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种路径——历史主义、结构主义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及其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历史主义论文,结构主义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三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对马克思哲学阐释的多元化努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呈现出对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不同版本。其中，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两种较为典型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路径。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英美马克思主义中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上述两种路径提出批评，力图在一种新的方法论路径上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科亨宣称，要以分析哲学的“清晰严密”为标准建构一种“站得住脚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埃尔斯特指出，由于马克思本人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给予细致而精确的说明，所以“这些术语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理论的意义必须从马克思写作的历时30年的零散文本中得以重构”。[1](P210)由此，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就成为一种既区别于历史主义又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独特路径。但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重构路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它们分别在怎样的意义上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这些不同重构的努力是否切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意?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主要考察上述三种路径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问题上的不同取向，进而揭示它们在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上的理论局限。
一、对待辩证法：从“推崇”到“拒斥”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可谓异军突起，作为其领军阵营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是势头强劲，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取代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分析马克思主义取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2](P26)尽管这种“取代论”稍显武断，但却不失为对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它提醒我们应当加强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毫无疑问，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别，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即是在对待辩证法的态度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推崇辩证法，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恰恰指向了辩证法和推崇辩证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与它们如何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不无关系。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曾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3](P48)这基本上确立了辩证法在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中的核心地位，亦奠定了整个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辩证法的基调。阿尔都塞在试图以结构主义方法重构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之时，也将辩证法置于核心地位。在他看来，能否揭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基本结构”的改造，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是“生死攸关”的。[4](P81)只不过，辩证法在卢卡奇那里是指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而在阿尔都塞那里是指社会结构整体与作为社会环节的要素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它们共享的某种整体主义原则。在这一意义上，对于总体性原则的推崇构成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倾向。以此为基础，卢卡奇、阿尔都塞等人通过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既区别于其意识形态的对手，又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科学。
但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看来，问题就出在辩证法上。恰恰由于对辩证法的推崇，造成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文本的语义含混；另一方面是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相互矛盾。这些批评在科亨、埃尔斯特、威廉姆·肖等人的具体论述中随处可见。科亨指出：“阿尔都塞的含混会给英国的马克思主义造成不幸的后果，因为在英国明晰是一种宝贵的遗产，而且在英国一般都不假定理论陈述必定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5](PⅡ)埃尔斯特认为，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等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整体上沉溺于“蒙昧主义”、“乌托邦主义”和对于政治和理论的“无责任感”之中。[6](P12)威廉姆·肖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阐释也指出：“学者们流行的一致意见表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含义是不明确的。马克思的各种说明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多数说明由于其不完备、不准确，因而是完全失败的。一般地说，马克思的思想在当前是研究者激烈争论的主题，从而就形成了一个有关权威的、各种观点彼此冲突的迷宫。”[7](P1-2)这些观点表明，分析马克思主义不满意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层面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试图进行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挑战性批评。
分析马克思主义不仅明确拒斥辩证法，而且拒斥与辩证思维紧密相关的整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他们认为，辩证法非但以各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泛滥”，而且与整体主义、结构主义思想方法相联合共同占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主流。在他们看来，分析思维比辩证思维更具有精确性和明晰性，辩证法和整体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想方法都具有模糊性，只有分析思维才能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辩护。
科亨认为，作为名词、形容词和反义词形式的辩证法等词汇“被毫无约束地滥用于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的论述中”。[8](P58)既然分析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那么所有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遭遇到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后，要么成为“分析的”，要么成为“胡说”。在埃尔斯特看来，“辩证理性”、“理论与实践的革命性统一”等用语和方法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性的标识，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其意义却从未进行反思和推敲。“即便马克思有价值的方法论洞见尚未完全过时，它也不是使马克思主义者区别于普通人的‘辩证理性’”。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三种成分的“混合物”，这三种成分是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功能解释和辩证演绎。[9](P21)前两种方法论存在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解释中，而辩证演绎则主要来自于黑格尔哲学。这种方法论框架是导致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诸多失误的根源。罗默明确反对将辩证逻辑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权术语”或“特权逻辑”：“不存在具体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逻辑或解释。蒙昧主义(obscurantism)经常将它自己隐藏在特别的术语和特权的逻辑这一瑜伽之后，马克思的瑜伽就是‘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领域，辩证法通常被用来证明一种懒散的目的论推理的正当性。”[10](P191)他还从微观基础角度论证了功能主义解释所内含的整体主义，认为功能主义解释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理论中的“常见错误”。实际上，埃尔斯特和罗默所共同推崇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游戏理论针对的就是整体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论。罗伯特·韦尔更是以总结性的口吻说，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致立场就是“对辩证法的广泛拒绝”，“除了把辩证法看做谈论相互联系和变化的抽象方法外，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给辩证法以任何重要地位。在这个问题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认识倒是相当一致”。[11](P6-7)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诸多指责最终指向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他们认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要么直接来自于黑格尔，要么是经过修正了的，都与分析思维相对抗。即便马克思本人也全然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例如，科亨具体论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隐含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导致的分娩式隐喻之错误性。在他看来，所谓黑格尔的辩证法即是：“以自我实现的方式来自我毁灭的思想”[12](P59)，它是分娩式隐喻的内在支撑，“马克思与恩格斯常常援引分娩的隐喻，这一隐喻形象地传递了他们的思想……问题实现完全的发展，就是问题的解决之道”。[13](P69-70)对此，科亨批评说：“我并不知道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自始至终一直对这一思路存在强有力的辩护，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强大而危险的遗产。由于其黑格尔的背景，马克思本人对这一思路持想当然的态度，并在此方面从未有所超越。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因而变得黑格尔味十足。这代表了对被压制的哲学的回归，这使科学上的尝试大为失色。”[14](P73)再如，埃尔斯特主要梳理出三条马克思思想中的辩证法线索，其中两条是他所要批评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理论，即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和辩证演绎的辩证法理论，一条是他所主张的关于社会矛盾的辩证法理论。[15]
可见，正是基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关联，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才与卢卡奇的历史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路径形成显著对峙。为了进一步理解这种对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有必要考察三种路径分别是在怎样的意义上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联的。
二、历史唯物主义：在“黑格尔化”与“去黑格尔化”之间
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似乎由两条截然相反的阐释路径构成：一种是致力于马克思哲学的“重新黑格尔化”；一种是致力于马克思哲学的“重新去黑格尔化”。[16](P4-10)虽然这一提法有简单化之嫌，但它的确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尽管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辩证法的态度存在着极大的反差，但其并未彻底游离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外。分析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辩证法的模糊性入手，呼吁用分析思维取代辩证法，既是他们立足于自身的方法论路径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也意味着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关联有着特殊理解。在他们看来，卢卡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完全是“黑格尔化”的，在某种意义上，即便是带有“去黑格尔化”倾向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路径，也无法彻底摆脱“黑格尔化”的嫌疑。
卢卡奇是以强调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的方式而阐释马克思的，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充分认可。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主要考察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联做了怎样的阐释。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通过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进步方面”，对历史作出了真正现实的说明。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人的活动创造的历史，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对历史的把握只能靠“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即具体的总体观点。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密切关系就明显地表现在这里，因为它们都把理论视为现实的自我认识”[17](P66)，但是它们在对历史过程统一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重要区别。黑格尔将现实包含于理论之中，而马克思则将理论置于现实的地基之上。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发展表现为绝对精神这一绝对主体外化出自然界、人类社会、个体意识的自我认识的绝对运动。而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历史过程是作为一个包含着有差别的具体发展阶段的统一性的过程。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而马克思把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结为现实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对作为物质基础的现实的历史本身的认识，是对具体的现实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的认识。“辩证法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18](P268)因而，马克思辩证的总体方法把握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现实，而是真正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只有辩证法才能把握到这种总体性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也只有基于资本主义这一现实社会和历史，无产阶级才能对社会和历史现实作出总体的认识，从而理解自己的命运。“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的本质是与无产阶级的‘实践的和批判的’活动分不开的：两者都是社会的同一发展过程的环节。”[19](P72)
其实，卢卡奇完全清楚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性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在《精神现象学》里——始终既是哲学史，又是历史哲学，就这一基本点而言，它绝没有被马克思丢掉。黑格尔使思维和存在——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这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本质。”[20](P85-86)所以，黑格尔辩证法的进步方面不仅是“理论是对现实的自我认识”，而且是支撑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原则。应当说，卢卡奇力图揭示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主义对马克思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性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在当时，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新康德主义思潮虽然占据马克思哲学阐释的主流，但它们都无法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事实性的断言以及政治行动和革命主体的能动性的关系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而卢卡奇凭借黑格尔哲学的主客体动态统一的辩证法，以一种历史性统一的方式对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事实必然性与价值的范导性的关系作出了恰当的阐释。但是，不可否认，卢卡奇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过度认同，这使得他在力图区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同时却又难以避免地将他们混同起来，其结果是不仅未能有效解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相反，却要用马克思向黑格尔的回归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
与卢卡奇形成对照的是，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路径改造历史主义阐释，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观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观的决裂。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确立是以与“意识形态”的决裂为前提的。他区分了作为科学的地基的真实对象与作为意识形态的地基的思想对象。马克思同意识形态的决裂就是“从意识形态的大踏步倒退中重新退回到起点”，“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思想解放的历史就不能被理解；没有这一重新退回，马克思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系，特别是同黑格尔的关系，就不能被理解；没有向真实历史的这一退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倒退)，青年马克思同工人运动的关系依然是个谜”。[21](P65)基于这一认识，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观作出了结构主义的解读。他反对传统的马克思辩证法的“颠倒说”，运用列宁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论述，指出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在于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是简单矛盾的内在本质的统一体，而马克思辩证法的结构是“不同矛盾”、“过度决定”汇合而成的复杂统一体。他说：“黑格尔的总体是带有‘精神’统一性的总体，在这种统一体中，每个决定性成分都是总体的部分，而可见领域只是内在本原的异化和恢复的表现而已。”[22](P199)“马克思讲的统一性是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复杂整体的组织方式和构成方式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统一体。”“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23](P197)总之，阿尔都塞认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不是历史总体，而是社会总体，即社会的结构。尽管马克思强调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但马克思并没有把其他的如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还原为经济因素，而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这个复杂的社会整体中相对突出经济因素。基于对社会总体的结构主义理解，阿尔都塞甚至提出，社会形态的发展就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发展，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活动，因而历史的发展就是无主体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可以肯定，阿尔都塞将包括卢卡奇在内的一切历史主义解释形式都视为结构主义的敌手。在他看来，一切带有黑格尔色彩的历史主义解释形式都不能使马克思的思想摆脱“意识形态”的地基，即同时代性。“这种同时代性提供了在本质切割中进行阅读的可能性。同样还可以看到，作为理论条件，这种结构被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结构，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结构，消除了它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实际差别。”[24](P124)实际上，要恢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就应当抛弃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原则，代之以“层次差异”为核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可见，正是由于阿尔都塞希望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马克思的“总体”，他才将这一“总体”理解为“复杂整体的统一性”。在这里，他赋予了“总体”以更多的现实性质，甚至可以说赋予了其更多的具体性，毕竟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是现实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人们可以把握的社会具体。这是从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向科学迈出的一步。这一步使得他关于马克思的解释进一步脱离黑格尔哲学，虽然还不彻底。
无论是卢卡奇的历史主义阐释，还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路径，都力图揭示辩证法对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意义。然而，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应当以剔除黑格尔因素的方式加以重构，即不是以辩证的方法而是以分析的方法加以重构。
科亨旨在构建一种概念清晰、逻辑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他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辩护，并不像卢卡奇和阿尔都塞那样以历史主义或是结构主义的路径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科亨想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社会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确立了一种界限，而不是二者在社会历史或结构整体中的内在相关性。人和生产力构成物质内容，这是历史的物质基础，而生产关系是社会形式，某物只有在进入特定生产关系之后，才具有社会的属性。这样，马克思是以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说明奴隶和资本的。他说：“那些喜爱‘辩证法’话语的人会说：黑人是奴隶又不是奴隶，机器是资本又不是资本。但这些是含糊其辞的表达。正确的过程是力图尽可能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区分。”[25](P110)但是，科亨也非常清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关联，他分析了马克思历史观与黑格尔历史观结构的异同。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保留了黑格尔历史观的结构，但却赋予它新的内容。”[26](P41)“新的内容”是以劳动和经济结构取代世界精神和文化。恰恰是因为内容上的不同，使得黑格尔的理论只是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和解释，而马克思的理论已上升为一种理解历史发展内在动力的理论。所以，科亨说：“马克思提供的却不仅是一种解释，而且还是某种更准确的东西的开端。”[27](P43)这样，他进一步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和区分，并且根据功能解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进行了逻辑论证。在科亨看来，尽管在现实的生产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但二者在概念上是截然相分的。生产力在概念上包括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生产关系概念则是人对于生产力的有效控制关系，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关系；经济结构单独由生产关系而不是由生产力所构成。[28](P45-52)上层建筑只包含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不包含意识形态。[29](P6-7)基于此，科亨利用功能解释构建了生产力解释生产关系的首要性以及生产关系作为被解释项具有趋向于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特征这两个命题之间的一致性。对于功能解释，科亨做了大量的说明和论证，其目的在于指出，既不同于功能主义又不同于结构主义，功能解释是一种论证“技术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为合理、最为融贯的方式。
埃尔斯特也试图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重构，但他却提供了另一种解读。他指出：“我将论证到，马克思则没那么明晰和连贯，而且他更关注复杂的历史发展。我将通过考察某些难处理的例子(recalcitrant cases)——社会关系、科学和人口——来进行解释和说明。然后，以关于生产力发展这一观念的模糊性得出结论。”[30](P244)埃尔斯特不仅质疑了科亨对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的界定[31](P246-256)，而且对科亨的功能解释的历史理论做了批判性考察。他的结论是，科亨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界定以及功能解释的建构存在着困难，甚至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也存在着困难，即无法说明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与特殊的生产方式之间的一致性。通过分析和论证，埃尔斯特最终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由于缺乏由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所支撑的“微观基础”，因而是过时的。[32](P193)
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即便在其内部，不同的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论战。比如，科亨与埃尔斯特、罗默之间关于功能解释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间的争论就是如此。但是，对于试图实现彻底走出黑格尔哲学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方法论之争的实质并不在于他们是否要实现“去黑格尔化”，而在于怎样才能“彻底去黑格尔化”。埃尔斯特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比功能解释更能彻底去掉黑格尔主义的残余。当然，这种内部的分歧表明，分析方法在解释问题时可能具有简单性和独断性，但是认识到这种分歧的“联合指向”则是重要的。安德鲁·莱文深刻地指出，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倾向实际上是“分析哲学、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展了有效的合作来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和政治进行研究”。[33](P27)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甚至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们都反对辩证法，但却都与实证主义有着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大卫·米勒将科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看做是“技术决定论”的典型，并深入分析了技术决定论阐释处于“优势地位”的重要方法论动因，即“实证主义的解释和证实概念使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具有了科学假说的身份”。[34](P255)这就意味着，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为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去黑格尔化”，不仅引入了分析哲学的方法来取代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还引入了实证主义来对抗黑格尔辩证法背后的历史主义。正是后一方面让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产生了颇为复杂的理论关联。
分析马克思主义虽然批判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路径的黑格尔化特征，但对其所内含的实证主义以及相关科学化的层面则是支持的。这也是有学者将二者都纳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部分原因。特别是在援引实证主义对抗历史主义这一点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有着某种一致性。安德鲁·莱文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的哲学影响尤其是在阿尔都塞哲学中的影响，比乍看上去要复杂得多。我们也会发现黑格尔的哲学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共有某种亲缘性。因此，准确地说，阿尔都塞以及分析马克思主义反对的东西不是黑格尔主义，而是一种被黑格尔哲学所支持与鼓舞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35](P65)莱文看到了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替代历史主义阐释的意义，而且也从这一点出发认识到了阿尔都塞与分析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某种共同性。关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是否内含实证主义这一点也许是有争议的，但亚当·沙夫和理查德·伯恩施坦的解读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某种论证。亚当·沙夫认为，维也纳小组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思潮在“思想动机和纲领方面表现出深刻的相似性”，他们共同的东西就是实证主义倾向。[36](P29)理查德·伯恩施坦把阿尔都塞纳入马克思哲学实证主义化的精致形式，并指出：“对于马克思的实证主义式的解读一旦僵化之后——这种解读采取了某些非常精致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就容易受到某些批评了：第一，完全站在科学的立场而言，马克思主义太过含糊，不能符合良好科学理论的标准；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中清楚且特定的一些要素，已经被历史事件所否定了。”[37](P249-250)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三种路径在致力于将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黑格尔化”和“去黑格尔化”的阐释时，实际上呈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中的两种努力之间的张力，即卢卡奇强调历史主义原则的努力和阿尔都塞、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实证主义对抗历史主义的努力。问题不仅仅在于选择哪种阐释或者哪种努力更为合理，关键的是，应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努力?这样，我们就不能不回溯到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及其对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的批判的考察上来。
三、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与“真正的实证科学”
跳出三种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我们认为，任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都不能取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亦不能超越历史唯物主义据以可能的历史主义原则。对马克思哲学进行“黑格尔化”的阐释，如卢卡奇的方案，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历史主义与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根本差异；而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所谓“去黑格尔化”的方案，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则易于导致对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的背离。
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毫无疑问是历史主义的，这种历史主义毫无疑问是取自于黑格尔哲学的，无论如何，历史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根基。[38]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主义从思与在的角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意识、思维、精神的活动本性使得自身是历史的发展的；二是作为意识、思维、精神所包含的内容，如事件、事物是历史的发展的。在黑格尔哲学中，精神的活动本性主要表现为思维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规定到复杂丰富的统一，作为内容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精神的发展推动的。黑格尔哲学的内容就是事物自身运动的过程，而历史主义就是关于事物自身运动本性的认识，也就是事物自身运动的逻辑，这就是辩证法。显然，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主义的出发点是绝对精神，恰恰由于这一点，黑格尔哲学关于历史的认识就成为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的观念史。
尽管马克思哲学接纳了黑格尔哲学关于事物运动的历史性这一历史主义原则，但从根本上颠覆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逻辑。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出发点不是绝对精神，而是现实的、经验性的具有可观察特征的物质生产活动，这就使得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就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辩证法则是这种现实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9](P72)在马克思哲学中，社会存在、现实的社会生活才是历史的前提和基础，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得到的，而社会观念则是前者的产物并由前者所决定，这两个层面的历史的统一构成了“能动的生活过程”。马克思指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再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紧接着他又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0](P73)显然，这里“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关于“能动的生活过程”的科学，与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是一致的。马克思哲学既坚持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地位，又坚持社会观念的范导性作用，坚持以物质社会层面来说明观念和价值层面的原则恰恰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主义原则。如果缺少了历史主义的理解，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在先性，就会陷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抽象性理解之中，而对观念与意识的说明就会陷入相对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肯定事实认知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又不否认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规范、意义对于特定现实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是对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性的合理说明。
这意味着，卢卡奇以回到黑格尔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未能走出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思辨逻辑，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如最终将历史等同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预设了抽象的历史主体，在高扬主体价值的同时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性，等等，这是许多人将其看做是一个未能超越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者的基本原因。但是，阿尔都塞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去黑格尔化”的方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难。
结构主义最要害的困难就是无法阐明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对此，哈贝马斯认为，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在语言科学和人类学中，只是由于客体领域的静态性质才很少被觉察。结构主义大多都把自己限制在现有结构的逻辑关系上，而没有把自己的眼光扩大到构成结构过程的模式上”。所以，哈贝马斯才肯定地指出：“只有皮亚杰研究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因为它研究结构构成过程的发展逻辑，所以才同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联系。”[41](P138)严格来讲，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路径就是针对历史主义的路径而提出的。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阐释之间就是截然对立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不但提出了一种总体的历史理论，而且还深入剖析和批判了特定的社会结构，即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图景。但是，问题在于，一旦结构主义阐释将自身局限于非历史的界限内，那么其必定会陷入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性之中。
当涉及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关联问题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由于马克思本人从未言明他的科学观是怎样的，也从未建构一种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相区别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所以，关于马克思与实证主义的关联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马克思的科学观问题始终呈现出悬而未决的争论状态。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悬而未决的争论状态仍会持续下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那句耳熟能详的话语，即“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评论所证明”[42](P109)，或许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他的方法是容易被误解为实证主义的，所以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方法与黑格尔关联起来，也不愿人们将他与孔德联系在一起。孔德曾在《论实证精神》一书中考察了“实证”一词的五种含义，并指出这五种含义都恰好能够表明他的新哲学的特性：真实而不神秘；对现实有用而非无用；肯定而不是怀疑和争论；精确而非模糊；建设而非破坏。前四项含义使实证哲学既区别于神学模式又区别于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最后一项含义则是针对形而上学的。[43](P29-30)总的来看，实证主义哲学的目的就是确立“逻辑性与科学性”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的优先性和社会科学中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这清楚地体现在孔德的如下论述中：“科学，实实在在寓于现象的诸规律之中；不管事实本身如何真实、众多，也只为科学提供必不可少的材料。然而，通过考察这些规律的恒常功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正的科学，远非单纯观察而成，它总是趋向于尽可能避免直接探索，而代之以合理的预测，后者从各方面来说都构成实证精神的主要特征。”[44](P12)显而易见，马克思与孔德的共同敌人就是思辨的形而上学，但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抽象法无法实现对“能动的生活过程”的把握，无法为“改变世界”提供一种方法论的基础。
与卢卡奇的历史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路径相比，分析马克思主义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但是，这种新路径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它在以实证主义及其相关的科学方式拒斥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误将对思辨逻辑的拒斥混同于对历史主义的拒斥，进而误将卢卡奇、阿尔都塞等人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阐释混同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最终误将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拒斥混同于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批评。因此，如果说结构主义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仅仅止步于对卢卡奇的过于“黑格尔化”的重构进行批判的话，那么它们的确能够对各种“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起到“解毒”功用，但是，一旦它们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马克思本人，进而依据与历史主义不相容的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路径去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时，就在彻底“去黑格尔化”的同时也彻底远离了马克思。
上述分析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需要重构，但只能重构于特定的历史主义根基之上。这种历史主义不是黑格尔式的，也不是简单地用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的原则就能消弭的。重构将是一个过程，从方法论上看，这个过程注定要在辩证法、历史主义、科学的方法共同构成的张力场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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