科学与道德关系角度论证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她认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宽广的话题，科学的道德问题也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科学家并不是关在室内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特殊人物，他和一般人一样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同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需要遵守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不仅如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由于科学家群体越来越大，为了保证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成为科学的一部分，他们还必须遵守在有素养的科学家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科学工作准则。她认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柯林斯就是一位非常值得科学界尊重的人。当他获悉自己的研究生在研究论文中弄虚作假时，不仅没有掩饰，而是在仔细检查每个研究细节、掌握事实之后，迅速签发了一封公开信，通报有关人士。而前苏联的李森科则将永远为科学界所唾弃。李森科违反科学研究准则，在没有任何实验为依据的情况下，全盘否定遗传学奠基人和创建者孟德尔、魏斯曼和摩尔根等一大批科学家的工作，创建了遗传学方面的“李森科学说”。令人不解的是，“李森科学说”竟然统治了前苏联近30年，结果使其科学水平从先进变为落后。而在我国科学界，违反科学研究准则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她呼吁，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从这正反两个事例中吸取教训，绝不要为名、位、利所惑，而应为科学献身。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任定成先生说：今天与会的有的讲对立，有的讲协同，但我们不要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要研究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要心平气和地进行，应该把一些问题的不同的观点挑出来。我认为，在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学术研究中，下述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科学文化是否产生了霸权，还是人文文化有了新的形式？二、技术社会的弊端如何消除？三、目前中国是否盛行科学主义？四、科学与人文的二分法是一种讨论的便利，还是一种现实存在？五、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如何建立？六、如何评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七、什么是科学的社会标准？八、科学的大众范型与精英范型如何通约？九、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诠释”？十、在今后科学的主体际性与可检验性是否会消失？
加强科学普及工作刻不容缓
面对近年来愚昧迷信活动的抬头，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频频发生，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为了一己私利，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热衷于求神拜佛等违反科学的现象，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并进行了对策性研讨。他们一致认为，基于目前国民科学素养水平不高的现状，对全社会加强科学普及工作已刻不容缓。
何祚庥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文精神，其优秀传统之一就是许多有见解的思想家，对封建迷信都采取了抵制甚而揭露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就是孔老夫子所持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更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参与到揭露封建迷信的行列，如王充、范缜、韩愈、柳宗元等等。在当前的中国，封建迷信泛滥、伪科学盛行的现象的确堪忧。记得在50年代，著名作家老舍曾经写过一部话剧，叫《西望长安》。剧中揭露了一个假冒伪劣的战斗英雄，并以此来批评存在于我们队伍里的官僚主义。但是，这几年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水变油”等闹剧，其情节的错综复杂，故事的引人入胜，远比《西望长安》要“精彩”得多。“水变油”这一闹剧，不仅涉及一些骗子，还涉及一些“托”，涉及一些有意无意为其涂脂抹粉的科学工作者，涉及一些热心支持“新科技”的老革命，涉及一些腐化变质分子，涉及一些舞文弄墨为伪科学作伥的新闻工作者、文学工作者甚至理论工作者。应该说，伪科学决不仅仅限于“水变油”事件。因而，揭露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科学工作者和人文工作者身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加强向全民进行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工作，以从根本上揭露封建迷信、揭露伪科学。
中国科学院前化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胡亚东先生说：提倡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难，近50年政府先后做过三次科学发展规划，尽管受到“文革”的冲击，以及诸如资金、人才等问题的困扰，但科学研究仍取得可喜的成果。真正难的是用科学精神和方法对待一切事物。近些年来反科学的事物层出不穷，难以想象的特异功能、水变油、各种莫名其妙的治病方法盛行，算命问卜等愈演愈烈，即说明这一点。从历史上看，虽然这种现象从未停止过，但常常是小规模的小范围的。而我国目前某些非科学的东西很有市场。其间，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很多大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对这些现象不但不用科学的精神去分析和思考，却陷入其中，笃信并极力支持。他们竟然忘掉了原子核、蛋白质、核酸、物质守恒、能量守恒等原理。在这些非科学的社会现象面前，他们那训练有素的科学思考方法竟然完全失效。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李大光先生认为：科学素养一词来自英文，指的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基本知识、基本观点和科学价值观所具有的基本了解。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和对科学技术的普及所应达到的效果的理解差异，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当谈到“科学素质”和“科学素养”时都按照自己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进行诠释。当我们谈到科学普及时，往往在潜意识里指那些没有接受过很多科学技术方面训练和教育的芸芸众生，即“非科学家”。然而，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是某个领域的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时，另外一个领域的专业科学知识对我们来说则可能完全是陌生的，即我们也是“外行”。科学，不是从一个文化大陆上分离出来的巨大岛屿，而是一个巨大的由众多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各个岛屿之间的距离甚至超过这个巨大的群岛与大陆之间的距离。就是说，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之间的距离甚至超过科学家与“外行人”之间的距离。科学家都如此，更何况其他人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接受科学普及的不仅仅应该是一些未曾接受过很多科学技术训练和教育的民众，而应该是包括科学家乃至政治家在内的所有公民。
最终出路在教育改革
应该说，努力探求解决科学与人文脱节之现状的方法，谋求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协调、有序、健康、文明发展，是本次座谈会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此，与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了教育改革上。
任继愈先生认为：加强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秦统一前，七雄分立，今天又出现了七雄，有的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招牌称王称霸，我们又面临着七国谁说了算的问题。而我国是不在内的，他们敢于轰炸我们的使馆，无非是仗着自己国力雄厚。一个国家如果实力强，在国际上发言权就会多一些，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增强综合国力，培养人才。21世纪的人才，应该有这样几条标准：首先，爱国家，爱集体，关心集体。我们过去的教育有一个缺点，急功近利。当时，我们学苏联模式，今天看来有得有失，得的是学生经过短期教育即顶用，解决了当时急需人才问题，失的是这种模式教育出来的人才往往后劲不足。其次，应是一个懂科学的人、健全的人。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科技日报》副总编辑王直华先生提出了一个有趣而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可爱的中学生拿回了那么多的奥林匹克金奖，可为什么诺贝尔奖迄今与我们无缘？我们每年出版许多科普书刊报，可为什么科幻作品相对要少得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他认为，这已不是科学知识水平的问题，而是想象力的问题。他认为，素质科普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全民进行素质科普是培养想象力的重要手段。他说，知识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创新和整合，而创新和整合都离不开人的想象力。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想象力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培养想象力特别是原创性想象力是教育事业的任务，也是科普事业的重要目标。知识科普给人以学问与技艺，素质科普给人以智慧与能力。他认为，应该在至少四个方面对社会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素质科普：一是培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培养探索真知的兴趣。因为“好奇心是学者的第一美德”，是最基本的科学素质。爱因斯坦曾表示过，他“没有特别的天赋，只是有强烈的好奇心”。二是鼓励提问，提倡讨论。英国有句谚语，“从不提问的人什么都不懂”。杨振宁也说过，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有半个正确的想法，他的成就将不得了。三是引导学生与公众打通文理、兼顾专博、融会古今。“沟通人文与科学，观照历史与未来”，造就了多少著名科学家。四是注重非智力素质的培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朱利认为，“天才”儿童除了应该具备中等以上的智力和较高的创造性特征外，还应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兴趣、热情、自信、坚毅性、能吃苦耐劳地完成任务等非智力因素。
刘兵先生认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或许有许多途径，但在教育中引入科学史有其特殊重要性和有效性。我们应该看到，如今在各种教育中已经注意到沟通“两种文化”的重要性，如在人文学科的教学中渗入科学的内容，在科学教育中加入更多的人文的内容。我国目前大力呼吁和提倡的素质教育，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打破壁垒、沟通两种文化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早在斯诺之前，美国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萨顿就已经提出，科学史家和科学史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建造桥梁”。也就是说，对于科学史这门学科，其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可以在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起到一种沟通的桥梁作用。科学史虽然在分类中可属于人文学科（当然也有不同看法，如在中国与学位管理相关的学科分类中，它被划归理科类，但这恰恰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了两种文化的分裂的问题），同时又必然地涉及到科学，因而这门学科天然地具有一种连接与沟通的性质。以英美两国为例，在其不同阶段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早些如在英国50年代开始的科学教育改革，迟些如80年代以来更新的科学教育改革计划（像美国著名的2061计划）中，也都体现出关注弥合两种文化的努力，并且将科学史教育的引入作为重要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的做法，甚至是在中学或更早的阶段就已开始。如果将世界上这种在教育中的新观念与中国的现实情况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例如，将较新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之类的材料与中国现统一执行的科学各学科的教学大纲相比较，就会发现其间对于科学史内容的要求是极不一样的。以我国现行初中和高中的物理教学大纲为例，其中仅仅以“进行思想教育”为目的，以及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以极小的比例涉及科学史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又只限于介绍我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成就。显然，以这种方式在科学教育中引进和利用科学史的出发点就不是出于两种文化的考虑。相应地关于利用什么样的科学史，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正如萨顿在几十年前对科学史教学所作的评论：如果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进行正确的科学史教学，其结果还不如不教科学史。如果要以恰当方式进行科学史教育，以解决两种文化分裂的问题，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有两个问题必须考虑并加以解决：一是必须对科学史这门新学科在我国的基础性建设中予以相应的重视。应该说我们目前在科学史的基础性学术储备方面是先天不足的，加强我国科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建设，提高其学术水平已迫在眉睫；二是在一个自主的、有独立价值标准的科学史学科中的学术性研究，与为了教育的目的的“应用科学史”之间是存在有某些区别的。总之，为了解决两种文化的分裂问题，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在教育中引入科学史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李学勤先生认为：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科普提供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多的应该是科学精神。古代的科学知识今天看来不一定都是科学知识，而今天的科学知识将来也未必都是科学知识。但有一点是古今不变的，这就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本身更多是人文的。今天我们缺乏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而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教育特别是中小学应试教育，使学生根本没有时间看“闲书”，而往往这样的“闲书”能够增加学生的科学知识，培养他们的人文修养。美国普林斯顿的出题人早已意识到，已经没法再给中国学生出题了，因为出什么样的题让中国学生去考也能超过600分。 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现状不能得到根本的彻底的改变，什么科学、什么人文、什么科学和人文等都没有前途。
此外，与会者还就中国文化报社和江西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的20期“科学与人文对话”系列进行了研讨。不少人认为，“科学与人文对话”是个非常好的选题，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国外已经形成研究热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关注这个话题的专家学者似乎并不多，关注该话题的报刊就更少，《中国文化报》能以如此大的篇幅组织如此规模的系列对话，在中国还是头一次，的确是功德无量的事，用“开风气之先”来形容它似不为过。而且，就20期对话来讲，虽然有些话题做得稍弱，但总体看来质量还是上乘的。有学者还就“对话”中的一些具体学术观点提出了商榷，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岱年先生，就“对话”第七期《科学与传统文化》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的近代自然科学在欧洲产生不仅与古希腊文化无关恰恰相反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观点，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本文部分资料得助于阎平、刘松媛、周向阳等人根据录音整理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