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的地理综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时代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即将来到的21世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逐渐占据国际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知识的不断创新，其发展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1]。这既给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无疑也是对地理学的深化与发展提出的严峻挑战。未来的中国地理学将经受考验。本文是笔者对知识经济时代地理学综合研究的一些思考。
1 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
区域性和综合性是地理学的两大特点。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epigeosphere）。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所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分布都随着区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每一个区域内部的各种现象和要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任何一个现象和要素的变化都会出现反馈，导致其他现象和要素的相应变化。因此，一个区域的特点是该区域内部各种现象和要素相互联系的、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综合反映。正因为如此，黄秉维先生早就指出，“没有综合性地理研究，地理学便失去其存在的依据”[2]。
地理学具有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起着桥梁、交汇和贯通的作用。地理学的综合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地理学是在人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一直把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看成是自己存在的根基。它所强调的人地相互作用的高度综合，就在于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纵观历史进程，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目前这种关系已经从改造自然的工业化阶段迈入人与环境的“共生”阶段。在这个阶段强调的是既注意发展生产，又重视环境建设，把人与自然环境协调成相互促进的整体，即协调好人口（P）、 资源（R）、环境（E）与发展（D）的关系。在这里， 人类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一方，而人口、资源、环境为另一方，构成了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自1988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以来，更提出不仅要协调好当代的这一对矛盾，还要协调好与后代的矛盾，要给后代人留下优美的环境和足够使用的资源，这就是所谓“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认为，协调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地理学所一贯主张的协调人地关系的现代诠释。地理学发挥其综合研究包括要素综合、过程综合、区域综合、专题综合的长处，一定能够在知识经济时代占据一席之地，为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2 地理学综合的层次
地理学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地理学的综合研究也必然存在不同的层次。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各部分互相关联。人类活动对自然界施加影响，引起某些自然界的变化，人及其活动成为自然界的因素。人类活动对自然界施加作用决定于社会经济因素，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人类如何利用或顺应自然变化又需要对自然界有必要的认识。然而，尽管已经探索了很长时间，将自然界有关的因素和过程综合起来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未解决或似乎解决但实际并未解决的难点还很多。以往的工作多是孤立、分散进行的，所取得的资料，在时间与空间上相去甚远，方法也不尽相同，统计标准参差不齐，可比性差。要分析、综合这些资料来揭示自然环境的具体规律及其变化过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可能性也是不大的。传统的、描述性的、以要素为主体的综合模式至今还占据着重要位置，围绕物理、化学、生物这三个主导过程进行的自然地理综合研究虽然已经被人们逐渐认识，但并没有看到真正的综合成果。
社会经济方面的综合应该是高一层次的综合。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更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受到严厉的批判，人文地理脱离了自然地理。自然地理本身又分崩离析，综合工作更衰落了，各分支之中，地貌学一枝独秀，亦增加了综合的困难。近些年，中国的许多地理学家已经认识到分离的局限和问题，兴起了诸如“自然地理人文化”（或称“自然地理经济化”）和“经济地理自然化（或称经济地理生态化）”一类的口号，也有学者重提发展“统一地理学”的主张。实际上，这是客观实际需要的反映。自然地理学家不懂得经济，则不能排除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来显然没有意义的东西，经济地理学家不懂得自然，也不能排除从自然规律角度看来显然错误的东西，其成果都不能适应解决社会发展与自然的矛盾这一需要。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则是更高层次的综合。地理学向称是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问，近代地理学亦有两大研究领域的方向，而实际上工作开展的并不多。AMBIO 的《综合地球系统科学》专号中有R.B.Miller的文章[3]论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问题。 她认为，过去有不少多学科的工作，却提不出一项跨学科的工作事例。 HDP的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研究是典型的地理学的工作，可以认为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但其结果究竟如何尚需时日才能真正予以评价。以往我国的一些地理著作，特别是区域地理著作，常常提出一些利用、改造自然的意见和建议，但由于缺乏对社会经济的考察、研究，往往不考虑从社会经济视角来看是否可行，亦往往是非常肤浅的。其结果当然与真正的跨学科研究有很大的距离，也很难或完全不能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作用，最终只能是停留在口头上，落实在纸面上。
3 地理学综合研究的新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规划科学”的思想，大科学的体制一时成为时髦[4]。随着社会经济对科学技术依赖性加强， 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科学技术的规划和管理。大科学体制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的巨大进步。它使科学技术第一次获得国家级的社会推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又把许多科学成果迅速变成高新技术产业，大大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目前，欧美都纷纷制定规划，抢占滩头。如欧盟正在酝酿制定第五个《科技发展与研究框架规划》（1999年～2002年）把生命科学和生态系统、信息技术以及可持续发展定为未来的研究重点。知识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在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中发展的经济。它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不断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已经跨越了“改造自然”的工业化阶段。在那个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控制自然能力的提高，产生了一种“改造论”的思想，夸大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但是，由于人类对长时间、大范围的自然变化还缺乏预测能力，有时这种改造自然的行为在短期内似乎是取得了成功，但在以后遭到自然报复的事情多得不可胜数。相反，在知识经济时代，它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要求充分考虑资源利用的环境效应、生态效应，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这依赖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全面的科学认识[5] 。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经枯竭或接近枯竭的自然资源，注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联系，通过分析和掌握能流、物流、信息流的区域特征及其规律，达到合理配置全球或区域性的资源、信息和资本。实际上，这些都是当代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是极为重要的。笔者理解，知识创新包括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许多科学成果迅速转变成高、新技术产业，二是原有科学成果的重新组装，使之更加适用化。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方兴未艾，它的迅速产业化应该属于前者。而地理学综合研究工作的大多数应该属于后者，是知识的更新和大规模重新组装，是将各类科学技术成果拼装起来，以便获得最优组合，以其知识产品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特别是宏观决策。这方面的例子也不胜枚举。由于地理学的分层次、分项目、分内容的单项研究已经被系统研究所取代，多层次和多领域的组织、综合研究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知识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尽管知识经济也需要资金投入甚至是风险资金投入，但更重要的是知识、智力，无形资产的投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全面领先，又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有所作为，在世界大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在投资、市场、能源等方面愈来愈多地依赖其它国家或地区。在过去六年中，美国经济增长有1／3就归功于贸易。知识经济的这一特点与地理学综合研究的近期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区域地理的综合研究，愈来愈多地采用系统方法。地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按照研究的角度，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系统类型、子系统。区域地理的综合研究除了对系统内部的能流、物流、信息流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地域本身的特点、功能和结构外，还必须考虑地域间的相互联系。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地域单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地域单元之间存在明显的纵向联系，这种纵向联系又以全球联系为背景和最终归属，特别是在信息流的输送、转播以及增强已经成为当今地域结构进化重要动力的今天，不考虑全球背景，任何对区域的认识都是不全面的[6]。同样， 没有对区域的深刻分析，也不可能对全球问题有足够的认识。比如环境污染是地区性问题，更是全球性问题。因为从某地区烟囱里排放出来的有害气体或流入该地区河流中的污染物不可能不对周边地区、乃至全球产生深刻的影响。又如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自1984年IGBP计划执行以来的10多年间，对有些比较简单的第一性问题，如过去100 年全球及各主要地区是否发生了温室增温现象，还不能作出确切无可置疑的回答。陆地系统与海洋系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方面的研究有广大的外延叠合的内容，相偕并进，则相得益彰，步调参差，则事倍功半。陆地系统的问题很多，自然、社会、经济和技术的问题相互纠缠在一起，不搞清楚这些，点上的研究结果不可能推广到面上，更谈不上对全国、全球的指导意义。换句话说， 至今关于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过于偏重自然，采用top down的方法，陆地系统地域研究相对落后，bottom up工作太少、太粗，结合流于肤浅。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以bottom up 方法为主， 以top down方法为辅，在综合指导下分析，又在分析基础上综合。其结果将会是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这正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特点和长处。
4 地理综合研究的深化
地理学具有综合研究的潜在学科优势。但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潜在学科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有必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开拓视野，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为国家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服务的同时，使地理学本身也得到应有的发展。
面对知识经济的地理学综合研究的深化应该包括广度和深度两方面。也包括理论上的提高和研究手段上的充实和改进。以往的地理学综合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comprehensive（混合的）和multidisplinary（多学科的）而不是integrative（融合的）和interdisplimary（跨学科交叉的）[7]，甚至往往是挂一漏万，综而不合。 造成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是缺乏具有如此又深又广的知识的人才，主观原因是学科发展分割太细，囿于学科成见，甚至以邻为壑，实难完成综合研究的任务。笔者认为，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建设首先是研究队伍的建设，需要组织地理学及其他学科如系统科学等的人才，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逐步建立起一支有共同语言、共同目的、能指臂相使的队伍，具备观微知著、举一反三的本领。这样的队伍才能胜任新时期综合研究的任务。其次，地理学综合研究应逐渐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需求，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深化和革新。
（1）伴随着系统边界的模糊化及相空间的柔变， 地理综合研究的区域空间由单一地理空间向地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的转化。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迅速发展，与实物位移不同，资本与信息的快速、多向及多态流转将构成一个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地理空间的以边界模糊、相空间大小及形状瞬时发生动态变化等为主要特征的虚拟空间。它可以叠加在地理实体空间之上，也可与之形成某种集合关系或完全游离于地理空间之外。这就要求地理综合研究必须突破原有的地理空间模式，充分考虑两种空间的结合关系。
（2）地理要素中人力资源权重的凸现， 使得传统综合研究中的要素均衡观受到冲击。知识经济是充分体现人类智慧的经济。与土地、森林、矿产不同，它不具有一般物质资源常有的那种有限性、唯一性和排他性，它可以为多人所占有，并可同时和一再重复使用[8]。 这就要求改变传统要素综合中对因子的时序排列、赋予权重、线性累加等做法，必须考虑因子的自我复制、催化及因子间的各种耦合关系等特质。
（3）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 一旦失去了与科学技术的新知识结合的可能，便不仅失去了使自身通过异质化实现增值的条件，其原有的价值也会立即消失[9]。 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技术的主导和不可替代作用，使传统地理综合研究中自然要素的强势效能产生动摇。正如黄秉维先生最近所指出的，新的综合研究必须考虑科学技术发展而致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相互替代作用。
（4）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的低环境成本经济增长， 客观上为地理综合研究提供了发展契机。下一世纪，随着科技进步，人类采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开发自然资源，使作用范围从深度和广度两维拓展，把传统经济条件下的非资源变成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源，原来稀缺的资源得到补充或替代，越来越多的环境要素被开发成资源。同时，废物、资源再生处理、重复利用的可能性增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同逐步完善。另一方面，资源、环境系统及要素在物理空间之间的位移将更加便利，资源配置更加合理[10]。面对社会经济因子对自然环境系统日益显著的作用，地理综合研究应当摒弃传统的二元系统结构，即将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分立或将社会经济条件作为外在因子的做法，真正将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研究。考虑到这一层次综合研究的难度，黄秉维先生指出，采取因子内化的策略在目前较为稳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抽象概括和数量表达有关的数学、物理方法逐步引入地理学综合研究，但至今并未完全摆脱定性描述的窘境，也未真正迈入“精密科学”的行列。信息技术是未来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面对知识经济的地理学综合研究即使不是完全定量的研究至少应该是向完全定量的方向努力，作为第一步可以是定量与定性的研究相结合，这需要广泛吸收相邻学科的知识，借用它们的先进的方法和手段，需要迅速获取信息、处理信息、更新信息，这不能不依靠系统科学，借助于信息科学和遥感应用。其中主要是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和遥感地学分析，即通常所说的地球信息科学。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才有可能在地理综合研究中了解机理、过程，提高预测预报的能力和服务于规划、设计与决策的水平。
地理综合研究是地理学的重要核心，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面对知识经济，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应该发扬光大，应该在多层次全方位上深化，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来稿日期：199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