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1]2016年在《新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4）》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实行向苏联大量派遣留学人员的政策,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尝试性的制定了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人员的政策,这期间虽然出现了“文革”时期出国留学政策相对停滞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摸索性的工作还是为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留学管理奠定了基础,为留学活动的繁荣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全方位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为中国当代留学活动注入了新的元素。现阶段,在国家出国留学政策的总体框架内,出国留学政策已经逐渐演变和发展成为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单位公派出国留学、自费出国留学以及留学回国发展四个方面的二级政策。可以说是这四个系列的二级政策共同或交叉构成了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总体框架。这四个系列的二级政策又是由若干具体的叁级制度和规定(常以《通知》、《意见》、《办法》等形式呈现)分别或交叉组合构建而成。如果某项二级或叁级政策不切实际地过于狭窄或滞后,将无助于支持业已成熟的我国总体出国留学政策的正常运行。因而,不断调整和完善各个层面的出国留学政策是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从留学活动发展和留学政策演变的轨迹来看,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大致从21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发展期”。留学活动的空间和规模越发宽广,其流动性已经发展为留学政策变迁的新常态,并逐渐成为人类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融和和双向互赢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将从政策变迁的视角探讨了66年来中国出国留学政策从起步阶段到尝试性恢复阶段,从艰难曲折阶段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力提升阶段,从粗放式政策阶段到精益化规范阶段的发展历程。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国留学政策的曲折演进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留学活动66年来的变迁趋势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给当代中国出国留学政策的优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应当吸取的教训。本文共分引言及正文五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本选题的研究背景、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对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类学的梳理,包括基本概念的研究现状、政策变迁理论的研究现状、留学政策存在问题的研究现状、留学政策变迁原因的研究现状、解决留学政策变迁问题的研究情况等等；本研究基本遵循历史主义的分析理路,构建了前后相续的逻辑框架；对于研究中观学术问题的一贯做法,本文对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问题的研究也使用了诸如文献学方法、词源学方法、马克思主义语境研究法、实证调查方法、全媒体方法等多种方法,借鉴了第四次科技革命最为流行的云计算技术、宏媒体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算法优势；文章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把叁大政策变迁理论应用于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科学的结论,但受语言翻译学传播机制和传播规律的制约,使得某些结论存在实际适用上的时空限制和政策局限性。基于学术研究科学性的考虑,本文在第一章首先界定了“留学”、“出国留学”“公费留学”、“自费留学”、“留学政策”、“留学法规”、“留学制度”等基本概念,接着对引发出国留学政策不断变化的经济全球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科教兴国理论进行了关联性阐述。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国留学活动必然受制于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政策变迁,所以本文在第二章系统论证了倡导联盟理论、多源流理论和间断-均衡理论对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的作用和影响,并藉此得出出国留学政策由均衡到失衡、由失衡到创新、再由创新造就新的均衡的基本变迁规律。历史遵循着不断更新的自然变迁规律,同样道理,中国出国留学政策也经历了政策初步确立阶段(1949-1956)、政策探索实施阶段(1956-1966)、政策曲折停滞阶段(1966-1977)、政策恢复调整阶段(1978-1992)和政策规范发展阶段(1993-)等几个阶段。对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基本路径的梳理构成了第叁章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的面向未来,对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过程的论述是为了总结出国留学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普遍原因和主要成效,以利于国家相关政策部门能够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出国留学政策。基于对中国留学政策变迁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均衡问题、归国人员管理环节薄弱的问题、政策执行环节漏洞的问题、政策的国际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文章指出政策变迁的价值结构过于单一、缺少对政策变迁规律的正确把握、缺少对政策变迁动力的科学认识、缺少对政策变迁过程的系统研判、参与政策变迁的主体结构不够合理是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对上述问题和原因的分析构成了第四章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了找到促进中国出国留学政策新均衡的主要措施,本文第五章提出了五大具体措施,即重塑政策的价值目标结构、充分重视政策学习的实践意义、科学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因素、准确把握政策变迁的基本过程、完善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变迁的体制机制。措施的提出不一定对政府核心留学决策层产生影响,但至少可以给相关的决策人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李平[2]2003年在《当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与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留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由出国留学教育和来华留学教育两个部分组成，是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主要形式。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留学教育已从单纯的人才培养向产业化转变，在20世纪70、80年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且被称作“无烟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留学教育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担负起了培养大批优秀人才、缓解高等教育供需矛盾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少年踏上出国留学之路，给中国带来了人才、资金流失等问题，来华留学作为高校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也还没得到重视。 加入WTO后，中国教育必须履行对教育服务的承诺，对教育的开放度自然越来越大，西方国家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在中国招收留学生)正呈现出强劲的势头，中国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对外封闭的教育正在被冲破。面对这一挑战，如何迅速做出反应和进行必要的准备，加强对出国留学的管理和人才回收工作，是摆在中国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机构面前的紧迫任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作用的上升，来华留学将会得到发展。我们必须树立应有的市场意识，尽快建立系统、规范的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制度和法规体系，使其健康地发展。
岳婷婷[3]2015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叁位中国少年在美国教师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掀开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此后的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近代留美生大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文化品位高、知识结构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指示,留美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底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留美教育正式重启。改革开放以来,留美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中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新一轮留美热潮。伴随中美外交关系的变化与两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经历了恢复与迅速发展(1978-1988年)、遭遇顿挫与回暖(1989-1997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1998-2006年)、深入发展与繁荣(2007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留美教育的发展虽偶有挫折,但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总体而言,留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留美教育恢复之初,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因长期封闭而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解决留学生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两国政府、一批中美热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以及民间各种基金会组织,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发起实施了多个赴美留学项目,选送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从而使赴美留学工作打开了局面。当代留美生的数量多、质量高、领域广。从留学规模看,1978年以来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已逾146万人,占同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从留学层次看,留美生中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从留学领域看,选择读科学、技术、工程、商科等专业的留美生人数最多。此外,中美两国趋向宽松的留学政策及中国国内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留美本科生人数激增,留美中学生也显着增加;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从自身需求和兴趣出发;留学渠道从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向大众化、低龄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留美教育的持续发展、留美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二者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留美生为美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留美生的学费和日常消费促进了所在学校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大量留美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创新创业,成为当今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留美回国人员凭借其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海归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奋战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留美生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赖继年[4]2012年在《留英生与当代中国》文中认为1877年3月，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中国近代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民国时期，留英人数增多，规模也不断地扩大，“海军留英”及“庚款留英”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制定了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许多留英生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回国。建国初期，因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始终与美国一致，所以中国没有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教育交流活动。1954年6月，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6年，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名留学生，新中国的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文革”爆发后，留英教育工作中止。1972年3月，中英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留英教育得以恢复。这一年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16名留学生。此后，中国每年向英国派出少量留学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4月17日，31名留学生赴英学习，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工作正式启动。此后，留英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0年代初，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也应时而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运行十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而且也改善了中英关系。1986年，国家调整了留学政策，留英生的层次愈加高了，质量得到了保证。1990年代，国家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并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一时期，留英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自费留英生越来越多，成为留英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赴英国学习相对应的是留英生回国。留英生回国后参与了社会建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留英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们对传统的专业进行改造，并引进了新的专业，建立了新型实验室和研究所。在高校教学方面，他们编写了新教材，开设了新课程，并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不断地开拓进取，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绩。一些留英生还担任了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各自的学校进行了改革。留英生还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教育、文化等正处在恢复发展阶段，科研条件较差，留英生开始了艰苦的科技创业。他们从组建实验室开始，将西方的先进知识引入中国，并发展之。中国的科技水平也逐渐恢复并有所提高。1990年代后，中国的科研条件有所改善，极大地方便了留英生的科技创业。留英生进一步引进新知识、新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推出了“百人计划”，入选“百人计划”的留英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留英生还在“863”计划、“973”计划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技精英群体——留英院士群体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也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他们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推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980年代，一些留英生转变了观念，开始自主创业。1990年代，回国创业的留英生逐渐增多，他们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进入21世纪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不断完善，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越来越多。在政府的引导下，留英生创办了许多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留学生创业园。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对留英生的创业行为进行了评价。留英生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人际关系问题、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学术环境问题、创业园融资问题，创业园建设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留英生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程家福[5]2009年在《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研究（1950-2007年）》文中提出来华留学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动力。然而，重规模轻结构的现状非常不利于来华留学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目前，对来华留学结构的研究尤为欠缺。故，本研究以教育结构为视角，分析建国以来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的演变过程，总结经验，探寻优化结构的有效措施。因此，教育结构就成为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在来华留学教育结构中，国别结构、科类结构和类别结构又是其重中之重。本论文在勾勒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国别结构、科类结构和类别结构的演变过程、特点、成因及其相互关系等，并据此提出优化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的主要对策。本论文基于大量的一手资料，综合运用了统计分析、国际比较、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通过对建国以来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的历史考察，有如下研究发现：1．政治因素对留学教育结构的影响力逐步减弱，经济因素日益增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接受留学生的数量、国别、专业和类别等，完全由我国政府根据政治和外交工作需要来确定。改革开放之后，以服务经济建设为指针，国家逐步打开了自费留学通道，越来越多的各国留学生可以根据社会和人才市场需求，自主选择来华学习。经济因素对教育结构的影响力较以前明显增强。2．留学生国别分布从单一走向多样化，周边国家已成为生源大国文革前，我国主要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70年代主要接受第叁世界国家留学生；80年代第一、二世界国家留学生增长较快；90年代后留学生国家分布范围更广，来自我国周边国家的各类别留学生占总数七成以上，且主要集中在韩、日两国。来自周边国家的学历生和非学历生占总数的比例都比较高，欧美国家短期生和普通进修生等非学历生的比例较高。3．留学生科类分布的主体由理工转向人文学科，汉语言超过总数的六成建国后留学生科类结构变化经历了“理工科占主体”、“理工科与文科并行发展”、“文科占主体”和“从‘学语言’向‘学专业’过渡”四个历史时期。目前留学生科类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科，理工科规模较小。4．留学生类别分布的主体从学历生转化为非学历生，普通进修生规模最大70年代以前“本科留学生占主体”；80年代“短期生占主体”；90年代“短期生和普通进修生跃居前两位”；到本世纪初“普通进修生、本科生、短期生占据前叁位”，非学历生在留学生总体中占主体地位，普通进修生规模一直保持领先。普通进修生和短期生主要学习汉语言、文学和管理等学科，研究生、本科生的专业分布相对分散。5．与发达国家相比，来华留学生科类分布不均，教育层次较低在科类分布上，发达国家外国留学生主要学习理工科专业；来华留学生学习文科占七成，理工科比例较小。在教育层次上，发达国家的研究生约占学历生的40％；来华留学生中非学历生占60％以上，研究生占学历生的比例不足20％，本科生占80％。6．优化留学教育结构的基本策略基于对来华留学教育系统的全面分析及留学教育结构存在的问题，本论文提出了优化留学教育结构的两条基本路径：一是采取制定留学教育发展规划、完善留学教育政策、加强对留学教育的结构性指标考核、实施留学教育产业化等宏观措施；二是采用学科战略、类别战略、抓好本科教育、对外汉语教学以及发挥重点大学的接受主体作用等微观策略。
田谧[6]2017年在《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发展史研究（1840-1937）》文中提出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商业总体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商业教育更是被排除在正统的学校教育之外,只能以家庭教育和学徒制形式得以延续并缓慢发展。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小农经济遭到破坏,近代工商业出现并逐步受到重视,学校商业教育才在中国出现并发展起来,并最终纳入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内。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从产生到发展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成型阶段、制度确立阶段以及进一步发展阶段,每一阶段的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都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从横向看,社会政治变革、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政府的商业政策,都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从纵向看,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从萌生以后,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在办学层次、教学内容、管理体制等诸方面不断完善和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为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发展商务”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缺乏近代商业学科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商业知识教育杂糅于外语教学内容中,洋务学堂、教会学校中的商务英语教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嚆矢。其中,张之洞在自强学堂中开展的商业教育活动是洋务派进行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典型案例。甲午战争结束,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并提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和“恤商惠工”的新型观念,催生了正规的高等商业教育机构的崛起。这一时期在南京建立的江南储才学堂所进行的商业教育活动,从教学层次与科目等方面来说,已具备诸多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特征,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逐步成型。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政府再次启动全面改革,开始“新政”。“新政”期间清廷不仅通过建立近代商业行政管理体制,制定各种保护商业发展的法律规程,鼓励成立各种商会组织等手段促进“重商政策”的落实,还在壬寅癸卯学制中确立了商业教育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制度的确立。民国成立以后,国体政体的变更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及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近代性的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促使高等商业教育不断改革和发展。经过民国初期在实业教育变革带动下的初步改革,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实施,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彻底实现了制度的现代化,从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工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府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到抗战前,高等商业教育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中国高等商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制度化不断增强、借鉴性和本土性同时并存、受商业政策与商业发展状况影响明显等特点。其成就主要表现在逐步形成了完整教育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与城市发展相互促进等方面,同时也存在办学经费的匮乏、区域发展不均衡等明显的局限。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办好高等商业教育,必须坚持办学特色、鼓励民间投资办学、注重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特别是国家要制定政策鼓励商业发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高等商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胡中波[7]2016年在《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力图从中美关系的历史出发,探讨自近代以来每个时期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的互动情况。同时,考察影响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演进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促进因素和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从而为排除干扰,推进当今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以服务于实现“中国梦”和推动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具体内容如下：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缘起、以往研究成果的综述和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文章结构、研究方法,介绍了论文所要开展的新尝试。第一章主要论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文教活动与早期中美关系。本章从近代中美关系的发端开始谈起,历经中美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等重大中美关系历史事件。论述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后,美国传教士随之来到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传教士在华开展文化、宗教、教育乃至政治等方面的活动,教育活动是他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着力论述中美关系最早如何开始?传教士在何种情况下来华?传教士如何将宗教和教育结合起来开展活动?美国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会教育对早期中美关系有何作用或影响?第二章主要论述19世纪中叶至1881年的幼童留美与19世纪后期的中美关系。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洋务运动注重向英、法等西方先进列强学习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向同属西方列强的美国学习。在容闳等人的积极促推下,在清政府出于国际关系大背景的考虑下,同时,在美国对中国派人留学美国的认可和支持下,中国官方举办幼童留美计划,开始了规模化的中美教育交流活动,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本章重点考察中美两国对推动幼童留美的考虑和动机,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与当时的中美关系甚至国际关系的大背景有何关联?美国对中国派人留学美国是何态度?有何政策?存何动机?以及幼童留美计划后来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叁章主要论述1881年至1911年的庚款留美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美关系。庚子赔款后,美国将其得到的一部分庚子赔款退回中国,并指定用于兴办教育。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款支持下,中国国内兴起了留学美国运动,学习美国先进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科学与技术。庚款留美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联系人士。本章除考察中方的庚款留美考虑外,重点从美方角度考察美方为何愿意退还部分庚款并用来在中国支持办学和支持中国派人留学美国?美国的这项官方决定和行动决策动因何在?第四章主要论述1911年至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在教育交流上有一些重大活动。本章重点考察了中美双方对这些教育交流活动是如何考虑?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策?本章通过考察这些内容,反映此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关系。第五章主要论述1927年至1949年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完成了初步统一。此后,围绕中国教育自主权的问题,中美在教育交流以及中美关系上都有所斗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在华教会教育不得不更加中国化和本土化。中国抗战的爆发,对中美关系和中美教育交流都有影响,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加对日作战,中美最终出于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合作考虑结成国家同盟,并在美国基于战后全球安排的考虑下支持中国,形成中美特殊关系。此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战争结束以后,中美教育交流出现高潮。本章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中美开展教育交流的各自考虑以及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情况。第六章主要论述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在短暂观望后对新生中国采取长期敌对和封锁政策。同时,新中国在建国初也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等考虑实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建国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两国关系完全封闭。教育交流方面,双方教育联系基本中断。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从两国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大背景考虑,出于建构中美苏大叁角抗衡苏联的需要考虑,调整中美关系,中美教育交流得以发展。本章重点考察了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和重启以及与中美关系变动的关系,论述了中美双方在这一段时间内对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有着什么样的战略考虑。第七章主要论述1979年至本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国内也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美教育交流出现大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中美教育交流虽然发展较快,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它的发展也受到美国意识形态考虑的阻碍,遭遇过重大挫折。不过,在中方的积极努力下,中方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推动中美教育交流,中美教育交流在20世纪末重回发展正轨。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形成新的战略定位,中美教育交流再次出现大发展。随着中美经济、政治等战略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中美人文(教育)交流的合作对话机制也相应建立。中美教育交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中美教育交流日益向全面、双边、互动的方向迈进。本章重点考察了这时期在中美关系大背景下中美双方发展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政策和动机。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中美教育交流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及其启示。教育交流关系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教育交流关系的发展受到国家关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教育交流关系反映着国家关系或紧密或封闭或平淡等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教育交流也可以通过人才培养和教育合作,培育构建两国关系的长久基础,有利于国家关系的持久向好和不断紧密。通过制订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教育文化对外交流政策,可以为实现“中国梦”和推动新时期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贡献力量。文章附录了中美关系历史发展变化和中美教育交流历史发展变化的互动大事记以及中美关系史上与中美教育交流有关的重要文献及中国幼童留美、庚款留美等人员名单,为把握、理解和审视近代以来长时段的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关系的互动关系提供概貌。
刘振宇[8]2014年在《外交与留学：晚清留俄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果把近代中国人留学史比作一首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交响乐,那么留美、留日、留欧等具体留学活动则是构成这首交响乐的各部华彩乐章,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谱写出近代中国学子为求国强民富而负笈海外、刻苦求学的一幕幕动人故事。作为近代中国人留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苏(俄)史是学界较为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内容,其中又尤以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两次留苏热潮为重中之重,有关学术成果层出不穷,而晚清时期的中国人留俄活动则是留学苏(俄)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学界关注甚少,相关研究亦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晚清时期的中国人留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占有与使用大量档案史料与各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及多种研究方法,从全新的中俄外交关系与文化外交的视角出发,对晚清时期留俄教育的起因、发展演变过程、学生状况、学习内容、管理体制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其作用与历史影响予以重新审视和评价,并着重分析了中俄外交关系与文化外交对晚清留俄教育的重大影响,以及晚清留俄教育对当代中俄教育交流乃至文化外交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本文结构大体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本章主要阐述了选题缘由和研究现状,阐释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本选题的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第一章。本章主要分析了晚清留俄教育产生的历史基础与动因,并对本选题研究应用的文化外交理论进行了阐述。具体而言,晚清留俄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中俄外交关系形成的基础之上,并深受两国对文化外交的不同理解及具体政策实施的直接影响。自17世纪中俄外交关系建立后,中国与俄罗斯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即表现出明显差异性,特别是在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上更是如此。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俄国通过派遣宗教使团、留学生、交换书籍、汉学研究、汉满蒙语教育等方式积极开展对华文化教育交流,而清政府则仅仅在俄语教育上稍有建树,表现可谓消极。借助文化外交理论进行分析即可发现,中国与俄罗斯在外交传统与现实利益诉求方面的差别,导致了其时中俄文化教育交流不平衡局面的出现。基于对外扩张传统与寻求更多在华利益,俄国为深入了解中国而积极开展多种对华文教交流活动,试图利用文化外交手段达成目标；出于保守外交传统与防范沙俄入侵的目的,清政府则在对俄文化外交上采取防卫策略。中俄两国在文化外交上的不同认识与策略,最终决定了晚清留俄教育的性质、起源及发展走向。第叁部分是第二章。本章主要阐释了晚清留俄教育的起步与早期发展状况。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应付日益严峻的外交局面与顺利办理外交事务,开始建立外语教育机构培养通晓外国语言的学生。俄语教育借此时机获得一些发展,培养出一批能够掌握俄文俄语的学生,这就为晚清留俄教育的起步创造了必要条件,提供了人力支持。随着清政府陆续向西方列强派遣各类外交使团,掌握俄语及其他语言的中国学子得到了赴俄国实地学习考察的机会,借此时机锻炼语言与外交技能。由是,晚清留俄教育开始起步,“随使游历”、“住馆肄业”、“官员游历”等不同类型的早期留俄活动就此相继诞生,并在学习性质、学习过程、学习内容等方面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点,体现了晚清留俄教育在发轫阶段的特殊性。第四部分是第叁章。本章主要阐述了20世纪初留俄教育步入正式化阶段后的发展状况,重点探讨了这一时期官费、自费留俄教育的演变过程、留学情形、管理体制的确立与运行等内容。伴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人留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及中俄关系的发展,留俄教育亦一改此前的非正规形式,转而开始正式化,官费、自费等不同类型的留俄教育渐次兴起,留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不仅分布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及远东、中亚地区的部分城市,还在俄国实际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出现,展演了中国人留学史上最为特殊的一幕。留俄教育的正式化,也对清政府的留俄教育管理提出更多要求。因此,留俄教育管理体制随清政府对留欧教育的管理而逐渐成型并最终独立存在。第五部分是第四章。本章主要探讨了晚清留俄教育的结局、意义、特点与历史影响。清王朝覆灭后,晚清留俄教育的发展进程虽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自身特点而未致中断,于民国初年仍旧延续,留学管理的职责亦由地方接手,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才宣告终结,留苏教育随之开始兴起。基于晚清留俄教育起源的特殊性,其不仅在留学生派遣、选读专业、留学政策、学业生涯、学生任用等方面具有与留学其他国家教育截然不同的特点,而且通过培养的留俄学生对中俄外交关系以及中国国内政局产生了直接的、突出的作用。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本选题的主旨,即中俄外交关系与文化外交策略对晚清留俄教育具有决定性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语。本章主要在总结晚清留俄教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力求以此为借鉴,对当代中俄如何开展留学教育乃至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中俄关系的不断发展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提出个人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马毅飞[9]2014年在《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教育”作为一项保持国际领导力、经济竞争力的国家安全策略,在国家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国际教育早已成为教育理论研究和公共政策辩论的热门话题,日益展示了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伴随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增多,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关系日益增强,两国政府对中美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互通愈加重视,一系列扩大双方教育文化交流政策的出台,对中美两国未来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研究从发展学的视角出发,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在宏观的国际背景下对中美国际教育政策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既关注中美教育政策的动态发展过程,又注重对其影响因素的静态分析；既遵循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时间序列,又注重中美两国在地域上的国别差异,进而通过分析和比较为我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提出完善建议。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引入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研究这一论题。包括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的澄清、相关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的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的介绍、创新与不足的说明。分析问题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包括第二、叁、四、五章。第二章“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发展回溯”对中美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历史沿革分别做出了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做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历史进程存在诸多共性,集中表现在：国际教育政策发展皆呈现出阶段性、与世界国际关系和教育现代化进程互动发展、体现了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同时,由于国际教育发展水平和国内外环境的差异,导致国际教育政策的目标和品质产生不同。第叁章“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发展的影响因素”从社会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四个维度对影响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发展的因素做出深入分析。社会时代因素影响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目标选择和重心选择；政治因素在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中影响显着,但由于两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差异,导致国际教育政策的显现方式也不尽相同；经济因素对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制定的基本方向和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产生影响,尤其是国家财政投资左右着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的内容框架；中美两国在核心文化及其变迁路径上的不同,使得文化因素在国际教育政策中的作用程度和方式不同,从而深刻影响着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价值追求和稳定程度。第四章“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实施的实例分析”,旨在从中美国际教育的交流合作若干实例中发现当下两国教育政策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规律。论文从中美留学教育政策、合作办学政策、孔子学院在美办学政策和“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四个方面入手,选取中美国际教育交流中的典型案例进行现实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剖析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在实施中的运行效果和国别差异。第五章“中美国际教育政策发展的未来趋向”是在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美两国未来国际教育战略,对两国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向做出分析和预测。美国国际教育战略呈现出“教育先行、标准引领、兼取众长、系统谋划”的发展趋向,借国际教育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以优质标准培养公民的全球素养,凭积极的教育外交加强国际合作,以整体协调的方式推进国际教育；中国国际教育的战略地位继续上升,日益走向更深层次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国际教育政策的价值目标由单一指引走向多元融合,政策的应对重心也由单向引进转向双向流通。未来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的发展呈现出诸多共性：普遍重视国际教育的战略地位、国际教育政策的价值目标日益多元、注重发挥政府在国际教育中的关键作用、走向借鉴与创新互动的国际教育发展之路。论文的第六章为解决问题部分,侧重对完善我国教育政策发展建议的探寻。我国需要进一步革新教育观念、提升国际教育政策的战略地位；明确政策目标,建构国际教育政策的目标体系；关照教育类别,出台差异化的国际教育政策；完善产业机制,加强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应对；创新管理体制,提升国际教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同时,通过加强中美互动、改进留学政策、整合教育资源、优化政策环境和强化中美教育政策研究等途径促进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健康发展。
朱志峰[10]2018年在《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确立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既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已有的法律文化和法学教育思想,也深受近现代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法律制度与法学教育的影响,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求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实现了中国近现代法学院校的从无到有,实现了教学课程及方法从机械单一到灵活多样,法学教育从雏形框架到体系模式的奠基塑型,优秀法学人才从凤毛麟角到群英荟萃的升华与蜕变。从整体上审视和把握中国近现代法学人才培养的基本架构,梳理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的历史脉络,分析其基本模式并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丰富我国法学人才培养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研究亦有助于丰富当代中国法学人才培养的实践。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与比较分析,旨在做到对其全面考量与整体把握。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结构展开,具体探讨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研究的选题背景、阐释研究目的、研究意义、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介绍研究思路及方法、创新之处及不足等。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第一章与第二章。这一部分主要从纵向上分析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社会背景,系统梳理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基础与历史脉络。民国时期的法学人才培养是在当时政治矛盾尖锐激烈、国内外战乱不断,经济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中国固有文化教育传统与舶来文化的冲突碰撞交融的特殊条件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先后经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曲折发展历程。可以说,民国时期的法学人才培养,是在动荡中建构,在艰难中前行的,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第叁部分,主要包括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这一部分主要从横向上对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理念及目的、培养体系及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等进行整体梳理与分析总结,对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学院校进行个案分析。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基本形成了“养成硕学闳才”与“培养专门法政人才”相结合的培养目标体系;确立了国立大学法学院系、私立法科专门学校、教会大学叁位一体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以归国任教法科留学生、国外法学专家及教师为主体的专兼职相融合的师资队伍,形塑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相呼应的多样性的课程教学架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学人才。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与朝阳大学是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典型代表,后两者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美称,其法学人才培养已形成各自鲜明特色,值得深入研究和参考借鉴。第四部分,主要包括第六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进行概括总结,本部分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总结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当代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民国时期的法学人才培养既有其鲜明的进步性,取得了显着成绩,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譬如封建传统思想观念延习,移植照搬西方法学色彩浓厚等,却打造了中国近现代法学人才培养的基础模式,为中国现当代法学人才培养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民国时期的法学人才培养,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及人才培养提供的启示镜鉴主要表现在:即唯有坚持统一规划与重点发展相结合,规范办学与多样建设相结合,借鉴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自主培养与公派留学相结合,理论涵养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才能激发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活力与创新能力,重朔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培养时代发展需要的杰出的法学人才,增强中国法学教育在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新中国出国留学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4）[D]. 刘艳.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2]. 当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与政策分析[D]. 李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D]. 岳婷婷. 南开大学. 2015
[4]. 留英生与当代中国[D]. 赖继年. 南开大学. 2012
[5]. 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结构研究（1950-2007年）[D]. 程家福.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6]. 中国近代高等商业教育发展史研究（1840-1937）[D]. 田谧. 河北大学. 2017
[7]. 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D]. 胡中波.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8]. 外交与留学：晚清留俄教育研究[D]. 刘振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中美国际教育政策研究[D]. 马毅飞.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10]. 民国时期法学人才培养研究[D]. 朱志峰.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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