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SB新提议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形式能够消除反直觉效应及投资判断偏误吗？——基于个体投资者的实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允论文,损益论文,直觉论文,变动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是近年来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其中公司信用风险变动带来的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会计处理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部分积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上市公司中，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上市公司当年净利润的比例相对比较高，比如2008年，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公允价值计量的13家标准普尔500上市公司中，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占净利润的比例平均为19.23％，最大比例为66.32％，最小比例为2.23％。
IASB的现行准则要求，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而言，主体的财务报表需定期反映其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这一影响应全额计入净利润中(IAS 39)。具体来说，在公司自身的信用风险恶化的情况下，会导致公允价值收益的报告，即净利润增加；反之则会导致净利润减少。这显然不能正确反映企业实际状况。很多人认为，由此导致的利润表效应是“反直觉”的，即便是知识丰富的财务报表使用者也有可能会错误地将公允价值收益解释为公司正面信号，而将公允价值损失解释为公司负面信号(FASB,2006; IASB,2010; Lipe,2002)。上述反直觉效应一直以来都是职业团体(FEI,2004; Moody's,2010; ECB,2001)和财务报表信息使用者争论和关注的焦点。也正是出于对这方面的关注，欧盟要求只有在删除了IAS 39中的对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之后，才允许IAS 39在欧洲的公司中实施(Barth et al.,2008)。
为了改变上述反直觉的效应，IASB于2010年5月11日发布了拟于2015年实施的征求意见稿《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金融负债》，其中提出，由公司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再列报为净利润项目，而是列报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这一新提议的列报形式是否能够实现准则制定者的预期，改变之前存在的反直觉效应，并有助于纠正个体投资者在投资判断中对信用风险变动方向做出不恰当区分，避免投资判断偏误？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检验。
基于心理和行为的视角，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了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列报形式、信用风险对个体投资者投资判断的影响。本文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分析和检验了IASB新提议的由公司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列报形式，是否能够消除原来的反直觉效应及由其引起的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偏误；第二，本文从心理和行为的视角，分析了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列报形式、信用风险对个体投资者投资判断的共同影响，并进行了实验检验，丰富和扩展了会计信息列报形式对个体投资者判断和决策影响方面的文献；第三，本文分析和检验了个体投资者关于公司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对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形式和信用风险变动与个体投资者判断的市盈率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个体投资者关于市盈率的判断，对个体投资者关于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与个体投资者(以下简称“投资者”)的投资吸引力判断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二、文献回顾
关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JWG小组在其发布的财务会计系列公告中认为，公允价值计量负债并不会引起利润表明显的反直觉效应。因为信用风险上升时，相对应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会带来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在资产和负债数量相当的情况下，这种由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相互抵消(JWG,2000)。Lipe(2002)以Boston Chicken公司1997年的财务报告为案例，分析后发现该公司在信用风险上升的情况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两者相抵后，仍然有0.688亿美元的收益。按照当时美国会计准则的要求，这部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列报为净利润项目，掩饰了公司恶化的信用状况。Barth et al.(2008)检验了信用风险变动和权益回报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负相关关系能够被由信用风险变动带来的负债的价值效应所削弱。
FASB对这种反直觉的报表影响采取了补救措施，2007年在其发布的第159号准则中要求公司披露与公司信用风险变动相关联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包括公允价值变动的数量，以及信用风险变动定性的原因，但是并没有要求对其中的关系做出解释(FASB,2007)。Gaynor et al.(2011)以注册会计师为被试，对上述补救措施的效果进行了实验检验，结果发现，大多数人(70％)都无法正确理解其中的关系，错误评价了公司风险。如果在报表中添加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具体解释，则能够明显地提高被试对其中关系的理解，但仍有将近一半的被试不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关系。Lachmann et al.(2010)检验了增加关于金融负债公允价值信息的正确解释对非职业投资者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关于金融负债公允价值信息的正确解释，需要被试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
会计信息列报形式对投资者判断的影响也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十分关心的问题，一些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Hopkins(1996)发现将同时具有负债和权益属性的金融工具(强制可赎回优先股)放置在资产负债表的不同位置，将会引起财务分析师对公司股价的不同估值判断。Hirst and Hopkins(1998)发现，可供出售的有价证券在持有期间，由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未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财务报表中不同的放置位置，会影响财务分析师对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判断和对公司股价的估值。Maines and McDaniel(2000)发现，同样的可供出售有价证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放置在财务报表中的不同位置将会影响到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判断和决策。Hirst et al.(2004)发现，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在损益表内确认还是在附注中披露，会影响投行分析师对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的判断和股价的估值。Hodge et al.(2010)发现，当财务报表信息以一个单独的报表而不是分开的两个报表来列报时，投资者能够很快地领会当期现金流和应计与将来现金流可实现性之间的关系，做出预测偏差和预测离散程度也较小。
三、研究假设
(一)信用风险对投资者投资判断的影响
信用风险是指金融工具的一方因未能履行责任而导致另外一方产生财务损失的风险(IASB,IFRS 7)。公司信用风险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评价。在公司信用风险上升的情况下，从融资的成本角度看，不但意味着公司已经发行的证券的违约风险增加，而且还意味着公司在未来的融资上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回报以对风险做出补偿，即风险溢价。Holthausen and Leftwich(1986)发现当公司被宣布债券信用等级下调时，公司股票会有显著的负向的异常回报。Dhaliwal and Reynolds(1994)发现盈余反应系数和违约风险水平是负相关的。公司信用风险等级上升或者债券评级下降时，对于外界来说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此，投资者会相应地降低对公司的投资评价。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都采用了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两个指标来具体衡量投资者的投资评价和判断，比如Koonce and Lipe (2010),Koonce et al.(2010),Elliott et al.(2012)等，本文也采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投资者的投资评价。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与公司信用风险上升相比，当公司信用风险下降时，投资者对公司市盈率的评价更高。
H1b：与公司信用风险上升相比，当公司信用风险下降时，投资者对公司投资吸引力的评价更高。
(二)会计信息列报形式、信用风险对投资者投资判断的共同影响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脑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信息通过感受器输入人脑后，人脑会根据输入信息的形式、特征等属性从已经存储的记忆中调取与之相匹配的记忆存储。信息的表达形式将会影响到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解释、归类和使用。接收到的信息特征将会激发记忆中与信息有相类似特征的知识存储，并用来指导对决策判断相关的信息的选择和解释(Hogarth,1987)。因此，同样内容的信息，不同的列报形式、分类及标识等表象特征都会激发信息使用者记忆中不同的概念和属性，而这又将会影响到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Betterman et al.,1986；Sherman et al.,1990)。在会计判断和决策的文献中，也有研究发现会计信息的列报形式会对投资者判断和决策产生影响。过程追踪研究表明，个体投资者会按顺序阅读财务报表，在判断财务报表项目的重要性或相关性时，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Hunton and McEwen,1997)，即先看到的信息认为更重要或更相关。因净利润项目列示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之前，列报为净利润项目可能被认为更重要和相关。Maines and McDaniel(2000)认为，列报位置越容易与净利润联系，投资者在投资判断时就越会对该收益给予较多的关注。显然，列报为净利润项目更容易被投资者赋予更大的权重，也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对于投资者来说，与净利润相比，其他综合收益更难理解，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和认知成本。心理学上的研究表明，个体在判断时，对于需要耗费更多认知成本的信息会给予较低的关注(Russo,1977)，因而，投资者往往更关注较容易理解的净利润。另外，净利润反映的是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相比较于其他综合收益，投资者对净利润更加重视。换言之，净利润对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影响更大。
根据上述理论及分析，在IASB现行的准则下，当公司信用风险上升时，公司确认的是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列示为净利润项目，增加净利润。净利润项目更容易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并在投资决策中赋予较大的权重，进而投资者可能会给予较高的投资评价，因而可能会抵消信用风险上升导致的对投资者投资判断的负面影响。与此相反，当公司信用风险下降时，投资者则会给予投资公司较低的投资评价，因而可能会抵消信用风险下降带来的正面的影响。换言之，IASB现行的准则容易使投资者形成反直觉效应或错觉，使得投资者不能对不同方向的信用风险变动做出正确的区分，不恰当地弱化了信用风险对投资者判断的影响。
在IASB提议的新列报形式下，将公司信用风险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均作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不再影响净利润，进而可能会消除反直觉效应，投资者在进行投资评价时会更加关注信用风险的变化，因此，对信用风险高的公司更可能会给予较低的投资评价，对信用风险低的公司更可能会给予较高的投资评价。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a：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为净利润项目时，在信用风险下降和信用风险上升的情况下，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均不存在明显差异。
H2b：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为其他综合收益时，在信用风险下降的情况下，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均高于信用风险上升的情况。
(三)管理层的胜任能力和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的中介作用
归因理论认为，个体在评价他人行为，尤其是负面结果时，经常忽略他人所处情境的重要性，倾向于高估内部或个人因素的影响，而低估外部因素的作用(Ross,1977)。就投资者而言，当投资者在了解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之后，无论经营状况如何，投资者首先将其归因于管理层的胜任能力。更具体地说，无论是信用风险的高低还是净利润的高低，投资者都会将其归因于管理层的胜任能力的强弱，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做出投资判断。以往的会计研究文献表明，财务信息对投资者投资判断的影响，通常是通过影响投资者对管理层的胜任能力的评价，进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和决策。比如，Koonce et al.(2010)发现前期会计估计信息的准确性，通过影响非职业投资者对公司管理层的胜任能力的评价，进一步影响了非职业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市盈率的评价和投资吸引力的评价)。Clor－Proell(2009)发现真实会计选择与使用者期望的错配，通过影响非职业投资者对管理层可信度的评价，进一步影响了非职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张继勋和张丽霞(2012)也发现会计估计信息的准确性通过影响投资者对管理层的评价，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判断的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因此，我们预期：信用风险的变化通过影响投资者对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评价。类似地，由公司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否列示为净利润项目，直接影响了公司净利润的高低，这也将会影响到投资者对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因此，我们预期：由公司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形式，通过影响投资者对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进一步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评价。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a：投资者对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中介了信用风险变动、信用风险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形式对投资者判断的市盈率的影响。
H3b：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中介了投资者对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与投资者评价的投资吸引力之间的关系。
四、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和被试
本研究的实验设计为2×2的被试设计，实验中的两个自变量分别为：信用风险变动，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形式。其中信用风险变动具体包括两个水平：信用风险上升和信用风险下降；由信用风险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形式也包括两个水平：一是按IASB现行的会计列报形式，将该部分损益列报为净利润项目(简称NI)，计入净利润；二是按IASB新提议的会计列报形式列报，将该部分损益列报为其他综合收益(简称OCI)，计入综合收益。
本文的因变量是投资者对公司投资价值评价和判断，具体是通过让投资者评价的公司的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来实现的。市盈率反映出投资者愿意为公司每元钱的收益支付的价格，同时也体现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收益的预期，是投资者用来衡量公司股票投资价值常用的评价指标。投资吸引力是用于捕捉投资者对公司在投资意愿方面的评价。
本项研究的被试是来自国内一所综合性大学的94名MBA学生。他们平均年龄约为28岁，有5.6年的工作经验，其中男女被试所占比例分别为40.43％、59.57％，有74名被试投资过股市，占全部被试的78.72％，平均有2.1年的投资经验。
(二)实验任务及过程
本研究中的实验任务以我国的一家上市公司为背景。实验材料包括了公司的背景信息、基本财务数据、实验操控部分。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将自己视同为该公司的潜在投资者。被试在阅读了上述信息之后，要求其对该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做出评价和判断。之后，被试需要回答与操控检验相关的两个问题，最后被试需要完成人口统计信息。本实验是在一次MBA课堂上进行的，在上课开始前，将实验材料发给被试，在其完成后收回，实验过程持续大约20分钟。
五、结果分析
(一)操控检验
为了检验我们对信用风险变动的操控，我们询问了被试如下问题：“本案例中，ABC公司在2011年年末信用等级变化情况如何？”。结果显示做出正确选择的被试有75名，比例为79.79％。为了检验我们对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形式的操控，我们询问被试如下问题：“本案例中，ABC公司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损失(收益)列示在公司利润表中的什么位置？”。结果显示做出正确选择的被试有71名，比例为75.53％。绝大多数被试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通过了操控检验。由于是否包含没有通过操控检验的被试数据的实验结果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在分析中我们包括了全部被试数据。
(二)假设检验
在检验假设之前，我们首先检验了现行列报形式下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反直觉效应。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现行列报形式下，对于因变量市盈率，在信用风险下降时，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均值为29.48，在信用风险上升时，均值为27.60，两组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t=1.014，p=0.316)；对于因变量投资吸引力，在信用风险下降时，投资者评价的投资吸引力均值为5.70，在信用风险上升时，均值为5.16，两组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t=1.062，p=0.294)。上述结果说明，在现行列报形式下，在对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的评价上，投资者不能够对信用风险变动方向做出准确区分，表明在这种列报形式下产生了反直觉效应。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分别以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以市盈率作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Panel B所示，信用风险变动的主效应显著(F=12.413，p=0.001)，说明信用风险变动对被试估计的市盈率有明显的影响。表2的Panel A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风险上升和风险下降两组被试评价的市盈率均值分别为25.43和29.45，后者显著地大于前者(t=-3.301，p=0.001)。上述结果说明在信用风险下降时，被试评价的市盈率更高，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a。
以投资吸引力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Panel B所示，信用风险变动的主效应显著(F=17.603，p＜0.001)，说明信用风险变动显著影响了被试评价的投资者吸引力。表3的Panel A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风险上升和风险下降两组被试估计的投资吸引力均值分别为4.43和5.81，后者显著地大于前者(t=-3.879，p＜0.001)，上述结果说明在信用风险下降的情况下，被试评价的投资吸引力更高，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b。
为检验假设2我们分别进行了针对两个因变量的信用风险的简单主效应分析，结果如表2的Panel C和表3的Panel C所示。在因变量为市盈率的情况下，列报形式为NI时，信用风险下降组的市盈率为29.48，信用风险上升组为27.60，两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1.286，p=0.260)；在因变量为投资吸引力的情况下，列报形式为NI时，信用风险下降组的投资吸引力为5.70，信用风险上升组为5.16，两组被试的评价结果的差异不显著(F=1.261，p=0.265)。上述结果表明，在列报形式为NI的情况下，信用风险下降时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与信用风险上升时相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投资者没有能够对信用风险的变动方向做出正确的区分，出现了投资判断偏误，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a。
对于假设2b的检验，在因变量为市盈率时，在OCI列报形式下，信用风险下降组的市盈率为29.42，而信用风险上升组为22.95，前者大于后者，且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14.591，p<0.001)；因变量为投资吸引力时，在OCI列报形式下，信用风险下降组的投资吸引力为5.92，信用风险上升组为3.59，前者大于后者，且两组之间差异显著(F=22.772，p＜0.001)。上述结果表明，在列报形式为OCI时，在信用风险下降时，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均显著地高于信用风险上升时。这一结果表明，投资者能够对信用风险的变动方向做出正确的区分，消除了反直觉效应及其引起的投资判断偏误，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b。①
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中介模型，我们检验了假设3。投资者的管理层评价对信用风险变动与市盈率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在自变量信用风险变动与中介变量投资者对管理层评价的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a=1.518，p＜0.001)；在自变量信用风险变动对因变量市盈率的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c=3.795，p=0.002)；在加入了中介变量之后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b=1.480，p=0.001)，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已不再显著(c'=1.549，p=0.238)，说明投资者对管理层的评价完全中介了信用风险变动与投资者判断的市盈率之间的关系。
投资者的管理层评价对列报形式与市盈率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在自变量列报形式与中介变量投资者对管理层评价的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边际显著(a=0.528，p=0.106)；在自变量列报形式对因变量市盈率的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回归系数显著(c=2.461，p=0.052)；在加入中介变量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b=1.633，p＜0.001)，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已不再显著(c'=1.598，p=0.169)，说明投资者对管理层的评价完全中介了列报形式与投资者判断的市盈率之间的关系，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设3a。
图1 投资者的管理层评价对信用风险变动与市盈率之间关系的中介分析
图2 投资者的管理层评价对列报形式与市盈率之间关系的中介分析
图3 市盈率对投资者的管理层评价和投资吸引力之间关系的中介分析
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对管理层胜任能力和投资吸引力之间的中介关系检验结果如图3所示。在以市盈率为中介变量的中介分析中，投资者对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显著地影响了市盈率(a=1.720，p＜0.001)；投资者对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显著地影响了投资吸引力(c=0.585，p＜0.001)；当投资者对管理层评价与市盈率共同对投资吸引力回归时，投资者的管理层评价对投资吸引力的影响依然显著，但是回归系数由原来的0.585降到0.411。这说明市盈率部分中介了投资者的管理层评价与投资吸引力之间的关系，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b。
六、结论
本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在公司信用风险变动的情况下，由此产生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形式对个体投资者的投资判断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经济实质相同，但是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会计报表中列报形式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判断。相对于IASB现行的列报形式，在IASB新提议的列报形式下，信用风险下降时，投资者评价的市盈率和投资吸引力均高于信用风险上升的情况。换言之，IASB新提议的列报形式消除了原来的反直觉现象及由此引起的投资者投资判断偏误。这说明在IASB新提议的列报形式下，投资者能够更加正确地在其投资判断中对信用风险的不同变动方向做出区分。研究还发现，投资者对公司管理层胜任能力的评价完全中介了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报形式和信用风险变动对投资者的市盈率评价的影响；而投资者对市盈率的评价又部分地中介了投资者对公司管理层胜任能力评价与投资者对投资吸引力评价之间的关系。上述研究发现表明，IASB提议的针对信用风险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列报形式的改变，能够消除现行准则列报所导致的反直觉现象，有利于个体投资者正确区分公司信用风险的变化，进而促使其做出恰当的投资判断。本研究对深入了解IASB提议的针对信用风险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列报形式效果，以及对我国现有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的改进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我们利用删除未通过操控检验的样本进行了检验，得到的结果与文中列示的结果一致。
标签：公允价值论文; 信用风险论文; 因变量论文;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论文; 金融负债论文; 金融论文; 项目分析论文; 投资论文; 市盈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