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话跟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话论文,关系论文,苗瑶壮侗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客家人是汉族最重要的民系（族群）之一，最近资料表明客家话区有3500万人。客家话区内部的语言文化同质性远多于异质性、多数区际间可通话；从现在的地域分布来看，客家话区包括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部，即所谓闽、粤、赣交界地区，后由此扩展至台湾、广西、四川等地。本文所选客家话代表点：连城、长汀代表闽西区客家话；梅县代表粤东区客家话。这些点基本上可以反映整个客家话的语言特征。客家话内部音韵形式虽有差异，但其同质性表现在有一批同源的客家话特色词，这是客家话形成的基础。本文所选比较的词汇即为常用的客家话特色词，反映客家话的口语传统，而非文读系统。
从客家移民史来看，北方汉人自晚唐五代、宋大规模聚居在赣南，宋元时迁入闽西，明清时再迁入粤东。绝大多数客家学研究者都信奉罗香林於四、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认为“客家人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民系；客家先民是因受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侵扰影响，逐渐从中原辗转迁移到中国的南方来的。而且自认为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罗的研究，比较强调客家的血统的追寻，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即社会上存在着某些“客家非汉族论”、“客家为汉族与苗、瑶、壮、畲等族的混血种说”等偏见，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时至今日，许多研究者仍过分强调客家的历史源流和文化的特殊性。
以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奉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认为闽客家人的方言文化特质及其地域性变异是北方汉人南迁的结果，其呈现出多样化的地域性方言变体可以从汉人入闽的时代层次不同来解释，或者是由于闽客家人群母文化本身的祖居地域来源不同。这种理论观念在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最具权威代表意义的是李方桂的上古音体系，他试图用这套体系来解释古今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许多学者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来解释闽客家话文化特点。关于客家话的起源和形成，台湾学者张光宇在其新著《闽客方言史稿》有明确的说法：“总而言之，客家话的起源是西晋末年的司豫方言，客家话是在司豫移民进入闽粤赣交界地区转成客家人之后才成为族群标帜出现的名称。”而此之前是北方汉语的司豫方言。他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方汉语的古今关系，指出南方的文白音韵都来自北方，而只有时代先后之别。现代南方方言是一种由北方汉语文白异读的双言现象所引起的音系综合。现代的南方话就是古代北方和近代北方，或者说文白叠置的产品。（注：张光宇《汉语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语文》1991年第4期。《闽客方言史稿》，台湾“国立编译馆”， 1996年。）
我们把这种语言史观视作“线性理论”，即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其间与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我们主张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方言文化的形成和演化，重视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
音韵学证据表明客家方言音韵极接近唐五代至宋初时的中原地区语言（邓1988，1990，1993），基本上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语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它的许多音韵特征与晚唐五代宋音韵要点相符，音韵格局介于唐末至中原音韵之间。音韵学证据与史学家的结论及文献族谱的记载大体一致。即客家形成应在晚唐五代至宋初。客家人的先民来自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而词汇学的证据则不同，它表明客家话与苗瑶语（特别是畲语）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最基本，最常用，最有客家话特色的一批词来源于的苗瑶语和壮侗语。反映了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后与畲、苗瑶语族群和壮侗语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我认为客家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
我曾提出（邓晓华1993，1995，1997）客家民系是由南迁的北方汉人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南方土著民族畲族融合而形成的，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民系汉民血统并无区别，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融合的结果。学界一般认为客家跟畲族发生族群互动，导致语言互动。所以客畲语言中相通成分很多，畲族甚至早在元明时就放弃本族语言而改操客家话。客家人居住的地域在闽粤赣交界地区，与历史上畲族生活区域重叠。畲族是土著的，后受客家人影响，发生了语言融合。
畲语的成分既有来源于苗瑶语族的，也有来源于壮侗语族的，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前者大于后者。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也有来源于汉族客家人的。畲族的形成是多个不同来源在不同历史层面上互动的结果。因此，本文从族群互动，语言接触及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关系角度，对客、畲族群及方言文化的形成，及其与中原汉文化及周边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尝试性的分析和讨论，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及族群互动有密切关系的族群关系与语言演变理论。
畲族来源是多元的，它由三个层面组成：1.苗瑶语族即所谓洞庭湖的“苗蛮”；2.壮侗语族，即所谓古越人的后裔；3.历史上多次南迁的北方汉人。下面我们比较客家常用词语跟苗瑶、壮侗语族相对应的词语，可以发现这些词语是有渊源关系的，而跟北方汉语有较大的差异，不可能是北方汉语南迁的结果，至少从反映北方汉族跟南方土著民族之间族群互动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客家先民——早期北方汉人跟南方的土著民族之间的文化涵化，即作为“主流文化”的北方汉文化南迁后的“地方化”的情况。
二 客家话跟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对应的词语（注：以下“连城”指连城客家话，长汀为长汀客家话，梅县为梅县客家话，四堡为四堡客家话。）
关于声调的说明：声调对应是汉藏系语言同源词研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汉语方言的声调演变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清辅音起首的一类演变相同，浊辅音起首的一类演变相同。因此，切韵音系平上去入四声各分阴阳演变为八调。本文的同源词的声调形式多数对应，但也有不对应的，这主要有几种情况：1.有文读色彩的词声调较对应；2.较土的，与多音节或复辅音形式有关的词声调则较不对应；但明显是同源关系。3.客方言特有的音变规律影响声调的对应，例如：中古次浊声母平声、上声、入声，全浊声母上声字客家话都有部分字读作阴调类的，往往读作阴平调。客家话内部的声调归并，如梅县话阴阳去已合并。
三 结论
1.从上述客家话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语词比较来看，68个特征词中，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其意义在于学术界一般认同客家跟畲族有密切接触关系，但关于畲族的来源问题，学术界的意见则主要有两种，即来源于古百越土著民族的“土著说”和来源于洞庭湖“武陵蛮”苗瑶语族的“外来说”。上面的客家话跟苗瑶、壮侗语的比较表明：客家话词的来源是复杂的，既有来自洞庭苗蛮语言，也有土著原住民即古代百越后裔的语言。客家话的形成是“多元一体”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客家话看作是一个多层装置的结构，那么，最底层的是壮侗语，中层的则是苗瑶语，最上层的是北方汉语。苗瑶和北方汉语是“外来”的，只有壮侗才是真正的“土著”。福建的地方文献材料往往把畲说成是“瑶”或“苗”，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苗瑶是畲的近源，而壮侗则是畲的远源。畲语词有苗瑶和壮侗这两个源头。从比较可以看出，客家话的这些词里苗瑶语的成分远多于壮侗语的。
2.客家话的形成并非是像有些学者所主张的客家话完全是“中原汉语”南迁的延续。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传统的历史主义演化论理论所支配，这种完全以母文化——母语说来解释后来的语言变异的观点，我们称之为线性理论，即现在的客方言的语言变异形式是自中原汉祖语自唐宋元以来，一条直线地演变发展来的。显然，这种理论并不符合语言事实。客家话的形成是多元的，多层面的语言互动的结果。它的源头包括：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北方汉语；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所谓“语言底层”的问题了，它反映了历史上这几个族群之间的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在“互动”中产生了客家和客家话，所以，客家和客家话早已不是北方汉人和汉语的“移植”，而是北方汉文化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即客家大本营后“地方化”的结果。
3.隋唐以来，来自洞庭湖区域的苗瑶语族到达闽粤赣交界地区后，跟当地土著的百越人后裔壮侗语族接触融和，这样形成了畲族；自宋元以来，北方汉人南迁到闽粤赣交界地区跟当地的土著畲族发生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这样即形成了客家和客家话。
4.客家话中的这些词的构成形式是多样的。考证客家话的词源并非一定要从古代韵书中去考“本字”，这种“本字”往往并非来源于北方汉语。由于客家话中的这些词词义的演变过程过长，有的词义跟苗瑶，壮侗语词义并不完全重合，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词义交叉相近的关系，其词义关系在共同的同源体系中，可组词比较，而不是单个词的比较。