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理解之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2)02－0050－07
尽管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存在对立或差异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有诸多讨论，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否存在差异”却是一个一直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人们已经习惯于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来解读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笔者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一文中，通过比较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恩格斯的《谢林和启示》得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大同小异”的结论[1]。但具体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进一步反证了马克思才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
随着汉译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2005年的出版，由日本学者广松涉引发的“谁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问题”(简称“第一提琴手问题”)在国内学界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盲从广松涉的说法，仅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主要是恩格斯的笔迹这一文献学事实出发就断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是恩格斯的著作，从而把恩格斯看作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笔者在《再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身份问题》一文中主要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马克思摘录笔记部分的文献学考察，证明马克思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作者，重申了“马克思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这一正统说法[2]。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理解之差异”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第一提琴手问题”。
一、恩格斯是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尽管没有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这个术语，但从“这种历史观(Geschichtsauffassung)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idealistische Geschichtsanschauung)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3]这段话来看，“这种历史观”指的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1859年8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首次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称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4]。恩格斯的书评是经过马克思看过的[5]773，因此可以认为恩格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称谓《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历史观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此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1872－1873年)、《反杜林论》(1876－1878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以及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对其基本观点进行了概述，《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共产党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尽管没有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词，但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进行了阐发。
综观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我们发现他强调唯物史观三个方面的思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过程中起最终决定作用。比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5]598；在《论住宅问题》中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6]320；在《共产党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5]9。显然，这三个方面的思想是递进的，经济基础比社会存在更具体，而物质生产又比经济基础更为具体。经济基础(其原初概念是市民社会)不但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交换关系等。因此仅仅承认经济是基础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承认“生产”相对于经济活动的其他环节(分配、交换、消费)来说是“普照的光”。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谓“资本的逻辑”)是“普照的光”，是经济基础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恩格斯无疑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将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14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包括拉法格)以及德国的青年著作家把唯物史观解读成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时，恩格斯可以澄清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7]
虽说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和历史过程中起最终决定作用这三个方面的思想，但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的那样，“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6]297。真正属于恩格斯本人或者说恩格斯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的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是“经济关系起决定作用”这一观点。众所周知，恩格斯初抵英国时，对英国人重视“利益”忽视“原则”的态度非常不屑，但他独立于(甚至领先于)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标志就是颠倒了“原则”与“利益”的关系。正如恩格斯自己在其《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所说的那样：“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1844年)《德法年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6]232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运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史观经典论述的话语，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但真正属于恩格斯(或者说恩格斯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的思想体现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论述中。比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明确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8]
对于唯物史观来说，仅仅强调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唯物史观还进一步强调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正如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所强调的那样，《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阐发是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标志[9]。但是，综观恩格斯的一生，他恰恰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鲜有论述，偶尔的例外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但也只是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段话以加引号的方式重申了一遍[5]507。恩格斯自己说，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部分“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6]312。我们仔细阅读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概述，看到的是诸如“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6]306等类似的说法。但这里，“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相当于经济基础，而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就是说，恩格斯的概述仍然局限于“经济关系起决定作用”这一核心思想。
恩格斯类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论述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篇的理论概述①中：“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10]另一处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推动的新的生产力……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了”、“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6]305。从上下文来看，恩格斯所说的“生产秩序”可以与“生产方式”画等号。
显然，恩格斯这两处都是试图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来论证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被更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但他没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看作是类似于阶级斗争这样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而且恩格斯没有运用他自己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引用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明确表述”，回避使用“生产关系”一词，用“生产方式”(乃至新造的“生产秩序”一词)来取代“生产关系”，这绝不是偶然的②。恩格斯一直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有很高的评价，他在马克思去世后分别于1885年和1892年重新校订出版了《哲学的贫困》，因此恩格斯应该很清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生产关系”取代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更不用说恩格斯非常熟悉《共产党宣言》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论述了。此外，恩格斯自己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说，在稿子送去付印之前他又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恩格斯应该不会忘记，《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反复强调的是“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11]，而这些话都是恩格斯的笔迹。[12]显然，笔迹虽然是恩格斯的，但思想却是马克思的。恩格斯只不过是在马克思底稿基础上誊抄了这些话，因此并没有真正转化为恩格斯自己的话语。
有一个文献学事实可以佐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关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是出自马克思而非恩格斯。1888年，恩格斯首次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的附录公开发表，并注明《提纲》“1845年春写于布鲁塞尔”。恩格斯是在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本》中找到《提纲》的。根据巴加图利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长篇论文中对《1844－1847年记事本》的文献学描述[13]，《提纲》只占《1844－1847年记事本》不满5页的篇幅，其中，《提纲》第一条所在的那一页的顶端还记载着四行笔记[14]。关于《提纲》的写作时间，MEGA2的编辑者之间迄今存在着激烈争论[15]。那么恩格斯何以能够判定《提纲》写于“1845年春”呢？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写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序言的前三个星期)中回顾说：“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5]14显然，《提纲》很好地体现了恩格斯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因此恩格斯有理由认为，《提纲》的写作时间与1845年春他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再次相会时马克思以“明晰的语句”向他说明唯物史观核心思想的时间是接近的。[15]巴加图利亚就是据此判定《提纲》写于1845年4月。但巴加图利亚又强调《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思想的成熟程度上高于《提纲》，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阐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矛盾运动规律。巴加图利亚还特别强调指出，恩格斯在1893年2月7日致施穆伊洛夫的信中把《提纲》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但巴加图利亚没有注意到的是，恩格斯所回忆的马克思以“明晰的语句”向他说明的唯物史观核心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如果巴加图利亚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就会意识到自己在考证《提纲》的写作时间时隐含着内在矛盾。如要排除矛盾，他必须承认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马克思有差别。
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获得唯物史观新认识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二章、第三章时，获得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矛盾运动规律的新认识，并在多处进行了相关论述。这些论述有些被抽出来成为第一章的组成部分，有一些仍然保留在第三章。如“当前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16]331、“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16]410－411、“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16]515等说法。恩格斯显然是被动地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一新认识，尽管他终其一生对这一新认识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看得并不太高。
马克思之所以获得这种新认识，与他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具体来说，与马克思摆脱历史目的论的头脑风暴有关。
正如恩格斯所回忆的那样，马克思和他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恩格斯还特别提到了1843年底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新认识。进一步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中既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又有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此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岂不已经成熟？目前一些国内学者就是这样来拔高《44年手稿》思想成熟程度的。但是，马克思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很快就意识到，他在《44年手稿》中以“异化劳动及其扬弃”的历史辩证法来论证共产主义的进路，尽管已经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辩证法“颠倒”为以感性的对象化劳动(而非黑格尔的精神劳动)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或曰劳动辩证法)，但并没有摆脱黑格尔历史辩证法所蕴含的历史目的论维度。显然，包含历史目的论维度的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仍然保留着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尾巴，或者借用恩格斯的形象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历史目的论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最后避难所”，是唯物史观真正确立之前所必须冲破的最后关口。
马克思的写作是政治性写作，唯物史观只不过是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副产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换了一个有别于《44年手稿》的思路，从英法唯物主义引出共产主义的结论。这种进路类似于同一时期恩格斯从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利己主义”理论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一样[17]，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实际上，相对于《44年手稿》(特别是其笔记本Ⅲ)来说，《神圣家族》与其说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当然会有深化)，不如说体现了马克思在唯物主义与历史目的论这两条阵线之间的摇摆。1845年春夏之交写作的《提纲》反映了马克思再次摆向具有强烈黑格尔色彩的主体性③和历史辩证法的进路[18]的历史辩证法(绝对理念的外化及其扬弃)以绝对精神(自由)为目的和归宿，目的因是推动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在《提纲》中放弃了《44年手稿》中将“异化及其扬弃”(即否定之否定)这一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图式作为历史走向共产主义(人的本质的实现)的动力，以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革命实践”)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正如后来的卢卡奇已经表明的那样，作为肩负实现共产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主客体的统一体，要么成为实现某种先验历史目的的工具，从而沦为第二国际理论家所信奉的历史宿命论的棋子；要么阶级意识这一历史主体性得到张扬，从而沦为以实现历史“绝对命令”为己任的唯意志论者。马克思是出离康德和费希特而走向黑格尔的，因此马克思不会轻易回到康德和费希特(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放弃康德“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也会很快意识到以阶级斗争(实践)代替“异化逻辑”作为历史动力所面临的理论困难。马克思必须继续寻找历史的内在动力而同时又不陷入历史目的论。1845年4月抵达布鲁塞尔与马克思会面的恩格斯显然没有发觉，匆匆写作了《提纲》之后的马克思思想上仍然面临新的困惑，而1845年秋写作的《评李斯特》可以说是马克思走出困惑的关键环节。
国际学界关于《评李斯特》写作时间的讨论，笔者已另文介绍，这里不作赘述。只需明确一点的是，1845年七八月份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作了一次英国旅行④。回到布鲁塞尔之后，马克思写作了《评李斯特》。实际上，自1844年底以后恩格斯和马克思一直有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进行批判的计划。按照恩格斯的理解，他自己会“从实际方面抓住李斯特，阐明其体系的实际结论”，而马克思将会重点批判李斯特体系的前提。[19]但实际上，马克思不但批判了李斯特体系的前提，而且还发展了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将李斯特的“精神生产力”唯物主义地改造为“物质生产力”。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仅与李斯特相关，更与赫斯大有干系。⑤在1844年初，赫斯即已提出了历史发展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问题。正如侯才已经注意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交往与生产力关系的论述，不禁令人自然想到赫斯在《金钱的本质》中表达的类似思想。[20]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赫斯的思想领先于并影响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不但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人的自由活动、有机的共同体等)和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先是哲学论证，然后是经济学论证)方面马克思与赫斯并无二致，而且唯物史观的创立也是赫斯最先获得突破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时期及其以后，马克思与赫斯的真正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是靠阶级斗争抑或“爱”的联合？二是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吗？第二个问题涉及赫斯的共产主义是否已走出历史目的论问题。
赫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方面所获得的突破主要先后体现在《行动的哲学》(发表于1843年7月)和《货币的本质》(写于1844年初)。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强调人的本质⑥在于人的自由活动(生命活动)。这是一种感性的对象性活动⑦，是劳动与享受的统一，因而摆脱了以谋生为手段的“奴隶劳动”(这种“奴隶劳动”是异化劳动⑧，它外化和物质化为私有财产)和对财富的单纯“拥有”和“享受”。在《货币的本质》中赫斯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强调人的自由活动的另一个维度即人的交往与协作(共同活动)，强调人的本质(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必然历史过程(因此共产主义不是仅靠人的意志就能实现的)，强调交往形式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关系(低级的交往形式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必然会冲破资本主义的交往形式)，强调只有靠实践而非观念的改变才能改变异化的现实(体现为货币制度的小商人社会)等。
受赫斯的影响，马克思在《44年手稿》(主要写于1844年上半年)中深化了赫斯《行动的哲学》中人的自由活动的思想⑨，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并对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问题展开论述。在随后的《穆勒摘要》(写于1844年秋)中，马克思深化了赫斯《货币的本质》中人的交往异化思想。在一年后写作的《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深化了赫斯《货币的本质》中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在随后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化了赫斯《货币的本质》中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相互作用的思想。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赫斯唯物史观思想的深化和发展。限于篇幅，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与赫斯唯物史观思想的比较研究笔者将另文进行。这里只提出结论：从马克思1843年秋转向共产主义到1845年上半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赫斯也是作者之一)的两年时间里，马克思受到赫斯唯物史观思想的强烈影响，正是通过赫斯这一中介，马克思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并系统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发的唯物史观基本思想不但超越了恩格斯(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而且最终超越赫斯(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彻底告别以人的本质的实现为指归的历史目的论)。
应该说，马克思早在1844年初编辑《德法年鉴》时即已读到赫斯的《货币的本质》，但迟至1845年底至1846年上半年马克思才明确提出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规律的思想，因此马克思虽然受到赫斯的影响，但可以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无疑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恩格斯早于马克思受到赫斯的影响，但恩格斯所受赫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共产主义的接受上(1842年10月恩格斯顺访《莱茵报》编辑部时与赫斯会面)。赫斯在唯物史观方面的新突破并没有影响到恩格斯，恩格斯是在英国通过自己的亲身观察和研究独立走上唯物史观道路。与马克思不同，在赫斯的《货币的本质》1845年发表在《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之前恩格斯并没有读过该文。1844年3月赫斯从巴黎回到科隆，1844年9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到家乡巴门。在恩格斯1845年春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会面之前这段时间里，他与赫斯一起在家乡进行共产主义鼓动和宣传工作。从已有的材料(特别是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书信)来看，恩格斯比马克思早得多就开始对赫斯持一种怀疑态度，因此恩格斯既没有受到赫斯唯物史观新思想的影响，也不存在从赫斯唯物史观思想的唯心主义残余即历史目的论中摆脱出来的问题。
三、进一步的结论
本文考察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理解上的差异，但笔者绝没有抬马贬恩的意思。实际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面临新的困难。首先，克拉科夫斯基指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理论会导致以共产主义为指向的历史目的论(所谓马克思的弥赛亚情结)的事例说明，摆脱历史目的论的困境是多么不容易，这正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绝非易事一样(实际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仍被许多西方学者看作是空想社会主义)。其次，正如美国学者摩尔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人的自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或自由人联合体)与唯物史观之间存在内在冲突⑩。可以把摩尔的说法看作是对吕贝尔关于马克思思想的伦理性与科学性相统一观点的逻辑延伸。摩尔的进路或许可以使克拉科夫斯基的指责变得无效，但这一进路也会摧毁唯物史观在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过程中的基础地位(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另一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很久才创立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理论蕴含着所谓的“发展命题”(11)，即生产力具有内在发展趋势的断言。正是这种形式的“生产力决定论”成为克拉科夫斯基指责唯物史观导致历史目的论的主要口实。布伦纳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与科亨的论战中强调指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仍然处于斯密主义(把分工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影响之下，只有在《大纲》(12)《资本论》中马克思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发展理论，即财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论(13)。里格比试图走折中路线，认为马克思是否存在过“生产力决定论”阶段可以得到了相反文本证据的支持(14)。总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新认识既是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新突破，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包括所谓历史发展的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论，具体来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争论)。而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成为恩格斯思想的基调，反而使恩格斯摆脱了生产力决定论的难题。或许天平最终偏向了恩格斯这一边：简单的反而是更好的。
收稿日期：2012－01－20
注释：
①后收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②恩格斯本人也很少使用“生产关系”一词，仅在《论住宅问题》和《反杜林论》中使用过。
③这种主体性是主客体的统一而非康德或费希特的主体性，或者用卢卡奇的说法就是“历史总体性”。
④这是马克思首次踏上英国土地。
⑤需要指出的是，正如许多学者研究知道的，“生产力”是当时古典经济学的流行语。
⑥赫斯在《行动的哲学》中并没有使用“人的本质”一词。
⑦赫斯并没有使用“对象性活动”一词，但他所展开论述的人的自由活动就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
⑧赫斯并没有使用“异化劳动”一词，但其含义是非常明显的。
⑨马克思在《44年手稿》中明确承认自己受到赫斯这篇论文的影响。
⑩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四章第二节。
(11)这是分析马克思主义肇始者科亨的说法。
(12)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体部分)。
(13)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七章第二节。财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论既可以是相对于生产力而言的，也可以是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的。
(14)参见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七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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