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思想来源及特征探析
刘亚男
摘 要： 子产是春秋末年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也相当重要。但过往成果多侧重其政治、法律等思想研究，较少涉及子产学术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基于传世文献和清华简《良臣》与《子产》，探讨子产思想的来源，认为其思想来源多样：一是礼乐传统思想；二是刑名事功思想；三是其他来源，如通过“子产之师”（或“老先生之俊”）等获得的知识与思想。子产思想来源多样，思想本身也相当复杂。子产在承载传统思想的同时，努力进行革新，运用理性，将部分传统观念进行合理化解释，同时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出于“救世”，着重探讨人道，推动了人文精神的发展。这些体现了子产思想的复杂性，我们称之为“双重变奏”，一方面是传统与革新的双重变奏，另一方面是“天道”与“人道”的双重变奏。
关键词： 子产；思想来源；双重变奏；《左传》；清华简
子产是春秋末年的重要人物，对其评述，历代不绝。明代唐锡周说“后半部《左传》，全赖此人声色”[1]272；清代王源说“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子产为春秋第一人”[2]269，皆非虚誉。但对其赞誉或着眼于政治层面，“子产为政，黜汰侈，崇恭俭，作封洫，铸刑鼎，惜币争承，皆以丰财足国，禁奸保民，其用法虽深，为政虽严，而卒归于爱”[3]266；或着眼于道德层面，“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养民也惠，使民也义”[4]79。子产一生以政治实践为主，从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为卿，到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执政，郑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卒，参与政治达三十三年之久，这尚且没有考虑郑简公三年（公元前563年），子产父子国死于国难，子产攻盗于北宫之事。可以说，子产一生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参与、主导郑国政治与外交，使得郑国在晋、楚夹缝中生存。但作为当时第一流的人物，子产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政治、法律范畴，其学术思想也值得重视。
再见老胡是2015年9月初，我在上海图书馆目录大厅见得一颇有规模的展览——“文化抗战：民族危机之中的中国话剧人”，其中照片、资料之丰富足以让我确证办展人一定是上戏图书馆、一定是老胡他们。四周望去，果然在展览一角看到老胡正向读者讲解。打听得知他们不忍如此专业而精彩之照片等深居库房、散见于各收藏机构，便广征博览，竭力搜罗，以展览形式先期布告，教育大众，并计划逐步积累形成著作。
2.2.2 母根栽植方式 为了研究母根栽植方式对种条生长的影响，开展了先栽植后灌溉和先灌溉后栽植再灌水两种方式进行区组试验。试验采用一年生根桩，栽植株行距30cm×60cm。栽植后进行常规抚育管理。进行萌芽、生根及生长量观测。
前人对此有不少分析：民国郑克堂基于传世文献对子产的学术与思想有所阐发，认为子产“不愧为一位精深博大之学者”[5]293；罗根泽认为子产“已逐渐的知道天神的无用了”，表现出“对天的不信任”[6]；关锋和林聿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子产的无神论思想和唯物主义[7]；李慎仪认为“子产的哲学思想，也是以传统的宗教迷信为主，而有新型的无神论思想萌芽，基本上属于二元论体系”[8]；也有学者认为子产是“是战国时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先驱者”[9]，周干将其称为“朴素的无神论者”[10]；但也有学者否定子产具有无神论思想[11]，陈泳超对子产天道鬼神观进行了辨析[12]；桑东辉探讨了子产的忠德观，也思考了子产思想的矛盾，认为“子产在天人关系上，是始终坚持重人事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盲目地顺从天，敬畏天，祈求天”[13]。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子产大有裨益，但也有所不足。随着近年清华简《良臣》和《子产》的公布，我们对子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本文拟结合《良臣》《子产》和传世文献，重点思考子产思想的来源及特征，以更好地认识子产及其所处的时代。
一、来源多样——子产思想的渊源
思想的产生离不开时代，也离不开所在的文明传统。春秋末年的时代特征，据童书业研究有四点：“种族的混合和华族的成立；中国疆域的扩大；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的转变；统一局面的酝酿。”[14]236-239郑国在春秋初年“庄公小霸”之后，就走下坡路，至春秋后期已是摇摇欲坠，“国小而偪（逼），族大宠多”，内外交困。子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生活，这自然对子产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5]。但我们不拟对此着墨，而是将重点放在子产思想来源的探讨上。
子产处于春秋末期，正当社会大变革时期，思想来源复杂，带有传统思想的深刻烙印，如上文所述，但也有相当多的自觉思考，甚至有些超出时代，具有明显的超前性，体现了时代的进步。这种新与旧、感性与理性的交织，成为子产思想的重要特征。
（一）思想来源之礼乐传统
我们可以认为子产应当了解或者阅读过和管仲相关的书籍，继承了管仲的部分思想。或有人怀疑《管子》的成书时间，但《管子》内容复杂，部分篇章当有很早的来源，张固也先生即认为“传世的‘三匡’少数文句或经后人窜改，其主体内容却早于《左传》《齐语》，是后者的资料来源”[20]187。或有人怀疑《管子》的流传，但实际上，春秋战国各地学术交流相当频繁，“思想、文本流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今人的预料”[21]，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以及清华简《管仲》的整理出版，可知管仲事迹当为各国熟悉。子产了解管仲及其功绩，看到记录管仲事迹及思想的篇章，效法管仲治国理念，采取与管仲相似的治国措施，当然是可能的。
子产知《诗》。春秋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非常重要，子产多次赋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简公宴赵武，子产赋《隰桑》；《左传·昭公十六年》载，郑六卿饯韩宣子，子产赋郑之《羔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子产寓书劝范宣子轻币，引《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之“乐只君子，邦家之基”。这些说明子产曾经学《诗》，对诗相当熟悉并能熟练应用到不同场合。
为得到每个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对应的物种分类信息,首先需要对OTU进行物种分类，其次通过RDP和Blast两种方法，参照物种分类数据库，将细菌进行门、科、属水平的分类。
子产知《书》。程元敏认为，“《尚书》者，政令之书也。记君臣话语，宣示天下。史笔所记，一篇之中，往往言多而事少。一书廿九篇，言多之篇众而事多之篇寡”，[17]15虽然形式上多记言，但内容是关于国家大事则毫无疑问。屈万里即认为“尚书为我国今存最古之史书”[18]1，《书》是当时人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言“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子产对历史知识相当熟悉，大概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书》。
《管子·小匡》载管仲言“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管子·大匡》记载管仲之言“隰朋聪明捷给，可令为东国，宾胥无坚强以良，可以为西土。……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季友之卫人也，恭以精，博于粮，多小信，可游于鲁。……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可游于楚”，擅长“择能而使之”。子产采取的一些措施确实和管仲有一致之处。《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裨谌能谋”；《左传·昭公六年》载子产铸刑书，公布成文法，这些措施“与齐桓—管仲治国措施基本一致”[19]，使得郑国在当时的环境中能够勉力维持。
一方面，如第一部分所言，子产对于诗书礼乐的坚守，对于刑名事功的运用，都说明他对传统承载之重，理解之深。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例，《左传·昭公七年》载：“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大叔曰：‘公孙泄何为？’子产曰：‘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当时普通民众对于鬼神之事是深信不疑的，这从“惊”到“益惧”再到“愈惧”可知，而子产对于鬼神之事信或不信，我们难以确知，但子产为了安抚民心，立公孙泄和良止为大夫，以祭祀其父子孔和伯有，并对鬼神尽量给予合理化解释，子产思想高出普通人于此可知。另外，正是由于子产对传统的鬼神观念有相当了解，才能了解民众需求，对症下药，这恰是子产对传统的承载之处。
（二）思想来源之刑名事功
子产思想中的若干因素颇有能与法术之士思想相通者，但恐怕不是子产所发明，而是渊源有自。贡华南即认为“子产治郑国，尚贤使能，依靠刑辟，其主导精神可以看作是对齐桓－管仲思想的继承”[19]，我们大体认同这一论断，但认为尚有可补充之处。
子产知“礼”。《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子产辞邑，说到“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子产不毁游氏之庙，“君子谓子产于是乎知礼。礼，无毁人以自成也”。这些都可以看出子产的知礼。而且子产在当时郑国国内和诸侯国间，确实也以知礼闻名。《左传·襄公三十年》录，子驷氏欲攻子产，子皮怒之，曰“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将子产看作“礼”的化身；《左传·昭公四年》载，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说明子产知礼已传至王室。由此可以知道，礼自然也是子产少年时期所学内容之一。
子产活跃的春秋末年，礼乐传统虽然摇摇欲坠，但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徐复观即认为“春秋时代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16]42，孔子稍晚于子产，其所学与所教同子产有很大的相似性。通过《论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诗、书、礼等的重视，“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子产少年“学而后入政”时期，学习的主要内容自然包括《诗》、《书》、“礼”等。我们观察子产从政之后的一系列活动，很容易看出《诗》《书》和“礼”对其思想的塑造。
除了对所谓“齐桓—管仲思想”的吸收，清华简六《子产》篇载“乃肆三邦之令”，整理者注三邦为“夏、商、周”，也即子产铸刑书是吸收了夏、商、周时期的法律。王沛通过研究认为：“子产所颁‘刑书’应与周制有直接渊源关系，体现在以下二点：其一，《九刑》的文本内容。……其二，从《子产》篇记载来看，‘令’‘刑’又都有‘郑’（指国都）与‘野’（指郊野）之分。体现了郑国的‘国’‘野’分治的史实，此种分治的传统亦源自西周。”[22]通过对传统法律的吸收，子产公布成文法，“以刑维护礼制”[23]，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启了以法治国的端绪”[23]，逐渐发展出了所谓“刑名法术”，也就是后世所谓“法家”思想。三代的法律，自然可归入所谓“刑名事功”思想，子产对其也多有吸收借鉴。
3.1 教学内容结构化 学生笔记的内容来自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诠释。因此，教师对教学内容的加工与呈现能优化学生笔记的结构，决定着学生笔记的效果。教师须具有对教学内容结构化处理的意识与能力。
子产对于包括三代的法律、齐桓—管仲思想等的刑名事功思想相当熟悉，并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予以应用，这些思想自然是子产通过学习得到，并成为其治理郑国的重要支撑，因此“刑名事功”思想应是子产思想的另一来源。
（三）思想来源之“子产之师”（或“老先生之俊”）
子产思想除了上面两个来源，应当还有其他来源。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清华简三《良臣》中提到“子产之帀（师）：王子白（伯）
（愿）、肥中（仲）、土（杜）
（逝）、
厈”，清华简六《子产》中也提到“子产用
（尊）老先生之
（俊），乃又（有）丧（桑）
（丘）中（仲）
（文）、
（杜）
（逝）、肥中（仲）、王子白（伯）（愿）”。既然称为“子产之师”（或“老先生之俊”），这些人自然是子产思想的重要来源，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思想，据此自然能够探索子产思想的另外面向。
对读两处文献，只有一处不同，即李学勤先生指出的在子产之师的四人中，《良臣》“无桑丘仲文而有
厈”[24]，共提到了五个人物：王子伯愿、肥仲、杜逝、
厈、桑丘仲文，但遗憾的是，这些人物具体对应哪些历史人物，众说纷纭，没有一致意见。对此，我们很难据此探讨子产思想。但结合《左传》，我们大体知道子产思想除了上文所述的两个来源，也吸收了许多其他思想，有相当复杂而多样的来源。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子产论晋侯疾病，“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君子是以恶之。……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其知识的丰富为晋侯所赞许，许其为“博物君子”。《论语·子罕》中达巷党人赞誉孔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产恐怕也是如此，学无常师，知识、思想来源相当多样。
如上所述，子产思想有相当多样而复杂的来源，这使得子产承载了相当深厚的思想传统，成为其行事的支撑，但子产之所以从当时的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享誉当时，影响后世的人物，恐怕主要还在于其能够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思考，从而形成适应当时、超越当时的思想，这从其思想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城市的街道比刚睡醒的头发还乱，路况比孟尝君的食客还杂，因此公车的行进像多数人的人生一样，通常很坎坷。
二、双重变奏——子产思想的特征
学习是获得知识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子产重视学习，“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不可。……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左传·襄公八年》子产批评父亲子国与子耳率兵侵蔡，其父怒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此时子产“以情理推断，大约应在二十岁左右”[15]。此时子产当无政治经验，却能发此高论，当是由于大量的学习（包括观察父亲处理政事）。再结合子产两年后处置政治变乱之冷静，以及整个政治生涯，尤其是外交活动中言辞之灿烂，处置之得体，可知子产少年时期经过长期而大量的学习。
（一）传统与革新的双重变奏
传统，即“世代相传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也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印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25]16，其主要特征，在于“不变性”[26]2。我们很难摆脱传统，正如E.希尔斯《论传统》的第一章标题所言，我们都“在过去的掌心中”，子产承载了之前的传统，深受传统的影响。但同时，子产的思想中也有明显的革新因素。
子产对于《诗》《书》和“礼”都相当熟悉，而诗、书、礼的核心精神是礼乐。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礼乐传统是子产思想的来源之一。正如贡华南所说“西周以来的《诗》《书》《礼》《乐》等典籍构建出一个深厚而博大的思想传统，春秋思想世界首先扎根在这个传统之上”[19]，子产自然不能例外。
另一方面，子产思想中更有革新的、超越时代的因素。《左传·昭公元年》曰：“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子产曰：‘……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子产通过思考，对晋侯的疾病进行合理化的解释，这是陈来所谓“理性与德性优先的态度”[27]54，甚至可以说有马克思·韦伯所谓“祛魅”（Disenchantment）的萌芽。这样对于理性的重视，当然是革新的，是超越时代的，我们在子产身上不止一次看到。《左传·昭公七年》亦载：“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这虽然仍是在解释鬼神，但分明可以看出子产在自觉地使用理性，试图对鬼神给予新的更合理的解释。子产对于灾害的态度，更是体现了其思想革新的层面。《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子产不禳火；《左传·昭公十九年》曰，郑大水，子产不许禜。
当然，也有一些相反的记载。“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左传·昭公十八年》）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子产思想革新的一面。这种矛盾的记载，其实反映了子产行动的出发点——救世存郑。《左传·昭公六年》载子产铸刑书，叔向诒书批评，子产解释到“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他自己知道这样也许不合传统，不合礼，但经过理性分析，出于实用主义，为了“救世”，仍然公布刑书、进行革新。子产对同一事件前后不同的态度也可作如是观。这种矛盾性在子产身上的体现反映了子产思想的特征——传统与革新的双重变奏。这种既承载又革新的态度，反映了子产生于时代、高于时代，思想力图摆脱时代，而又无力摆脱时代的特质，但不管是承载，还是革新，我们都可以看出子产思想中理性的萌芽。
营养学家经过反复试验得出，人体血液中硒的标准值为0.08 mg/kg，低于该值就会发生缺硒症[7]。人体不能自身合成硒，需要从食物中摄取[8]。植物性食物中的硒直接从含硒土壤中吸收，动物性食物中的硒来自于饲料。因此，食物中的硒归根结底来自于土壤。硒在我国的分布极不平衡，我国约有72%的地区缺硒，特别是从东北到西南的15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构成了“贫硒地带”。世界卫生组织确定我国是40个缺硒的国家之一[9]。
（2）流通方向及流量。主要流通方向为重庆主城区，同时涵盖周边的涪陵、南川等区县，仔猪外调还包括湖南、广东等省市。
（二）天道与人道的双重变奏
子产思想中理性的萌芽，除了表现在其对事物试图作出合理化解释，还表现在其思想中人文精神的发展，对于人道的关注。正如《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所言“天道远，人道迩”，子产对于“人道”的关注，文献多有，前人也多有论述，此不赘言。但关于子产的天道观，则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郭沫若认为“春秋时代的智者对于天虽然取着不信的态度，但天的统治如周王仍拥有天子的虚位一样，依然在惯性中维持着的。……就如声称‘天道远，人道迩’的子产也时而要高谈其鬼神”[28]345，也即郭沫若认为子产“对天取着不信的态度”。罗根泽也认为子产“已逐渐的知道天神的无用了”，表现出“对天的不信任”[6]，关于这一点，有待厘清。
理解子产以及其他先秦人物的思想，要注意资料的有限性，否认容易陷入默证。关于子产的资料主要保存在《左传》中，《左传》“以事解经”，侧重史实的记载，尤其是政治事件的记载，对思想较少涉及，因此《左传》关于子产思想的记载具有有限性，恐难反映子产思想的全貌。我们认为这是文献记载中子产较少论及天道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也要考虑子产自身的原因。一要注意子产“救世”的出发点。“吾以救世也”，“救世”是子产思想的出发点，既然救世，就要关注当时局势，郑国的国政自然成为其最主要关注点，而人道是国政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天道则相对较远，因此子产少论天道。《左传·昭公十九年》载：“郑大水，龙鬬（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子产弗许，曰：‘我鬬（斗），龙不我觌也；龙鬬（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也。”二要考虑子产对人的局限性的认识。《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我们细绎文意，发现子产并不是忽视或反对“天道”，而是对人的有限性有足够的认识，“竈（灶）焉知天道”，此句可与《
梁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者神，子恶知之，是人也”对读。也就是说，子产实际上是对人的有限性有充分的认识，认为人很难真正认识天道，故而少论及。
基于以上原因，文献中关于子产论天道的记载很少。因此，我们很难断定子产对于天道是信还是不信，但至少我们知道，子产对于天道其实有相当之了解。《左传·昭公七年》记载了子产和赵景子的问答（见上文），《左传·昭公十八年》也记载：“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子产了解天道，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天道的重要性，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甚少论及而已。而其对于人道的关注则显而易见。
因此我们认为子产思想包含天道和人道的不同面向，而并非重人道，反对天道，这种天道与人道的杂糅，符合子产思想的特质。我们分析子产思想的特征，发现子产思想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既承载了深厚的传统因素，也孕育着相当的理性因素，人文主义在其思想中已经相当明显。《左传》作者花费大量笔墨论及子产，子产可以说是春秋时代精神的最佳体现。
结 语
春秋时期，思想界“不仅有诗书礼乐的老传统，同时还有一个广大博厚，且拥有思想与现实双重势力的齐桓—管仲新思潮”[19]。老传统和新思潮在子产身上有明显的体现，但子产不仅仅是通过典籍和“子产之师”继承这两个传统，同时还广泛吸收了许多其他思想，“博物君子”，此之谓也。除了继承旧有的传统思想，子产身上也有明显的革新因素，主要体现在他运用理性，力图使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合理化；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思考，基于“救世”的需求，重视人道，重视人的问题，推进了对于人的认识。同时，他也认识到人的局限性，基于此，加上天道与人道关系的相对疏离，子产对于天道甚少论及，但子产对于天道实际有相当之了解，正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并非孔子不了解鬼神，而是出于各种原因将自己思考的重心放在了人事上面。
近年来研究认为RA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Th17/Treg免疫失衡是其重要的病机,且Th17/Treg免疫失衡与炎性微环境密切相关。Th17细胞所产生的IL-17能诱导炎症局部IL-6、TNF-α、IL-1等细胞因子和MCP-1、MIP-2等趋化因子的释放,激活机体免疫级联反应发挥吞噬及杀伤作用[4]。微环境中大量生成的IL-6、TGFβ等细胞因子能促进Th17细胞的分化,如IL-6可通过磷酸化信号传导与转录激活因子促进初始T细胞向Th17细胞方向分化[5-6]。同时,IL-6、TNF-α等细胞因子可激活NF-κB信号通路,最终影响Treg/Th17细胞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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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Sources and Features of ZiChan’s Thought
Liu Ya-nan
Abstract: ZiChan is an important people in the Pre-Confucian Era,and his thinking is also important.The most research in the past is about his political or legal ideology,his academic thought was rarely studied.We based on handed down text andZiChan 、LiangChen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analyze the source of ZiChan’s thought.We believe that his thought has various sources:first,the rite ang music;second,forms and names;apart from this,there are other sources.ZiChan’s thought has various sources,and it’s also very complex.ZiChan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thought,at the same time,he tried to change it,he used his rationality to reinterpret some concepts in the past.He also recognized the limitation ofthe man,forthe purpose ofsalvation,he focused on Rendao,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m.These reflect the complex of ZiChan’s thought,we call it“dual variation”,one is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one is Tiandao and Rendao.
Key words: ZiChan；source of thought；dual variation；Zuo Zhuan ；Tsinghua bamboo slips
中图分类号： K225、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19）06-0122-06
收稿日期 ：2019-06-15
作者简介 ：刘亚男，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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