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改革开放30年素质教育重大政策主张与理论建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树论文,素质教育论文,全面发展论文,综合素质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是素质教育的核心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吸收并发展了中外教育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积极倡导和实施素质教育，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人才和智力支持。
一、倡导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民族素质，引领素质教育思潮
素质教育成为一种思潮并得到倡导，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素质教育是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形势下，结合我国国情，为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在教育界突出倡导的一个核心理念。
(一)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引领教育界端正教育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恢复了正常的高考制度、研究生培养制度和学位制度，极大地焕发了青少年的求学热情，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出现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和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邓小平于1978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在谈到考试问题时指出，“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1]针对不少学校为追求升学率而忽视大多数学生的状况，邓小平在1979年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还提出“要尽可能把全班学生教好”。不久，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2]的要求。这都对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进行全面素质培养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1983年邓小平关于“三个面向”的提出，为人才素质培养开辟了道路。
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等问题，实质上是教育思想和教育目标问题。《教育研究》杂志从1986年第4期到1987年第4期，专门开展了以“端正教育思想，明确教育目标”为主题的大讨论，为素质教育的提出和探讨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适应增强综合国力需要，主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民族素质
20世纪80年代中期，适应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增强国力需要，人的素质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探讨的热门话题，“素质”一词也被用于教育领域。在此时期，党和政府发表了关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民族素质和公民素质的系列论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教育工作认真地抓起来》中深刻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3]在此强调了“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对增强“国力”和“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作用。1985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86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1986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必将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明确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就从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的角度强调了提高民族素质和劳动者素质对教育改革、科技发展、经济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也为构建素质教育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立足基础教育改革实际，明确提出“素质教育”一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积极探索并明确提出“素质教育”一词。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教育整体改革的探索，某些地方和学校持续开展的愉快教育、成功教育、和谐教育、创造教育、主体性教育等改革实验，成为素质教育卓有成效的尝试。
北京第八中学较早明确提出素质培养目标：着眼于未来，着力于素质，培养志向高远、素质全面、基础扎实、特长明显的一代新人。1987年4月，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全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各科教学大纲通告会上呼吁：基础教育“应当是社会主义的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的素质教育”。柳斌同年发表在《课程·教材·教法》第10期上的《努力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一文中正式使用了“素质教育”一词。《贵州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人才素质与素质教育》的文章，这是报刊文章的标题上最早正式出现素质教育一词。《上海教育》(中学版)1988年第十一期发表的《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明确主张“把素质教育作为初中教育工作的一个基本目标来抓”。此后，有更多冠以“素质教育”的文章发表，主要涉及素质分类、素质和素质教育概念、素质与培养目标、素质与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等。
二、作出宏观战略决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就素质教育作出宏观决策，并采取措施在教育的广泛领域整体推动素质教育。
(一)素质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倡导与推动
随着中小学素质教育研究的开展，江苏省教育委员会于1990年颁发的《关于当前小学教育改革的意见》(试行)中主张，“实施以提高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推进小学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这是较早在地方政府文件中使用“素质教育”一词，确立了素质教育在小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针对高中教育存在的问题，1991年7月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实施〈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中强调：“把高中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变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从只面向重点学校和升学有望的学生转变为面向全体学生。”文中所言“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加上“面向全体学生”的要求，体现了素质教育最初关注的基本问题。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必须大力加强”；明确要求“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纲要》中“素质”一词出现20余处，并提出了全面提高学生四方面素质的要求，尽管尚未直接提及素质教育，但已从政策层面肯定和反映了素质教育理念，推动了素质教育的深入探讨。
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首次在中央文件中使用了“素质教育”一词。1996年2月，国家教委在湖南省汨罗市举办了全国素质教育现场会。此后，全国和省级素质教育实验区相继建立。根据国家教委统一规划，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自1996年9月以来，每年举办两期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地市教委主任(局长)研修班，有力地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区域性实施。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要求：“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这就以法律性文件方式，确立了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和美育，改革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以适应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1997年9月，国家教委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着力总结推广汨罗、烟台等地推进素质教育的经验。同年10月，国家教委颁发《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实施素质教育是迎接21世纪挑战，提高国民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举措”，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紧迫任务；提出有效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政策措施。
(二)素质教育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
党中央高举科教兴国旗帜，高度重视提高民族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江泽民于1998年5月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应该是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创新性人才的摇篮”。1998年8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
1995年国家教委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在高校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4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要“采取多种途径与方式，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必须将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
(三)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教育政策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号召全党全社会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出发，“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江泽民在会上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4]这次全教会，进一步唤起教育界内外对实施素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标志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真正成为国家的教育政策。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赋予素质教育以新的内涵，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其根本宗旨是提高国民素质，其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将素质教育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在不同阶段应有不同内容和重点，以便相互配合并全面推进；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各个环节中，并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在考试评价、课程教材等教学领域改革方面有所突破，同时改革教育体制、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优化教师队伍，以便拓宽人才成长之路；将实施素质教育作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任务，作为一项关系全局和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基于全教会精神，全国各地相继出台推进素质教育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素质教育的实施。
为贯彻第三次全教会精神，国务院于2001年5月作出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突出强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对基础教育领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了部署。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自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义务教育阶段迅速推开，并逐步由义务教育阶段向高中阶段延伸，推进了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深入实施。
(四)进行教育创新，推进素质教育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民族复兴的光荣使命，迫切需要不断培养大批合格的现代化建设者，不断造就具有丰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此，党和政府提出了“教育创新”的重大命题。
2002年9月，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发出了“进行教育创新”的动员令。江泽民强调：“进行教育创新，根本目的是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就将“教育创新”与“素质教育”紧密联系起来。江泽民要求：“改革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吸纳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符合受教育者全面发展规律、激发受教育者创造性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良好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激发学习成长的主动性，实现全面发展。”[5]这就对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力实施素质教育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追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新型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对国民素质的需要，高度关注素质教育，做出新的战略决策。
(一)做出整体部署，继续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新时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出的行动纲领。国务院于2004年3月批转并实施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继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还就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加快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积极推进普通高中和学前教育及特殊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和美育做了整体部署。
人的素质养成需要终身学习，为此，必须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政策。2005年5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今后义务教育工作重心进一步落实到办好每一所学校和关注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上来，有效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校际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2005年11月，《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宣布：争取到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免费教科书和住宿生活补助，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对于在全国特别是农村地区扎实推进素质教育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求真务实全面调研，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
在素质教育政策不断完善，素质教育不断取得成效的同时，学生素质培养中的很多难题依然存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从系统调研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的批示，教育部与中宣部、人事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共青团中央等部门一起，分别就教育系统实施素质教育、舆论环境对素质教育的影响、社会用人制度改革、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成才规律、青少年健康成长及社会环境因素等问题，开展了多方面调研，提交了相关研究报告；教育部成立了七个专家组，分别对素质教育的理论和政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招生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实施素质教育与学校的整体变革、中小学学科课程教学改革、基础教育的国际比较等问题进行调研，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开展了素质教育大讨论，取得了重要的调研成果。[6]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这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题。胡锦涛强调：“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大力推进教育普及和发展，着力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要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形成全社会推进素质教育的强大合力和良好环境”。[7]
(三)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胡锦涛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8]这就明确将立德树人作为素质教育的根本任务。
为全面提高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4年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学校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必须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思想道德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中小学教育的全过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同年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就全面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做出部署，期望培养造就大批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丰富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确保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2006年3月，胡锦涛发表的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的讲话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涵。
(四)素质教育写进国家法律，纳入依法推进的轨道
2006年6月，素质教育写进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将素质教育从党和政府倡导实施延伸到法律保障实施，纳入依法推进的轨道。素质教育不再只是理论上的探索和教育观念的转变，而是在多年实践探索基础上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通过实施素质教育的法律要求，体现出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首先，重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明确规定学校应把德育放在首位，寓德育于教育教学之中，开展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其次，强调面向全体学生的理念，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公平入学的权利和义务；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学校不得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学校内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保障学生入学后享有相对公平的公共教育资源和待遇；规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充分发展。再次，更加突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态度和习惯，培养和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此外，强调新时期素质教育必须着眼于提高基本教育质量，更加注重内涵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提高，无论是教师、教科书还是办学条件等都应有质量保障，确保学生基本素质的养成。
四、素质教育的理论建树
素质教育是党和政府继承发展中国教育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集中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为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现实问题而作出的重要的理论创新。
(一)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主张，也是素质教育的主旨
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人的异化、人的片面畸形发展的同时，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这一学说肯定“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9]，强调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包括发展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主张“个人的充分发展”[10]，“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1]，“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智力的能力的机会”[12]，“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13]。其后，人的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追求。
党和政府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加以灵活贯彻，致力于人的全面素质培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做了发挥，主张“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14]，在新中国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尽管当时尚未形成素质教育概念，但在此期间形成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实践，成为后来明确提出并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基础上，坚持“三个面向”，强调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和劳动者素质，致力于培育“四有”新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将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联系起来，努力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思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的全面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实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重大飞跃。
素质教育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础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汲取人类教育智慧，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致力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与个性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学说的内涵。正是由于党领导广大人民特别是教育工作者致力于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功地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人才辈出，充满生机与活力。
(二)素质教育注重因材施教，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主张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并不排斥个性发展，而是强调“个性得到自由发展”[15]，实现“个人的独特的和自由的发展”[16]。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受教育者，使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在已有基础上努力使其基本素质普遍提高，同时又坚持因材施教，使每个人都有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方式，切实促进每一个受教育者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若片面地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机械地强调每个个体达到统一的标准、规格，用统一、固定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教育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必然忽视或压制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若将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对立起来，或用全面发展排斥个性发展，其结果不仅会损害个性的发展，而且必然影响全面发展。
坚持因材施教，引导和促进个体的个性发展，是教育的本质规定。由于先天遗传、后天所处环境、所受教育以及自身努力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教育对象既有共性，又有明显的个性差异。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认识和把握受教育者千差万别的素质结构，正确对待学生的个性差异，努力为每位学生创造适合其个性发展的外在氛围，使其兴趣和爱好得以满足，特长和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素质教育倡导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恰是个性教育的体现。素质教育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其积极主动性，观察分析每个学生，发现和开发学生的潜能，给学生创造良好而宽松的成长氛围，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而自由发展。
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完善。社会的发展需要各行各业、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人才，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个性化教育，在重视个体全面发展的同时，注重个性的发展与完善。注重个性教育，关注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让个体所具有的天赋、志趣、才能得到充分自由发展与完善，才能真正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要。
(三)素质教育与教育方针相一致，反映了教育的本质
实施素质教育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素质教育是在贯彻教育方针的过程中，为有效实现教育方针所规定的教育目的明确提出来的，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素质教育的概念无论如何表述，都必须体现与教育方针的必然联系，必须反映教育方针的核心内容。素质教育决不是游离于教育方针之外的事情，恰恰相反，它是人们在教育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在加深了对教育方针的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保证全面而深入地贯彻教育方针的重大战略举措。在素质教育中，贯穿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素质、智能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等多方面教育，更能体现全面整体育人观的要求，体现素质教育与教育方针的一致性。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将教育方针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个环节，纠正偏离教育方针、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倾向和行为。
重视人的素质培养，是教育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历来所具有的属性。教育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提高人的素质的活动。人的素质既是社会文明进化的基础，也是衡量社会文明水准的尺度。在当今时代，人的素质是最重要的资源，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新的价值理念，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已列入各国长远规划并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也必将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素质。
(四)素质教育传承并汲取着中国传统育人智慧，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素质教育在当代的提出、倡导与实践绝非偶然，有其古老的思想渊源和长期的实践基础。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十分重视人的多方面素质培养，有着丰富的素质教育思想及相应的教育实践。当代素质教育理念，无疑传承并汲取了中国传统育人智慧，并赋予时代内涵。
这里仅以古代教育家孔子和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为例，通过有限的侧面探讨其素质教育理念。素质教育具有对象的全体性：孔子基于“性近习远”的素质发展观，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机会均等思想，不分年龄、地域、贵贱、贫富，广泛接收弟子；蔡元培倡导平民教育，提倡男女平等，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生同校之先河。素质教育具有内容的全面性：孔子致力于“真善美”多方面素质的培养，注重健全人格的塑造，所培养的“君子”是集“智、仁、勇”于一身，精通“六艺”、“文质彬彬”、“修己而安人”的德才兼备之人；蔡元培强调国民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为宗旨，主张“五育并举”，全面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素质教育强调方法的有效性：孔子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举一反三”和个性发展，令学生欲罢不能，尽竭其才；蔡元培提倡发展个性而崇尚自然，要求按儿童“性质之动静，资秉之锐钝”而施教，以利于儿童个性自然而自由地发展，坚决反对“注水入瓶”式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实践，为新中国人才素质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当代素质教育，应更加注重从中国教育传统中挖掘和汲取育人智慧，将素质教育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教育的沃土中，不断丰富素质教育内涵，提高育人成效。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的素质教育，需要长期不懈的实践和探索。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深入探究，将会使人们对教育本质、教育方针、教育价值、教育质量、培养目标和育人功能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必将在个性培养和教学改革等方面有所突破，由此也会开拓出教育研究的新领域，推出教育理论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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