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尊重：关于构建我国对中东研究话语体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话语论文,体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12月，我参加了上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举办的以“和合共生”为主题的宗教对话与交流研讨会。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东研究的工作者，对中东问题中的宗教性，感受自然既多且深，但怎样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的中东学和伊斯兰学的话语体系，却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和合共生”的宗教对话与交流研讨会，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我国宗教人士和学者从他们所从事或研究的宗教发展历史与实践经验出发，注意结合当代中国的人文理念与核心价值观，正在尝试建立一个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交流平台；对我的启迪是，构建中国对中东研究的话语体系，理应以中国的主流人文理念为指导，应重视研究对象自身的文献资料，也应注意符合时代精神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在这里，谨想对这些粗浅的看法作些勾勒和阐述，以求能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
研究工作以怎样的人文理念为指导，关系到研究话语体系的特色，更直接涉及学科建设中的思维方法问题。人文理念实际上是人们在想事、想问题时必然有的观念、价值观和原则。人类社会在跨入新千年的门槛时，联合国于2000年9月8日通过了一个《千年首脑会议宣言》，该宣言共8个部分32条，在谈及人类社会新千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如和平、安全与裁军，发展和消除贫困，保护我们共同的环境，人权、民主和廉政等共同任务目标前，首先确定第一部分就是“价值观与原则”①。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与原则，对世界各国制订各种政策无疑具有指导性，都应当参考，至少得做到不致违背。就从事中东区域研究而言，《千年首脑会议宣言》中的“容忍”价值观就很值得重视：“人类虽然信仰、文化和语言不同，都必须相互尊重。对于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差异，不应害怕，也不应压制，而是应视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积极地提倡各种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文化。”这在我看来，是为世界各国研究中东问题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尊重与理解。关于尊重，《宣言》中已经表述；而理解则显然是“不害怕、不压制”的知识性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也是美国对全球战略的重点，因为相继发生的“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以黎战争，都与中东、与伊斯兰教有关。在美国占有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握有西方舆论话语主导权的情况下，不仅中东一些国家被贴上了“无赖”、“邪恶”的标签，而且伊斯兰教也被直接或间接地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甚至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广大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群众更成了美国推出的“大中东倡议”欲加以改造的对象。这里，有下列两个现象值得关注：
1.伊拉克战争四年多来，美国政府当年开战的理由：“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均已查明缺乏事实根据，美国国内舆论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遂不断大幅下降，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都在自己的回忆录《动荡时代：新世界中的冒险》里明确指出：“令我感到悲哀的是，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政府)在政治上又不便承认。”②因此，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布什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后高奏的“反恐战争”变调的转折点，是用来遮掩美国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全球事务主导权的借口。但往前一点看，美国对伊拉克开战时，为什么能在美国国内受到两党和舆论几乎一致的支持，为什么国际上竟还有那么多国家愿意配合，为这场缺失公理和道义的战争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
2.美国社会舆论对伊斯兰中东，特别是被美国政府列为对立面的国家政府和组织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尽管为数不少的新保守主义强硬分子已陆续离开白宫，但这并不表示美国政府便将彻底舍弃“单边黩武”的政策选项，一俟决策部门宣称伊朗、真主党、哈马斯等触犯了美国利益的底线或核心价值观，美欧舆论也未必就会不与它保持一致。
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与长期以来美欧西方国家已形成传统的有关伊斯兰的东方学话语体系分不开的。
著名的东方学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他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专著中曾作过精辟分析。他认为，他所关注的伊斯兰东方，对生活在电子时代的西方公民来说，已“变得越近，现在它已不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被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弄得支离破碎的地方”，“这一电子的、后现代的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东方化形象的类型化趋势不断增强。电视、电台和所有媒体资源都将信息塞进越来越标准化的模式之中。就东方而言，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19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他指出，“有三个因素导致人们将阿拉伯和伊斯兰哪怕最简单的问题高度政治化，把一潭清水搅得浑浊不堪：第一，西方流行的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的偏见，这直接反映在东方学研究的历史之中；第二，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及其对美国犹太人与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以及公众的影响；第三，由于不存在任何文化特定的立场，人们既可以认同的姿态，又可以无动于衷地谈论阿拉伯或伊斯兰。”③归纳起来，似可看到这样一种产生中东政策的场境：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受到利益的驱动，一面炮制有关政策，一面让它们所有的媒体资源都把阿拉伯、伊斯兰对象塞入已越来越标准化的妖魔化模式，鼓动原已充斥着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偏见的社会舆论，使之在不是采取认同就是无动于衷的观众中得以通过。这种政策制作环境的形成，萨义德认为是源于欧美东方学研究的历史。再细究一下，也许应归结为它们用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权力话语体系，因为它用以表达、显现、交流和描述的手段，总是围绕着创造西方的利益，传达出来的是控制、操纵，甚至是吞并的愿望和意图。④这种话语体系是一种定式、一种传统，也是当今美国政治和学术文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客观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话语体系实在很难想象，因为对它们谋求的全球利益而言，这套话语体系是再得心应手、相得益彰不过了。
中国则不然，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与中东人民有密切的文化和文明交往，近代以降双方的历史遭遇很相似，半个多世纪来又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彼此间通过交流与合作，结有深厚的传统友谊，因此，也拥有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
对我国研究中东伊斯兰教的学术发展史，虽至今尚未充分展开，但学界已形成不少重要共识。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是集上百位著名学者之力、历时6年才编纂而成的巨著，其中明确指出，“明末清初之际，随着回回的民族社会的发展，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特点”；“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教史与文化这一学术活动，大约开始于明末，经清代、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300余年”。⑤在当时“学通四教”(佛、儒、道、伊斯兰)、通过“以儒译经”形式的学者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王岱舆(约1584～1670年)和刘智(约1655～1745年)两位学者。王岱舆“将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宋明理学相结合，阐明了伊斯兰教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为建立中国伊斯兰教哲学和教义学的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理论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表现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文化的交融互补，开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之先河”；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更是被后人推崇为“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穆罕默德传略”。⑥这里，可以看出，(1)中国研究伊斯兰教的学术活动，正是伊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2)中国对伊斯兰教的研究，自始就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主流文化观念相结合，努力做到交融互补，而不是对立排斥。因此，中国自近代以来由这种研究特色构建起来的研究话语体系，与欧洲殖民主义为控制、掠夺伊斯兰地区的东方学话语体系是迥然不同的。
中国从20世纪起，对伊斯兰研究除有宗教经典著作的翻译，也注意向历史、文化、民族等领域扩展，以深化中国国民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这些学术成果的话语体系，始终保持了尊重、平等相待的基调。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与中东国家外交关系的迅速发展，双方交往的范围大拓展，涉及政治、外交、经贸、能源、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个方面，国内出版的有关中东的著作、译作、论文，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1979年以来，研究成果更趋丰硕，不仅出现了研究中东、伊斯兰问题的《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研究》那样针对性很强的刊物，而且在《世界宗教研究》、《回族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等综合性明显的学术刊物上，也常刊载有关中东研究的论文。中国对外政策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反映在对中东的学术研究方面，是更加自觉地维护并发展了以中国人文理念和价值观为指导的研究特色，坚持以求同存异为原则表现出对对象国及其人民的尊重，并尽可能客观、准确地进行描述，以增进我国人民对不同文明体系的理解，增进双方的友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不仅见诸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政府间的交往、外交文件及媒体报导，而且就是在文人、作家的笔下，也有充分的反映。⑦
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既适应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宣言》规定的价值观和原则，也符合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核心价值体系⑧；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把“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放在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总体原则和目标的第一条⑨；在2004年9月通过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中，也明确规定了“尊重各国人民的文化和文明特性，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呼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营造合作、和谐的国际环境，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⑩。可见，以相互尊重和增进理解为前提的交往、合作，是中非、中阿都认同的积极立场，由此形成的交往、研究话语体系既符合历史传统，也符合彼此的价值理念和现实利益，是双方应当坚持和维护的重要资源之一。在中东热点问题如伊朗核问题、伊拉克重建、巴以和平进程，以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日趋具有国际共治性质的21世纪初期，我国在积极参与过程中，已越来越证明中国的平等待人的话语体系，比美国和欧洲某些国家那套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话语体系，更能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所接受，因而也应得到我国从事中东研究专家学者们的重视和珍惜。
重视研究对象自身的文献资料
我国研究伊斯兰教是从译经、释经开始的。明清时期的王岱舆、刘智、伍遵契(约1598～1698年)、马德新(1794～1874年)等是如此，进入20世纪后的王静斋(1879～1949年)、庞士谦(1902～1958年)、马坚(1906～1978年)等人的学术道路也是如此。他们的学术动机明确，讲究原著的版本和注释本的权威性，大多是在自己出国游学或留学期间多方求证后才着手搜集的。这种重视掌握研究对象自身第一手资料的做法，虽然其成果会受到译者、注释者自身知识结构、思想倾向等方面的影响，但毕竟完全不同于欧洲的东方学“被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控制着人们的想象，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11)，因而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就更纯粹，更令人信服。
1949年以后，我国学术界对中东的关注开始从较单纯的宗教角度转向更广泛的领域。在1956年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新中国培养的一批批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人才，陆续走上外交、经贸、文化、新闻、教育等岗位，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交流遂得以不断拓宽和发展。只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除对《古兰经》、《一千零一夜》及一些诗歌、短篇小说的翻译介绍外，并未见到中东国家学术著作的译作，真正意义上的中东学术研究成果也不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为增加对世界各国的了解，中央布置过翻译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著作的任务。我曾被分配译《阿拉伯马格里布史》，后还应西北大学之邀，参与翻译《苏丹》和《埃及》两本地理专著。但这些书出版时内页都标明“内部读物”，“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显然，要靠这两套书来开展中东研究，仍很困难，且有限制，更何况，当时选择、确定样书时，来源品种有限，译者也没有发言权，只能奉命行事，因此，这些译作对学术研究的作用和影响都很有限。直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解除了许多禁锢后，文化学术活动才真正迎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我曾在1990年《阿拉伯世界》第2期上写过一篇《十年辛劳，一园硕果》的文章，在概述了阿拉伯文学翻译的众多成绩外，特别提到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译作，如纳忠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史》、马金鹏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马坚、林松的两种《古兰经》全译本等，也曾谈及我国学者编写的学术专著。如季国兴、陈和丰的《二战后中东战争史》、郭应德的《阿拉伯中古史简编》、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概论》等，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里，由于我国参加了联合国的版权组织，现当代的中东文学译作数量明显减少，但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形势备受世人关注，21世纪初期，随着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不断加剧，我国研究中东的论文、专著大大增多，内容涉及中东领袖人物传记、国际反恐、中东历史、社会、宗教、政治制度、文化、文学、艺术等，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其中有很多力作、精品，可以说是我国自开展中东研究以来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这里，在取得上述成绩和已形成繁荣景象的同时，谨从构建我国中东研究话语体系的视角，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1.须重视引证国外资料文献的平衡性。 研究中东问题离不开美国，因为美国当前处在中东许多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此而论，言必称美国，并没有什么不妥；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客观上占据着国际关系研究的强势地位，且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是不容回避的重要方面。但与此同时，从遵循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立场出发的中国学者，也得兼顾和重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受体——中东国家及其民众的感受和反应，它们政府、学者的观点及舆论的走向，否则，就很难做到兼听则明，表现不出对中东国家的尊重和理解，也就离开了不能继承和维护中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传统方法和以明辨是非、客观公允为特色的话语体系。有的研究中东的论文、专著，全篇都是美国的文献资料，有关中东国家的资料即便是译文、译作都只字不提；我看到的不少课题申报表，在国外研究状况概述中，往往也只有美欧的专著和论文，而对象国的文献资料一篇都没有。这显然有失偏颇。英国诺丁汉大学郑永年教授在《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一文中认为，“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化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12)同样，用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搬来用于中东，也解释不了中东的现实，而且事实证明，由美国概念和理论制订的中东政策，已经在中东屡屡受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作调整。
我国对中东研究对象国资料的匮乏，书市上见不到多少直接从阿拉伯文、波斯文译出的理论著作，由来已久，客观上是由交流不多、译者少、出版难等诸多因素造成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得不断提高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度。眼下，中东的战略地位、资源、极具特色的信仰和价值观，已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史看，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从中国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中长期目标看，加强与中东地区之间的政经交往合作和人文对话，也已益显重要和迫切。中东研究要跟上形势的发展或居于前沿，做出一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分析判断，资料问题是必须设法解决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求中东研究工作者都懂得当地语言，当然不现实，但中东国家的政府、研究中心、主流媒体都设有英文网站，应可以参考；我国新华社参编部采集、翻译的不少中东国家的政论和学术文章，也很有价值。从长远计，可能还得从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着手。我国专门研究中东的机构和人员并不多，许多研究工作是由研究国际关系、外交学、经济学、宗教学、战略学及从事其他区域研究的人员承担的。他们如果能在开展国际交流时，不定期地到中东国家走一走，看一看，至少能领略一下当地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听一听当地学者对涉及他们本国、本地区事务的分析和评论，逐步收集一些资料，相信会有收获，对推动构建中国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2.中国近现代中东研究的发轫，是基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需要，学者们关注的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生存和发展。 通过三四百年的学术积累，中国穆斯林已形成一套有别于基督教、天主教的语汇和译名，汉族学者、译者在落笔行文时需予以关注。比如，真主(安拉)不要写成上帝，易卜拉欣不译作亚伯拉罕，中国穆斯林已确定的许多名词，如阿丹(亚当)、穆萨(摩西)、麦尔彦(马利亚)、阿甸园(伊甸园)等，也不必去改动。这种学术上的关照，从政治角度看，其实是一种必需。伊斯兰教虽然是外来宗教，但在传入中国千百年来，已经历了自觉不自觉的中国化过程，广大信众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且形成了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但伊斯兰教毕竟是国际性宗教，中国2 000多万穆斯林与国外，特别是与中东地区有强烈的感情联系，他们在国内的境遇往往会受到国外舆论和有关组织的注意，而国际上发生的宗教事件，如丹麦小报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事件，罗马教廷对十字军战争的不当讲话，乃至黎巴嫩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与基督教徒占多数的政府间的矛盾和冲突，都会或多或少地引起中国穆斯林民众的关注。而且事实上，据我所知，我国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都一直很留意中国中东问题专家的观点、分析和评论。因此，在我国的中东研究工作中，统筹国内政治与国际两个大局，应是专家学者们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原则，而且可以说是推动我们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指导方针。
注意符合时代精神
我之所以在前文对中国宗教界提出的“和合共生”主题表示钦佩，是因为它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和朝代精神。“和合共生”的提法，顾名思义，“和合”当不是指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和合之神或和合之仙，而是“和谐合作”的简约之谓；“共生”则是共同生存发展的节略。“和合共生”对我国宗教界而言，不但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指明了各教未来发展的方向，符合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研究中东，制订有关中东的各项政策，构建中国对中东研究的话语体系，都必须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趋势等要素所形成的时代精神；在分析阐述美国与伊斯兰世界这对矛盾时，须关注它们在时代精神这一涉及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方面的表现和分歧。
现在人们都已可以看清，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既违背了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宣言》的价值观与原则，也不符合当前的时代精神。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推出的“大中东倡议”，更是试图将美国的价值观通过此倡议设定的民主程序强加给伊拉克和大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其结果是遭到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几乎一致的拒绝。它们公开声明的理由是“改革不能由外部强加”、“民主不应从国外进口”，实际原因是美国用以解决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民主缺失”的办法，与该地区已经形成且仍保持的核心价值体系不相符合，而且，美国在伊拉克打造中东民主样板的政治重建实践，夹杂着太多的丑闻和暴行，如阿布格里布监狱的虐囚、强奸伊拉克少女事件、滥杀伊拉克平民事件，等等，更是严重违背了伊斯兰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致使美国四年多来深陷于伊拉克安全困境而难以自拔。这清楚地说明，美国逆时代潮流而动，虽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却征服、改变不了当地民众的核心价值观。美国非但不能为中东带来和平，反而激起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强烈反弹，在美国国内也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批评和反对。2006年11月初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执政的共和党惨遭失败，即是明证。
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面对美国高压，它们的执政当局和精英人士一方面对美国现行中东政策保持高度警觉，小心地应对；另一方面也都意识到了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的阶段，自身却处在滞后地位，观念、体制和机制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都提出了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文明特性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文化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等命题。很显然，他们愿意，也主张通过改革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亦即改革必须与已经存在、发展了1 400多年的伊斯兰信仰相吻合，必须具有阿拉伯民族、波斯民族国家的特色。其中最深层次的难题在于怎样用符合时代精神的话语来解读、诠释他们的核心价值观。
伊斯兰教是历史悠久的天启宗教，它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伊斯兰文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一个文明的显著特点是，其经典著作及历代大师所作的注释、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历史地看，伊斯兰教半个世纪来始终拥有广大的信众，仍然在不断地传播和发展，其根本原因是它跟上时代的进程，能适应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与时俱进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仰仗了它不断发展的教法学与教义学才得以保持的，亦即与宗教人士、宗教学者密切关注社会进步促成的客观环境变化，及时准确地选择经典教义作出解读，并正确地引导信众分不开的。但具体而言，中东的宗教人士和学者要开展这样的工作，每每会遇到非常巨大的客观阻力，很难顺利进行。
不说得太远，即以现当代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所掀起的一场伊斯兰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中东北非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曾为它定过各种名称：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实质上，它是伊斯兰国家民众不满现状，为反对外来干涉、追求社会公正所参与的一场群众运动，目的是要改变自身处境，但因被形形色色的极端分子、教权主义者所利用，因而具有暴力色彩。要想在那急风暴雨般的环境中来研究、讨论核心价值观的调整或重构，自大非易事。但90年代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后不久，阿拉伯国家方面即不断作出回应。1995年我在参加约旦皇家伊斯兰文明(现改名为“伊斯兰思想”)研究院年会时，时任王储的哈桑亲王就倡议“要为伊斯兰教正本清源，正面阐述伊斯兰主张的宽容、和平、仁慈、中庸和公正等信条，开展文明对话，从各种文化中汲取符合本民族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营养”。他还特别引证了《圣训》(穆罕默德言行录)中的话：“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13)21世纪初“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伊斯兰世界更是遭受了空前罕见的压力，但阿拉伯、伊斯兰各国政府都一致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也致力于弘扬伊斯兰教中有关和平、温和、宽容与中间主义的教义，以铲除导致暴力的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约旦于2002年倡建了“中间文化论坛”，2007年9月又举办了主题为“《古兰经》中的爱”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4月，阿曼苏丹国宗教基金部举办了主题为“全球化与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呼吁要实现“天启(真主的启示)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权利与义务、个人与集体、求主启示与责任、经典文本与创制、现实与理想、恒定因素与变数、联系教义与联系时代之间的九大平衡”。可见，政府、学术机构和文化精英们事实上已在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核心价值做符合时代精神的定位与解读。伊斯兰世界作为国际体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宗教、民族和政治力量，其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正在出现创新变化，当引起研究中东问题人员的充分重视，也是中国学者在构建中东研究话语时应予以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只是，译经和学术研究的圈子毕竟窄小，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要想为广大穆斯林群众所接受，一方面需要有政策和制度的保障，需要借助传媒、教科书等更广泛、更有影响力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即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伊斯兰国家的改革，我的印象是需要最基本的内外条件各有两条。内部条件：一是必须维护自己固有的信仰和价值观；二是必须维护自己的身份，包括民族属性、国家身份、文化身份。外部条件：一是要结束外国占领；二是要消除外来侵略和外来干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主体民族，不仅怀有炽热、真挚的宗教感情，而且都怀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凡事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他们的信仰与核心价值观，他们必不甘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必然会誓死抗争。正因为此，尽管阿拉伯各国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却始终坚持不同意把反抗外来侵略与占领的斗争说成是恐怖主义，在自杀性袭击已受到各国严词谴责的当今，一些中东国家的清真寺主麻礼拜时或在宗教团体内部，却仍然片面引证有关抵抗和杀身成仁的经文。这说明，想要和平降临中东，推动伊斯兰核心国家的改革，使之尽快融入全球化的和平发展主潮流，必须首先妥善解决当前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外国占领问题。这个先决条件不具备，中东的热点问题就难以降温。其次，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等世界大国都必须尊重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信仰、核心价值观、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尊重它们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而决不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强加于人。
那么，中国在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过程中，应以怎样的人文理念为指导，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呢？2006年4月23日，胡锦涛主席访问沙特阿拉伯在协商议会发表的题为《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演讲，就是一篇极富现实意义和启迪的范文。文中既阐明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三个条件，即致力于实现各国和谐共处，致力于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和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又从中东国家的现实关切出发，提出了三个努力方向，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大力倡导相互尊重和积极鼓励发展合作。(14)这篇以中国构建和谐世界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又密切结合时代精神的演讲，受到了沙特议员们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沙特朋友说，议员们长时间地起立鼓掌，是协商议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中东国家的不少大使和学者都告诉我，中国提倡和谐社会的理念，他们作为穆斯林，追求的最高目标则是公正，这两者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妨试作这样的归纳，尊重与理解，是包括宗教界人士倡导的和合共生在内的和谐社会、中国中东研究话语体系应当体现的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理念的共同基础，因为缺失了尊重与理解，便不能形成平等相待，而离开了平等，便谈不上公正，而公平、正义恰恰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和目标。
探讨构建社会主义中国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是一个大题目，实际上也是读解“中国特色”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尝试从中东研究范畴谈一点粗浅的体会和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是肯定的。祈能得到方家指正，以集腋成裘，推动中国对中东研究话语的构建。
注释：
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2001年国际形势年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433页。
②《文汇报》，2007年9月19日。
③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4～35页。
④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前引书，第28、16页。
⑤《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5、762页。
⑥同上书，第580、319页。
⑦参见葛铁鹰：《天方书话——纵谈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第五辑《华夏情》)，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540页。
⑧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
⑨参见《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2007年国际形势年鉴》，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页。
⑩《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http://wvw.fmprc.gov.cn/chn/ziliao/wzzt/2006zt/zahzltdejbzjhy/zywx/hycg/1253844.htm
(11)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前引书，第18页。
(12)郑永年：《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8月21日。
(13)朱威烈：《正确理解伊斯兰，不同文明应对话》，载朱威烈著：《站在远东看中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14)参见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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