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基于俄美关系的一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政治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51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6)04-0035-(05)
自80年代后期以来，俄罗斯（苏联）对外政策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而对于引发这些变化的基本动因，理论上似还没有一种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或许在这里我们还是应该尝试一下以某种经典的国际政治理论对转型时期俄美关系的演变加以解释。比如说，一直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道：“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或喜欢与否，现实主义永远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只要国际政治存在，只要有国际政治的理论研究，这种局面就不会消失。从国际政治学大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任何其他学派的崛起或发生作用，总是首先以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或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然后在论战中建立自己的有别于现实主义的论点论据体系；有意思的是，它们的消失和地位下降却并不一定伴随着现实主义地位和影响力的消失或地位下降。”[1](P169)
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源远流长，关于这些思想的各种表述从古代一直发展到当代，进而在现实主义的框架或范式内形成多种现实主义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派则包括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以及最近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几个核心假设是：(1)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2)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实力来确保生存；(3)各国拥有合法主权，但因实力的大小不同而有强国和弱国之分；(4)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5)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6)权力是揭示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概念。[2](P68-69)毫无疑问，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观念，诸如：将权力政治视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关于国际行为主体应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关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论述；关于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应当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3]等等，无论就其在理论上的奠基作用还是实践上的指导意义，都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如果说既然摩根索也认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作用之一，“就是可以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好准备。理论在这时的作用是对已经初露端倪的新的国际政治现象和这种现象的发展趋势做出说明，并提出需要做的准备。”。[4](P225-226)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关系领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对于1989-1991年间国际形势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却没能在此前做出过发展趋势上的说明或提出需要做的准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在对国际形势变化趋势进行说明时，只注重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忽略了国家内部因素的作用，而苏联的解体虽然和美苏在权力上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毕竟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另一方面，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在说明苏联解体所引起的国际关系重大变化时，也显得相当乏力，比如说，如果权力如此重要，那又如何解释苏联主动放弃了对许多权力的追求，如在美苏军控谈判中做出不对等的让步，退出在热点地区与美国的争夺，放弃对东欧的控制，甚至允许原加盟共和国的离弃，等等。[5](P99)“对现实主义的最新批评还集中在它有关冷战的结束以及对后冷战世界的解释上……它未能有效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军从中欧撤走而未发一枪的原因。现实主义理论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基于一个假设：冷战的原因是苏联权力的增强，美国及其盟友认为受到了威胁。只要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能够维持权力竞争，竞争就会继续下去。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认为，苏联已不再具备与西方竞争的实力，于是冷战结束了。冷战时期，苏联企图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前，权力分配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但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前权力分配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变化，它对东欧的控制并未遇到挑战，实际上，正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将那些实际上安于现状的东欧领导人推上“改革”之路的。[6](P1083)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产生于美苏两国尖锐对抗的冷战时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高岸为谷、深壑为陵，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面对今非昔比的国际关系，传统理论遭遇困境并不奇怪，这也迫使理论家们对传统理论做出修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而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就是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按照华尔兹的看法，“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省略掉了。毕竟这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理论。”[7](P17)只有从国际体系层次出发，才能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从体系层次出发才是整体理论，从单元（国家或国家之下）出发则是简化理论。[7](P68)他认为，不能通过研究国内状况来认识国际政治，关注国内政治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描述层次，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从组成部分的特征来认识整体并不是正确的方法。因此，华尔兹断言，只有从体系层次出发才能完整地理解国际政治。[8](P295)。
华尔兹曾不无自信地宣称：“冷战完全如结构现实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结束了。冷战植根于两极体系，只有在该系统崩溃的时候冷战才能结束。两极格局崩溃导致的结果与结构现实主义者的预期是一致的。”[7](P19)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论冷战是否真的一如华尔兹所称“植根于两极体系”，只是说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理论，即通过建立联盟或其他努力而对最强大的国家形成某种制约力量，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西欧，当时本应该通过加入苏联集团而取得与占有优势的美国权力的平衡的，但事实上所发生的却正好相反。[9](P113)但或许它还是有助于解释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的情况？尤其是当大西洋两岸渐行渐远、俄美关系龃龉不断、中美关系一波三折的时候，这些是否意味着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表现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称的朝着平衡性行为发展的总的系统性趋势？未必。因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渐行渐远的大西洋关系总还是要比俄美、中美关系走得更近；俄美关系龃龉不断的同时又常常发生戏剧性的转机；中美关系时有坎坷却也常见柳暗花明。面对着这样两种反向的趋势，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既定结构下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相似性的一面，但是它却不能够解释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的国际行为还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姑且不论上述两种反向的趋势何者最终将占据上风，而即便是前者，由此即断言无论是欧洲、俄罗斯还是中国，它们与美国关系的现状就是国际政治系统即“结构”的客观后果，或者是居于劣势的国家致力于均势的行为决定的，还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无论是欧洲、俄罗斯还是中国，它们与美国的关系的性质都具有如此复杂的背景，以至于仅仅运用以理论的“简单明了”著称的结构现实主义来加以诠释，显然是过于简单了。显然，无论是出于华尔兹的有意设计还是其理论本身固有的缺陷，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都难以对转型时期俄美关系的演变做出较为圆满的解释。决定转型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当然也包括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例如，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和军事的竞争和压力，这是其在国内开始政治经济改革进而在外交上作出调整的一个重要背景。但是，如果说苏联内政外交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就是由苏联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却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如果说80时年代中期苏美力量的对比呈现出不利于苏联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实际上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就存在着，为什么此前居于势弱一方（甚至相当长时期里在苏美力量的对比中苏联比80年代中后期处于更大的劣势）的苏联就敢于向美国叫板，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一下子就变得那么驯顺呢？从苏联解体到现在，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但其在国际事务上的行为方式却远非一以贯之。俄美关系就经历了90年代初的所谓蜜月时期，90年代末陷入低谷，新世纪初一度又峰回路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演变，根本的原因显然还要从国际体系层次之外去寻找。
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革新还远远代表不了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概貌，它还包括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政治现实主义的挑战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
与强调物质性权力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这些新兴的国际政治理论将注意力转向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意义。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从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它们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可以降低国家间战争的危险，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因此，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现实主义理论提出的挑战还启迪和激发了另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建构主义。在建构主义理论看来，无政府性并不是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它本身也是国际社会成员在其相互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因此，无政府状态是观念的体现，并不是不可变更的客观事实，它完全可以有多种逻辑内涵：既可以是敌对冲突，也可以是友好合作，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如何去建构它们之间的关系。主体间的实践活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形成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
作为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三大流派的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国际体系和作为国际体系单位的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因此，对国际体系特征和单位特征所包含的内容也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三者的共性是作为体系理论，均强调体系特征是发生作用的因素，单位特征是受到这种作用影响的因素，体系特征的变化导致了单位特征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设定的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体系结构，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导致国家的冲突或合作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设定的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制度，强调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导致国家不同行为和不同行为取向的是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建构主义设定的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文化，强调国际体系中共有知识或观念的分配对国家的作用。[10]
不可否认，作为体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一些重大国际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它们同时也存在着对许多国际政治现象说明不清、解释乏力的缺憾。体系理论将国内因素完全排除，忽略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国家身份的界定、对国家利益的形成、对国家对外行为的作用。结构现实主义自不待言，即便是自由制度主义，也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建构主义也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这说明三大体系理论都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显然国内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的作用是要超过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的规约作用的。毕竟，国家往往是基于其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来来确定国家的需要、利益和目标，评判外在环境的。因此，国内政治和社会特征对外交决策常常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外在的刺激因素往往提供了政策形成的时机，但正是内部因素塑造和规定了对于外在刺激的具体反应。因此，国内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不仅不是微不足道的，往往还是至关重要的。体系理论出于建立国际政治理论的需要，刻意忽略国内因素，虽用心良苦，但恐怕只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理论尝试。
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表现出一种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多重视角、多种层次研究的趋势，它给予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但反过来说，不同的理论针对不同的对象也具有各不相同的解释力。因此将国际体系与国内因素结合起来，应该是能够对国家的对外行为作出最圆满地解释，而这本来就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之一。50年代沃尔兹就分别在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上分析了国际战争发生的原因。[11]约瑟夫·奈在谈到如何理解国际冲突的方法时也提出，有意义的解释通常都把国家或社会分析层次同国际体系分析层次结合起来。体系层次的分析是从外部来解释问题，也就是探讨整个体系如何制约国家的行为；国家或社会层次的分析则是从内部解释问题，也就是通过内部发生的事情来解释结果。虽然在他看来，体系层次的解释最为简明，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分析的起点，但是，他也提出，“如果体系层次的解释被证明是不恰当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体系内部的单位，增加分析的难度，直至得到合理的解释”。[12](P54-55)
就转型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发展演变这个特例而言，从什么视角，选择哪种变量才算得上是一个好的分析起点，并且能够恰当地对转型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发展演变做出解释呢？本文倾向于认为，俄罗斯转型时期最重要、最关键的变量是国内政治的变化，相应地，在所有决定转型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发展演变的因素中，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变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较之俄国在冷战后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化和国际制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俄国国内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内部因素无可置疑地要重要得多。这种重要性体现在转型时期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轨迹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演变具有极其明显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主要表现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既对俄外交战略的定位及对外政策的确定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而且，作为俄罗斯对外关系优先方向的美国，甚至包括西欧，其制订对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依据也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
90年代初布热津斯基曾预言：“俄国必须先经历漫长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样漫长的民主稳定过程和更加漫长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然后不仅在中欧、而且特别在前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以后，与美国的真正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13](P137)十年以后，这个漫长的过程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俄美关系仍然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前景。俄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西方以及成为一个健康和建设性的伙伴取决于这种转型如何继续得以推进”。[14]在这些研究者看来，俄美现在只是具有了伙伴关系的肤浅表象，但危险仍然存在着。如果权威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在俄发展，如果它的经济继续危险地倚赖于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出口，或许有一天房子就会坍塌下来。因此，俄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发展演变。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一国的外交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这句话多少被视为外交学的一条‘公理’”。[15]然而长期以来，这条“公理”却被人们所忽视。其原因有二，一是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毕竟起步晚，在开展学术研究之初，人们关注的必然只是一些相对具体和比较表层的东西；二是中国国际政治理论起步较晚，使得西方特别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事实上成为我国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理论。这种现象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成熟和向纵深发展，正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能再像现实主义那样，将国内政治的丰富内容置于研究之外。”[16]。
德·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17](P3)因此，学者们在宣称自己对已经如此“多产”的人类精神又增添了什么新的“发现”，须得慎重行事。如果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外交学的“公理”曾经被人忘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回归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