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男权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男权论文,陷阱论文,近现代论文,中国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710(2007)03-0326-09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近代中国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将二者分开来谈。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革命，好似一场比武的擂台，以男性为主的各种革命派和改革派轮番上台，对传统中国进行猛烈打击，妇女解放观念是他们打擂的武器之一。本来意义上的新学或称为西学的观点（性别平等是其中之一），并不是比武者严肃的人生实践信条，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这让国人付出了沉重代价。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与20世纪中国各种革命家、改革家反果为因，把目的当作手段的颠倒不无关系。在这个假设之下反省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不难看出，新的妇女观念作为新时代的标志，或先进的标签，常被男性革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作摧毁政治敌人的工具，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近代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妇女运动在这些地区不是纯粹的性别平等运动，而是与当地的革命需求联系在一起，准确地说，是与当地男性革命家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成为革命的附庸[1]。
笔者用“陷阱”表达如下的含义：性别平等观念在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中成了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革命的附属品。“只有革命成功了，妇女就解放了”的论断是这种附庸关系的理论基础，因为从这个理论可以推出“反对革命就是反对妇女解放”的结论，却不能倒过来说，妇女解放运动的依附性就此建立。这种未被充分证实的因果关系认定，使得动员妇女资源为政治革命服务有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合理性。由于男性对社会优势资源的独霸地位，使得妇女不可能挑战这种因果联系是否成立，而男性也不大可能有意愿去淌这个混水。在强迫或默认或不假思索的情形之下，性别差异及其所带来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本身，在人们的观念或意识形态中消失了。
本文试图分析这种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结合的历史过程，说明“只有什么，就一定会什么”是启蒙理性时代自然科学表述的句法形式，而在根本无法精确论证的社会现象中，用这样的笼统说明方式强行套进现实中去，是中国“五四”以来最大的思想危机。由于与现实结合的关联异常微弱，却用“一定会怎样”下结论，自然是谁强大谁就握有社会思想通行证，谁的观点就会成为“一定是”的真理。而弱者在没有掌握话语权的情形之下，在以“科学、自然规律”为标识的“五四”新理性精神的压制之下，除了俯首称臣“就是好啊，就是好”外，别无出路。从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来看，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正统定义一直处在强势男性的社会思想庇护之下，总体上妇女的依附性没有本质的改变，只不过从一种依附性（对个体男性的依附）转到另一种依附性（对集体男性的依附）上。
男性权力的标志：贞节牌坊的倒塌
中国传统性别关系、家庭关系以人的自然特性——性别和年龄作标准来进行区分和组织，这种区分及其定义在以体力决定效率的远古社会，已经表明男性在社会中的绝对权力。人类的另一半——女人，就此成为服从者和被奴役者。中国的这种制度便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中年长的男性具有最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然后再按相应的年龄、性别，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责权利进行分配。几千年来发展出的中国式伦理钳制与相应政治体制的辅助，确保了体力渐衰的男性对国家、社稷、家族的统领地位。
19世纪革命者发起推倒贞节牌坊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古老父权制为中国妇女的思想和行为提出训戒和指导，其原则与当时男性权力实践和社会理想一致，也反映出男性的社会道德理想：《女诫》教女人什么不能做；《女论语》教女人什么能做；《女孝经》教女人要尊老爱幼；《烈女传》教女人为忠于丈夫或儿子去死。总之一句话，父权制为了驯化出对其优势权力无害的妇女群体，费尽了心机。朱熹时代，孔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2]之说把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训导引入了更加保守和驯化的方向。朱熹在孔学上的一大发展是把对女性的伦理要求扩展到了整个孔学体系[3]，他所处的宋代，外患不断而内主不强，国家社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在学理上，经过盛唐释学的滥觞，中国学术本身也处于一个“内圣”的转折关头。因此，对“人欲”的拒斥便转化为对女性的伦理苛求。
贞节牌坊是古代妇女观的物化形式，它也是权力关系中要求“他者”对自己无条件从一而终的极致表现。无论怎么解读，贞节牌坊都不是对女性的崇拜和敬仰，而是男性权力通过女人象征，筑起的一座座统治伦理的凯旋门。以文化人类学视角来看，物化形式是权力威严的辅佐，在功能上引导着无权者自觉自愿地遵守其期望和要求。贞节牌坊对妇女行为和价值观的影响很大，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烈女、贞女就是例证。贞节牌坊直接树起了一道女性与社会的高墙，以死者的标准无形地要求全体女性作出身心的牺牲。
其实，在西方文化的影响袭来之前，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妇女被禁锢和将妇女劣等化有了反主流的认识。如明代学者归有光对偏执的女性贞节观作了批评，18世纪的学者李汝珍和俞正燮都抨击了纳妾和禁止寡妇再嫁的习俗。1825年李汝珍的《镜花缘》中，对女性形象有着积极和正面的反映，这些女性形象一改往日被动性格特征，主动介入生活，成为生活的主角。但是，社会的变迁和时间的延绵还没有抵达可撼动传统性别观念的边界，这些话语远没能成为主流话语的一部分，这些零星的新性别观点，也没有引起多大社会波澜。
19世纪太平天国运动对妇女较激进的态度，与这次革命受基督教影响有关。太平天国革命中，妇女在造反的日子里，可以参加任何活动，甚至可以拥有财产，这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妇女的道德地位在这些农民革命家眼里仍然非常低下。太平天国的王们可以有无数的妻妾，他们还把妇女作为战利品赏赐给作战英勇的士兵。
真正开始撼动贞节牌坊，是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文化不可阻挡的攻击下发生的。在西方的军事和器物面前，中国固若金汤的传统道德撕开了一个口子，外敌入侵既造成了中国近代不断挨打的境遇，同时也给中国社会注入了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催化剂。在生死存亡的严酷情境威胁之下，中国社会出现了变动的契机。西方思想乘虚而入，妇女问题作为单独的社会改革论题被提了出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高彦颐说，中国男性提出女权思想时，是他们感到“一个全球国家的竞争中自己觉得比不上他人，回过头来又把这种羞耻加之于身边的女人”[4]3，所以高教授下了个结论：“近代中国的女权主义的萌芽和原动力竟是男人／男权在帝国主义冲击下所产生的自卑！”[4]2。此时，也正是欧洲和北美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展开的时期，其中的激进主张被一点一点地介绍到中国，虽然欧美妇女发动公开斗争时，也是利用了她们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所给予的一定程度的保障，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她们基本上是妇女们单独发动的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斗争，目标是单一的男女不平等问题。
西方妇女解放的思想进入中国时，中国妇女绝大部分是文盲，而且也不存在西方社会那种关于个人权利或个人自由观念的土壤。所以，当中国男革命家或改革家将这样的观念介绍进中国时，中国妇女是被动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妇女从未有过性别权力的观念，当然也没有关于性别歧视的自觉意识（因为古代正统观念暗示妇女的弱势是天生的、自然固有的；而20世纪中国妇女认定妇女整体地位低下，是她们自己不努力）。
对中国近代妇女革命来说，或对中国近代社会革命来说，糟糕的是，几乎所有新思想的传播者都缺乏对建立保障个人权利社会的兴趣，而关注点多在：“你们都不行，只有我才行”的政治权力争雄上。所以第一代女权主义代表玛丽·沃尔斯通克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琼·斯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哈瑞特·特拉普(Harriet Taylorb)强调女人具有与男人一样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所以应该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力，社会应该向女人提供同等机会的诉求，在中国很快变成了不承认男女有别、要求女人成为男人的妇女运动方向，而这一弱点又为日后篡改女权运动实质埋下了伏笔，也直接为第三世界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国家民族主义的联合创造了某种思想条件。
中国近代革命家借着西洋现代女性学说，开始将它逐步改造成与自己的政治需要相一致的新妇女论。妇女问题“被第一次意识到，并被男人介绍到公共论题中，成为论题的一部分，最后，由男人资助的组织，完成了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5]7。以后的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就沿着被中国男性革命家定义的轨迹一步步开展了下去，到20世纪末结束。撇开女人能否可以真的“变成男人”的复杂问题不论，仅把男性作为标准，就自动地让女性永远落后于男性，因为拷贝只能是在原装后面出现。这在逻辑上也暗示了：有了原装的认可，拷贝才可以进行得更顺利，女性的事情有了男性的支持才有极大的成功可能。也可自然引出结论：当前的革命需要就是男女的共同需要。这样的观点不仅说服了妇女，也说服了具有新思想的男性，妇女们感激再也不被定义为天生的劣等人类，有了走出狭小家庭，在国家民族大业中一展抱负和能力的机会（从此以后，“家庭妇女”这样的概念一直到今天都为中国现代妇女所蔑视）；男性们也为自己有这样改天换地的新性别思想而更加坚定了事业的正当性和先进性，以至于男女双方都产生了为了大家共同关心的利益站到了一起的想象。
毫无疑问，男女存在共同利益，但不适合让它与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混为一谈，因为：(1)谁来界定什么是“共同利益”，是具有话语权者的专利。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用模糊概念强奸现实的历史，比如“共同利益”当属此类。笔者认为，把持说话权者鲜有可能站在公平的立场，特别是没有可能仅从“被静音”的那一方利益出发来界定什么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应该比较符合生活逻辑。(2)两性共同利益即使实现了，也不等于自动解决一方的单独利益。在逻辑上或现实中二者都不是合一的关系，否则只需要一种表述即可。无论男性是否明确地认识到，他们在制定妇女观时，其内容与角度并非为妇女的切身体验却是肯定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那些对妇女解放怀有进步思想的男性会拼命否认对妇女怀有偏见，就像大多数政治家会拼命否认不为公众服务一样。这使中国妇女问题直接从男性视阈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也使其一出现就自然地成为从属于革命男性对未来祖国现代化规划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是国家政治性质的，成为参加未来中国政治权力角逐的武器之一。
康有为是中国现代化改革的先锋，在其著名的《大同书》里倡导向西方学习，包括给予妇女以社会同等公民身份，主张妇女也应有独立的人格，强烈反对缠足，这在当时是比较时髦的思想。作为中国官方上层最早觉醒的人物之一，康向中国传统性别关系和定义发难，反映了当时中国战败于西方的守旧落后情势，以及旧传统再也无法延续下去的社会现实，也开始了战败的中国男权话语在形式上向西方强者拷贝现代化过程。
梁启超是另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危机中国的见证人和权威发言人，他也少不了谈妇女问题，不过他在谈妇女陋习时，把责任都怪罪到女人自个儿不争气上，“因为女子无知识，故不可能就业，以至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6]568，她们总是在经济上依赖男人，这就是为什么男人把她们当作家畜来看待的原因，而她们自己也忍受巨大折磨。梁先生这样简单地推论：如果中国想要富强，那么应“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个养数人”[6]569。梁的论点就反映了男性看问题的性别偏见，只看到男人怎样养活女人，而不谈因为有了妇女对家庭的照顾，从而使男性有更多更好的精力去争取社会地位的事实。妇女为什么没有工作？或妇女有工作，在完全未建立起现代教育及其配套设施而刚刚开始意识到变革的中国，谁来料理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照看孩子？夫妇怎样分担工作和家务的责任？妇女应该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吗？这些问题，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初，就没有被认真而负责任地提出来。这并不奇怪，因为社会变革主体的男性成员身份，使他们很难具有一种超越其身份的女性立场和考虑，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解决与自身相关的家国困境问题，不会也不可能像妇女那样考虑家国危机中妇女本身所必须面临的转变和困境，不可能考虑到妇女们在这一过程中所付出的跨越教育、观念以及心理、生理上数世纪的努力和代价。但无论如何，古代中国男权中心主义精心建立的贞节牌坊在20世纪初时，已经摇摇欲坠了。
新妇女论与社会革命论的结合
20世纪之初，中国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大，古老的皇权不思进取，不求维新，但革命的人们已经急不可待了，以至于只要是激进的观点，就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找到共鸣，都能马上成为思想界的浪潮。
鸦片战争后，中国不仅经商的门户被打开，而且，西学东渐的进程也在加快。西方开始在中国办学，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招收女童，1844年，在宁波开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的Miss Aldersay创办，这是中国普通妇女享受公共教育的开始。至此，中国新一代妇女成长的曙光升起。而中国人自己办的女子学校却迟了将近半个多世纪，中国近代教育先行者蔡元培1902年建立的爱国女校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所。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全国在校女生大约占全部学生人数4.3%[7]。
所谓20世纪初的新妇女论，笔者界定为：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男性知识分子从西方女权思想中，精心选取有助于中国社会进行变革或革命的、与他们的社会变革或革命主张紧密联合起来的妇女观。随着中国变革的要求愈来愈迫切，新妇女论的讨论随着中国危机的加深，开始成为中国主流话语思考现代化的参照坐标之一。20世纪初的新妇女论有两个意识形态特点：第一，叙述者以超然的中立态度和符合科学形式的表述，暗示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因果关系是人类最后真理。现代中国人用科学取代了所有神灵，启蒙理性进入中国后，迅速成为现代中国顶礼膜拜的“神”，以至于任何人以科学的名义宣称什么，就会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尼采早就看出这个中秘密，他说人们总是服从什么，上帝死了，理性又出来代替“神”指引方向，“在康德著名的立法者与臣服者合一的概念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呢？它不过是改头换面的神学，一种带有新教风格的神学”[8]。新妇女论的理性叙述模式，造成仿佛男革命家谈妇女问题时是没有性别的，或者至少他们可以超然于两性关系之外在谈关于人类的真理。而人们鲜有进一步问询：是不是需要对这种超然立场进行证实。通俗一点儿说就是：谈论者具有什么特殊之处可以对被抨击现象免疫。现代中国的虚无主义表现为：“我是我所言”，而听者也相信“他是他所言”，二相合谋构成了现代中国分离的、异化的假“真理”特征。第二，“妇女”问题中的主要命题——性别歧视进一步被屏蔽。妇女问题不再是具体的两性对立中女人被压迫的问题，而转变成是旧社会对女人的压迫问题，是整体旧社会所至。所以，广义的性别压迫，被引导到那个短暂历史时期男性狭窄的政治目标上。于是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妇女的首要责任。
“这也是为了你好”的表述是一切权力意识形态的典型句式，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被男权话语改变成：“革命也是为了你们妇女好”。在权力功能作用上，强势者用此表达式让被统治者感恩戴德，从而自觉履行统治者的意志。至于“为什么这样会对我好”，“为什么你能够知道这样会对我好”，“这也可能主要是为了你自己好”的拷问却被搁置或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所以，给妇女留下的出路只有：想解放先革命，想革命先提高自身的能力。
金一①是20世纪中国激进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女界钟》被认为吹响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声号角。准确地说，他吹响了中国男性的妇女革命第一声战斗号角。密西根比较文学教授刘禾至到今日，对此仍称赞不已：“由一个男子发动的中国女权运动，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4]15金一一方面主张，男女在智识和生理上没有区别，反对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在《女界钟》里，他抨击女性四大毛病：缠足、虚荣、迷信和依赖。与其他中国男性改革家一样，他不去追究女性的这四大毛病与男性专权的社会原因，而是把它们看作女性的低劣本性。他在书中呼吁女性改正那些毛病，成为“爱祖国、拯救世界”的典范。
与金一的呐喊相呼应的是，许多反映妇女戎旅生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古今中外女英雄故事一版再版。除了中国历史上妇孀皆知的妇女英雄故事，如反复宣传的花木兰，外国的女英雄也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题材上有关于“东欧女杰”、“女虚无主义者”、“女侦探”等。鉴湖女侠秋瑾，作为新女性的卓越代表，在她主持的《中国女报》上鼓励中国妇女应该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担，中国有4000年的黑暗历史，中国就是一座地狱。秋瑾的激进思想不仅对“五四”文学关于妇女问题有很大影响，她的革命生涯也成为激励几代中国革命妇女的精神食粮。
在那个危机时代里，中国男性比中国女性更急于改变女性保守、被动的本性，他们希望中国女性很快地变成“放下锄头能打仗，卸下枪杆能种田”的同一战壕的战友。这种急切性在新式女校的课程安排上也反映了出来。蔡元培在他的女校里教女生法国革命史，教学生怎样做炸弹，以鼓励她们有朝一日进行自杀性爆炸活动，为革命牺牲生命，可蔡本人却反对用暗杀方式进行革命。此外，中国维新的先锋地区——广东省和香港的几所女子学校，也力图把女生培养成职业杀手。
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一共有380名妇女参加了武装暴动[9]，其中，浙江女杰尹锐志为响应革命军扩招的呼吁，组成了浙江女子军；吴淑卿是当时女子先遣队的指挥官；辛素贞更豪迈，她组成了女子国民军和女子敢死队、暗杀团，与敌人肉搏到底。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出现了许多后来影响中国妇女几代人的女革命英雄，她们是何香凝、何震和刘汉光等人。孙中山称赞她们：“已与各省志士媲美，决不亚于男子”[11]86。但是，当临时政府建立起来后，妇女战斗队伍立即遭到遣返和解散。少数妇女准备反抗，她们在林宗素的带领下，成立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联合会，当唐群英、蔡惠等激进女权主义者强烈要求把男女平等的权利写入新的国家宪法时，孙中山的态度可以代表中国男性革命家的政治和人生策略特征，他们可以称赞女性战斗英勇如男性，理论上也可以认同男女平等原则，但就是实践上是两回事，当女性要求把男女平等写进宪法时，没想到却遭到了男性革命家和保守派的反对，所以在两性对实质性的权力资源进行争夺时，才能真实反映两性问题所在。孙中山哄着闹事的妇女：“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致”[10]86，并勉为其难地推诿：“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10]87，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以后再说吧”。在现代中国社会实践中，这句话是权势者面对自己言行不一时，用来应付了事而屡试不爽的利器，它的真实含意是“不是我不干，是时候不到，你慢慢儿等吧”。后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位，他才能够对妇女说出真话：“切勿依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10]87。笔者认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最大遗产就是言与行完全脱离，主要的特征是“行”被强行套进“言”中，好像遍地都是人首分离的游魂。这次妇女分享革命成果的企图悲惨地失败了。这从另一方面教训了参加男性事业的妇女，没有男性的支持，她们恐怕将一事无成。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彻底走上了与男性革命事业紧密联合的道路。
当孙中山民主革命遇到危机后，就在国民党公布的改组宣言中（1923年）特意加上了“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的内容。同时，设立妇女工作部门，一是党内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主要工作是调查国内外妇女状况，研究国内外妇女问题的解决办法；二是中央执委会内设立妇女部，海外各级省党部设妇女科。首任中央执委妇女部部长曾醒，继任者是廖仲恺之妹廖冰筠，第三任是何香凝[11]49。这标志妇女运动以正式组织形式被主体为男性的权力机构收编，即设立由男性认可的妇女官方组织，担任妇女官方组织的高级领导人绝大多数是高级男性领导人的配偶，通过此法，将唐群英式的民间妇女运动分子挡在决策圈外。这使得妇女独立争取权力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妇女们为她们男性伴侣的革命事业排忧解难是她们行动的惟一合法性所在。国民党妇女部主任何香凝告诫妇女，“近来妇女只知谋振兴女权，谋女子独立，殊不知国权已失去，女权更何由振兴……不先救国，更想自救，这岂不是缘木求鱼吗？……我们要求妇女解放必先从事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工作，是我们惟一生路啊！”[11]50这表明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通过有地位妇女的引导，与各种革命政党的妥协，走上了先参加革命再谈女权，或者革命直接等同于女权的道路。
在急切救亡的要求中，中国现代革命家、政治家缺乏智慧眼光，他们把任何新旧观念都当作了反对政敌与外敌的宣传和舆论工具，而不是革命的目的。这不仅使这些男性革命家的事业付出了惨重代价，也使得中华民族付出了代价，造成中国近代革命总是不能跳出“应该怎样，实际上又是另一样”、特别是“你们应该这样，我可以另一样”怪圈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也反映着这样的特点：当革命的男性需要反抗其他当权者时，会把“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可是当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就开始趋向保守，不会容忍对他们既定权力秩序的任何挑战。
新妇女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结合
清朝在武昌首义引发的动乱之下，轰然倒塌。虽然孙中山等革命派多年的努力是清王朝不堪一击的原因之一，但推翻清王朝并不是孙中山等革命家直接参与和策划的，“1911年革命成功并不全得之于革命党人的力量。决定性的力量来自温和派，甚至保守派势力”[12]。所以，清王朝倒台后，中国民主革命和变革的事态不是明朗了，而是更混浊，各路豪杰都试图填补中国政治舞台的真空，社会内忧外患的程度加深。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反映了新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革命要求。新文化运动人士准确地发现了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别是“自由与个人权利”的“有”和“无”，他们有全盘西化的要求，但缺乏将其付诸实施的能力，于是囿于理论的论争硝烟弥漫。最激进的是北大教授陈独秀，他号召平民反抗贵族、奴隶反抗主人、女人反抗男人、工人反抗资本家、新思想反抗旧观念等[13]。
在权力秩序还没有确定下来之前，妇女问题又一次成为新革命家否认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工具。“五四”中涌现出来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中，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当属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形象，以至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关于传统中国妇女的确定印象就是祥林嫂凄凄惨惨的无助形象。这一时期对妇女问题的论述有两个特点：(1)把旧时代妇女描述成受尽旧社会欺压的可怜虫，是牺牲品；(2)制造雄性化的妇女。如果说，第一点是中国近代革命“忆苦”政治策略的开始，用现代术语就是：“妖魔化对手”，给打击制造舆论借口，以便争取革命行动的合法性；那么，第二点是中国近代“思甜”政治策略的开始，即关于将来革命成功后新女性类型的美好理想。这两点使得近代中国革命成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充满理想化的激进甚至是血腥运动，连人本身都成了实现虚幻理想的手段，人们除了是某种理想的符号，什么也不是。而这一切都是从“五四”开始的。
新文化运动成为后来1919年“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说，1919年到1920年间的“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从此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14]。十月革命后，一批激进的革命者转向共产主义，王会悟、陈独秀、陈望道、张太雷、李达、茅盾、杨昌济、顾诚吾、罗家伦是其中的代表者。他们的妇女观也开始转向，他们不仅攻击妇女繁杂的头饰、华丽的服饰，甚至花前月下、情意绵绵的爱情也被贬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仅从这一点上，“五四”新文化思潮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提出了20世纪60～70年代第二次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要求，即：激烈反对将妇女当男人的玩物和妇女商品化倾向，当然它并不是妇女的集体反抗意识，而是危机中国需要动员一切资源来砸碎旧世界的要求。“20世纪初的中国女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女权运动，反儒家大框架中的男尊女卑牵涉到改变社会性别等级关系的议题，但是这类议题很快在国家民族主义话语、党派政治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笼罩下被边缘化了。”[4]24
无产阶级的妇女论把妇女问题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这是共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另一个鲜明特征。这种妇女观更加激进，不仅认定妇女与男性一样能够革命，而且还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妇女群体划分为阶级。这一点很重要，这甚至在某些方面与后现代的女权观有些相似，因为后现代女权主义对西方女权主义忽视妇女的阶级性和种族歧视，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要求为全体妇女的要求为标准进行了批判。但是这并不等于批判了以中产阶级为标准的妇女运动，无产阶级标准就自动成为惟一正确的妇女运动标准。更糟糕的后果是：即便是无产阶级妇女的利益代表大多数妇女的利益，但关于什么才是无产阶级及其妇女的利益定义并未明晰，从而造成中国现代病之一：大概念、零证实。在行动上总是会将大概念庸俗化、简易操作化，所以妇女的阶级划分很多情况下，是以她们男性家长的政治经济地位为标准。那就是说资产阶级妇女多半是因为她们的配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妇女多半是因为她们的配偶是无产阶级。妇女们开始分成政治上对立的不同群体，使得妇女们的斗争对象不再是男性压迫，而是阶级敌人，这其中当然包括阶级敌人妇女。
李大钊、沈玄庐、谭平山、陈公博等早期著名共产主义者，在中共广东省分部机关刊物《劳动与妇女》上撰写过大量的文章，大多都是谈妇女的经济独立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他们多把理论上想象“社会主义社会中，妇女会得到经济独立和政治地位”当作将来一定会实现的事物来谈，而缺少了对这些理论结论作实际可行性的严肃论证，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具有中世纪宗教狂热特点的思想原因之一。陈独秀很肯定地说：“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15]80，陈独秀认定女子不幸的十件事，有八件与她们经济不独立有关，而他仅从理论上推论社会主义男女都要做工，就断言：“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15]80。李大钊在《战后妇人问题》中写到“中产阶级妇人的利害，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妇人全体的解放。（我以为妇人总有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16]。
党内有地位的妇女，最早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妇女解放的必然联系观点。中国共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早期领导人向警予（1895-1928年），1922年的中央委员，担任共产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妇女部长，在《向导》、《妇女周报》、《妇女日报》、《妇女杂志》、《妇女年鉴》、《前锋》、《觉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40多篇，把妇女问题和政治问题、妇女解放同整个劳动人民解放事业联系起来，把妇女运动作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妇女解放和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17]。后来长期担任中共妇女运动领导人的蔡畅，继承向警予的妇女思想，提出“妇女解放一定要和国民革命结合起来，妇女解放一定要和工人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她在《俄国革命与妇女》一文中，“劳动妇女运动，是整个的无产阶级运动之一部分”，“中国妇女若求彻底的解放，只有团结起来，积极参加革命运动”[18]。
谈到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毛泽东成功地在中国实践了几乎所有“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思想。毛认同所有“五四”新文化妇女观以及后来“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共产主义妇女观。当他离开家乡到长沙读书时，接触到了正在传播中的“五四”新文化思想。长沙历来是中国新思想新观念活跃的地方。在长沙，他亲眼见到许多读书的女孩子积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的勇敢表现。他为长沙城内一女青年因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而自杀的事件深感悲愤，作为《湘江评论》的编辑，从1919年6月刊物创刊，到两个月后刊物被封，他写的文章包括国际国内实事评论、介绍湖南省内事件等广泛领域，在创刊号上，他写了《妇女革命军》的短文，在第二、三、四期上，他鼓励农民、劳动妇女、学生和教师都起来参加反对贵族和资本家的革命，这几乎与陈独秀思想一模一样；同时，他也批判了妇女们许多传统习惯，他支持妇女拥有选举权，批评具有强烈男权偏见的妇女贞洁观。“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8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文章……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爱情的不能自由”、“毛泽东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给人印象极深：‘你在哪里看见了男子贞节牌坊吗？’”[19]51。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全面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各种激进主张，这包括个人主义和独立性、改革宗族和家族制度，以及男女平权。最著名的是他关于旧中国的论述是四大权力的批判，即所谓中国男人几千年来一直受政权、族权和神权的奴役，而妇女除了这几大绳索以外，还加上夫权的压迫[20]。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来看，他的断言与陈独秀也一样：“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19]53。
毛泽东的性别观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与中国社会革命紧密联系的过程，他的绝对权威地位也是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成千上万普通妇女亲身实践的惟一原因，“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练兵场”成了20世纪千万中国妇女审美和行为的经典。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放手让女人模仿男性能力，使得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男性不能明目张胆地高悬“异性莫入”从而独霸社会优势资源，至少在表面上不可以。而且妇女在毛泽东时代，有相当一部分成功摆脱家庭束缚，在家庭中与男性分享了权力。可以说，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的结局，均是毛泽东妇女观的体现。全国妇女联合会与其他官方群众组织一样，并没有因性别而有高低等级之分，都是党的助手。那就是说，认为妇女只是一味地被男性利用是片面的，在20世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男性是把女性作为实现国家主义目标的工具，而女性则把国家主义作为实现她们要争取的平等目标工具”[4]19。中国妇女在20世纪获得了受教育权与一定程度的工作权，但权力优势领域女性非常少。笔者的意思是，妇女实际上获得的权利与社会表面上男女平等的观念不相平衡，说法远大于做法。其实，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性别状况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情况是不仅男性厌嫌妇女，甚至女性也厌嫌妇女，社会存在厌女症，确切地说，是厌恶铁姑娘的倾向。1990年的《渴望》和《风雨丽人》电视剧，一个是女主人公母亲任劳任怨、娴慧温柔的形象，另一个是女强人，前者像旋风一样风靡中国时，后者几乎遭到一致的贬损，“性别身份相异的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喜爱献给了母亲，将反感留给了女强人”[21]，中国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也走到了尽头。经过了百多年与男人一样打拼以后，中国两性的权力配置是怎样的呢？
全国女性就业人员中只有6.4%的人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高达79.8%的工作女性从事体力型和非管理类劳动，而这些体力活中的妇女有60.1%从事的是农业生产[22]37。全国妇联的蒋永萍说：“就全国而言，77.7%的女性就业的身份是拥有较少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乡村农林牧渔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的个体雇员及自营劳动者”[22]38。也就是说，中国妇女有超过一半的从业人员从事着世界许多国家中妇女不涉足的重体力和简单体力活儿，这个国家一半的体力活是由妇女完成的。
当铁姑娘现象退隐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传统妇女回归的高值期望，社会又出现了妇女的时尚观念，它就是秋瑾怒斥过的：“‘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外没有其他生活之道，所以要裹小脚、梳头发、穿漂亮衣服、打扮献媚。这样的女性，就是‘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23]。性成为中国当代女性重要的生存手段，社会不断地向女性灌输温良恭俭让的次等人道德，妇女们在依男性期望塑造自身时，社会慢慢关上已向女性打开的大门。时间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女性失业、女大学生因性别歧视而找不到工作。“2002年11月，北京一场专为女大学生定制的招聘会因为邀请不到用人单位而宣告流产。他们向全国500多家企业发出了邀请函，结果明确表示愿意出席的不过5家，许多单位都明确表示不愿招收女毕业生”[24]。与此相呼应是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提出了“妇女回家”的倡议，“他要倡导大家树立一个新观念：女同志回到家里相夫教子同样是光荣的”[25]。
中国百年来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即使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强势提倡，也没有最后实现性别平等的局面，这证实了性别问题与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有其独特的规律，任何想把它依附在另一种事物上面的努力，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都是一厢情愿。其实，两性之间的争夺和抗争并未停息过，只不过现代中国的强势语言屏蔽了它而已。早在1947年，蔡畅作为共产党的最高级妇女领导人就严厉批评了革命妇女的“想不通”，蔡畅说：“我们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解放根本谈不到。有些女同志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参加革命的初期，我工作和男的一样，为什么后来不如男的呢？’，其原因之一是女人除了参加革命的工作以外，还有另一种任务，就是生孩子和带孩子，所以前进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的‘之’字型的。正因为这样，女子更加就当努力，不然就会赶不上”[26]。很多妇女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男女两性参加工作和工作表现一样时，甚至女性工作比男性还好时，得到提拔和重用的却多半是男性？蔡畅给出了一种答案。
人类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关于女性的定义不是工具性的，就是令人可疑的“坏道德”范畴。仔细审视起来，从把女性看作男人赏心悦目的玩物，到把女人当作革命的资源，女人一直是男人道德行为中关于享受或堕落的向标。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使得女人要么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当作性玩偶，要么就泯灭性倾向，自觉担当净化男人道德的责任。女人在人类生活中没有自主体地位，也没有能够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观念，从未占有过与男性相竞争的权力资源手段，这就是女人的生存状态。
笔者认为，妇女解放不存在终极目标，妇女解放是历史的，也是民族的，即相对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男性霸权形式和一定的民族生存条件，妇女解放的策略和目标应该不同，脱离了这一点，任何类型的“他者”发起的、引向某种终极目标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都将付出很大的身心代价。
一如革命总是理想主义者的特权一样，空想也是。女权主义想依靠男性的认可和帮助，一劳永逸地解决来自于男性的性别歧视，不仅逻辑上不通，而且现实中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所以，近代妇女革命的后果是造成了妇女的再次依附，或是依附某个男性，或是依附某群男性。一旦社会变革发生，男性优势社会中的妇女将再次被定义，其角色将再次由男性权力争夺的结果重新被决定。
历史好像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百多年妇女解放运动的出发点上。
［收稿日期］2006-09-16
注释：
①金一（1874-1947年），又名：金天翮、金松岑，江苏省吴江县人。兴中会成员，中国教育同盟会同里支部创始人之一。他创建了明华女子学校和爱国女校。1903年出版《女界钟》，崇尚俄国虚无主义。http://www.wjedu.jsinfo.net/jgzj/old/4/ztbd/1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