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上海博物馆征集青铜器菁华
文／胡嘉麟
2007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通过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修订版）》对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常设机构，向公众开放，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该章程将征集列为博物馆的五大工作之首，这是因为藏品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到博物馆的业务水平和社会效益，是博物馆所有工作得以有效开展的基础和源泉。
其中，分散决策用上标d来表示，集中决策用上标c来表示，利益协调分配机制用上标h来表示，最优决策用上标∗来表示；分散决策下，系统的总利润函数为：
新世纪上海博物馆积极贯彻和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本着补充和完善藏品体系的宗旨，抢救国内流散和海外流失珍贵文物青铜类总数394件，其中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9件，种类包括商周青铜礼器、兵器和装饰品，汉唐铜镜、度量衡器和生活用器等。下面着重介绍几件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青铜器精品。
一、小臣系卣
小臣系卣（图一），通高49.2、器高46.7、口横15.5、口纵12.5厘米，重14.9千克。此器呈长方形，子母口，盖作屋顶形，盖沿下折罩住器口，盖沿四周装饰两两相对的龙纹，以短扉棱为中心对称。四角的扉棱向上延伸至盖面、盖钮，向下延伸至颈部、腹部和圈足。盖面四坡饰兽面纹，粗眉大耳，獠牙呈交错状，体躯省略。整器纹饰均为高浮雕，不施地纹，眼睑、鼻梁用阴线勾勒。盖顶饰四组朝向盖钮的兽面纹，仅用阴线勾勒。中央为屋顶形盖钮，钮柱有二道弦纹，四坡同样装饰向上的兽面纹，主纹凸起。
结论：程序所得数据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加热的功率越大，室内升温越快，加热一段时间后，达平衡，温度趋于不变。
方卣的颈部内收作斜坡状，以浮雕兽首为中心对称有S形卷龙纹，龙角粗壮，龙口朝下。肩部下折为器物最大径，腹壁逐渐下收，接有外侈的圈足。腹壁主纹为大兽面纹，椭圆形的兽目，粗眉大耳，口内有交错的獠牙，体躯和兽爪呈分解式，其结构仅占狭小的空间。腹壁上端与圈足纹饰相同，均是两两相对的鸟纹，以短扉棱为中心对称。颈部两侧设圆环套铸提梁，圆环外附兽首饰，兽角为两条卷龙，装饰华丽，吐舌上卷，舌外侧饰蝉纹。扁平状的提梁外侧饰交叠的双首龙纹，一端龙首大，一端龙首小。提梁内侧饰变形兽目纹，以兽目为中心，卷云纹体躯向两边展开。前后边沿还装饰有细小的鳞纹。此器形制与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兽面纹卣相同，时代均在商晚期。在流行三层满花装饰的大背景下，这件器物的纹饰显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干净与素雅，别有一番味道。
在21世纪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新时代中，有关领导力的出版物不少，而《论领导力》一书是领导力学术界的一朵奇葩，读此书的人对其评价是“喜欢其中的思想和醍醐灌顶的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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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臣系卣器、盖同铭三行16字，铭文隶定为“王锡小臣系，锡金在寝，用作祖乙尊，爻敢” 。小臣是商周时期的一种职官，在王朝礼仪活动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充当王与贵族交流的中介，并且担任管理王室内外事务以及随从征伐。铭文中“系”是器主，“爻敢”为族徽，表明“系”是“爻敢”家族的一员，铭文大意是讲，王在寝赏赐给小臣系铜料，系用来制作祭祀祖乙的祭器。小臣系的器物还发现于河南安阳侯家庄M1003，这座墓葬的墓主人是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出土有一件石簋铭刻“小臣系”，证明此人应该是帝乙的近臣。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还不断丰富着我们的认识，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9和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6都出土有“小臣系”铭文的玉器。两座春秋早期的墓葬何以都会出现商代玉器？根据史料记载，武王伐商“俘商旧宝玉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这些战利品后来被赏赐给诸侯功臣。小臣系玉器就是给虢国和芮国的赏赐品，世代流传直至随葬于国君墓葬中。
交龙垂鳞纹鼎（图五），高56.2、口径56.3厘米，腹部最宽处为73厘米，重52千克。敞口，窄平折沿，厚方唇，无盖，外撇的双耳附于口沿内壁，腹中部内收呈束腰状，深腹，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大平底，底径大于口径，下置3个粗壮的蹄形足。此器具有显著的楚文化因素，束腰的特点不见于楚文化以外的区域。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M2出土的王子午鼎与此器的形制较为相似，不过这件鼎的束腰程度不及王子午鼎，垂腹则更是明显，其时代应稍晚于王子午鼎，大体在春秋晚期。
二、豫角
图一∶2 小臣系卣拓片
图一∶1 小臣系卣
图一∶3 小臣系卣铭文拓片
伯遊父
的器形和纹饰具有春秋中期黄国青铜器的地域特征。在肩颈连接处还铸有一周铭文共35字，其中重文二：“惟五月初吉丁亥黄季氏伯马颈君遊父作其尊
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根据本馆所藏伯遊父壶和伯遊父盘铭文作“马颈君伯遊父”，伯遊父 铭文作“黄季之伯遊父”。因此，完整称谓铭文应该是“黄季氏马颈君伯遊父”，
铭的“伯”字误被前置了。器主是黄国季氏中封邑在马颈的伯斿父，这种以“国族+氏称+封邑+行称+字”的完整称呼格式在青铜器铭文中十分少见，也是黄国青铜文化极富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
整器纹饰均以凸起的线条勾勒，以精致的云纹填充其中。两尾的长蕉叶纹内饰倒置的兽面纹和云纹，以兽首浮雕或兽首鋬为中心饰对称的短蕉叶纹，内饰云纹。腹部两侧饰外卷角兽面纹，兽目圆突，兽角、身体均为凸起分散的线条。三足外侧为细长的蕉叶纹，内饰浅平细腻的云雷纹。盖面纹饰以半环形钮为中心对称分布，内侧纹饰为相背的兽面纹，与尖尾纹饰相对应，外侧纹饰为平面的犀牛首纹饰，与鋬首浮雕纹饰相对应。此器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所藏的宰椃角、1967年甘肃灵台白草坡M1出土的
册父丁角形制、纹饰都十分相似，应该是西周初年的器物。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迁移，前人还是做了很多的实证研究，但也存在有些学者只是简单地总结前人的研究，自己没有真正去做实证研究。另外学者们关于正迁移做的实证研究比较多，负迁移做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可能与正迁移在二语习得中逐渐受到重视有关，未来学者们可以在负迁移领域多做些实证研究。
图二∶1 豫角
图二∶2 豫角铭文拓片
豫角器、盖同铭二行7字，铭文隶定为“豫作父乙宗尊彝”，鋬内还有一字族徽铭文“鸟”。豫是器主，为祭祀父乙所做的宗庙祭器。根据香港御雅居所藏同一人作器的豫卣，也有相同的族徽，可知豫属于“鸟”族成员。这个族徽在山东和陕西发现较多，可能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群有关。
在传世和出土的120余件青铜角中有盖者极少，其数量不足20件，稀有程度可见一斑。另外，此器最大的特色就是青铜艺术中并不多见的犀牛首装饰。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小臣艅尊，器物整体作犀牛造型。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四祀 其壶，提梁两端作圆雕的犀牛首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商代甲骨卜辞中多有“获兕”的记载，最多一次猎获有40只犀牛。说明在商代黄河流域犀牛是比较常见的动物，工匠将之转化为一种艺术形式。
伯遊父
（图四），高36.3、口径25、肩径46.3厘米，重26.5千克。口沿微敞，平折沿，短颈，斜肩较广，折肩腹部下收为平底，平底略有内凹，肩部两侧设有衔环的兽首耳。
，这种器形是从罍形器蜕变而来，大约出现在西周晚期。小口、短颈、圆肩、深腹等基本特征仍是西周时期
形器的主要形式，但是腹下部的鋬已经不再设置。上海博物馆所藏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仲义父
是西周时期
形器的典型样式。春秋早期以后，
形器的形制开始发生变化，在基本造型仍然延续西周晚期样式的基础上，颈部开始缩短，广肩下折，腹部变浅，腹壁斜直下收，器物的整体比例趋向于粗矮状。这个时期的形器正逐渐摆脱罍形器的束缚和影响，发展并确立自己的风格。伯遊父
就是春秋早中期
形器独立样式的典型代表。1975年河南信阳潢川出土了5件春秋时期黄国的青铜
，除双耳的形式稍有不同，形制与伯遊父
十分相似。
三、芮伯壶
芮伯壶（图三），高40.3、口径11.2厘米，重6.95千克。直口、设高盖，盖子口插入器母口，盖沿装饰有8只圆雕的蝉纹，蝉纹横置等距离同向排列。盖顶设宽大的捉手，捉手直径超过口径，捉手内底装饰有盘旋的鸟纹，鸟目圆突，勾喙下弯，身体饰以重环纹代表羽毛，刻划得十分精致。
In Eq. (2) the TMC band gap Eg, AlGaAs can be obtained by an interpolation between the band gaps Eg, GaAs of the two binary materials with the Al component x[14]
壶的颈部较长，腹壁从腹上部缓缓外侈，至腹下部外鼓低垂。外撇的圈足较大，有折沿。颈部上端装饰有一周波曲纹，这种波曲纹从山形纹饰演变而来，与西周时期比较常见的流畅圆转的波曲纹略有不同，整体纹饰表现为三角形的尖锐感。波峰和波谷之间装饰有云纹，细密的云雷纹衬底。颈部两侧有浮雕小兽首作贯耳，同行装饰有4只横置的蝉纹。腹部为十字络带纹，络带纹分割有8个区域均装饰相同的波曲纹。由于络带纹的横带正处于腹部最大径，因此出现上半区较长，下半区较短的特征。络带纹不施纹饰，装饰圆雕的蝉纹，前后的竖带各装饰有5只蝉纹，左右的竖带因为有浮雕小兽首占据位置，各装饰有4只蝉纹。横向络带纹4个区域各装饰3只横置的蝉纹，共有12只。最后在圈足装饰有8只横置的蝉纹，与盖沿纹饰的数量和样式相对应。此器腹部低垂的样式与1960年陕西扶风法门寺齐家村窖藏的几父壶近似，时代应为西周晚期。
芮伯壶器、盖同铭三行8字，铭文为“芮伯肇作釐公尊彝”。釐为谥称，釐公即芮伯之父，这是芮伯为祭祀釐公所做的祭器。此器原为端方旧藏，著录于《陶斋吉金录》。流落日本收藏于细川护立氏，后来又被英国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齐购得，2011年由国家重点珍贵文物专项经费征集。这件器物的重要性在于通体装饰50只圆雕蝉纹饰，是商周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孤品，弥足珍贵。铭文记载器主芮伯为芮国国君，目前发现的63件芮国铭文青铜器中，西周晚期的芮伯器仅有3件，对于探讨芮国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伯遊父
青铜角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退出青铜器发展序列。其使用等级较高，一般出土于中型墓和大型墓，与普遍随葬青铜爵的情况迥然不同。在商代礼器制度中，一方面是觚角组合与觚爵组合相互替代，通过祼酒器数量标识墓主人的身份。例如安阳郭家庄M160、滕州前掌大M119等。尤其是郭家庄M160出土十套觚角组合，青铜角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相同，仅大小略异，显示了墓主人具有极高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是铜角与铜爵同出，起到提升祼酒器地位的作用。
伯遊父
的肩部和腹部装饰有两种结构略有不同的交龙纹。交龙纹用印模拍制而成，肩部的龙纹分三层交错排列，龙体交缠，为三叠式的交龙纹，在一个纹饰单元内共有7条龙纹，除沿印模线的直立龙纹做张口状外，其余龙纹均作吐舌状。腹部的交龙纹分两层，龙首与龙首之间排列整齐，下层龙纹作吐舌状，但是其上唇好似象鼻，极长作内卷状与上层龙纹的龙体相交，延伸至上层龙纹的口部，对映上组纹饰来看，犹如上层龙纹的下吻。整体纹饰的龙纹的龙目作圆瞪状，皆高凸于器表。这种三叠式和二叠式的交龙纹在春秋时期的江淮地区比较流行，高凸于器表的目纹也是这个时期青铜器上比较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装饰。在两侧兽首耳的衔环上还饰有一圈鳞纹。
豫角（图二），通高26.6、器高22.5、口长18.8、口宽9厘米，重1.44千克。此器设盖，盖顶设双头龙形半环钮，龙角呈螺旋状高耸，宽吻噬住盖脊，圆拱的体躯有一道凸起的背脊。这种双头龙形钮的造型还见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牛鼎的盖面，具有西周早期的艺术特征。盖脊中线有折棱，盖面两侧呈对折状，两尖微微翘起正好与器口相合。器口沿呈弧形，尖尾形两侧有明显的范线，卵形腹下承扁三棱形锥足，腹部一侧设犀牛首鋬，大耳圆竖，吻上排列有大小两角，反面相同位置饰犀牛首浮雕。
五、交龙垂鳞纹鼎
青铜卣多圆形器，少方形器，根据数量统计方卣不足20件。并且在传世和出土的600余件青铜卣中，通高超过40厘米的大约15件左右，超过50厘米的仅有3件。小臣系卣通高将近50厘米，究其尺寸来说可列入前五名，而且还是方卣中最大的一件，其珍贵性自然不难言喻。小臣系卣原为吴大澂旧藏，著录于《愙斋集古图》。后来被日本著名古董商坂本五郎收藏，著录于《不言堂中国青铜器清赏》。因此，这件器物是历见著录、流传有绪的国宝重器。2010年日本不言堂准备拍卖此器，上海博物馆为防止国宝再次流失，与之洽购抢救回国。
图三∶1 芮伯壶
图三∶2 芮伯壶铭文拓片
图四∶1 伯遊父
图四∶2 伯遊父
铭文拓片
器物口沿以及附耳内外侧饰浅浮雕的变形交龙纹，龙纹交缠且作回旋状的小羽翼，高凸中空的龙目仍沿袭了春秋中期的装饰风格。口沿下饰有双勾的交龙纹，纹饰呈凹槽状，中腰部有一道饰有绹纹的箍状弦纹。下腹部装饰有四周层层相错的垂鳞纹，上边两周垂鳞纹上有细线的交龙纹，下边两周则是双勾的交龙纹。足根部饰一组圆目高突，扉棱作鼻的兽首，足根部的兽首以及下蹄端均装饰有浅浮雕的变形交龙纹。腹部饰等距的6条卷曲的龙形附件，龙首做回顾状，凸目圆睁，鼻部上卷，阔口旁一对獠牙向内卷曲，头上有一对弯曲盘旋的双角，尾部上卷亦有弯曲对称的枝杈形装饰，龙的双足与器腹相连接，龙体布满精美的细线交龙纹和浅浮雕交龙纹。
此器造型雄伟，庄重典雅，失腊法铸造的龙形附件表现了杰出的铸造工艺。2002年河南叶县许灵公墓出土了3件春秋晚期的鼎与此器形制、纹饰完全相同。这种类型的鼎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和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均有发现，自名为“ ”，即是升牲之鼎。《仪礼正义·士冠礼》载：“凡牲煮于爨上之镬，谓之亨，由镬而实于鼎，谓之升。”升鼎是两周时期用鼎制度的核心，使用的数量直接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图五 交龙垂鳞纹鼎
六、透雕蟠龙纹鼓座
透雕蟠龙纹鼓座（图六），高30、腹径59、底径53厘米，鼓柱插孔内径为8.4厘米，重37.9千克。鼓座呈半球体，其下有一段直壁的圆形圈足，正中突起的空心圆筒用于插放鼓柱。在半球体的鼓面上，攀爬着12条作相互噬咬状的圆雕蟠龙：3条龙的龙首和龙身朝下，龙尾盘绕于空心圆筒的周边，龙口咬住圈足上攀爬之龙的龙体；3条龙的龙首和龙身弯曲朝上，龙尾盘绕于圈足之上，龙口咬住朝下之龙的尾部；还有3条龙围绕鼓座一周攀爬于圈足上部，龙口咬住朝上之龙的尾部。在其翘起的龙尾下又有3条小龙，圆雕的龙首口衔大圆环，高浮雕的龙体匍匐在鼓座面上。12条大龙的双目圆形中空，原来应该镶嵌有绿松石。龙角的两端为空槽形，估计也应该插有相应的装饰物，可惜现在均已不存。空心圆筒作相叠的箍状并饰有重环纹，鼓座的台阶形半球面上饰有细密的羽翅纹，圈足直壁上则装饰有四行头尾相互倒错的变形卷体龙纹，龙目突出器表，圈足底边饰有一周绹纹。这件鼓座造型独特，构思奇巧，又颇具庄重雄伟之气势，鼓座上的蟠龙均为立体镂空圆雕装饰，显示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
鼓是中国古代主要的乐器之一，属于八音中的革类。《隋书·音乐下》载：“革之属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人悬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盖殷作所也。”这段关于鼓的时代描述不甚准确，却也说明了商周时期放置使用的几种方式。1980年安徽舒城县九里墩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鼓座自名为“隽鼓”，“隽”可读做“晋”，晋鼓即为建鼓，《国语·吴语》曰：“十旌一将军，载常建鼓”，韦昭注：“鼓，晋鼓也。”1981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鼓座，经残留遗迹修复后得知，这是由两端蒙皮的横筒形木腔鼓、木质鼓柱和青铜鼓座组成，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就是文献记载的建鼓。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所知建鼓座不超过10件。而且均是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的诸侯国君或夫人以及少数僭用诸侯之礼的权贵墓葬中出土，一般的贵族墓葬中尚未发现，可见其使用等级是相当高的。鼓座上这种圆雕蟠龙的形象虽然是前所未见，其风格特点还是具有强烈的晋文化因素。鼓座上的羽翅纹以及圆筒外壁的重环纹装饰与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纹饰相似。因此，这件鼓座也应该是春秋晚期晋文化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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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和“源”。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曾做出重要指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上海博物馆从马承源先生开始，在文物征集过程中始终坚持贯彻和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为博物馆事业的生命线，始终坚持鉴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工作，为博物馆事业在新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
图六∶2 建鼓复原图
图六∶1 透雕蟠龙纹鼓座
(责任编辑：阮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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